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其能力的影響，這種能力以別人看不到的方式將思維的火花聯係在一起。
一項研究創造力與雙語關係的文獻綜述提到，在關於此類主題的24項研究中，有20項報告稱雙語者在各種創造力任務上的表現優於單語者（其中有一項研究發現沒有差異，另有三項研究發現雙語者的表現更差；這種研究差異的程度對心理過程測量來說並不奇怪）。一種廣為使用的衡量創造力的方法是“輪換用途任務”（Alternate Uses Task）。在這項任務中，研究者向被試者呈現一種日常物件，並要求他們在短時間內盡可能多地想出其創造性用途，以此來評估被試者的發散性思維。當被問及紙的其他用途時，經常出現的答案可能是紙飛機、紙帽子或衛生紙，也有燈罩、過濾器或紙牌遊戲等新穎一點的答案，較新穎的答案可能是擴音器、風車或用於裝飾的人造雪等。輪換用途任務中的表現與藝術和科學成就具有相關性。值得注意的是，當要求雙語被試者在測試期間切換語言時，與保持同一種語言時相比，他們的成績會有所提高。
有人提議使用一個計算平台來自動評估創造力，它可依托自然的語言處理過程來量化文本中詞彙之間的語義距離，從而生成一個語言創造力得分。但其實這種方法對創造力的看法非常狹隘，說明了
衡量創造力所固有的挑戰。
誰來決定創造力的定義？盡管我們有創造力測試，但準確的衡量標準仍然難以捉摸。誰更有創造力？是充滿著奇思妙想的小發現的人，還是帶來偉大改變的大發現的人？是那些致力於科技進步、發家致富的創新者，還是那些致力於在藝術或情感上打動人心的創新者？這一切都未有定論。測算統一的創造力商（Creativity Quotient）或統一的雙語商（Bilingualism Quotient）可能並不算是一個明智之舉。
高的創造性傾向並不一定意味著在創造實踐中有所斬獲；對大多數人來說，它可以表現為在日常生活中更善於解決問題，善於講故事，或更樂於接受新的經驗和想法。對經驗持開放態度是一個與創造力和多語能力兩者都高度相關的特質。雖然學習另一種語言不會讓你的創意突如泉湧，但它可以從無到有、從有到多地增進你的創造力。如果你恰好正從事著創造性事業，那麼它可以為你的開疆拓土助上一臂之力。
談到創造力，語言本身就是一個創造性和生成性的過程。語言最獨特的一個方麵是，它允許我們將有限的詞彙組合起來，表達無限的思想、情感和行動。隨著多種語言的使用，組合的可能性呈指數級增長，尤其是當我們不僅在一種語言內而且是跨
語言進行組合時。
名字有那麼重要嗎？
把玫瑰叫成別的名字，
它還是有芬芳香氣。
莎士比亞筆下，朱麗葉正為她對羅密歐的愛痛苦不已，她講道：某種東西的名字並不會改變我們對它的感知——將玫瑰叫成其他任何東西都不會改變它的芬芳。
在不改變意思的情況下將詞語互換使用，以及將語言視為一種遊戲，這或多或少符合了德國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語言遊戲理論（Sprachspiel），他認為單詞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我們都願意遵守正在進行的這“語言遊戲”的“遊戲規則”。
但莎士比亞和維特根斯坦是對的嗎？玫瑰花還有其他名字嗎？近一個世紀前，語言學家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和本傑明·沃爾夫（Benjamin Whorf）提出，語言塑造了思維和我們對現實的感知，這就是後來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
我們按照母語規定的路線來剖析自然。我們從現象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各種範疇和類型，在自然中根本無從尋找，因為它們緊盯著每個觀察者的臉；相反，世界呈現在萬花筒般紛繁流動的印象之中，必須由我們的頭腦，且主要是我們頭腦中的語言係統將其組織起來。我們將自然切割開來，將其組織成概念，並賦予意義，這
主要是因為我們製定了一個協議……這個協議貫穿於我們自己的語言社區，並且用我們的語言模式編纂起來。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提出了兩個主要論點：語言決定論和語言相對論。語言決定論認為語言決定思維，而語言相對論認為思維與語言有關，不同的語言使用者有著相異的思維方式。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自1929年提出以來就一直備受爭議，它最極端的觀點是，在語言裏某些詞彙的缺失會導致無法思考這些詞語所指的事物，而大部分的爭論集中在如何定義並衡量思維和語言。
用來支持沃爾夫理論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因紐特人關於雪的詞語（數量超過50個）。因為雪是因紐特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因紐特人有很多利用雪的方式，所以他們對雪的認知與那些對雪經驗較少的人不同。沃爾夫認為，霍皮語#pageNote#4沒有任何過去、現在和未來時態的語言標記，所以它體現了霍皮人感知時間的不同方式。
自那時起就有人指出，使用其他語言的人也能在語言上區分雪的類型。唯一的區別是，他們可能會使用多個詞語或短語來代替單個詞語，比如下落的雪、地上的雪、壓實的雪、冰狀雪、泥濘的雪、濕雪等。盡管霍皮語不像英語或許多其他語言那樣標記時態，但霍皮人可以通過參考自然時間標記（比如日月天體的運行、一
年四季的輪換、河流的水位、莊稼的青黃等）來交流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現象。
對語言決定論的抵製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決定論將語言等同於思想的觀點太絕對了，它不承認語言影響的局限性，並且經常會產生不一致的研究結果。一種語言中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可翻譯的，即使不總是高度精確，即使可能需要使用大量的詞進行解釋。那麼，為什麼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持續引起如此多的興趣和癡迷呢？心理學家約翰·卡羅爾（John Carroll）寫道：“也許這是種暗示，所有人的一生都被語言的結構所誘導，而陷入了一種感知現實世界的特定模式，所有人都蒙在鼓裏，而意識到這種約束的存在可以幫助你以煥然一新的視角看待世界。”我的一個學生甚至想知道，學習一門外語是否有助於他們擺脫因使用標準美式英語和非裔美式英語方言而產生的種族圖式#pageNote#5和偏見。
早在薩丕爾和沃爾夫提出語言決定論和語言相對論之前，以及科學界開始對這些觀點進行實證檢驗之前，哲學家弗裏德裏希·尼采（Friedriietzsche）就提出過語言對思維的限製，他甚至把語言稱為“監牢”。
那麼，多語的使用是打開監牢的鑰匙嗎？如果語言是一個濾器，它將我們周圍用來解讀現實世界的信息過濾了一道，
那麼新的語言會戳出更多的洞，或者戳出更大的洞，讓我們能夠接收和了解更多關於世界萬物的信息。
我不認為所有的想法、記憶、情緒或學習都一定是語言導向的。語言決定論在解釋像“愛”或“榮譽”這樣“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物時就顯得捉襟見肘了。有許多諸如騎自行車或遊泳之類的學習，根本無須語言的介入。而經典條件反射，如著名的巴甫洛夫實驗（將鈴聲與食物關聯起來，並在聽到鈴聲時開始流涎），就是非語言學習的另一個例子。
在記憶研究中，一個多世紀前著名的針刺實驗證明了大腦在沒有語言的情況下也有學習和記憶的能力。瑞士神經學家愛德華·克拉帕雷德（Édouard Claparède）曾經治療過一名患有順行性遺忘症的女性（順行性遺忘症是指無法形成新記憶和記憶新信息）。這位病人記得童年事件，擁有舊時記憶，但無法創造任何新的記憶。如果克拉帕雷德離開房間一個小時，她便會很快忘記他是誰，甚至不記得曾經見過他，盡管她每天都在和他互動並接受他的測試。有一天，克拉帕雷德把一根別針藏在手心裏，當他向病人問好時伸手去和她握手，用別針刺到了她。第二天，雖然患者不記得自己曾經見過克拉帕雷德，更沒有意識到被他刺到過，但她拒絕與克拉帕雷德握手，盡管
她以前每天都這樣做，也無法解釋為什麼不再想與他握手。即使她並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但記憶猶在。熟悉克裏斯托弗·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電影《記憶碎片》的影迷可能還記得，一名保險代理人就是使用了類似的策略，來確定患者是否在假裝記憶障礙。
很明顯，語言和思想並不能相提並論。雖然語言不能完全決定思想，但它仍是有意義地促進和影響我們如何思考以及我們是誰的關鍵因素之一。即使不能用單個詞但仍可以使用短語或句子來談論雪或時間，語言對思維的影響似乎不在於你的智力能夠表達什麼，而在於你如何表達它。
例如，在Twitter和Reddit#pageNote#6上，多語人士指出，在西班牙語中和“注意力”搭配的動詞是“借”，因為你有點想要它回來；在法語中的動詞是“製造”，因為如果你不製造，它就不存在；如果用英語來說，你得用“支付”，因為它很有價值；而在德語中，你會用“贈”這個動詞，因為它確實是一份禮物。像這樣的語言剖析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顏色感知、時空關係和參照框架隻是受語言影響領域的一部分。就顏色來說，世界上的語言在使用基本顏色詞彙的數量上差異很大。據“世界顏色調查”估計，世界上至少有20種語言隻有三到四個基本色彩
詞語（一個詞代表白色或淺色，一個詞代表紅—黃色調，一個詞代表黑—綠—藍色調）。因為語言會影響輸入信息中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那些文化特征，並且因為每種語言隻將可能選項中的一個子集詞彙化，所以不同語言的使用者對顏色的感知和記憶並不相同。
英語中表示藍色的隻有一個詞“blue”，而俄語中有兩個不同的單詞分別表示淺藍色（goluboy）和深藍色（siniy）。（我們當然也可以將英語單詞組合起來或者用短語來描述深淺各異的藍色，但這些方法不太常見，而且通常不是孩子們在啟蒙階段會學到的主要顏色。）當英語使用者和俄語使用者接受顏色辨別任務測試時，俄語使用者在區分兩種顏色時會更快。在另一項針對希臘語使用者和英語使用者的研究中，測試者通過腦電圖測量大腦電活動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希臘語中也有兩個不同的單詞來區分淺藍色（galazio）和深藍色（ble）。腦電圖反應顯示，講希臘語的人對藍色的明暗變化比對綠色更敏感，但講英語的人則沒有這種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