馬以工
去年的同學會是在獅頭山開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錯的同學表示，他要請三桌素席。幾部賓士、富豪名牌車浩浩蕩蕩地殺上了半山的一座禪寺，住持尼姑冷冷地看著這群施主，說著："那麼年輕的人，又沒什麼大事，吃什麼素席！"那麼輕易地，就推掉了近萬元的收入。天氣微暗時，我們被安排吃他們日常的素齋飯，簡易的四萊一湯，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廟中沒有養豬，碗中不要剩飯。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氣地對我說："小姐，你們坐那幾桌，這一桌是特別修行的，他們吃剩菜的！"一會兒，坐下了幾位剛念完經的太大們，看他們穿戴，經濟狀況應該是十分良好，他們在那桌坐下，甘之若飴地吃著別人的剩菜。
可能是為了避免過分刺激，龍應台替《煙幕》一書寫的序文《弱國，你會說"不"嗎？》六三禁煙節刊登在《中國時報》上時，弱國兩個字被編輯拿掉了。《天下》雜誌的殷允凡看過這篇文章後告訴我，這篇文章不太像龍應台過去的文章，後半部簡直是像我在說話。
我把這段話告訴龍應台後，我們兩人在電話中大笑起來，"殷允凡真是好眼力！"我們不約而同地這樣說。那篇文章的後段；的確是我所提供一連串的數據，以及一大堆我的氣憤，但也經由這篇文章，使我對龍應台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鬥魚
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龍應台開始在時報"人間"副刊上，寫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年半後的中國人，很多人真的生氣了。特別是環境問題從核能電廠失火、牡蠣、文蛤被汙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氣的大題目。台中大裏鄉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長期忍受三晃農藥廠排放出來的毒氣，自組了"公害防治協會"。鹿港有十萬零六千人簽名連署，拒絕杜邦化工設二氧化鈦廠。到車諾比爾核電廠發生熔爐意外，反對再興建核四廠的聲音升至最高。
當一種社會運動變得十分熱門，或是竟然成為主流時，參與者的心態與組成分子就會變得十分複雜。
"搭便車"的人，在任何社會運動草創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後，成了氣候之後他倒也搖身一變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專業知識豐足，談環境問題隻是想出出風頭，倒也罷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討論環境問題，或有些人純粹以關心或愛心為出發點，卻不願意支持專家呼籲的保護方法，甚而錯聽了非專家的理論，造成愛之反而害之的惡果。這兩類的人最容易被對立的利益團體醜化與攻擊。
同時，由於環境問題變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鳴，每一個人切身的問題時，環境問題很容易成為政治反對者，在他提出其他社會改革口號，過於空洞而引不起群眾關注時，所剩下來最大的本錢。也有些人，以階級仇恨的心理來看利益團體。當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這幾種人反對的力量可能最為猛烈，但他們反對的效果卻不一定卓越，有時他們的反對，反而造成一種反效果。
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中，我們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覺得自己像鬥魚，也許是好鬥成性使我們仍堅持立場，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惡如仇外，一定還有些什麼，除了做鬥魚之外，一定應該還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標。
龍年
我也嚐試看在想，什麼才是更高層次的奮鬥目標呢？我把龍應台為《煙幕》所寫的序文再拿出來看，前半部是一個六歲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事，一開始拉吉夫已經被永備化工的氰酸毒氣毒死，他身為洗槽工人的父親，在泄氣的當時，已先拉吉夫而亡。這樣的故事與相同的感動，我曾在讀《野火集》時感受到，特別是讀到《不會"鬧事"的一代》。這篇文章刊出時，我並不在台灣，幾乎是同時，我也經曆了這篇文章一開始，引述自《紐約客》上的一個故事。
我的故事則發生在舊金山，站在漁夫碼頭附近的戲院前，掙紮著該不該進去看那部叫《龍年》的電影，看看電影的海報，中國人的形象已經有改善，不再是福滿州或陳查禮之類的妖怪，然而骨子中應該仍是一部辱華電影，腦中閃過的是昨天電視新聞，此間華人抗議的畫麵，不看是敵愾同仇，看呢？回台灣後多一個吹牛話題，因為台灣勢必是會被禁演的。最後我還是決定不看。
我很慶幸我的決定，而後我看到《不會"鬧事"的一代》時，激動地流下了眼淚，有學生一次又一次花錢買票進場去抗議，在紐約抗議南非的種族歧視，一次又一次被觀眾噓，被警察架出去，故事的結尾最為感人：
"觀眾的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廿來歲，一臉胡子的小夥子在後排突然站了起來，說："不不，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純粹來看戲的。我隻是想到，或許對於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隻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剛剛這幾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著的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天，不至於死在德國的煤氣房裏。"然後我就聽到一個非常熟悉沙啞的聲音突然響起："他說的一點不錯；你可別想叫我閉嘴！"我發覺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站了起來；她全身在顫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