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現象看本質"，這曾經是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對泰山無字碑的解讀，我不滿足於那種"爬羅剔抉、排沙簡金"的史海鉤沉，而是想通過一座無字或有字的碑，讀出其中的幾多"曆史深意"。從兩千多年前的"焚書坑儒"，到兩千多年後的"黨權高於一切"，也許不是簡單的曆史循環和巧合。秦朝的"無字"是焚書坑儒，不允許人們有自己的思想；民國的"有字"則是輿論一律，隻允許人們有一種思想。而這一切，隻因為"中國的政治傳統在本質上是專製的"（易勞逸：《流產的革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王夫之語）。晚清以降，不知有多少先賢諸公、革命誌士想改變中國政治體製的破敗格局，赴湯蹈火在所不惜，從百日維新的康、梁，到為民主自由犧牲的第一人陸皓東，莫不如此。如果說，1911年的辛亥革命，總算是"否定了兩千年來的政治體製"（黃仁宇語）的話，那麼1913年的二次革命，其實際效果，卻直接導致了民主政治在中國的一次"流產"，是否可以說，它是對辛亥革命"成果"的另一種否定呢？
我無意臧否孫中山先生。他一生革命，東奔西跑，殫精竭慮，在曆史上被稱為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然而他發起的二次革命，舉兵討袁，授人以柄，確實讓當時的中國失去了許多嚐試變革的機會。且看孫在總結其失敗原因時所說："辛亥之役，汲汲於製定《臨時約法》，以為可以奠定民國之基礎，而不知乃適得其反。"（《製定建國大綱宣言》）可見，二次革命的失敗，對孫中山本人來說，在政治上無疑是一次重大打擊。他之所以後來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之所以將一些有著民主自由思想元素的國民黨元老"清除出局"，就因為這時他對民主政治開始產生了某種懷疑，並錯誤地將革命失敗的原因歸結於"不聽從他的領導"，從而下決心要建立一個由領袖個人獨裁的政黨，由此也可見孫中山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有著許多不足。1924年，國民黨召開一大期間，傳來列寧逝世的消息，孫中山要求休會三天以示哀悼，並號召大家努力把該黨變成列寧主義政黨。所謂"以俄為師"，也就是在這個層麵上，蘇俄的政治實踐與中國的政治發展邏輯找到了一個契合點。
對於二次革命，胡適一直抱有個人的看法。晚年在與唐德剛的談話中，他對民國初年民主政治在中國所遭遇的曲折頓挫，始終感到惋惜，認為"那時的北京政府已具備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結構，而掌握結構的成員，如民初的國會議員，也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胡適雜憶》）。胡適是"西學東漸"式的人物，對民主政治一直有著濃厚興趣。1913年"宋案"發生之後，很顯然，胡適本人是反對"兵戎相見"的;否則到了晚年，也不至於耿耿於懷，並以一種過來人的感慨口吻再次否定二次革命。正因為如此，胡適在1929年前後，之所以挑戰國民黨的"訓政"和"黨化教育"，態度堅決且堅定，也就不難理解了。從他晚年的談話中，更可讓後來的人——一如我們——以今天的立場來加深對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理解和敬意，這就是：胡適先生一生都渴望中國能走上民主憲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