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渴望走的路，應當說，也是孫中山早年想走的路。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是在1894年興中會創立之時。當年康有為主張實行君主立憲製，孫中山則以美國模式的民主共和為理想，渴求建立一個"合眾政府"。1903年，他在檀香山一次對華僑的演講中說得很清楚："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製，實行共和。"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確實是按照美國模式來組建臨時政府的。盡管這種模式還顯得十分脆弱，但實行代議製，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推行政黨政治，這些對一個剛剛擺脫了千年專製的國家來說，不啻為一個重大進步。1912年的中國，各種政黨、社團紛紛建立，一如過江之鯽，注冊的政黨有八十六個，社團有二十二個。一時間，"民主政治"生機勃勃，千年老樹開了花，難怪乎已踏入"城頭望月"之境的胡適先生對此仍念念不忘。
不過，在這念念不忘的背後，我們似乎還應當說點什麼？若以今天的眼光看，無論如何，1913年的二次革命在其本質上都是一次冒險的軍事行動，或者說，是國民黨的一次自殺行為，顯現出孫中山民主思想的局限性，釀成了1924年改組國民黨時提出"以俄為師"的心理基礎。我的朋友邵建在談及此事時認為，設若當時的孫文們不是采用武力，而是以甘地對抗英殖民者的"非暴力"的方式來對待"宋案"（國民黨內確有"法律製袁"的意見），就不會給袁世凱在日後解散國民黨進而解散國會留下把柄，此話不無道理。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審視這件事時也說，他"無心為-洪憲皇帝-打翻案官司，隻是覺得袁的對手方也不那麼可敬可愛罷了……民國初年那個美國模式的破產，不能單怪袁世凱要做皇帝，雙方都有責任"。但是，孫中山的責任似乎更大一點。因為，二次革命從法理上來說是"非法"的，因為當時的國會還在，采用政治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性並非一點沒有。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剛建立起來的"民主共和政府"這個框架中，政治家們對當前時局的認知，以及選擇解決這一"政治紛爭"的方式，都將深刻影響這個嬰兒般的"新政體"能否獲得一個合理的出發點，也就是中國政治未來的端倪。不幸的是，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在此時卻"迷路"了，他們最終選擇了"兵戎相見"。其結果是，民國名存實亡，內戰連綿不斷，這就是梁漱溟先生1922年斥責"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的根本原因。
甘地有句名言："未來依賴於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對1929年來說，國民黨在中國全麵實行"一黨專政"，所依賴的是1924年"以俄為師"、引進"黨治製"這個事實；1924年引進"黨治製"，所依賴的又是1921年對蘇俄政體的推崇備至，因而放棄對西方民主憲政的追求；放棄對民主憲政的追求，恰恰又是依賴於二次革命失敗後的不知所措；而這一切，說到底，又統統依賴於中國政治傳統"固有之血脈"的重大影響……於是，讓我們再回到民國十八年，遙望國民黨1949年在中國大陸全麵潰敗的"未來"，拚合前因後果，結局早已命中注定，而其中的每一個環節就是"現在做的事情"。對此，我們還能說些什麼呢？
想不到，對泰山無字碑的解讀，末了，竟讓我生出幾許悲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