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那些沒有專有詞彙來描述淺藍和深藍的語言中，人們看到藍色時依然可以區分不同的深淺。語言中沒有表達深淺不同藍色的詞彙標簽，就像語言中沒有各種各樣關於雪的說法，絲毫不會妨礙
我們感知和體驗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然而，它似乎會影響我們的響應速度，以及我們如何將外部環境編碼到記憶中的方式。和用同一個顏色標簽（藍色）或修飾過的標簽（淺藍色和深藍色）相比，用完全不同的顏色標簽（藍色和綠色）來描述人們的眼睛或衣物的顏色，更容易使我們記住，當然也更容易向朋友轉述。當我寫下這句話，我意識到我在使用英語時（用的是“blue”這個詞），腦海中浮現孩子眼睛的顏色會略微深一些，而使用俄語時會略淺（用的是“goluboy”這個詞）。因為這兩種顏色的基本色調不同，我的心理表征發生了變化。
另一個被廣泛研究的領域是時間概念。在科幻電影《降臨》（下文有劇透！）中，艾米·亞當斯飾演的語言學家在學習了一種編碼時間維度和時間轉移的外星語言後，得以穿越時空。雖然我們還不知道有哪種語言可以允許時間旅行，但不同語言的使用者確實對時間有著不同的理解，語言在塑造時間的心理表征方麵發揮了顯著的作用。（毫無疑問，倘若未來有機會與外星人交流，肯定少不了熟悉不同交流代碼的心理語言學專家。）
有些人認為時間是橫向推進的，另一些人認為它是縱向發展的，還有些人則認為時間是循環往複的。講英語的人更傾向於橫向地表示時間，他們會
說事件發生“之前”或“之後”，會“前瞻”某事，或“回望”童年。而講漢語的人既會橫向又會縱向地表示時間，他們會將早些發生的稱為“上”，晚些發生的稱為“下”。對語言如何塑造時間表征的研究發現，當被問及三月是否在五月之前時，英語使用者在看到水平排列後反應更快，而漢語使用者在看到垂直排列後反應更快。（但說英語的人也可以學會用垂直的方式來思考時間：新的說話和思維方式是可以習得的。）當然，在現實中，時間根本不是一條線，盡管物理學家確實相信時間不可能脫離空間存在。
對於時間主要是數量還是距離的問題，不同語言使用者的觀點有所不同。說英語的人在談論時間時既使用距離隱喻（比如“把會議向前推進”“短暫的幕間休息”），也使用數量隱喻（比如“很多時間”“節省時間”），而使用距離隱喻比數量隱喻更頻繁。其他語言則不然。
在兩個關於時間隱喻如何影響時間估計的實驗中，實驗人員要求不同母語的人（如英語、印度尼西亞語、西班牙語和希臘語）估計線條變至全長和杯子裝滿水所需的時間。實驗發現，如果母語對時間有更多距離隱喻（如英語和印度尼西亞語），那麼該種語言使用者對時間的估計受線條長度的影響更大；如果母語對時間有更多數量隱喻（如希臘語
和西班牙語），那麼該種語言使用者對時間的估計受水量的影響更大。
我們發現語言也會影響方向感。英語中有東南西北等基本方向，也有前後左右等以自身為中心出發的坐標。有些語言就沒有這兩種選擇。在隻有基本方向的語言中，說話者必須隨時知道東南西北在哪裏，以便用來描述位置和方向，甚至自己身體和四肢的方位（比如他們會說用“南手”拿蘋果）。
並非所有研究都發現了時間表征或顏色感知方麵的差異。它們與薩丕爾-沃爾夫假說下的許多效應一樣，仍然需要確定語言效應存在的條件。語言決定論研究中的差異，部分是由於對每個成分的不同定義和測量造成的。即使那些人有資格被算作雙語、三語或多語者，仍舊涉及定義的問題。到底雙語（或三語、四語……）的學習者要學得多好，才算是跨過了那道門檻，成為會說這種語言的人？能不能被看作雙語者或多語者，這種判定不僅因人而異，而且因研究而異。
我們還沒有確切地了解哪些認知功能會被語言改變或不會被語言改變（以及何時、為何、如何改變）。然而，越來越清楚的是，雖然語言並不決定思維，但它能以強有力的方式幫助塑造思維。愛德華·薩丕爾曾說道：“僅把語言想象成解決溝通和思考的具體問題的附帶手段……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錯覺。事
實上，‘現實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在不知不覺中建立在群體的語言習慣之上的。”
有時候，錯覺現象恰恰能讓我們瞥見大腦對現實的解釋是多麼主觀。我們的直覺認為，感知是直接的，我們所感知到的是外部世界未經過濾的版本，並且我們都對同一現實有共同的感知，而錯覺與我們的知覺相悖。我們認為感官感受不應該受觀念左右。這就是為什麼當有人堅持認為我們眼中的金色衣服實際為藍色時，或者當我們清楚地聽到的“Yanny”在他們聽來卻是“Laurel”時，我們會感到如此驚訝。這隻是近年來在網上廣為傳播的知覺錯覺實例中的兩個。
在Yanny\/Laurel聽覺錯覺中，同樣的聲音被一些聽眾認為是“Yanny”，而其他聽眾則認為是“Laurel”。在藍\/金裙的視覺錯覺中，完全相同的裙子被一些人認為是藍色和黑色的，而被另一些人認為是白色和金色的（雙方都在搜索引擎的另一端各執一詞）。這樣的知覺錯覺表明，你聽到或看到的東西最有可能受到那些在你大腦中被激發的神經元的影響，而哪些神經元最有可能在你的大腦中被激發取決於那些先前被最近經曆所激活的神經元。人們在聽完全相同的聲音時，可能會感知到不同的詞（比如brainstreen need
le，即頭腦風暴和綠色的針），這取決於他們在聽到這個詞之前讀到什麼詞。
每時每刻，經驗都在不斷重塑我們的神經網絡，因此即使對於完全相同的刺激，激發的神經元也永遠不會完全相同。同一個人可以在某一天看到衣服是這種顏色，而在另一天看到另一種顏色；或者在早上聽到的是“Yanny”，而在下午聽到的卻是“Laurel”。很多時候，激發的神經元網絡的差異並不強烈，不足以產生明顯不同的體驗，但有時它們會越過一個閾值，導致對相同輸入產生完全不同的感官感知。對於同樣的環境輸入可以引起人們不同情緒的事實，我們已經能夠理解，但很難接受同樣的環境輸入可以引起不同感官體驗的事實。
真相是，不管是情緒還是感官都是主觀的。從周圍的視覺環境到我們所說的語言，感官知覺可以被任何東西影響、扭曲和改變。
當雙語者轉換語言時，他們的神經激活網絡會發生變化，他們對現實的感知和解釋也會發生變化。在經典的雙閃錯覺實驗中，一次閃光會由於聽到兩個聲音信號而被錯判成兩次閃光。對於多語者來說，實驗中給予的聽覺和視覺刺激需要比單語者的更密集，否則他們便不會錯判。換句話說，在跨模式輸入之間缺乏自然關聯的情況下，雙語能力可能會增強對諸如時間感受等某些特
征的敏感性。有人提出，這是由於雙語者在確定何時應將視覺和聲音組合時（基於空間、時間和語義特征），能夠進行更為有效的自上而下的控製。
多語能力除了影響感官感知，還可以改變跨知覺模式的輸入整合。多重感官整合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聯覺”——將一種感官體驗與另一種感官體驗聯係起來，例如將聲音與顏色或某些生理感覺相聯係。畫家瓦西裏·康定斯基從畫作中感受到樂音悠揚，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從方程式裏、藝術家法瑞爾·威廉姆斯在聽音樂時，都能感受到色彩紛呈。雖然我們大多數人沒有經曆過這種極端的跨感官整合，但我們也受到了跨感官的影響。例如，聽流暢的音樂可以增強巧克力的絲滑口感。其實當同時感知到聽覺和視覺輸入時，我們所有人都會將不同模式的信息進行組合，當然也包括在處理語言時。
雖然多語者在處理非語言刺激（比如在雙閃錯覺實驗中不相匹配的聲音和閃光刺激）時的時間感會更佳，但在處理語言時，他們似乎更容易將視覺和聽覺輸入合為一體。在整合語言輸入時，多語者更有可能將說話者的聲音和唇部動作結合起來。
麥格克效應（McGurk effect）指的是這樣一種現象：如果你的眼睛看到某人的嘴唇發出一種聲音（如“ga-ga”），而同時你的耳朵卻
聽到另一種聲音（如“ba-ba”），那麼你的大腦所感知的並不是這兩種聲音，而是一種全新的聲音（“dada”）。在語言發展的最初階段，多感官整合就存在於語言理解的過程中。在能聽能看的人中，大腦學會了將特定的視覺輸入與特定的聲音配對，而且這些關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固化。當意外的錯配發生時，大腦就在試圖協調它的過程中產生了麥格克效應。
我們的研究表明，雙語者比單語者更容易出現麥格克效應，這表明多語經驗改變了多感官整合。這可能是因為雙語者在學習另一種語言時，需要（至少在學習初期）更多地依賴於視覺信息來理解語音。外語學習者常稱他們會更關注說話人的唇部，來提升自己的語言理解能力。另一方麵，在電話中理解一種新語言比當麵理解更難，因為缺乏視覺信息。事實上，在多語家庭中長大的嬰兒會比單語嬰兒更注意說話者的唇部。雙語者和單語者在處理語言相關輸入時的這些早期差異，將持續影響他們一生的感官處理過程。
視覺和聽覺並不是受語言影響的唯一感官，盡管對其他感官模式的研究鮮見。在對感知進行編碼的方式上，語言和語言是不一樣的。不僅不同語言中感官詞彙數量不同，而且同一語言的使用者描述感官的一致性也不盡相同。例如，嗅覺在所有語言
中幾乎普遍比其他感官編碼得更差。一個在想象中嚐、聞、觸不同物件的研究發現，多語者在用外語時對觸覺、動覺、聽覺和視覺方麵感官體驗的心理想象不如用母語生動，這表明生活的原始體驗與母語緊密相連。
語言甚至可以影響我們對疼痛的感知。使用髒話可以讓人們把手放入冰水中保持更長時間，這可能是由於疼痛閾值發生了變化及生理壓力通過語言被釋放。下次當你絆到腳趾或踩到孩子的樂高時，就可以用這經實驗證實的證據當借口啦。（盡管飆吧，你感覺會好些！）
語言是我們處理和組織周遭世界信息的最強大的工具之一。語言係統過濾了我們對現實世界的感知，而學習另一種語言使我們有可能在不受單一語言的限製下感知周圍的環境。多語者能夠感知到更多的天地萬物，因為他們能夠超越單一語言所強加的單一認知。我們既有了語言，還需那些改變心智、麻痹自我的藥物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