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標題這個名字不錯。我記得好像是初中時，看見家裏在看一部電視劇，就叫做這名字。故事裏好像有三個小孩來著，我反正是沒看。
老爹呢，是農村出來的。他，是家裏的老大。莆田（莆的發音是第二聲！）山裏的，村落可是無窮無盡。地理位置限製發展，不是口說無憑。何況，農村非常重視勞動力，自然而然形成了歧視女性的習慣。不過現在非常少了，雖然爺爺那個年代仍有。
自然，就要談到奶奶。好像以前，家裏女性比較多，固然容易被歧視。後來，奶奶連生三個男孩，家裏被對外關係直接漲了一個層次。老爹是家中老大，逃不過老大最矮定律（隨便開玩笑的，其實沒有多大道理，和營養環境變化有關才是主要原因）。爺爺非常愛他，聽姑婆說（家裏五個姑婆，懂了為啥地位低了吧），我老爸，沒做過農活，是讀書的那種固然是考進大學，成為了當時全村數一數二的成功人士。這消息自然是傳遍了橋光村。我媽說，老爹吃過白蟻蟑螂，我倒不信，這倆同科的節肢動物都進過我爸肚子。自從家裏有一位醫生，生活水平也是水漲船高。全村看病、幫忙推薦醫生、甚至是各種人際關係，讓我家更加的方便。村長是朋友，村書記是老友，村裏老人小孩全是一家親，就像是一個完整的生態體係。
我媽總要求叫爺爺奶奶時，跟一個“鄉下”。我是否定的，這是一種城裏人對鄉巴佬的嫌棄。我也懂了這一條歧視鏈，搞的沒讀過書的姑婆天天念叨地位論。要不是我強調“新中國人人地位一樣，現在已經不是清朝民國了”，否則她還是會那麼死封建。總之，她們那些年代，山溝溝裏，思想歸根結底多少會有些禁閉。
老爹之所以是讓姑婆來當我家保姆，還是因為親戚關係方便。二叔家的嬸嬸會做飯比較閑職，是超市售貨員，便不用保姆。小叔家倒是把四姑婆請去當保姆。親戚之間，比陌生的鍾點工安心，熟人作案的可能性雖然上升，但可以和解調解總比坐牢方便。
老爹非常喜歡喝酒。我記得他耍過好幾次酒瘋，最羞恥的一次，是在家裏裸奔亂跑。我就不細說了，畢竟，家醜不外揚，他每天晚上吃飯時，總要喝一杯。直到他得了前列腺炎，不能喝酒了，還膽固醇超標，我媽放心地把他放出去吃席——已經不能喝酒了，喝了會進醫院。而且，我不喝酒，也是因為看我爸耍酒瘋：“好涼快啊！好涼快啊！”沒錯，他醉後裸奔時喊的。
老爹在酒席上，總是不拒絕別人給的煙。我非常討厭煙，如果我會當上國家幹部，說不定，把煙列入毒品就是我幹的。家裏有一條不成文規定：老爹抽煙，給老娘一千塊錢。直到我知道夫妻共同財產時，感性上的永動機出現了。新冠隔離時，他無聊也抽。“看肺部疾病的醫生肯定不吸煙”就像“每一個程序員都是禿子”，都是假的。我表哥（二叔家的）就是一頭秀發。
老爹說過，他以前看見過雪。福建下雪很少，就今年突然重新下雪了（2024年初，便於過往讀者理解。），已經過了整整十二年沒有雪了。莆田福安，都下了雪。可我在這期間卻犯了老毛病，像是天氣的影響罷。雨前打噴嚏，大風天沒有不高興，心情不好總是陰天，這下好了，犯腦病是下雪。不過，我對雪不感興趣。在加拿大時，我打過雪仗，在韓國，我滑過雪，還學得透了。雖然我更喜歡安全點的雪橇，但是下雪不能直接手抓，我倒是沒啥興趣，也難怪，我總是被當成北方人。如果廈大下雪，那肯定是長久的停課，把老師學生們放出來，一起打雪仗。而我，估計還想著借實驗室搞研究吧。
自然，老爹每次講到雪，都是高興的。老家日常下大雪。不過我一個太陽神，每次去哪哪裏天晴。尤其是新加坡的朋友家，那時候正值雨季，暴雨狂下，我去的時候正好天晴，我呆了十五天，一滴雨沒見到。一上飛機離開，“新加坡又下暴雨了，你們走的真及時。”作為一個出門從來不帶傘的人，根本不擔心下雨。我都快懷疑有什麼髒東西罩著我了，周末下雨，工作日晴天，或者我發燒躺家裏，外麵下雨。我出門遇到雨，屈指可數——一年五次算中等吧。除非我發燒，剛好錯過，或是宅在家裏。我經常和我爸猜天氣，他總是猜不過我。我看頭頂很多星星，便知道第二天大概率是晴天。老爹猜陰天，輸了——依賴天氣預報。最終，還是無所謂天氣的問題。
我記得我一直很好奇為啥老爹近視。也對，爺爺奶奶眼睛雖然是好的，但爺爺是帥氣的獨眼龍——白內障。家裏的基本是戴眼鏡兒的，我媽遠視，外婆老花，我是創傷性遠視眼（當時校園霸淩的後遺症），他們都說，讀書讀得很認真，才會戴眼鏡。但我覺得，是那個年代蠟燭看書看壞的罷（蠟燭的光屬於短波，並且燃燒不穩定，易閃光傷眼）。
不過，說起蠟燭，我倒是想起了爺爺講的一件事。
那時候，農村裏頭，非常喜歡種番薯，俗稱地瓜，當然不是裏麵紫色的紫薯，而是黃色的普通地瓜。有時候，讀書期間，父親便拿著地瓜在燭火上烤。結果，地瓜沒熟，燭火還熄滅了。後來，有人從城裏頭，帶了鎢絲燈泡。這種發熱的燈泡，在那個年代，今天的農村依舊常見。一個碗狀的聚光碗，翻過來變成了烤地瓜的碗。老爹和幾個弟弟吃得正香，結果被奶奶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