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患
特征
身體
疼痛
是153740.74
否223659.26
充足
睡眠
是216957.49
否160442.51
家庭
特征
人均
收入
≤2000118731.46
2000～6000148739.41
>6000109929.13
子女
同住
是68418.13
否308981.87
有人
照料
是268171.06
否109228.94
隔代
照料
是93224.70
否284475.30
社區
特征
區域
位置
東119831.75
中西257568.25
環境
形象
較差169744.98
一般132535.12
較好75119.90
活動
場地
是94224.97
否281375.03
衛生
服務≤2km99826.45
可及性
2～5km149939.73
>5km127633.82
隨著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係的不斷發展，農村老年人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幾乎實現全覆蓋，未享受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低於5%。養老和醫療保險是農村老年人生活與衛生醫療的一道保護屏障，極高的人群覆蓋率使沒有享受社會保障成為小概率事件。與2011年5.14%比較，醫療保險的未參保率仍在不斷下降，2013年4.08%、2015年3.23%。無論養老保險還是醫療保險均與研究樣本中農村老年人健康沒有相關，同類研究或未將其作為健康因素分析，或引入分析也不顯著，本文未將其作為健康因素考慮。羅雅楠、王振傑、鄭曉瑛：《中老年人日常活動能力變化與抑鬱症狀關係的研究》，載《中華流行病學雜誌》，2017（8）。張麗：《農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及其分化研究——基於2011年CHARLS數據的實證分析》，載《南京醫科大學》（社會科學版），2015（6）。
四、統計分析方法
（一） 數據預處理
初始研究樣本中發現存在個別記錄在不同跟蹤年份出生時間、性別、教育程度等數據信息存在不一致、無法匹配的情況，則利用後期跟蹤數據中的信息對前一期數據進行校驗修正。對於性別信息不一致，除前後校驗外，同時使用問卷中與性別相關的問題如絕經年齡、前列腺疾病等進行邏輯驗證。人口學特征信息校驗修正後，三期跟蹤記錄在出生隊列、性別、教育程度上均能保持一致。
大型跟蹤樣本難免存在缺失數據，研究樣本中3773人3期跟蹤信息也依然存在缺失值，但變量缺失值發生比例並不高，甚至某些變量僅缺失幾個數值。缺失值處理最簡單的辦法是默認缺失隨機發生並刪除缺失記錄，但如此操作會由於某個調查對象某一個變量缺失一個值，就要刪除這個調查對象所有記錄，也就是會刪掉研究樣本中一個調查對象3條跟蹤記錄。這樣刪除缺失記錄帶來的後果必然是樣本量的大大縮減，同時也降低了樣本數據的利用效率。
研究樣本對缺失值采用變量值插補的處理方法。數據插補是隨機樣本數據中常用的處理缺失值的手段，它不但能夠減少樣本信息的無應答偏差，同時也可以產生一個沒有缺失值的完整樣本。缺失值插補方法有很多如隨機插補、演繹插補、均值插補、條件均值插補、回歸插補、多重插補等，不同的插補法原理各不相同，插補效果也有所差異，但目前學界對此缺少統一的評價標準。研究樣本中發生缺失的變量既有定性變量也有定量變量，既有缺失例數極少的變量也有缺失例數相對較多的變量，插補時所用方法有所不同。對於缺失例數極少的定性變量采用演繹插補，定量變量采用均值插補；而對於缺失值相對較多的變量采用回歸插補。研究樣本缺失值插補過程中注意保持一個原則，即盡量保持插補前後變量類別構成或平均水平基本不變。經過缺失值插補後研究樣本成為完整跟蹤數據樣本，基本樣本結構未發生明顯變動。
（二） 數據分析方法
利用STATA13.0對農村老年人健康跟蹤數據進行分析時，首先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利用單變量描述性統計方法，主要是頻數分析描述基線樣本構成；利用雙變量列聯分析描述不同特征變量間BADL\/IADL能力受損、抑鬱症狀發生及良好自評健康的頻數及百分比分布，同時雙變量相關的顯著性檢驗反應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其次，在變量描述性分析的基礎上，農村老年人健康及其影響因素的多元分析將使用分層logistic模型。根據研究樣本中的農村老年人健康因變量特點、跟蹤數據結構特征，多元分析方法的選擇過程包含logistic回歸模型及分層模型選用的兩層含義。
1. 分層模型的選擇
分層模型，即多水平模型的方法理論逐漸成熟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近年來處理複雜結構數據常用的統計分析方法。隨著計算技術和統計軟件的不斷發展，多水平模型分析的應用更加方便快捷，也進一步推進了它的廣泛使用。分層模型主要適用於嵌套數據，即有層次結構或重複測量的數據，這類數據存在明顯的群組聚集性，傳統分析方法忽略數據間層次關係可能導致分析結果出現係統性偏差，分層模型通過將數據按層次結構進行多水平分析，有效控製群組聚集性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次研究樣本數據是既包括跟蹤期內的重複測量，又包括個人、家庭、社區不同層次的嵌套數據結構模式，適用於分層模型分析。
研究樣本中每個農村老年人均有3次跟蹤記錄，而同一名老年人3次健康跟蹤數據信息必然有高度相關性，不同老年人之間3次健康跟蹤結果卻可能存在明顯的個體間差異性；同樣，每一個社區有一定數量的農村老年人樣本，他們生活在同一個社區環境中健康也可能具有相似性，而與其他農村社區老年人群健康存在整體差異性。顯然農村老年人跟蹤樣本數據結構在重複測量層次、家庭內、社區內均可能存在群組聚集性，而在個體間、家庭間、社區間可能存在群組差異性。多水平分層模型應用的基本要求是每個層次內群組樣本量至少為2，但研究樣本中家庭內調查對象例數不能滿足此條件，因此分析中家庭特征不能作為一個單獨層次，而需將家庭因素並入老年人個體層次中，這樣多水平模型分析時最多會有3個層次，即重複測量的時間層次、個體家庭層次與社區層次。
2. 分層logistic模型的選擇
理論上分層模型是傳統回歸模型的發展，根據不同的適用條件分層模型類型既有分層線性模型，也有分層logistic模型，還有分層泊鬆模型等。研究樣本中反映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心理健康及綜合健康的因變量在數據類型上麵臨兩種選擇，一是根據測量量表項目評分加總，將總分作為數值型因變量，另一種是根據量表項目總分、或項目判斷將因變量定義為分類變量。由此，數據分析時也麵臨不同的分層模型選擇，如果使用數值型因變量則宜選用分層線性模型，如果使用分類型因變量則宜選用分層logistic模型。盡管當前分層線性模型使用範圍相對廣泛，但卻普遍存在對模型適用條件不夠重視的現象。
分層線性模型依然屬於線性回歸模型範疇，對樣本數據的基本要求仍須滿足線性回歸假設，即不同層次的殘差服從正態分布、且0均值、獨立、齊方差，但通常健康量表測量的數值型因變量並不能呈現正態或近似正態分布，而是有偏分布。研究樣本中農村老年人BADL、IADL、CESD10量表得分，如果作為數值型因變量它們都表現出明顯偏態分布特征。特別是BADL\/IADL總分更是極度右偏分布，即使嚐試對其進行平方根、倒數、正切等變量形式轉換，結果仍無濟於事，完全無法將其轉換為近似正態分布。通常健康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健康結果更適宜使用分類狀態表示。鑒於以上考慮，本文軀體健康、心理健康數值型因變量，反映綜合健康的順序分類因變量並不適合使用分層線性模型分析，因此均將其轉換為二分類變量進行logistic分層模型分析。
3. 分層logistic模型原理
（1） 空模型。
用t表示跟蹤時間，i表示農村老年人個體或家庭，j表示農村社區，ptij表示生活在j社區的i老年人t時間上健康結果變量類別的發生率，以下簡要介紹分層logistic模型原理。通常使用分層模型首先引入空模型，即無條件平均模型，檢驗分層是否有意義；分層有意義的基礎上，根據需要擬合隨機截距模型或隨機係數模型。以兩水平空模型為例：
logpti=β0i+εti(21)
β0i=γ00+δ0i(22)
其中，β0i代表方程的截距即平均值，下標i代表每個農村老年人個體都有各自的截距，這也是區分多水平模型與普通回歸模型的直觀標誌。γ00表示logpti總平均值，δ0i表示老年人個體層次的隨機變量，它是第i個老年人與總平均值之間的差異；εti是第一層次隨機變量，即t時間i個體與平均截距之間的差異。模型同樣也有適用條件，一是εti和δ0i不同層次的隨機變量互相獨立，二是εti和δ0i服從正態分布、0均值、群內齊方差，σ20與τ20分別是重複測量方差和個體間方差。個體間變異有顯著性，即δ0i的方差大於0才有使用分層模型的必要，否則宜使用普通logistic回歸。
（2） 兩水平分層模型。
使用分層模型目的是分析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因此空模型中需要引入自變量，分析不同層次變量特征的影響效應。兩水平分層模型在實際數據分析中使用較多，隨機截距模型表示個體間變化截距不同但斜率相同，隨機係數模型表示個體間變化的斜率不同，以及兩類隨機效應同時存在的隨機截距與隨機係數模型。由於不同層次變量的作用方式不同，使兩水平模型在形式上比普通線性回歸方程要複雜，公式23、24分別是兩水平隨機截距模型、隨機截距與隨機係數模型的回歸方程：
logpti=β0i+β1xti+εti(23)
logpti=β0i+β1ixti+εti(24)
β0i=γ00+γ0iz1i+δ0i(25)
β1i=γ10+γ1iz1i+δ1i(26)
其中，xti是第一層次變量如跟蹤時間，z1i是第二層次變量如個體特征。
（3） 三水平分層模型。
三水平分層模型原理與兩水平分層模型一致，隻是模型分層又增加了一個水平。研究樣本中，第一層是重複測量的跟蹤時間，即每個農村老年人個體均有三次跟蹤測量的健康結果，第二層為個體及其家庭水平，第三層為農村老年人生活所在社區水平，分層數據結構由低到高是依次被嵌套關係，即重複測量嵌套於個體層次，個體嵌套於社區層次。公式27、28分別是三水平隨機截距、隨機截距與隨機係數模型的回歸方程：
logptij=β0ij+β1xtij+εtij(27)
logptij=β0ij+β1ijxtij+εtij(28)
β0ij=γ00j+γ01z1ij+δ0ij(29)
β1ij=γ100+γ11jz1ij+δ1ij(210)
γ00j=η000+η001w1ij+ν00j(211)
γ11j=η110+η111w1ij+ν11j(212)
其中，xtij是第一層次變量如跟蹤時間，z1ij是第二層次變量如個體特征，w1ij是第三層次變量如社區特征。
（4） 模型擬合。
與普通回歸模型類似，logistic分層模型利用χ2統計量檢驗模型是否有統計學意義，利用2LL或Deviance、AIC、BIC反映模型擬合程度，擬合程度指標還可以用來檢驗新引入變量對模型的貢獻。利用不同層次空模型中隨機變量ε、δ、ν的方差可以計算群間相關係數反映群組間的差異性，也可以與引入解釋變量後模型中的隨機變量方差比較，計算水平內自變量解釋的層間變異程度。對於統計模型擬合而言，應用於實際數據分析時並不一味強調統計模型擬合達到極致，而是要兼顧研究理論與分析結果的可解釋性。也就是說分層模型的擬合與選擇要理論聯係實際，既不是模型分層越多越好，也不是隨機化係數越多越好，而是以建立具有良好可解釋性的簡約模型為宜。
三水平模型及以上分層模型原理與兩水平模型一致，但是實際應用中如果模型分層過多，經常由於高層次內樣本量不足導致模型擬合過程無法收斂；即使模型擬合理想，分層過多、解釋變量較多時，隨機係數解釋也可能麵臨困難（王濟川，2008）。王濟川、謝海義、薑寶法：《多層統計分析模型—方法與應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2頁。本文研究中模型分層未追求高水平分層，而是結合實際分至三層，其中，個體與家庭歸為一層，調查樣本所在地理區域特征歸入農村社區層次。加之樣本解釋變量數量較多，利用分層模型的主要目的旨在調整由於數據結構的層次性可能導致的農村老年人個體跟蹤期內、社區間樣本不獨立現象，因此分析將選用隨機截距模型。普通logistic回歸由於因變量的特殊性，隨機變量ε的方差被標準化為π2\/3≈3.29，此特性也出現在logistic分層模型。分層模型分析結果中會顯示第一層隨機方差始終是這一常數，由此也導致第一層次隨機方差構成比的比較失去意義。分析過程中將分步驟擬合嵌套logistic分層模型，以呈現不同層次、不同特征解釋變量對農村老年人健康的影響，展示不同嵌套模型的顯著性及其擬合程度指標，農村老年人健康變量間關係解釋以最終模型為準。
第三章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第三章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
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本章研究內容聚焦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以ADL量表作為軀體健康的評價工具，分析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首先通過國內外文獻梳理分別提出BADL\/IADL能力變化及其不同特征影響因素的研究假設，其次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的時期—隊列數據進行雙變量描述性分析，再利用二分類logistic分層模型對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因變量進行多水平、多因素分析，驗證研究假設，最後對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研究內容進行總結概括。
第一節軀體健康研究假設提出
軀體健康是綜合健康的生理載體，是人口健康的生物基礎。自然界發展的規律表明隨著個體不斷老化，軀體健康也逐漸衰退。與臨床醫學使用人體健康測量指標不同，人口健康研究經常使用ADL量表測量軀體健康。ADL量表是用來測量老年人軀體健康的常用工具，主要分為BADL基礎性日常活動能力、IADL工具性日常活動能力。日常活動能力是老年人生活質量的重要保障，有些時候不加區分將BADL能力與IADL能力合並研究會模糊兩種能力的層次感。如果說BADL能力是日常生活中處理個人衣食起居的能力，即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那麼IADL能力則反映更高水平的能力，如燒飯、購物、乘車等需要與個體以外社會環境互動的能力，通常IADL能力先於BADL能力出現受損或下降。
一、軀體健康狀況的研究假設
老年人軀體健康與軀體功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疾患的增多而不斷弱化，也可能會由於生活水平、醫療衛生條件不斷提高而暫緩弱化，還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出現身體功能的反複。因此關注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對了解老年人健康需求，提供老年人健康服務是非常重要的。老年人軀體健康變化研究中，既有相關理論探討，也有應用性研究的開展。
當前存在眾多健康理論假設用來解釋老年人健康變化規律，但它們的觀點並不一致。一種觀點即疾病拓展理論認為，盡管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醫療保健水平提高、營養與健康行為都有助於降低老年人口死亡率，但增長的預期壽命拉長了人的生命周期，更長的老年期增加了共患疾病和失能的可能性，因此會提高老年人共患疾病與失能的發生率（喬曉春，2009）。也就是說，預期壽命的不斷增長雖然使人口群體的生命周期長度不斷增長，但生命周期增長部分主要發生在老年期，由此在患病與失能發生時點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拉長了患病和失能窗口期，增加了暴露機會，從軀體健康發展的趨勢上來看即老年人共患病率和失能率將會不斷增長。
另一種觀點即疾病壓縮理論則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醫療保健水平提高、營養與健康行為不僅對死亡率下降有促進作用，同時也會推遲老年人患病和失能發生的時間，因此在一定生命極限條件下，老年人處於患病或失能狀態的存活時間被壓縮（董維真，2009）。也就是說，戒煙、限酒等健康生活方式會推遲慢性病患病和失能的發生時間，甚至可能使人不患病、不失能，在常數平均壽命的條件下患病或失能生存時間縮短，從軀體健康發展的趨勢上來看，老年人患病或失能的發生率將會不斷下降。
不難看出疾病拓展與疾病壓縮的理論假設既有其合理之處，也有其自身局限，1982年曼頓提出了動態平衡假說。這種平衡理論認為預期壽命的增長、患病與失能生存時間增長是同步的，在死亡率下降的同時慢性病與失能發生率可能升高，但是它們帶來的嚴重程度卻會下降（Manton，1982）。預期壽命增長與患病或失能發生之間處於一種動態平衡的狀態，可能在某個階段、某些人群中會出現此消彼長，但是長期發展看它們之間存在動態變化的關係（喬曉春，2017）。對於軀體健康功能而言，過去日常生活中失去BADL能力的老年人，個人生活十分不方便，隻能依賴他人照顧，但現在隨著科技條件的增長，各種輔助設備可以使部分失能老年人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西方發達國家老年人健康經驗研究並沒有單獨支持哪種健康理論，形成一致性結論，而是不同的軀體健康發展趨勢共存。有研究顯示美國老年人口軀體健康變得越來越好，20世紀整個90年代，美國老年人軀體功能受限或失能的發生率都在下降（Freedman, 2002）。美國老年人IADL失能發生率每年下降0.4～2.7個百分點，BADL失能發生率每年下降1.0～2.5個百分點，並且2004—2005年失能率以更快的速度繼續下降（Liang Y, 2017）。但同期，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老年人IADL失能率是在上升的，英國、法國ADL失能率在下降，而日本、澳大利亞ADL失能率卻在上升（Christensen，2009）。
國內老年人口ADL能力研究雖有文獻涉及，但是基於跟蹤數據關注BADL\/IADL能力變化的甚少。一項上海老年人1998—2008年跟蹤調查研究顯示，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均在下降（Feng Q，2013）；基於1992—2006年兩項中國老年人健康調查研究也顯示中國老年人失能發生率都在下降，其中農村的下降幅度大於城市（Liang Y，2015；顧大男，2006）；僅一項多期橫斷麵數據研究報告1996—2004年中國老年人失能率在上升（杜鵬，2006）。國內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或上升或下降的研究結論並不一致，但兩項跟蹤研究均顯示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在轉好，那麼這是否也提示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隨著跟蹤時間變化也在下降呢？
上述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每期都有新的、年輕的老年人調查隊列進入，可能會拉低老年人群BADL\/IADL能力受損的發生率。但本文農村老年人健康研究使用的是同組樣本，跟蹤調查過程中同組農村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受損、甚至失能的可能性在不斷積累，軀體健康風險不斷堆積的直接後果會導致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升高。因此提出跟蹤調查期內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變化的研究假設，作為一級假設1的二級假設，它們分別是
假設1.1a：跟蹤期內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逐漸增長；
假設1.1b：跟蹤期內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逐漸增長。
二、個體特征對軀體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老年人軀體是否健康、ADL能力是否完好直接影響著他們晚年生活質量，也影響著他們養老方式與養老安排。健康社會決定因素模型將個人因素放在重要位置，ADL能力狀況往往離不開個人特征因素影響。對於個體特征與軀體健康的影響關係將從人口學因素、健康相關行為、病患特征三個方麵進行文獻梳理，提出它們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影響的研究假設。
（一） 人口學因素對軀體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1. 出生隊列與年齡
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ADL能力缺失發生率是23.8%，其中使用廁所能力缺失發生率最高，其次是洗澡、上下床；打電話是IADL能力缺失比例最高的項目，其次是做家務活、管理錢財（錢佳慧，2016）。國外一項研究則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做家務、肢體運動、購物等活動失能風險最高，其中65歲、患有兩種慢性病的老年人行動能力失能發生率為9%，而85歲老年人這一比例高達37%，但打電話、服藥、管理錢財、交通出行、使用廁所等活動失能發生率很低，幾乎與年齡無關（Bleijenberg N, 2017）。國外老年人研究還發現70歲以上老年人肢體損傷狀況增加，80歲以上老年人基本日常活動能力明顯下降，不同年齡老年人每個日常活動項目完成水平存在個體差異（Demura S, 2003）。
與出生隊列相比，年齡是老年人健康研究使用頻率較高的人口學變量，跟蹤數據中年齡效應等於出生隊列效應與時期效應的差值。尹德挺利用中國老年健康長壽跟蹤數據對高、低年齡組老年人ADL能力進行比較研究，發現不同年齡組間存在差異，其中年齡是ADL能力下降的主要影響因素（尹德挺，2007）。高齡老人失能軌跡研究也發現年齡顯著地影響著失能軌跡的歸屬，而65歲及以上中國老年人在不同出生隊列間失能軌跡同樣存在明顯差異(巫錫煒，2009)。同類研究中，不同出生隊列或年齡間BADL\/IADL失能發生率多存在顯著差異，即隨著年齡增長或出生隊列變老，老年人口失能率在上升。
2. 性別
上海一項老年人調查研究顯示女性BADL失能發生率是男性的0.62倍，而IADL失能率性別間並無顯著差異（Feng Q，2013）；另一項研究顯示無論BADL能力受損還是IADL能力受損的發生率在性別間均無顯著不同（陳晶，2017）。一項中老年人研究顯示我國中老年人日常活動失能的發生率存在性別差異，與男性相比，女性老年人ADL能力損傷的比例更高（溫興祥，2017）。性別本身既是生物學特征，又有社會學屬性，但不同老年人群體、不同的研究中性別對ADL能力的影響並不一致。本次研究與橫斷麵調查研究的時點性不同，在跟蹤調查期間，同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風險的連續性可能會在性別間體現出差異性，從而表現出性別對軀體健康的影響效應。
3. 教育程度
利用中國居民調查數據分析顯示老年人BADL失能率與他們的教育程度呈現相關關係，即未上過學的老年人失能率是上過學的老年人的1.26倍（黃俊，2017）；利用2011年CHARLS數據分析也發現文盲的老年人ADL能力受損OR值是2.22（陳晶，2017）；北京市老年人隊列研究也顯示文盲與高ADL失能率相關（Jiang J, 2002）。較低的受教育程度導致中老年人較高的身體功能障礙發生率還被用來解釋BADL\/IADL能力的性別間差異，我國普遍存在重男輕女現象，家庭教育投資向男孩傾斜，使得女性獲得的教育少於男性，由此使得女性比男性患有生活自理能力損傷的比例更大（溫興祥，2017）。文獻研究顯示通常教育程度對老年人軀體健康有影響，較低教育程度與較高BADL\/IADL能力受損或失能發生率存在相關。
4. 婚姻狀況
不同婚姻狀況對老年人軀體活動功能存在影響，非在婚狀態的老年人健康研究都發現離婚或未婚與ADL能力較差存在相關（Jiang J, 2002; Connolly D, 2017）。婚姻狀況對ADL能力影響的進一步研究發現，城市老年人中不同婚姻狀態間ADL能力均無顯著差異；但在農村老年人中，以在婚狀態為參考類別，離婚、喪偶的老年人ADL喪失的OR值均大於1，分別為1.89、1.13（周律，2012）。婚姻狀況對老年人BADL\/IADL影響研究的一致性較好，不僅未婚，那些經曆過婚姻、又失去婚姻的農村老年人通常ADL能力喪失率均較高，有配偶的在婚狀態對老年人軀體健康顯示出更積極的影響。
綜合人口學特征與老年人軀體健康影響關係的文獻研究，提出農村老年人人口學因素對BADL\/IADL能力受損影響的研究假設，它們分別是
假設2.1.1a：不同出生隊列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有差異；
假設2.1.1b：不同出生隊列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有差異；
假設2.1.2a：不同性別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有差異；
假設2.1.2b：不同性別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有差異；
假設2.1.3a：不同教育程度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有差異；
假設2.1.3b：不同教育程度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有差異；
假設2.1.4a：不同婚姻狀況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有差異；
假設2.1.4b：不同婚姻狀況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有差異。
（二） 健康相關行為對軀體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健康相關行為中，鍛煉身體、營養均衡等對健康有積極作用的，被認為是健康行為，而吸煙、過量飲酒等是不健康行為。2001—2012法國社區一項65歲以上老年人追蹤研究，對3982名基線測量時沒有ADL失能的老年人跟蹤12年，跟蹤期內31%的人發生中度或嚴重失能現象，其中女性占 69.7％。 在控製了年齡、性別、婚姻、教育等人口學因素後，分析顯示較少身體活動（OR＝1.72）、水果蔬菜攝入每天少於一次（OR＝1.24）、吸煙或者曾經吸煙（OR＝1.26）與ADL失能風險都存在正相關關係；不健康行為的數量與ADL失能風險也是正相關關係，與無不健康行為相比，同時有3種不健康行為的失能風險大大增加，OR值為2.53，某種程度上ADL失能是不健康行為長期積累的負麵健康結果（Artaud F, 2013）。如果說缺少身體活動是老年人ADL失能的一個共性因素，那麼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與親戚、熟人間缺少交流走動、缺少參與群體活動等社會交往行為也影響著ADL失能風險(Komatsu M, 2013；張衝a，2016）。研究顯示身體活動與社會交往對老年人軀體健康存在明顯的積極效應，有助於保護老年人ADL能力，延緩或預防能力受損發生。
吸煙、飲酒對老年人ADL能力的影響在相關研究中存在分歧。國內一項研究發現老年人飲酒對ADL能力受損影響的OR值為1.36，即有飲酒行為的老年人ADL能力受損發生率比不飲酒老年人高36％（陳晶，2017）。然而關於不同年齡組老年人ADL能力對比研究結果卻有些特殊，吸煙和飲酒對低年齡組老年人ADL能力影響作用不大，但吸煙、飲酒的高年齡組老年人ADL能力反而較好（尹德挺，2007）。也就是說不健康行為與高齡老年人軀體健康有正向關聯，這種現象明顯與傳統健康理論不符，一種解釋認為這可能與吸煙、飲酒人群中的選擇性死亡有關，另一種可能則認為變量間關係不一定是因果關係。
老年人軀體健康研究中，鍛煉、社交行為的積極健康效應表現出較好的一致性，也存在吸煙、飲酒對ADL能力影響不一致現象，但本文依然遵循傳統健康理論提出健康相關行為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影響的研究假設。它們分別是
假設2.1.5a：與無體力活動相比，進行體力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低；
假設2.1.5b：與無體力活動相比，進行體力活動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低；
假設2.1.6a：與無社交活動相比，參加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低；
假設2.1.6b：與無社交活動相比，參加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低；
假設2.1.7a：與不吸煙相比，吸煙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2.1.7b：與不吸煙相比，吸煙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2.1.8a：與不飲酒相比，飲酒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2.1.8b：與不飲酒相比，飲酒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高。
（三） 病患特征對軀體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一項在印度、中國、古巴等7個中低收入國家開展的老年人健康研究發現中風、肢體損傷、關節炎等相關慢性病與老年人ADL失能相關，失能老年人中患有慢性病的占2\/3（Sousa R，2009）。上海市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共患病與失能研究顯示23.23%的高齡老年人BADL失能，37.9％IADL失能，49.17％患有多種慢性病；控製社會人口學因素後共患病數與失能發生率呈現正相關關係，其中患有1種慢性病的高齡老年人BADL失能OR值為1.53，2種慢性病的OR值為2.06，3種慢性病的OR值為3.23，４種慢性病的OR值為5.61；與BADL失能類似，IADL失能發生率與慢性病也有相關性（Su P, 2016）。國內外關於慢性病對老年人BADL\/IADL能力影響研究的一致性比較好，均顯示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更差，這種影響效應在我國農村老年人群中也可能存在。
身體疼痛也是老年人常見慢性病症，國外文獻關注老年人身體疼痛，如肌肉疼痛、骨頭疼痛或身體部位疼痛對ADL能力的影響，研究結果均顯示身體疼痛對ADL能力受損或缺失有促進作用，身體疼痛加速了軀體失能的進程（Connolly D, 2017；Komatsu M, 2013）。同時，身體殘疾也是一種病患狀況，長期生理缺陷可能帶來肢體功能受損，由此可能會影響老年人日常活動能力，特別是可能會提高老年人BADL\/IADL受損風險，但研究文獻缺少其影響效應的相關信息。
睡眠與老年人ADL能力的關係研究在國內較少被關注，美國一項曆時10年的前瞻性隊列研究發現長期睡眠問題增大了軀體功能受限、失能的風險，它是成年人失能的一個穩健且具有獨立效應的危險因素（Friedman EM, 2016）。一項對美國未失能老年牧師10年跟蹤研究還發現，控製了年齡、性別、教育等人口學因素後，老年人睡眠問題導致IADL失能率提高20%，BADL失能率提高27%，運動功能失能率提高27%，充分表明睡眠質量不好增加了老年人失能風險（Park M，2014）。睡眠問題是美國老年人ADL能力受損或失能的危險因素，充足睡眠是人體健康的基本需求，它也可能同樣影響著我國農村老年人的軀體健康。
患有慢病與老年人軀體健康關係被廣泛關注，並且研究結論具有較好的一致性，但鮮有國內研究分析其他病患特征影響效應，由此本文提出不同病患特征對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它們分別是
假設2.1.9a：與無身體殘疾相比，身體殘疾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2.1.9b：與無身體殘疾相比，身體殘疾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2.1.10a：與未患慢病相比，患有慢病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2.1.10b：與未患慢病相比，患有慢病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2.1.11a：與無身體疼痛相比，身體疼痛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2.1.11b：與無身體疼痛相比，身體疼痛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2.1.12a：與缺少充足睡眠相比，睡眠充足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低：
假設2.1.12b：與缺少充足睡眠相比，睡眠充足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低。
三、家庭特征對軀體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1.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是反映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關鍵變量，也是家庭經濟條件、富裕程度的直接反映，它可能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著家庭成員的軀體健康。2006年中國老年人抽樣調查、江西農村老年人健康調查均顯示，經濟貧困對老年人ADL能力喪失存在不利影響，老年人經濟越貧困ADL能力喪失率越高（蔣華，2015；黃俊，2017）。上海高齡老年人研究顯示低收入人群IADL失能風險是高收入人群的1.94倍，高出近乎1倍（Su P, 2016）。低收入城市老年人家庭經濟情況每下降一個水平，ADL能力喪失風險就增加74%，經濟條件一般、有些困難、很困難的ADL能力喪失風險分別是家庭寬裕老年人的1.7、3.0、5.3倍；農村老年人家庭經濟情況每下降一個水平，ADL能力喪失風險增加58%，經濟條件一般、有些困難、很困難的ADL能力喪失風險分別是家庭寬裕老年人的1.6、2.5、4.0倍（周律，2012）。通常研究中家庭收入對城鄉老年人ADL能力的影響效應一致，但影響程度不同。
2. 居住方式
雖說“養兒防老”是我國傳統習俗，但隨著社會不斷發展，部分老年人主動和被動選擇不與子女同住，2010年普查數據顯示有相當比例的不健康老年人為獨居狀態（孫鵑娟，2013）。居住方式與老年人軀體功能關係研究，在控製老年人年齡、性別、城鄉、文化等因素影響後，發現獨居或與子女同住與ADL能力初始狀態有關，並且也影響著ADL能力變化。如果老年人ADL能力完好，日常活動沒有障礙，比較於其他方式，獨居更能防止ADL能力下降；而一旦老年人ADL能力下降或者開始具有依賴性，則獨居不再是顯著因素；如果老年人在ADL能力上存在一定的困難或依賴，則與配偶或子女同住有利於其軀體機能轉好或恢複（王德文，2008）。不同於僅與配偶同住，老年人與子女同住的居住方式可能更有利於護理照料，畢竟子女年紀輕，在照料能力、獲取醫療衛生資源等方麵都更有優勢。
老年人居住方式分類雖有不同，通常不同居住方式對老年人ADL能力影響均顯著，在婚狀態的老年人不管是否與子女同住，他們的ADL能力都較單身狀態老年人有優勢；而單身老年人中與子女同住的ADL能力最差，和未與子女同住的比較，與子女同住的單身老年人BADL、IADL、ADL失能的回歸係數分別為-1.26、-2.11、-3.39，普遍處於較低水平（Wang H, 2013）。綜合老年人婚姻狀況分析顯示，不管處於在婚還是單身狀態，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ADL能力相對較差，也可能與子女一起居住的目的就是方便對老年人日常照料。
3. 有人照料
國外老年女性照料需求研究表明，家庭成員在對失能老年女性照料服務上的需求不同，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對長期照護的需求也在改變。她們的丈夫認為不管失能程度如何居家照料都是最好的方式，而老年女性本人及其女兒均認為如果發生老年癡呆或需要實質性護理則護理機構是最好的選擇；1\/4的老年女性認為家庭護工是ADL能力缺失時最好照料選擇（Kasper JD, 2000）。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起步早，照料服務已實現社會化，並且它們在老年人養老、健康照護等社會化服務方麵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
國內研究發現農村老年人的照料需求低，88.8%的老年人不需要別人提供基礎性日常活動幫助，73.2%不需要提供工具性日常活動幫助；38.2%ADL能力受損的老年人依然自己料理生活，沒有獲得他人照料；那些有人照料的老年人，照料人主要是配偶、兒女（陳芳，2013）。對於老年人ADL能力受損或失能狀態，配偶、子女對老年人的照料更能夠促使其軀體功能好轉（Wang D，2009）。農村留守老人日常生活無人照料則加速了其ADL能力損害風險（蔣華，2015）。我國目前尚未實現養老服務社會化的條件下，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生病或需要時有人照料對老年人軀體健康可能有積極影響。
4. 隔代照料
西方發達國家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的現象並不常見，老年人幫助子女照看孫輩的比例很低，但研究發現照看孫輩對老年人健康存在負麵影響，這些老年人更有可能發生ADL能力受限，軀體健康功能下降更明顯（Lee S，2003）。美國社會工作人員發現非洲裔美國人中祖父母照看孫輩現象增多，這些有照看孫輩經曆的祖父母ADL能力受限發生率高於未照看孫輩者，發生風險甚至高達1.5倍（Whitley DM，2015）。
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研究顯示我國老年人照看孫輩幾乎成了他們的常規工作，73%的老年人為子女提供隔代照料的幫助，人均照看孫輩數量0.52人（黃國桂，2016）。盡管老年人含飴弄孫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看起來是件“美差”，但隔代照料占用了老年人大部分生活時間，不僅消耗大量體力和精力，也會占用老年人可能用於休閑保健的機會，因此照看孫輩的代價可能會損害自身軀體健康。
家庭與老年人軀體功能關係的文獻研究顯示，老年人家庭特征對ADL能力存在影響，因此提出不同家庭特征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影響的研究假設。它們分別是
假設3.1.1a：與較低收入相比，人均家庭收入較高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低；
假設3.1.1b：與較低收入相比，人均家庭收入較高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低；
假設3.1.2a：和未與子女同住相比，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3.1.2b：和未與子女同住相比，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3.1.3a：與無人照料相比，生病或需要時有人照料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低；
假設3.1.3b：與無人照料相比，生病或需要時有人照料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低；
假設3.1.4a：與未隔代照料相比，隔代照料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高；
假設3.1.4b：與未隔代照料相比，隔代照料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高。
四、社區特征對軀體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1. 區域位置
不管城市還是農村，在我國研究老年人口健康時不能忽略地域差異。我國幅員遼闊，在自然條件、人口分布及社會經濟發展方麵都有明顯的地域性，東部地區無論是氣候、環境、土壤等自然條件都存在明顯優勢，人口分布集中，社會經濟發展較好，中西部地區則相反。2008年CHARLS在甘肅、浙江兩省開展的預調查顯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與老年人ADL能力受限呈負相關（Yeatts DE，2013）。中國老年人健康Meta分析顯示我國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程度比BADL受損嚴重，農村比城市嚴重，東、西部之間老年人BADL\/IADL能力存在地域差異，東部老年人ADL正常率高於中西部地區（邵平，2017）。東、西部區域是老年人生活的宏觀環境，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對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可能存在積極影響，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相對較低。
2. 環境形象
不斷增多的經驗研究報告社區環境與軀體活動能力具有相關關係，但是這些研究大多是在西方國家開展的。在美國、日本、比利時等11個國家共同開展的社區環境與軀體活動能力研究中，發現社區用地功能混亂、人行道不規範這兩項社區環境因素對軀體活動能力有限製作用（Ding D，2013）。社區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著社區外在環境形象，特別是人行道狀況差可能會增加老年人步行時失足或跌倒的風險，增加了他們軀體健康受損的可能。社區外在環境也是農村社會發展程度的直觀體現，外在環境形象好的社區無疑能給農村老年人生活營造良好的外部社會環境，它可能對BADL\/IADL能力有保護作用，減少或延遲BADL\/IADL能力損害的發生。
3. 活動場地
目前國內從社區層麵分析對老年人ADL能力影響的文獻極少，西方國家合作研究中發現社區內設有活動場地、配備運動休閑設備對老年人軀體活動能力有促進作用，但不同國家間影響程度並不完全一致（Ding D，2013）。CHARLS預調查分析未關注老年人活動場地因素，但顯示農村有統一下水管網、連續供電、不使用煤燃料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均與農村中老年人ADL能力提升存在正相關（Yeatts DE，2013）。社區老年人活動中心是為老年人提供的專門場所，無疑會方便農村老年人開展各種休閑娛樂活動，這可能對ADL能力的保護或提高具有促進作用。
4. 衛生服務可及性
國外一項對70歲以上白人健康對比研究發現，社區內提供現場衛生服務的老年人比那些社區中未提供此項服務的老年人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現場零距離的衛生服務與ADL能力保護有正相關關係（Young Y, 2009）。由於鄉村與鄉鎮衛生院距離有差異，農村老年人衛生服務可及性也會有所不同。鄉鎮衛生院距離近為老年人衛生服務利用提供了便利條件，良好的服務可及性可能與國外研究具有同樣的效果，會對農村老年人ADL能力具有積極作用。
社區健康影響理論認為社區環境對居民健康有影響，相關文獻研究中也顯示社區特征與老年人ADL能力之間存在關聯，由此本文提出不同社區特征對我國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影響的研究假設。它們分別是
假設4.1.1a：與中西部相比，東部社區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假設4.1.1b：與中西部相比，東部社區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假設4.1.2a：與環境形象較差相比，社區環境形象較好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假設4.1.2b：與環境形象較差相比，社區環境形象較好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假設4.1.3a：與無活動場地相比，社區有活動場地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假設4.1.3b：與無活動場地相比，社區有活動場地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假設4.1.4a：與可及性較差相比，社區衛生服務可及性較好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假設4.1.4b：與可及性較差相比，社區衛生服務可及性較好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第二節軀體健康描述性分析
跟蹤期內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測量結果可能發生變化，本節將利用研究樣本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進行描述性分析。首先利用2011、2013、2015年3次跟蹤調查的重複測量數據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的變化進行描述；其次分別從個人特征、家庭特征與社區特征三方麵，描述不同特征變量的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變化情況。
一、BADL\/IADL能力受損變化
2011—2015年3773名農村老年人BADL與IADL能力受損的發展變化基本一致，但IADL能力受損率始終高於BADL能力受損率，如圖31所示。與2011年的25.63%相比，農村老年人2013年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幾乎沒有變化，為25.95%，但2015年卻有很大提高，達到33.58%；類似地，與2011年的31.67%相比，農村老年人2013年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基本保持平穩，為31.22%，2015年卻有明顯上升，增至37.40%。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在第二次重複測量時，與基線相比都沒有太大變化，但第三次重複測量時，即跟蹤調查到第5個年頭均出現軀體活動能力受損人群範圍明顯擴大，受損率上升的現象。無論BADL還是IADL，2011—2015年期間活動能力受損發生率均顯示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衰退已普遍發生，並且有增高的趨勢。
圖312011—2015年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布\/%
二、個體特征與BADL\/IADL能力受損變化
（一） 人口學特征與BADL\/IADL能力受損變化
不同出生隊列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分布見表31，不同跟蹤時間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分布並不相同。2011年基線時，1947—1951年即最年輕出生隊列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最低，隨著出生隊列逐漸變老BADL能力受損率也在逐漸提高，高齡出生隊列能力受損率最高，不同出生隊列間BADL能力受損率差異有顯著性。2013、2015年出生隊列間BADL能力受損率分布與2011年相似，但同一出生隊列不同跟蹤時間上受損率分布卻不盡相同。1947—1951、1937—1941、1942—1946年出生隊列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2013年變化相對平穩，2015年大幅上升；1932—1936、1931年及以前出生隊列2013年上升幅度比年輕隊列大，2015年繼續快速升高。如果說1936年及以前出生隊列BADL能力受損率持續快速增長，則其中以1931年及以前出生隊列的農村老年人為最典型。
作為高水平的工具性日常活動能力，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普遍高於BADL能力受損率，不同出生隊列、不同跟蹤時間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分布有差異。2011年最年輕隊列的農村老年人中IADL能力受損率24.09%，隨著出生隊列年份不斷前移，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也在持續增長，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能力受損率已經是最年輕隊列的2.33倍。2013、2015年IADL能力受損分布趨勢與2011年基本一致，但同一出生隊列在不同跟蹤時間上的能力受損分布卻有不同。除1947—1951、1932—1936年兩個出生隊列在2013年IADL能力受損略有上升，其他隊列均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2015年又全部升高。盡管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高於BADL，但它們在不同時間、不同出生隊列間的發展趨勢基本相同。
BADL\/IADL能力受損在農村老年人性別間分布也存在相同的趨勢，不同跟蹤時間女性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都顯著高於男性，女性農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中軀體健康功能整體較差。隨著時間變化，男性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表現為穩中略升後大幅升高，女性老年人則略有回調後再快速增長。盡管不同性別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布基本一致，但性別間差異是較大的，表31中可以看出2011年女性農村老年人BADL\/IADL受損率均比2015年男性農村老年人的受損率還要高，其中IADL能力受損率2011年女性老年人為37.80%，2015年男性老年人為30.24%，高出7個百分點，體現出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在性別間的極度不平衡。
不同教育程度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表現出顯著的組間差異，並隨著時間變化組間差異相對穩定。不同跟蹤時間，文盲程度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都大大高於小學及以上程度的農村老年人，其中2011年組間差距相對較大，2013、2015年BADL\/IADL能力受損的組間差距基本保持穩定。文盲程度的BADL\/IADL能力受損率2013年有反複，比2011年略有下降，但小學及以上程度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都隨著時間變化不斷升高。盡管如此，小學及以上程度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始終低於文盲程度的農村老年人。
婚姻狀況中，沒有配偶的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較差，他們BADL\/IADL能力受損程度都較有配偶的高，組間差異有顯著性。2011年，有配偶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是24.56%、29.42%，無配偶的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是29.80%、40.52%；其後2013、2015年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的組間差異性依然保持。在時間變化上，僅無配偶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持續增長；有配偶的BADL能力受損率、是否有配偶的IADL能力受損率均表現為2013年平穩中略有下降、2015年明顯上升。不同婚姻狀況間BADL\/IADL能力受損都顯示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受損範圍在擴大。
表312011—2015年不同人口學特征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布
變
量類別
BADL能力受損率\/%（n）IADL能力受損率\/%（n）
201120132015201120132015
出生隊列
1947—195120.71(313)20.31(307)28.39(429)24.09(364)24.29(367)29.98(453)
1942—194623.75(238)24.65(247)31.84(319)30.04(301)29.34(294)34.13(342)
1937—194130.94(211)29.47(201)38.12(260)36.95(252)35.19(240)43.26(295)
1932—193633.97(125)36.14(133)42.39(156)43.48(160)45.92(169)52.99(195)
Min—193138.10(80)43.33(91)49.05(103)56.19(118)51.43(108)60.00(126)
χ2\/p61.63\/0.00083.15\/0.00061.25\/0.000132.19\/0.000117.45\/0.000134.11\/0.000
性
別
男21.30(381)22.08(395)28.73(514)24.87(445)25.66(459)30.24(541)
女29.54(586)29.44(584)37.95(753)37.80(750)36.24(719)43.85(870)
χ2\/p33.51\/0.00026.49\/0.00035.87\/0.00072.65\/0.00049.07\/0.00079.43\/0.000
教
育
文盲32.65(463)30.54(433)38.93(552)41.41(587)39.77(564)45.70(648)
小學以上21.40(504)23.18(546)30.36(715)25.82(608)26.07(614)32.40(763)
χ2\/p58.77\/0.00024.89\/0.00029.12\/0.00099.26\/0.00077.38\/0.00066.86\/0.000
婚
姻
有配偶24.56(739)24.05(697)31.10(863)29.42(885)29.33(850)34.09(946)
無配偶29.80(228)32.23(282)40.48(404)40.52(310)37.49(328)46.59(465)
χ2\/p8.77\/0.00323.39\/0.00028.97\/0.00034.73\/0.00020.81\/0.00049.01\/0.000
（二） 健康相關行為與BADL\/IADL能力受損變化
農村老年人進行適當的體力活動與BADL\/IADL能力受損存在相關關係，見表32，沒有體力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普遍較高。2011年未進行體力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是36.40%、45.92%，進行體力活動的老年人這一比例分別是 20.29%、24.61%，差距都在15個百分點以上；2015年未進行體力活動的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躍升至44.56%、52.11%，進行體力活動的老年人這一比例分別是24.74%、25.55%，差距擴大至20個百分點以上。時間變化上，雖然2015年能力受損率都較2011年有增長，但體力活動組的增長幅度遠低於無體力活動組。體力活動是軀體機能的一種鍛煉行為，活動過程可能增強老年人軀體協調能力，延緩ADL能力衰退。
是否進行社會交往活動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分布有不同影響。2011年有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為20.80%、26.88%，沒有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這一比例分別是29.17%、35.19%，社交活動與較低的BADL\/IADL能力受損相關聯。與基線相比，2015年有社交活動的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上升約9個百分點、3個百分點，沒有社交活動的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均上升約7個百分點。其中社交活動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增速較慢，社會交往活動具有明顯的社會性，IADL能力也是一種社會功能性活動能力，農村老年人社交活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其更具保護作用，防止或延遲IADL活動能力下降的作用更強。
吸煙、飲酒行為都與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具有反向相關性，並且在不同跟蹤時間這種相關關係的方向一直保持不變。但吸煙、飲酒作為不健康行為，它們與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之間的關係似乎有些不同尋常，與不健康行為的傳統健康理論認知不符。2011年，吸煙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分別為20.86％、26.24％，不吸煙的這一比例分別為27.93％、34.29％；飲酒的這一比例分別為 21.76％、26.34％，不飲酒的這一比例分別為27.34％、34.03％。吸煙、飲酒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都比較低，表明吸煙、飲酒行為與軀體健康功能受損之間存在負向關聯。
吸煙、飲酒通常在男性人群流行率明顯高，而研究樣本中女性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比男性嚴重，這可能會存在吸煙、飲酒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反而更好的現象。進一步分析，以基線為例分性別對吸煙、飲酒行為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男性老年人中，吸煙組2011年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是19.77%、24.40%，不吸煙組是23.47%、26.10%；飲酒組這一比例分別是18.76%、24.48%，不飲酒組是23.90%、25.09%。女性老年人中，吸煙組2011年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是32.40%、45.83%，不吸煙組是29.19%、36.82%；飲酒組這一比例分別是32.14%、37.86%，不飲酒組這一比例分別是29.34%、37.80%。吸煙、飲酒的男性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比不吸煙、不飲酒的低，而女性農村老年人中吸煙、飲酒的BADL\/IADL能力受損率卻比不吸煙、不飲酒的高，性別間BADL\/IADL受損率相反的分布特點提示模型分析中宜引入吸煙、飲酒與性別的交互作用，以反映多元分析中性別與吸煙、飲酒行為影響可能存在的差異性。
表322011—2015年不同健康相關行為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布
變
量類別
BADL能力受損率\/%（n）IADL能力受損率\/%（n）
201120132015201120132015
體力活動
是20.29(512)19.67(452)24.74(517)24.61(621)22.46(516)25.55(534)
否36.40(455)35.70(527)44.56(750)45.92(574)44.85(662)52.11(877)
χ2\/p113.77\/0.000120.12\/0.000164.30\/0.000175.34\/0.000209.32\/0.000280.89\/0.000
社交活動
是20.80(332)23.28(413)29.56(455)26.88(429)25.14(446)29.82(459)
否29.17(635)28.31(566)36.35(812)35.19(766)36.62(732)42.61(952)
χ2\/p33.82\/0.00012.39\/0.00018.30\/0.00029.36\/0.00057.66\/0.00063.67\/0.000
吸
煙
是20.86(256)21.20(214)25.83(258)26.24(322)23.89(241)27.83(278)
否27.93(711)27.68(765)36.37(1009)34.29(873)33.90(937)40.84(1133)
χ2\/p21.67\/0.00016.09\/0.00036.64\/0.00024.77\/0.00034.53\/0.00053.15\/0.000
飲
酒
是21.76(252)21.43(239)27.74(314)26.34(305)23.95(267)29.06(329)
否27.34(715)27.84(740)36.08(953)34.03(890)34.27(911)40.97(1082)
χ2\/p13.11\/0.00016.37\/0.00024.75\/0.00021.97\/0.00039.02\/0.00047.97\/0.000
（三） 病患特征與BADL\/IADL能力受損變化
農村老年人如果有身體殘疾對他們個人行動或完成某些功能性動作可能存在直接影響，表33顯示身體殘疾與BADL\/IADL能力受損間均存在相關關係，患有生理殘疾的農村老年人ADL能力受損率均遠高於無生理殘疾的老年人。2011年身體殘疾的老年人BADL\/IADL受損率分別是38.35％、49.56％，2015年這一比例已經分別增至44.60％、50.85％，即幾乎一半的殘疾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2011年沒有殘疾的老年人BADL\/IADL受損率分別是21.86％、26.05％，2015年這一比例分別為22.55％、23.93％，BADL受損率僅略有上浮，但IADL受損率甚至比基線略有下降。以往老年人健康研究中較少考慮生理殘疾對ADL能力的影響，但雙變量關係顯示生理殘疾會直接製約農村老年人ADL能力，嚴重限製他們的軀體健康功能。
老年人是慢性病發病的重點人群，慢性病對身體的消耗與損傷可能會影響到老年人日常活動能力，研究樣本數據顯示患有慢性病與BADL\/IADL能力受損具有較強的相關關係。在患有慢性病的農村老年人中，不管是BADL能力還是IADL能力受損率都大大高於沒有慢性病的農村老年人。2011年患有慢性病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為30.38％，IADL能力受損率為35.28％，2015年這一比例分別升至37.85％、40.59％，上升5~7個百分點；2011年未患慢性病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為12.77％，IADL能力受損率為22.00％，2015年這一比例分別為16.24％、24.43％，略有上升。由此可見患有慢性病的農村老年人不僅ADL能力受損可能性更大，而且受損率增長速度也快於未患病組。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免疫力不斷下降，身體疼痛也是老年群體中一種常見慢性生理病症，盡管產生原因可能各種各樣，但表現形式都是一致的，即生理部位疼痛。農村老年人身體疼痛也會直接幹擾他們的ADL能力，有生理疼痛的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遠高於不疼痛組，組間差距幾乎都在20個百分點以上。2011年疼痛組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 41.70％、不疼痛組僅為14.58％，2015年這一比例分別增至50.13％、22.71％；2011年疼痛組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45.87％、不疼痛組僅為21.91％，2015年這一比例分別增至52.87％、27.23％。通常國內老年人健康研究中缺少對生理疼痛與軀體健康影響關係的關注，但雙變量關係顯示出它與農村老年人ADL能力受損之間有著緊密的聯係。
表332011—2015年不同病患特征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布
變
量類別
BADL能力受損率\/%（n）IADL能力受損率\/%（n）
201120132015201120132015
身體殘疾
是38.35(346)38.16(535)44.60(842)49.56(447)44.86(629)50.85(960)
否21.63(621)18.73(444)22.55(425)26.05(748)23.15(549)23.93(451)
χ2\/p100.78\/0.000173.16\/0.000205.64\/0.000175.19\/0.000193.37\/0.000292.01\/0.000
患有慢病
是30.38(837)29.39(872)37.85(1146）35.25(971)33.97(1008)40.59(1229)
否12.77(130)13.28(107)16.24(121)22.00(224)21.09(170)24.43(182)
χ2\/p120.95\/0.00085.66\/0.000125.13\/0.00060.22\/0.00048.98\/0.00066.68\/0.000
身體疼痛
是41.70(641)39.57(626)50.13(750)45.87(705)42.29(669)52.87(791)
否14.58(326)16.11(353)22.71(517)21.91(490)23.23(509)27.23(620)
χ2\/p351.61\/0.000263.11\/0.000304.53\/0.000241.32\/0.000155.37\/0.000253.63\/0.000
充足睡眠
是19.92(432)21.55(480)28.74(619)26.28(570)26.76(596)33.01(711)
否33.35(535)32.28(499)40.02(648)38.97(625)37.65(582)43.24(700)
χ2\/p87.35\/0.00054.61\/0.00052.80\/0.00068.57\/0.00050.33\/0.00041.30\/0.000
農村老年人睡眠是否充足與他們軀體健康之間存在相關關係，缺少充足睡眠的BADL\/IADL能力受損程度明顯高於充足睡眠組。對於BADL能力受損，雖然在跟蹤期內不同組間受損率均在增長，但不同跟蹤年份充足睡眠組BADL能力受損率均比缺少睡眠組高出10個百分點有餘，甚至2011年缺少睡眠組的BADL能力受損率仍高於2015年充足睡眠組；對於IADL能力受損，雖然不同跟蹤年份各組受損率均高於BADL受損率，但其分布特點與BADL能力受損相似，2011年缺少睡眠組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比2015年充足睡眠組高出近6個百分點。充足的睡眠是人體健康的基本保障，農村老年人缺少充足睡眠對他們軀體健康功能可能存在負麵影響。
三、家庭特征與BADL\/IADL能力受損變化
人均家庭收入是老年人家庭社會經濟條件的衡量指標，與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關係密切，見表34。2011年人均家庭收入少於2000元的低收入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是30.75％、35.64％，明顯高於6000元以上高收入家庭的農村老年人，後者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是18.29％、26.30％；2015年低收入組這一比例34.53％、37.83％，高收入組這一比例30.53％、35.32％。2011—2015年3期跟蹤數據都顯示農村老年人人均家庭收入越高，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越低；2011、2013年人均家庭收入與IADL能力受損率也有這樣的關係。從時間變化上看，低收入組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2011—2015年增幅僅2~4個百分點，但高收入組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增幅明顯偏大，分別約為12個、9個百分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高收入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起點低、增速快。
居住方式與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關係在不同跟蹤時間表現並不相同。2011、2013年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BADL受損率均低於不同住組，組間無顯著差異；2015年雖然同住組BADL受損率略高於不同住組，但組間差異仍沒有顯著性。對於IADL能力受損率，2011年組間差異沒有顯著性；2013年組間差異有顯著性，並且同住組受損率比不同住組低；2015年組間差異依然有顯著性，但同住組受損率卻比不同住組高。盡管不同時間、不同居住狀態組間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布並不相同，但時間上的變化卻基本一致。與基線相比，2015年同住組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增長約12~13個百分點，不同住組分別增長約5~7個百分點，這也顯示出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ADL能力受損率的增長速度更快。
生病或需要時是否有人照料反映農村老年人有照料需求時，照料人員的提供是否能夠及時到位。有人照料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均比沒人照料的低，需要時是否有人照料與BADL\/IADL能力受損存在相關關係。有人照料的農村老年人2011年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是23.05％、30.44％，2015年分別是30.08％、35.24％；沒有人照料的農村老年人2011年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別是31.96％、34.71％，2015年分別是40.64％、42.76％。與2011年基線相比，2013年不同組間BADL能力受損率均有微弱增長，有人照料組IADL能力受損率有所下降，無人照料組卻有所上升；至2015年不同組間BADL\/IADL能力受損趨勢一致，均比基線有明顯增長。
農村老年人幫助自己的子女照看孩子在我國比較普遍，並且隔代照料的老年人顯示出比較低的BADL\/IADL能力受損率。對於BADL能力受損，2011、2013年是否照看孫輩組間差異均有顯著性，並且他們在時間變化上基本保持穩定，2015年雖然照看孫輩老年人的受損率（31.15%）依然低於未照看組（34.21%），但組間差異已沒有顯著性。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在不同跟蹤時間組間差異均有顯著性，與基線相比，2013年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有所好轉，特別是照看孫輩的老年人受損率下降至少2個百分點，至2015年則IADL能力受損率與前期相比都有明顯上升。在照看孫輩的農村老年人中BADL能力受損率2015年比2011年上漲近9個百分點，IADL能力受損率上漲約6個百分點，這一對比似乎顯示農村老年人照看孫輩可能延緩了他們IADL能力受損率上漲幅度。
表342011—2015年不同家庭特征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布
變
量類別
BADL能力受損率\/%（n）IADL能力受損率\/%（n）
201120132015201120132015
家庭收入
<=200030.75(365)28.69(350)34.53(376)35.64(423)34.10(416)37.83(412)
2000~
600026.97(401)25.38(388)35.60(502)32.48(483)31.13(476)38.94(549)
>600018.29(201)23.53(241)30.53(389)26.30(289)27.93(286)35.32(450)
χ2\/p48.79\/0.0008.13\/0.0178.33\/0.01623.74\/0.0009.88\/0.0073.86\/0.145
子女同住
是22.66(155)22.44(147)34.83(140)31.43(215)27.18(178)44.28(178)
否26.29(812)26.68(832)33.43(1127)31.73(980)31.22(1000)36.58(1233)
χ2\/p3.86\/0.0495.07\/0.0240.31\/0.5760.02\/0.8826.04\/0.0149.10\/0.003
有人照料
是23.05(618)23.24(622)30.08(759)30.44(816)28.77(770)35.24(889)
否31.96(349)32.54(357)40.64(508)34.71(379)37.19(408)42.76(522)
χ2\/p32.31\/0.00035.02\/0.00041.77\/0.0006.54\/0.01125.68\/0.00015.20\/0.000
隔代照料
是22.42(209)22.80(174)31.15(243)27.15(253)24.77(189)33.46(261)
否26.68(758)26.74(805)34.21(1024)33.16(942)32.86(989)38.42(1150)
χ2\/p6.67\/0.0104.92\/0.0272.60\/0.10711.72\/0.00118.54\/0.0006.51\/0.011
四、社區特征與BADL\/IADL能力受損變化
跟蹤調查期內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表現出與我國區域間差異的一致性，見表35。2011年東部社區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為21.62%、中西部27.5%，2015年分別增長至28.55%、35.92%；2011年，東部社區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30.13%、中西部 32.39%，2015年分別增至32.72%、39.57%，中西部地區2011年IADL能力受損率與東部地區2015年近似相等。東部地區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普遍低於中西部老年人，甚至有近5年的時間差。在跟蹤期內東部地區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發生率增長2.59個百分點，與中西部IADL能力受損率漲幅7.18個百分點相比，其增長幅度是相對緩慢的，軀體健康功能是相對較好的。
農村社區的環境形象與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的關係表現得並不一致，它與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沒有相關關係，但與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有相關關係。對於BADL能力受損，盡管農村社區環境形象不同，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略有區別，但是每一期跟蹤數據水平間差異均未表現出顯著性。對於IADL能力受損，盡管每一期跟蹤數據水平間差異都有顯著性，但不同跟蹤時間社區形象與能力受損之間的相關性卻不完全相同。2011、2015年IADL能力受損率都隨著農村社區形象轉好而下降，但2013年能力受損率由低到高對應的社區環境形象卻是一般、較好、較差。與基線相比，2015年不同環境形象社區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均有增長，並且不同水平間上漲幅度相近。
農村社區是否建有老年人活動中心與老年人軀體健康具有相關性，社區內有活動場地的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明顯低於社區內無活動場地的老年人。對於BADL能力受損，社區有活動場地的農村老年人受損率2011年18.47%、2013年20.81%、2015年28.77%，跟蹤期內持續增長；社區沒有活動場地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2011年28.01%、2013年27.66%、2015年35.18%，2013年受損率沒有繼續增長而是平穩中略有下降，但跟蹤期內整體增長的趨勢未改變。對於IADL能力受損，在是否有活動場地的社區間農村老年人表現出與BADL能力受損近似的變化特點。對農村老年人來說，社區內有老年人活動中心對延緩BADL\/IADL能力下降，增強軀體健康功能可能具有積極作用。
表352011—2015年不同社區特征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分布
變
量類別
BADL能力受損率\/%（n）IADL能力受損率\/%（n）
201120132015201120132015
區域位置
東部21.62(259)20.62(247)28.55(342)30.13(361)25.04(300)32.72(392)
中西部27.50(708)28.43(732)35.92(925)32.39(834)34.10(878)39.57(1019)
χ2\/p14.81\/0.00025.95\/0.00019.94\/0.0001.92\/0.16631.22\/0.00016.39\/0.000
環境形象
較差26.10(443)27.05(459)35.36(600)34.77(590)33.47(568)39.54(671)
一般26.34(349)24.30(322)32.15(426)30.79(408)28.68(380)36.60(485)
較好23.30(967)26.36(198)32.09(241）26.23(197)30.63(230)33.95(255)
χ2\/p2.69\/0.2613.01\/0.2234.36\/0.11318.26\/0.0008.11\/0.0177.49\/0.024
活動場地
是18.47(174)20.81(196)28.77(271)24.52(231)26.11(246)31.85(300)
否28.01(793)27.66(783)35.18(996)34.05(964)32.92(932)39.24(1111)
χ2\/p33.75\/0.00017.27\/0.00013.03\/0.000299.66\/0.00015.25\/0.00016.52\/0.000
服務
可及
性
<=2km23.45(234)23.85(238)31.56(315)28.76(287)30.46(304)35.57(355)
2~5km26.95(404)25.88(388)32.35(485)30.35(455)29.49(442)36.29(544)
>5km25.78(329)27.66(353)36.60(467)35.50(453)33.86(432)40.13(512)
χ2\/p3.88\/0.1434.25\/0.1198.04\/0.01814.77\/0.0016.49\/0.0396.26\/0.044
農村社區與鄉鎮衛生院距離越近、服務可及性越好。對於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2011、2013年鄉鎮衛生院不同距離水平間BADL能力受損率均無顯著差異，但2015年衛生服務可及性水平間存在相關，隨著服務可及性逐漸遞減，即鄉鎮衛生院距離逐漸變遠，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在逐漸上升。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在衛生服務可及性不同水平間差異均有顯著性，2011年、2015年均顯示出社區衛生服務可及性越差，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率越高；2013年鄉鎮醫院距離在5公裏以下的兩個服務可及性水平間IADL能力受損率僅相差1個百分點，水平間差異程度不大，但均與鄉鎮醫院距離5公裏以上的水平差異明顯。
通過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變化的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到不管是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還是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跟蹤期內整體都是處於增長的狀態。雙變量分析顯示，跟蹤期內個體、家庭、社區等不同層次的特征變量幾乎都與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存在相關關係。但應該看到，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並非僅受某一個因素影響所致，而是多方麵、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BADL\/IADL能力受損的雙變量分析反映的是未調整的初始變量關係，尚不能體現多層次、多變量共同影響效應。要了解BADL\/IADL能力受損與多層次、多變量間的影響關係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本節軀體健康的描述性分析為後序分層模型擬合提供了基礎變量信息。
第三節軀體健康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本節對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logistic分層模型分析。模型分別以BADL\/IADL能力受損為因變量，其中能力受損取值為1、未受損取值為0；不同層次自變量包括第一層重複測量的時間變量，第二層個體與家庭特征變量，第三層社區特征變量。通過擬合分層嵌套logistic模型，分析結果將回答以下問題：（1） 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如何變化？（2） 個體特征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影響如何？（3） 家庭特征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影響如何？（4） 社區特征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影響如何？
一、Logistic分層模型的擬合與解釋
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跟蹤調查數據具有明顯的層次性，首先分別對BADL能力受損、IADL能力受損擬合三層空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分層有意義。BADL能力受損空模型中不同層次方差成分構成比不同，時間層次方差信息占總變異的49.77%、個體層次方差信息占41.45%、社區層次方差信息占8.78%；IADL能力受損空模型中不同層次方差成分構成比分別是重複測量的時間層次占56.72%、個體層次占36.55%、社區層次占6.73%。
對BADL能力受損、IADL能力受損分別擬合模型，逐步建立嵌套回歸方程。首先模型1是在重複測量時間層次擬合的一層logistic模型，與普通logistic回歸模型無異，模型中引入兩個時間自變量t和t2，見表36。BADL能力受損模型1有統計學意義，並且時間自變量在模型中均顯著，OR值表示跟蹤調查時間變化一個單位，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的變化程度；IADL能力受損模型1，與BADL模型1類似，亦如此解釋。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個體層次，並同時引入人口學特征變量，BADL能力受損模型2有統計學意義；與模型1相比，模型2中-LL、AIC、BIC均有減小，模型擬合程度提高；OR值表示與參考類別相比，某個人口學因素其他類別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如與1947—1951年參考出生隊列相比，1942—1946年出生隊列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為其1.29倍，受損率比參考類別高29%。IADL模型2的分析結果亦如此解釋。
BADL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引入個體層次的健康相關行為變量；模型4在模型3的基礎上引入個體層次病患特征變量；模型5在模型4的基礎上引入並入個體層次的家庭特征變量；最終建立三層模型並引入社區特征變量，擬合最終模型6。BADL模型3~6亦均有統計學意義，並且模型擬合程度順序提高；IADL能力受損模型3~6擬合過程亦類似，回歸係數OR值的固定效應、隨機效應及模型擬合程度等詳細信息見表36。
表36顯示隨著模型引入層次與影響變量的增加，個體層、社區層的隨機方差都在不斷減小。BADL模型6與空模型比較，個體層變異減少了45.62%，社區層變異減少了51.72%；IADL模型6與空模型比較，個體層變異減少了55.66%，社區層變異減少了53.85%。它們分別表示最終模型中個體層次、社區層次的影響變量對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IADL能力受損相應層次內變異的解釋程度。
二、BADL\/IADL能力受損率變動
時間變量處於分層模型的第一層，反應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的變化，引入時間變量t和t2在模型1中均顯著，直至模型6中仍保持這種顯著性。BADL模型6中，在其他變量水平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BADL能力對數受損率（logitp）變化的回歸表達式為（0.054×t+0.074×t2）。盡管每個時間變量的OR值都大於1，但跟蹤期內農村老年人的BADL能力受損率卻不是持續上升的。用來反映2011、2013、2015年3期跟蹤時間的變量t經中心化處理，取值為-2、0、2，2011年至2013年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下降20.45%，而2013至2015年BADL能力受損率上升49.69%，假設1.1a不成立，即跟蹤期內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並非逐漸增長的。
類似地，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的logistic分層模型分析中，時間變量t和t2在模型1~模型4中均顯著，但t的回歸係數逐漸接近0，模型6中僅餘t2的回歸係數有統計學意義。最終模型t2回歸係數為0.062,表明在2011—2015年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對數受損率下降後又等幅回升，並未出現持續增長的發展趨勢，研究假設1.1b不成立。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在跟蹤期內顯示為上下波動，經曆過下降後又恢複如初，這與BADL能力受損率變動有明顯不同。
分析發現農村老年人不管是BADL能力受損率，還是IADL能力受損率都沒有出現本文假設現象，但也未出現前人研究中活動能力受損率持續下降、上升甚至保持不變的變化趨勢，而是表現為在波動中變動。如果說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的波動規律形如“J”曲線，那麼IADL能力受損率變動規律則形如“U”曲線。跟蹤期內BADL能力受損率先略有下降後快速上升，平均變動趨勢處於上升狀態；IADL能力受損率雖然也經曆了先下降再上升的波動過程，但從平均變動趨勢上看其發展速度卻是靜止的。
老年人在某些特定的時段，某些形式的軀體活動功能可能稍有提升，但這種趨勢不具有持久性，在未來的時間軀體功能隻會以更快的速度下降(WHO, 2016a)。本次研究中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均較高，並且BADL能力受損率始終低於IADL能力受損率，這符合IADL能力的指標特性。跟蹤期內它們均顯示出波動性變化，但期末BADL能力下降，基礎性軀體功能降低，而IADL能力保持不變，工具性軀體功能並未下降。BADL\/IADL能力受損在跟蹤期內如此變動現象可能與兩方麵原因有關係，一方麵本次研究樣本包括曆時5年的3次跟蹤測量，跟蹤時長屬於中短期，與那些10年以上的同類研究相比，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的長期趨勢可能還沒有充分體現，即較短時期內尚未能形成ADL能力持續下降的發展趨勢（Feng Q， 2013； Liang Y， 2015； Liang Y， 2017）。另一方麵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中短期內也許未必是持續單向發展的，而是有可能存在周期性波動或反複性變化，多個中短期變化才能形成軀體健康發展的長期變動趨勢，研究中BADL\/IADL能力受損的變動凸顯了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發展中，某段時期的階段性波動特征。
三、個人特征對BADL\/IADL能力影響
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分層模型擬合過程中，模型2~4中漸次將個體特征的人口學變量、健康相關行為及病患特征引入模型。每組特征變量的引入都在個體層次解釋了因變量的部分變異，比較發現引入病患特征的模型4中個體層次隨機方差下降幅度最大，這表明盡管人口學變量、健康相關行為均解釋了BADL\/IADL能力受損的部分差異，但相比較而言，病患特征對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因變量的解釋能力更強。
（一） 人口學特征的影響
1. 出生隊列間BADL\/IADL能力受損有差異
不管是BADL能力受損，還是IADL能力受損模型中，以最年輕出生隊列1947—1951年為參考類別，模型1~6中出生隊列間OR值的變化趨勢與顯著性始終保持不變，出生隊列影響均有顯著性。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分析中，最終模型6顯示隨著出生隊列的逐漸變老，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也在逐漸升高，出生隊列間BADL能力受損存在顯著差異，假設2.1.1a成立。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的最終模型中，同樣也存在出生隊列越老，IADL受損率OR值越高的變動規律，不同出生隊列IADL能力受損率存在差異，假設2.1.1b成立。
對比BADL與IADL能力受損的最終模型，還發現相同出生隊列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的OR值均高於BADL能力受損。通常認為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先於BADL，並且發生率高於BADL，研究中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不僅表現出這一規律，而且還進一步表現出BADL\/IADL能力的層次性，即不同出生隊列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都高於BADL受損風險。
農村老年人不同出生隊列組順序間，年齡不斷增長，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不斷升高，表現出軀體能力受損的門檻效應，這與人體生理衰老進程是一致的，即生命曆程的中晚期生理機能持續進入衰退階段。特別是最年老出生隊列，BADL\/IADL受損風險都出現大幅提升，上漲幅度顯著增大，從人口健康發展進程的角度看這也具有合理性，隨著人體機能不斷衰退，農村老年人的軀體功能終會有一定的健康極限，進入高齡期這種健康極限發生可能性必然快速上升（Demura S, 2003）。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的高齡門檻效應更明顯，1931年及以前的出生隊列在進入基線時已經80歲及以上高齡，一定程度上他們的軀體活動能力可能開始接近極限狀態，因此出現高齡出生隊列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風險快速上升。
2. 性別間BADL\/IADL能力受損有差異
農村老年人性別在嵌套模型中始終表現為與不同活動能力受損存在相關，BADL模型6中，女性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是男性的1.49倍，性別間軀體功能受損差異的研究假設2.1.2a成立；IADL模型中，女性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是男性的1.73倍，性別間差異的研究假設2.1.2b成立。研究中農村女性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高於男性的分析結果，與中國老年人健康與營養20年跟蹤研究結論一致（Liang Y， 2015； Liang Y， 2017）。盡管中國女性老年人平均預期壽命高於男性，但其健康壽命損失年也高於男性，女性老年人不一定比男性老年人擁有更長的健康壽命年（Salomon JA, 2012）。與男性相比，農村女性老年人發生BADL\/IADL能力受損的高風險必然進一步帶來她們軀體活動能力的弱化，從而在健康狀況上處於弱勢地位；農村女性老年人中，與出生隊列特征類似，她們的IADL受損風險亦高於BADL。
3. 教育程度間BADL\/IADL能力受損有差異
與文盲相比，小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的OR值為0.86，即較高的教育程度降低了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的可能性，下降程度為14%，教育程度間差異性的研究假設2.1.3a成立；與文盲相比，小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的OR值為0.81，即較高的教育程度也降低了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的可能性，下降程度為19%，教育程度間差異性的研究假設2.1.3b成立。盡管有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與BADL能力間沒有顯著相關，與IADL能力顯著相關，甚至還有教育程度與BADL\/IADL能力都不相關（Feng Q， 2013； Bleijenberg N， 2017），但本文研究結果認為較高的教育程度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有保護作用。較高的教育程度不僅有益於老年人掌握健康知識與能力，同時也使他們在生命曆程中有較好的社會經濟地位，可以創造更好的生活，維持較好的軀體健康水平（Jiang L, 2002）。
4. 婚姻狀況間BADL\/IADL能力受損無差異
是否有配偶對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的影響在模型1~6中均不顯著，假設2.4.1a不成立；是否有配偶對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的影響僅在模型1中顯著，模型2~6中亦不顯著，假設2.4.1b不成立。目前婚姻狀況對老年人BADL\/IADL影響的研究結論並不一致，既有與本研究類似認為婚姻狀況與BADL\/IADL能力都無關的結論，也有相關的觀點，特別是未婚或無配偶對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有促進作用的研究結論（Feng Q, 2013; Schoeni RF, 2008）。BADL\/IADL能力本質上是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的活動能力，具有一定的客觀性，而是否有配偶是一種伴侶關係，有配偶的影響可能更多地體現在活動能力受損、下降甚至失能後的扶持與照顧，但對活動能力是否受損的軀體功能並無直接影響。
最終logistic分層模型中不管是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還是IADL能力受損，人口學因素均表現出一致的影響效應。越年老出生隊列、女性、文盲程度的農村老年人不僅B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較高，I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亦較高，但是否有配偶的婚姻狀況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均無顯著影響。出生隊列、教育程度、性別與BADL\/IADL關係的研究假設被驗證，但婚姻狀況的影響假設未被證實。
（二） 健康相關行為的影響
1. 進行體力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風險低
適當地鍛煉有利於促進人體健康，農村老年體力活動也是一種身體鍛煉方式，它與BADL\/IADL能力受損的關係均有顯著性。BADL模型6中與進行體力活動相比，不進行體力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可能性增長89%，假設2.1.5a成立；IADL模型6中與進行體力活動相比，不進行體力活動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可能性增長131%，假設2.1.5b成立。與國外研究一致（Komastu M, 2013），農村老年人進行的體力活動並不一定是專門的體育鍛煉，但是幹農活兒、操持家務等體力活動同樣是一種鍛煉，這種身體活動方式不僅可以增強軀體功能的協調性，也在客觀上起到了延遲BADL\/IADL能力受損的作用，從而使進行體力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低於不活動者。
2. 參加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風險低
正常的社會交往是個人社會適應能力的表現，農村老年人是否進行社交活動對他們BADL\/IADL能力受損均有顯著影響。BADL模型6中與進行社交活動相比,沒有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風險增加23%，研究假設2.1.6a成立；IADL模型6中與進行社交活動相比,沒有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風險增加47%，研究假設2.1.6b成立。人口健康研究表明社交活動中的老年人大腦被調動處於社交狀態，而活躍在社交狀態的大腦對於預防老年人認知老化，促進身心健康都是大有裨益的。日本曾經做過老年人社交活動與ADL能力調查，發現老年人ADL能力低與低程度、甚至從來沒有社交活動之間有密切關係（Tamakoshi A, 1995）。日常生活中，串門聊天、打牌娛樂等活動增加了農村老年人社會人際交往的機會，同時也是身心協調能力的一種鍛煉方式，參加社交活動有效地降低了他們BADL\/IADL能力受損的發生風險。
3. 吸煙與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無相關關係
吸煙作為一種不健康行為幾乎盡人皆知，但吸煙有害軀體健康的說法並未在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分析中得到驗證。研究中未發現吸煙行為與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存在相關性，BADL模型6中吸煙的主效應並不顯著，引入性別與吸煙的交互作用亦不顯著，是否吸煙對BADL能力受損無影響，假設2.1.7a不成立；IADL模型6中吸煙的主效應並不顯著，引入性別與吸煙的交互作用亦不顯著，是否吸煙對IADL能力受損無影響，假設2.1.7b不成立。與未控製的變量關係中顯示出較強的相關性不同，吸煙與BADL\/IADL能力受損在多因素分層模型中並未出現關聯性，這與我國一項低齡老年人ADL研究結果一致（尹德挺，2007）。
4. 飲酒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低
研究中發現農村老年人飲酒與BADL\/IADL能力受損之間存在相關關係，但變量間關聯方向亦與傳統健康理論認知不符（陳晶，2017）。BADL最終模型中與飲酒的相比，不飲酒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升高29%，假設2.18a不成立；IADL最終模型中與飲酒的相比，不飲酒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升高30%，假設2.1.8b不成立。盡管分析結果顯示飲酒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率均較低，但若因此判定飲酒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具有保護作用也明顯欠妥，畢竟目前分析的變量關係是相關關係，並非因果關係。也可能有其他因素作用其中，導致農村老年人飲酒與軀體健康間出現反常的相關關係。
健康相關行為對健康結果的影響十分重要，體力活動、社交活動與BADL\/IADL能力存在正向關聯，農村老年人適度進行體力活動、參與社會交往有助於他們的軀體健康發展，延緩ADL能力下降，這些研究結果亦與相關文獻結論一致（Artaud F， 2013；張衝a，2016）。盡管吸煙、飲酒行為是十大健康危險因素之一，但其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的影響在本次研究中並未被證實。國外也有類似報告，法國社區一項對老年人10年健康追蹤研究亦未發現飲酒與ADL能力之間關係具有顯著性，但卻發現吸煙有害ADL能力（Artaud F， 2013）。國內研究也發現類似現象（尹德挺，2007年），其解釋認為這與吸煙、飲酒人群中的死亡選擇與淘汰有關，即吸煙、飲酒人群死亡率高，經死亡淘汰後存活的這些老年人軀體健康程度反而較好。
值得注意的是，多變量分析結果解釋時不能混淆相關關係與因果關係，更不能使用因果關係解釋模型中變量的相關關係。本次研究盡管使用的是跟蹤數據，但分析的依然是變量間相關關係，吸煙、飲酒與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BADL\/IADL能力之間的關係存在雙向影響的可能性，即可能吸煙、飲酒損害健康，也可能由於健康水平下降而選擇不再吸煙、不再飲酒。如果原來吸煙、飲酒的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或BADL\/IADL能力下降，可能導致部分人主動或被動地改變或調整過去的生活方式，如戒除吸煙、飲酒的行為習慣，因此他們進入不吸煙、不飲酒的健康行為人群中，但他們軀體健康水平是相對較低的，可能會拉低當前健康行為人群的整體健康水平。也可能存在那些吸煙、飲酒的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或BADL\/IADL能力良好甚至沒有下降，他們不認為有必要改變或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慣，依然吸煙、飲酒，加之部分健康水平低的原不健康行為人群加入健康行為人群，無疑會拉高當前不健康行為人群的軀體健康水平。由於與軀體健康相關的健康行為的選擇調整，可能導致研究中出現吸煙與BADL\/IADL能力不相關、飲酒與BADL\/IADL能力受損之間的反常相關。
（三） 病患特征的影響
1. 身體殘疾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高
農村老年人身體有殘疾影響他們的軀體健康功能，身體殘疾對BADL\/IADL能力受損均有顯著影響。BADL最終模型中與有生理殘疾比較，沒有生理殘疾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風險下降56%，假設2.1.9a成立；IADL最終模型中與有生理殘疾比較，沒有生理殘疾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風險下降61%，假設2.1.9b成立。盡管生理殘疾有部位、程度等差異，但農村老年人身體有殘疾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的日常活動能力，BADL受損風險增加1.27倍，IADL受損風險增加1.56倍，大大增高了軀體健康功能損害的可能性。生理殘疾作為一種長期病患狀態，未被列入老年人常見疾病或慢性病名單中，它也幾乎被老年人ADL相關研究所忽略，從而導致研究中缺少相關文獻信息參考。
2. 患有慢性病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高
對老年人來說慢性病幾乎等同於常見病，患有慢性病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有顯著影響，並且慢性病的影響效應相對比較穩定，在BADL\/IADL模型3~6中其OR值基本未發生變化。BADL模型6中與患有慢性病相比，未患慢性病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的發生風險下降60%，假設2.1.10a成立；IADL模型6中與患有慢性病相比，未患慢性病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的發生風險下降42%，假設2.1.10b成立。老年人ADL研究中慢性病的影響具有較好的一致性，患有慢性病提高了BADL\/IADL能力下降或失能的可能性（Su P, 2016）。研究中患有慢性病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的風險提高了150%，IADL能力受損的風險提高了72%，軀體健康功能大大下降。
3. 身體疼痛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高
與身體殘疾類似，身體疼痛也是老年人ADL研究中被忽略的一個因素，但是其對ADL能力受損的影響非常重要，本次研究驗證了這一觀點（Connally D, 2017）。BADL模型6中與患有生理疼痛相比，沒有生理疼痛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下降68%，假設2.1.11a成立；IADL模型6中與患有生理疼痛相比，沒有生理疼痛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下降58%，假設2.1.11b成立。農村老年人身體疼痛雖然會有疼痛部位、疼痛程度的差別，但疼痛的刺激卻是相同的，它可能會帶來軀體應激反應遲緩或滯後，對軀體健康功能的影響是直接導致BADL\/IADL能力下降，患有生理疼痛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風險提高了2.13倍，IADL受損風險提高了1.38倍。
4. 睡眠充足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睡眠質量在國內老年人健康研究中也是一個未被充分重視的因素，但它與農村老年人ADL能力受損關係密切，亦在本次研究中得到證實（Park M, 2014）。BADL模型6中與睡眠充足的農村老年人比較，缺少充足睡眠的BADL能力受損風險提高41%，假設2.1.12a成立；IADL模型6中與睡眠充足的農村老年人比較，缺少充足睡眠的IADL能力受損風險提高26%，假設2.1.12b成立。睡眠是生物個體不可或缺的自然現象，充足的睡眠使人體係統的器官與機能得到充足休息後再協調運轉，它也是良好軀體活動能力的必要保障。對農村老年人來說良好睡眠更是軀體健康的基礎，充足睡眠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下降29%，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下降21%。
國內外老年人健康研究中，慢性病對BADL\/IADL能力影響的研究結論具有相似性，並且在本次研究也得到證實，患有慢性病會提高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甚至失能風險（錢佳慧，2016）。國內老年人BADL\/IADL能力研究普遍缺少對身體殘疾、身體疼痛及睡眠質量的關注，但它們對老年人軀體活動能力均存在顯著影響，並且是穩健型的影響因素，這與國外同類研究結論一致（Friedman EM, 2016）。但研究還發現我國農村老年人病患特征對BADL\/IADL受損的影響程度均明顯強於國外同類研究，病患特征對軀體健康水平下降有更強的促進作用可能與我國農村老年人保健康複能力及基層衛生服務水平有關。現代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對病患采取有效的保健康複措施已經可以將其影響降到最低，甚至可以使老年人軀體活動能力與常人無異。但目前我國農村保健康複方麵，無論是基層服務提供還是個人健康能力發展都相對薄弱，難免會導致具有同樣病患特征的農村老年人日常活動能力損害更強，下降風險更高。
四、家庭特征對BADL\/IADL能力影響
1. 家庭收入高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風險低
家庭收入是一個家庭社會經濟實力的衡量標準，高收入家庭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影響顯著（周律，2012）。BADL最終模型中與人均2000元及以下低收入比較，2000~6000元的中等收入沒有顯著影響，但6000元以上高收入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風險下降近20%，假設3.1.1a成立；IADL最終模型中與低收入比較，中等收入亦無顯著影響，高收入家庭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風險下降13%，假設 3.1.1b 成立。農村老年人家庭收入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也會相對較高，健康梯度也會相對較高，高收入家庭更有條件為家庭成員創造有利於健康發展的家庭生活環境，也更有能力獲取良好的健康服務資源，農村老年人受益其中。
2. 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風險高
與子女同住和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的關係並不一致。BADL能力受損模型擬合過程中與子女同住變量始終未表現出顯著性效應，假設3.1.2a不成立；IADL能力受損最終模型中和與子女同住比較，未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風險下降13%，假設3.1.2b成立。由此可見IADL不僅能力受損先於BADL，在居住方式上的差異性也先於BADL。研究中並未發現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BADL\/IADL能力都變差的現象（Wang H, 2013），僅發現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風險提高（Wang D, 2009）。這可能是由於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工具性活動能力下降，日常生活的依賴性需要與子女同住，導致出現IADL能力受損和與子女同住之間的正向關聯。
3. 需要時有人照料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風險低
農村老年人生病或需要時，照料護理資源主要來自家庭，通常是配偶或子女為老年人提供照料，是否有人照料對農村老年BADL\/IADL能力受損存在顯著影響。BADL模型中與有人照料相比較，無人照料的農村老年人BADL受損風險提高60%，假設3.1.3a成立；IADL模型中與有人照料相比較，無人照料的農村老年人IADL受損風險提高26%，假設3.1.3b成立。對於農村老年人來說生病或需要時無人照料，身體恢複程度可能會延遲或滯後，也必然會帶來BADL\/IADL能力的下降，這與農村留守老年人研究結論一致（蔣華，2015）。反之，如果需要時有人照料，則能夠有效地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促進身體機能恢複，有人照料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風險下降38%，IADL能力受損下降22%。
4. 隔代照料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無顯著影響
老年人照看未成年孫子女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一種支持模式，也是我國傳統社會的家庭習俗，但最終模型均顯示隔代照料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影響均不顯著，研究假設3.1.4a與3.1.4b未被驗證。以往研究中隔代照料的老年人軀體健康功能變差的現象並未在農村老年人群體中出現（Lee S， 2013）。是否照看孫輩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無顯著影響，可能與照看孫輩過程的健康收益與損耗有關。隔代照料對軀體健康的影響具有兩麵性，首先照看孫子女可以看作是一種體力鍛煉方式，對老年人健康有益；其次如果照看的體力強度和頻度過大又可能對軀體健康造成一定的損害，使他們BADL\/IADL能力受損或下降。可能由於農村老年人照看孫輩對軀體健康的積極影響與消極影響基本平衡，從而未表現出與未照看孫輩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上的差異。
家庭特征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影響的研究假設未被全部證實，其中照看孫輩對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無顯著影響，這與其他研究認為照看孫輩會損害老年人ADL能力的研究結論不一致（Whitley DM， 2015）。本次研究中也未發現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風險高，僅證實了他們IADL能力受損風險高。家庭特征中較高收入、需要時有人照料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的影響假設被證實。農村老年人家庭具有較好的經濟條件、穩定的照料資源是他們軀體健康的保護因素；反之如果家庭中缺少足夠的經濟支持、需要時缺少照料支持則會加快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下降速度。
五、社區特征對BADL\/IADL能力影響
1. 東部社區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社區區域位置是農村老年人宏觀社會生活環境差異性的反應，對BADL\/IADL能力受損存在顯著影響（邵平，2017）。BADL模型中與東部社區相比，中西部社區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提高30%，研究假設4.1.1a成立；IADL模型中與東部社區相比，中西部社區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提高20%，研究假設4.1.1b成立。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在社區區域位置間的差異也是我國中西部區域發展差異的直接體現，長期以來我國東部地區在自然條件、生活水平、教育文化、衛生保健、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麵一直較好，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也相對較好，東部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可能性分別下降23%、17%。
2. 社區環境形象較好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對於BADL能力受損率，與社區形象較差相比，社區形象一般、較好均沒有顯著性差異，假設4.1.2a不成立；對於IADL能力受損率，與社區形象較差相比，社區形象一般依然沒有顯著性，但社區形象較好有顯著性，社區環境較好的農村老年IADL能力受損風險相對較低，OR值為0.83，假設4.1.2b成立。農村社區的外在環境形象好與其社會文化環境建設分不開，較好的社會文化環境可能營造了良好的社會功能性活動空間、社會規範與秩序，對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具有促進作用，延緩了IADL能力受損發生風險。可能由於IADL具有與社會環境互動，並先於BADL變化的特點，社區外在環境對BADL能力受損影響的差異性尚未體現，僅表現出對IADL能力受損的顯著影響。
3. 社區有活動場地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低
社區老年人活動中心是專為老年人提供的休閑活動聚集地，它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有顯著影響，與同類研究結論一致（Ding D, 2013）。BADL模型中和有活動場地的比較，社區內沒有活動中心的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風險提高51%，假設4.1.3a成立；IADL模型中和有活動場地的比較，社區內沒有活動中心的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風險提高42%，假設4.1.3b成立。老年人活動中心屬於社區物理環境範疇，是老年人進行休閑活動的重要環境場地，鄉村社區能為老年人活動設置專門場所表明社區對老年人群體的重視，它對老年人軀體健康的影響可能主要是通過參與中心活動的方式體現出來，社區內設有活動中心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可能性下降34%、30%。
4. 社區衛生服務可及性與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無相關關係
鄉鎮衛生院距離是農村社區衛生服務可及性的直接體現，良好的服務可及性方便居民醫療保健、求醫問診，但模型中衛生服務可及性不僅與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關係不顯著，假設4.1.4a不成立，而且與IADL能力受損的關係亦不顯著，假設4.1.4b也不成立。衛生服務可及性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無影響的現象可能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有關。近年來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除個別偏遠落後農村，大部分農村已經基本實現村村通公路、通公交，交通狀況大大改善，鄉鎮衛生院的就診距離可能已不是影響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的主要服務性問題，由此表現出衛生服務可及性與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之間並無關聯。
社區特征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影響的研究假設未全部證實，其中衛生服務可及性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無影響，社區外在環境與BADL能力無關，但對IADL能力有影響，社區所在區域與是否有老年人活動場地的研究假設均被證實。社區健康影響理論認為社區的社會經濟、社會文化、物理及服務環境均對居民健康存在影響，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分析僅部分地驗證了社區社會經濟、社會文化與物理環境的健康影響。我國東、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直接導致東、西部農村老年人軀體活動能力的差異，東部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存在一定的健康優勢；較好的社區外在環境對農村老年人IADL能力有積極影響；社區老年人活動場地的建設與配置也表現出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的促進作用。
第四節本章小結
本章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研究以BADL\/IADL能力受損為因變量，通過文獻梳理提出研究假設，在因變量與不同特征變量描述性統計與雙變量相關分析的基礎上，利用logistic分層嵌套模型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進行影響因素分析，並驗證研究假設是否成立。研究發現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受損現象普遍，不同層次的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及社區特征與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關係顯著，現小結如下。
2011—2015年農村老年人BADL能力受損率呈現先小幅下降、再大幅上升的“J”形增長變動，IADL能力受損則表現出先下降、後等幅上升的“U”形變動。跟蹤期內農村老年人軀體活動能力受損率均未出現持續下降規律，研究假設未被驗證。由於跟蹤時長相對較短，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長期趨勢可能尚未充分展現。
個體特征對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有顯著影響。一是人口學特征對BADL\/IADL能力受損影響的研究假設中，除婚姻狀況，出生隊列、性別和教育程度的影響假設均被驗證。較老出生隊列、女性、較低教育程度的農村老年人無論是BADL能力受損，還是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都較高。其中，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表現出年齡門檻效應，特別是高齡門檻效應更明顯，隨著出生隊列的不斷變老，BADL\/IADL能力受損風險持續升高，並且高齡出生隊列上升幅度最大。二是健康相關行為中，進行體力活動、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風險較低，相關研究假設被驗證；飲酒的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風險較低，吸煙無顯著影響，研究假設未被驗證。農村老年人吸煙、飲酒行為與軀體健康之間的反常相關關係，可能與他們因自身健康狀況而進行的行為方式選擇與調整有關，進一步須利用因果關係的設計方案研究其影響效應。三是病患特征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影響的研究假設全部被驗證，生理殘疾、患有慢性病、生理疼痛和缺少充足睡眠均對BADL\/IADL能力受損有促進作用。病患特征對我國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水平下降有較強的解釋力，並且對BADL\/IADL能力受損的影響強度更甚於西方發達國家，這可能與我國農村個人保健能力與基層服務水平較差有關。
良好的家庭經濟支持及照料支持是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的積極因素。高收入家庭、生病和需要時有人照料對BADL\/IADL能力受損均有保護作用，研究假設被驗證；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IADL能力受損發生率較高，但和BADL能力受損無相關關係；隔代照料與BADL\/IADL能力受損均無相關，假設未被證實。
社區環境中，東部地區、社區內有老年人活動中心對農村老年人BADL\/IADL能力受損有保護作用，研究假設被證實。較好的社區外在形象對IADL能力受損有保護作用，但對BADL能力受損無顯著影響；社區衛生服務可及性對BADL\/IADL能力受損亦無顯著影響，假設未被驗證。社區良好的社會經濟、社會文化與物理環境，即較好的社區支持對農村老年人軀體健康有積極影響。
第四章農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第四章農村老年人心理健康
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本章研究內容聚焦農村老年人心理健康，以SESD10簡版抑鬱量表作為心理健康的評價工具，分析農村老年人心理抑鬱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首先通過國內外文獻梳理提出心理健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假設，其次對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的時期—隊列數據進行雙變量描述性分析，再利用二分類logistic分層模型對農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因變量進行多水平、多因素分析，最後對農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內容進行總結概括。
第一節心理健康研究假設提出
心理健康是對個體內外環境的良好適應狀態，是全麵健康的重要維度。對老年人來說心理健康尤顯重要，研究表明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患有抑鬱症狀人群數量不斷增長，老年人心理抑鬱已經是人口健康領域的一項重要議題。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到2020年，抑鬱症將成為僅次於癌症的人類第二大殺手，老年人的自殺和自殺企圖有50%~70%繼發於抑鬱症。
一、心理健康狀況的研究假設
心理抑鬱是全球關注的心理健康問題，研究顯示西方國家老年人抑鬱症或抑鬱症狀發生率波動範圍較大。2006年美國65歲以上老年人中，4.1%自報有重度抑鬱，9.1%至少有一種抑鬱症狀；2010年據估計有3.0%~4.5%的老年人患有抑鬱症，其中拉丁裔美國老年人患病率最高為6.9%；2005—2010年61.72%的老年人自報調查前兩周至少出現過一種抑鬱症狀，2013年美國健康與養老跟蹤研究表明過去10年間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下降，從59.1%下降到52.6%（Vaughn MW, 2013; Zivin K, 2013）。但也有研究認為老年人抑鬱被普遍低估，其中很多老年人抑鬱症或抑鬱症狀的發生未被發現或未進行治療（Cahoon CG, 2012）。
我國老年人心理抑鬱研究起步較晚，早期研究顯示我國中老年人抑鬱症狀患病率較低，僅為4.14%，但發展速度較快，到2010年已達31%（曹裴婭，2016）。一項調查研究發現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比城市嚴重，其中城市老年人輕度抑鬱症的患病率為30.9%，中度抑鬱症為9.4%，重度抑鬱症為4.2%；農村老年人輕度抑鬱症的患病率為38.7%，中度抑鬱症為18.1%，重度抑鬱症為7.4%（李兵水，2013）。國內老年人抑鬱症狀Meta分析發現，老年人抑鬱症狀的綜合發生率為23.6%，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在不斷提高（Li D， 2014）。研究顯示我國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存在快速升高的現象，並且農村高於城市。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村老年人衰老進程不斷加深，負麵事件與不良情緒的不斷積累可能導致抑鬱情緒鬱結，增加抑鬱症狀發生的可能性，由此提出研究假設1.2：跟蹤期內農村老年人心理抑鬱症狀發生率逐漸提高。
二、個體特征對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我國傳統中醫談及老年人保健要注重“精、氣、神”，“神”字便與心理健康的概念相似，日常生活中老年人缺少了“神”多會表現在精神不振、興趣缺乏，這通常是消極心理健康狀態的外在表現。個體特征與老年人抑鬱症狀影響的文獻梳理主要從人口學因素、病患特征、健康相關行為三個方麵展開。
（一） 人口學特征對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1. 出生隊列與年齡
一項澳大利亞老年人13年跟蹤研究發現，基線調查中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在逐漸下降，老年人年齡與抑鬱症狀發生率存在負向相關，但跟蹤時期與老年人抑鬱症狀存在正向相關（Burns RA， 2013）。另一項研究也顯示60歲以上老年人未患有抑鬱症狀的比例在上升，不同年齡組老年人心理健康狀況不同，其中80歲以上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下降最為明顯，老年人群中抑鬱症狀下降主要是由於高齡組老年人抑鬱症狀下降，無抑鬱症狀上升導致的（Zivin K， 2013）。
台灣地區一項老年人研究分別於1989、2003年對1920—1924、1925—1929年兩個出生隊列跟蹤發現，老化過程與抑鬱症狀之間有線性及二次曲線效應，隨著年齡的增長抑鬱症狀發生率的線性趨勢在增加（0.26），但二次項係數為負（-0.01）下調了增長速度（Chiao C， 2009）。一項1987—2010年的中國老年抑鬱症狀Meta分析也顯示，不同年齡組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都有顯著上升，並且年齡組間未調整抑鬱症狀發生率有差異，其中以高齡組老年人發生率最高（Shao J, 2013）。老年人抑鬱症狀研究中人口學特征多選擇年齡，出生隊列使用較少，並且國內研究顯示年齡與抑鬱症狀發生率之間多存在正相關。與年齡效應類似，農村老年人出生隊列與抑鬱症狀發生之間也可能存在類似的相關關係，即越年老的出生隊列，抑鬱症狀發生風險越高。
2. 性別
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表明女性老年人比男性更易發生心理抑鬱。國外老年人跟蹤調查發現男女間抑鬱症狀發生率存在性別差異，女性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明顯高於男性（Back JH, 2014）。上海老年人健康跟蹤研究也表明女性老年人重度或輕度抑鬱症狀發生率都高於男性（Liu Q, 2018）。我國農村老年人研究也發現類似現象，江西省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為63.5%，女性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風險比男性高近80%；福建農村一項研究發現傳統農村老年人中有抑鬱情緒問題的比例高於城鄉接合部老年人（劉正奎，2018）。國內外研究的一致性提示，我國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風險也可能存在女高男低的性別差異。
3. 教育程度
一項國內老年人心理抑鬱的文獻研究發現隨著教育程度的升高，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在下降（Li D, 2014）。上海一項跟蹤研究也顯示女性老年人教育程度越高，發生抑鬱症狀的可能性越低（Liu Q, 2018）。與小學及以上相比，文盲程度的江西省農村老年人抑鬱程度增加的風險增長近1倍（陳麗，2017）。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高於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也就是說較高的教育程度降低了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識與行為能力相對較差，而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晚年生活安排得相對豐富有關係。我國農村老年人心理抑鬱症狀發生也可能會受到教育程度的影響，較高的教育程度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有保護作用。
4. 婚姻狀況
西方人口學中婚姻狀況是健康結果一個穩健型影響因素，但在亞洲文化背景下婚姻狀況對老年人口健康的影響還不甚明朗。一項韓國研究利用2006年韓國人口老齡化跟蹤數據分析老年人婚姻的健康效益，對45歲以上中老年人首先以性別分層，控製其社會經濟地位、居住安排、失能和慢性病等因素，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抑鬱症狀也在增多，但女性人群中75~85歲組婚姻狀況間抑鬱症狀沒有差異，而男性人群中，單身男性比已婚男性自報有更高的抑鬱症狀發生率（Jang SN， 2009）。我國不同婚姻狀況老年人的心理抑鬱評分結果發現不同婚姻狀態對抑鬱程度的參數效應不同，其中對中等抑鬱狀態老年人的影響最為明顯（高敏a，2016）。農村老年人研究中，吳義嬌等人研究發現離異、未婚、分居或喪偶的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比已婚或同居的高出2倍，劉正奎等人研究顯示獨居老年人抑鬱症狀比非獨居的高出1.72倍，這些研究結果均表明單身狀態的農村老年人患有抑鬱症狀的可能性更高（吳義嬌，2018；劉正奎，2018）。
老年人人口學特征與抑鬱症狀關係的研究文獻顯示，人口學特征對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可能存在影響，因此提出相關研究假設。它們分別是：
假設2.2.1：不同出生隊列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有差異；
假設2.2.2：不同性別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有差異；
假設2.2.3：不同教育程度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有差異；
假設2.2.4：不同婚姻狀況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有差異。
（二） 健康相關行為對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老年人心理抑鬱研究中，運動、社交等健康行為對心理健康多有積極作用。日本老年人抑鬱症狀調查發現身體活動、飲食均衡並保持個人愛好對降低抑鬱症狀發生有促進效果，社區內保持良好的鄰裏關係與女性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正向相關關係（Aihara Y, 2011）。國內研究也發現老年人參加社會活動、身體鍛煉有助於他們心理健康發展，減少抑鬱症狀發生，對老年人心理健康促進具有積極的影響效應（Liu Q, 2018； Li LW, 2016； Tsai AC, 2013;張衝b，2016）。
有研究發現吸煙、飲酒行為與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間存在正向關聯。日本成年人研究發現類似現象，男性人群飲酒與低抑鬱風險相關，飲酒與心理健康之間是正向變化關係（Fushimi M， 2015）。我國CHARLS基線數據分析也發現中老年人吸煙、飲酒行為與抑鬱症狀存在負相關，有抑鬱症狀的人群吸煙、飲酒風險低，而吸煙、飲酒人群中抑鬱症狀發生率也低（Cheng HG， 2016）。這些文獻研究結論顯示吸煙、飲酒與老年人心理抑鬱症狀發生之間的反向關聯，顯然與健康影響的傳統理論存在矛盾之處。
吸煙、過量飲酒作為不健康生活方式，也有相關老年人研究支持其傳統健康影響理論。台灣地區50歲以上中老年人跟蹤研究中，基線數據顯示過量飲酒提高了抑鬱症狀發生風險(OR=1.85)，跟蹤8年後發現老年人吸煙行為提高了抑鬱症狀的發生風險(OR=1.56)（Tsai AC, 2013）。上海老年人跟蹤研究也發現吸煙、每年吸煙35包及以上，每天飲酒兩次及以上抑鬱症狀發生風險均比較高（Liu Q, 2018）。兩項老年人抑鬱症狀影響的跟蹤研究都顯示吸煙、飲酒對心理健康的消極影響，顯著提高了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風險。
健康相關行為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體現，它們直接對個體健康發生影響。盡管存在影響效應不一致現象，本文依然遵循傳統健康理論提出健康相關行為與農村老年人心理抑鬱影響關係的研究假設。它們分別是：
假設2.2.5：與無體力活動相比，進行體力活動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低；
假設2.2.6：與無社交活動相比，參加社交活動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低；
假設2.2.7：與不吸煙相比，吸煙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高；
假設2.2.8：與不飲酒相比，飲酒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高。
（三） 患病特征對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1. 身體殘疾
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顯示老年人為殘疾人的主要構成人群，約占殘疾人口的一半。利用第二次全國殘疾人調查數據將60歲以上與60歲以下的殘疾人進行比較，未發現年齡組間抑鬱症狀發生率存在顯著差異，殘疾人抑鬱症狀發生具有普遍性（洪偉，2009）。身體有殘疾可能導致老年人在外表形象、身體結構甚至行動能力上與常人有異，這可能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影響，提高他們心理抑鬱的發生率，但目前缺少老年人身體殘疾與抑鬱症狀的相關研究，缺少身體殘疾與非殘疾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對比研究。
2. 患有慢性病
Hsu等人利用1996—2007年台灣地區老年人4期跟蹤數據，使用兩層線性模型分析共患病與抑鬱症狀之間的關係，發現時間趨勢為正向的，即隨著時間的推移，抑鬱症狀發生為增長趨勢；有心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或者有任意前兩種疾病的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都相對較高；不同的共患病模式對老年人抑鬱症狀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效應（Hsu WC, 2013）。利用2011年CHARLS基線數據進行城鄉老年人抑鬱症狀對比研究發現，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高於城市，與沒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患有兩種以上共患病的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普遍較高（Li LW, 2016）。地區性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調查也發現有抑鬱情緒的老年人比例約為33.3%，患有慢性病會使抑鬱症狀發生風險升高（陳麗，2017）。老年人中，有中風史、患有癌症、帕金森症等慢性病都有更高的可能發生抑鬱症狀，慢性病與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具有正向關聯關係，農村老年人可能也不例外。
3. 身體疼痛
與身體殘疾類似，國內也缺少老年人生理疼痛與心理健康的相關研究，國外相關研究顯示老年人身體疼痛與抑鬱症狀發生有正相關關係（McDonald DD, 2016）。荷蘭4年跟蹤1122名抑鬱症複發病例顯示，頸部(HR=1.45)、胸部（HR=1.48）、腹部(HR=1.52)疼痛，疼痛部位數量(HR=1.10)和疼痛嚴重程度(HR=1.18)都與抑鬱症複發有強相關，並且閾下抑鬱症狀調節著疼痛和抑鬱症複發之間的相關關係(Gerrits MM, 2014)。德國對724名68~92歲老年人橫斷麵調查樣本分析發現老年人身體部位疼痛發生率57.5%，患有身體疼痛的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大大提高（Bauer H, 2016）。身體疼痛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影響研究結論的一致性提示，農村老年人心理健康也可能受到身體疼痛的困擾，身體疼痛也可能會提高他們抑鬱症狀發生風險。
4. 充足睡眠
2008年南非50歲以上中老年人一項全國性調查研究顯示，老年人自報抑鬱症狀是個重要的健康問題；對過去一年患有抑鬱症狀老年人進行影響因素分析，睡眠質量被當作一種長期病患納入慢性病因素，結果顯示充足睡眠對抑鬱症狀發生有抑製作用（Peltzer K, 2013)。國外一項對2759名65歲以上老年人睡眠與心理健康關係的調查研究也發現兩者存在極強的相關關係，中途醒來、入睡困難、睡眠質量欠佳是老年人睡眠的主要問題，導致他們睡眠時間得不到保障，促使老年人焦慮、抑鬱症狀產生（Leblanc MF， 2015）。研究文獻顯示充足睡眠對老年人心理健康有促進作用，農村老年人心理健康也可能受睡眠時長的影響，即充足睡眠的抑鬱症狀發生率低，缺少充足睡眠的抑鬱症狀發生率高。
綜合國內外研究發現老年人病患特征與心理抑鬱症狀之間存在關聯，因此本文提出不同病患特征對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影響的研究假設。它們分別是：
假設2.2.9：與無身體殘疾相比，身體殘疾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高；
假設2.2.10：與未患慢性病相比，患有慢性病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高；
假設2.2.11：與無身體疼痛相比，身體疼痛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高；
假設2.2.12：與缺少充足睡眠相比，睡眠充足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低。
三、家庭特征對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1. 家庭收入
盡管研究中家庭收入使用頻率相對較高，但家庭經濟狀況衡量標準並不唯一，家庭支出、家庭資產也可以直接反映家庭財富。上海市一項老年人跟蹤研究顯示家庭資產與抑鬱症狀之間具有相關性，家庭資產越多、經濟條件越好，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越低（Li LW, 2016）。利用家庭支出作為家庭經濟指標也反映出其與老年人抑鬱症狀具有相關性，家庭支出越高抑鬱症狀發生率越低，其中家庭支出中位數以下的樣條函數與抑鬱症狀發生率的負相關程度更強（Lei X, 2017）。家庭收入與老年人抑鬱症狀關係研究結論一致性比較好，即家庭收入與抑鬱症狀之間存在負向相關，不管是使用何種家庭經濟狀況的測量指標，研究都表現出家庭經濟水平比較低的老年人與較高抑鬱症發生率相關聯（Back JH， 2014；高敏a，2016）。
2. 居住方式
日本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發現獨自居住和抑鬱有較強相關，他們還會表現出缺少生活欲望、有自殺傾向、緊張焦慮等症狀，但良好的社會支持可以消減單獨居住的負向心理影響（Fukunaga R， 2012）。國內也有研究認為和與配偶同住相比，其他居住方式的老年人抑鬱程度都相對較高，但更多研究認為與子女同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積極作用更大（任強，2014）。利用CHARLS數據研究親子居住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結果表明親子共同居住顯著改善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狀況，傳統上的“兒子偏好”和“多子多福”觀念受到挑戰（江克忠，2016）。中國長壽跟蹤數據發現與空巢老人相比，與子女同住對老年人精神健康具有顯著的積極效應，尤其是對高齡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積極效應更強，但多核心家庭老年人抑鬱水平卻都較高（穆瀅潭，2016）。2014年“中國計劃生育家庭發展追蹤調查”數據顯示獨居老年人抑鬱傾向最嚴重，而與子女同住抑鬱傾向最輕，與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對老年人抑鬱症狀的影響程度較大（靳永愛，2017）。相關文獻研究多顯示居住方式與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相關性，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風險、抑鬱症狀嚴重程度都相對較低。
3. 有人照料
在我國，照料老年人的任務通常由家庭來承擔，照料者主要是家庭成員，研究發現95%的老年人在需要時有人照料，主要是配偶和子女；城市中兒子與女兒幾乎承擔了同等的照料老年父母的任務，在農村照顧父母則更多地由兒子來承擔，女兒起輔助作用（孫鵑娟，2017）。一項利用2013年CHARLS數據對非正式照料與失能老年人心理健康關係的研究發現，非正式照料能夠調節失能老年人的抑鬱程度和生活滿意度，其中配偶、子女或子女配偶提供的照料均能減輕老年人心理抑鬱症狀；同時還發現非正式照料能夠顯著減輕女性老年人的心理抑鬱症狀，改善輕微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程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劉亞飛，2017）。當前階段，家庭照料資源仍是我國老年人養老的保障、心理的依靠，需要時有人照料的老年人明顯有更好的心理健康狀態，抑鬱症狀發生可能性相對較低。
4. 隔代照料
相同文化背景對照看孫子女的感受可能存在共通性，有研究顯示在美國照顧孫子女的中國老年人有更好的心理健康狀態，較低的抑鬱水平，但對他們來說更多的是來自成年子女的壓力和否定讓他們感到難過(Tang F， 2016)。台灣地區中老年人跟蹤數據分析也發現，與未照看孫子女的老年人相比，照看孫子女的抑鬱症狀更少(Ku LJ， 2013)。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研究發現，過去一年內照料孫子女的經曆對城鄉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積極影響，且對女性中老年人和農村中老年人影響更大，隔代照料對中老年人健康的影響主要是由於照料孫輩增加他們社會交際範圍、鍛煉機會，並能夠從子女那裏獲得經濟補償，從而對他們的健康水平產生促進效應（吳培材，2018）。
雖然不少中國文化背景老年人的相關研究顯示照看孫輩對老年人心理健康有保護作用，但世界範圍內隨著照看孫子女老年人數量的不斷增長，也有研究發現這會導致他們抑鬱症狀風險麵臨增長的可能，國外研究表明參與隔代照料的祖父母自報增加了更多的抑鬱症狀，甚至照看孫子女使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風險增加了1倍(Whitley DM, 2015)。在我國傳統文化中隔代照料一定程度上是老年父母的義務，但照看孫輩也未必是快樂的任務，一項國內研究顯示照看孫輩並不利於老年人精神健康（程昭雯，2017）。隔代照料在享受天倫之樂的同時，農村老年人也可能麵臨來自子女、照看過程等途徑的多重心理壓力，也存在提高他們抑鬱症狀發生的可能性。
家庭是個體生活的最微小社會單位，健康發展離不開家庭環境。研究文獻顯示家庭特征對老年人抑鬱症狀有影響，由此提出家庭特征與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關係的研究假設。它們分別是：
假設3.2.1：與較低收入相比，人均家庭收入較高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低；
假設3.2.2：和未與子女同住相比，與子女同住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低；
假設3.2.3：與無人照料相比，有人照料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低；
假設3.2.4：與未隔代照料相比，隔代照料的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高。
四、社區特征對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假設
1. 區域位置
農村老年人所在社區的區域位置是一條分界線，明確了他們生活所在宏觀社會經濟環境的差異性。長期以來我國東、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存在巨大差距，這種全方位結構性的區域差異表現在社會經濟、文化教育、衛生服務的方方麵麵，農村老年人健康難免會受到區域差異的影響。我國中老年人抑鬱症狀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即西部地區是抑鬱症狀發生的危險因素，不僅農村中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高於城市，而且西部地區中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也高於東部地區（李甲森，2017）。東、西部地區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風險的不均衡，是我國區域發展不協調的一個縮影，也是我國健康不公平現象在區域間的反映。
2. 環境形象
農村社區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地點，也是他們度過晚年生活的重要場域，他們長期暴露於社區環境之中，農村老年人心理健康與社區環境之間可能存在關聯。有研究表明社區環境對老年人心理狀況會產生影響，環境較好的社區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相對較低，社區文化活動的開展有利於老年人心理抑鬱症狀的緩解（靳永愛，2017）。村級社區水平的研究也發現，農村老年人抑鬱症狀與社區環境有相關關係，農村社區社會發展環境好、平均文化程度高、基礎設施配套好，社區內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低，心理健康程度好，但社區內存在工業汙染則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高，心理健康水平下降（Yeatts DE, 2014； Li LW, 2016；梁櫻，2018）。
3. 活動場地
老年人日間中心是澳門社區配套的養老硬件環境，供居家老年人白天來參加文娛社交活動。一項研究隨機抽取澳門15個老人日間中心的老年人，分析他們抑鬱狀態及其相關因素，結果表明抑鬱狀態是澳門日間中心老年人常見的心理問題，其相關因素包括社會網絡、居家生活能力等（曾文，2011）。不僅日間活動中心的老年人存在抑鬱問題，社區內是否有老年人活動中心也可能影響著老年人心理健康。社區內是否有老年人活動場地與老年人心理抑鬱關係研究顯示，有活動場地的社區老年人抑鬱症狀發生率相對較低，但這種顯著性關係在加入ADL能力及慢性病變量後則被消減，可以認為一定程度上社區老年人活動中心對緩解老年人心理抑鬱有促進作用（Li LW, 2009; Li LW,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