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運動與英國文學的鄉村敘事

第二章（1 / 3）

這樣的圈地美景比比皆是，第三封信開始時，作者就經過了一片未經圈圍的土地，那裏肮髒和荒蕪，被稱為“沙漠”，而旁邊的大片圈地則是被圈圍的良田耕地。未經圈圍的莎夫茲伯利（笛福時代還有許多地方未被圈圍）顯得如此破舊荒蕪，而隔壁的薩姆賽特和維爾特等地區，幾乎都被圈圍了，則生機勃勃，土地肥沃，鎮子人群熙熙攘攘，民居鱗次櫛比，居民受雇於世界上最富裕的工廠。

第三封信中最突出的是，作者敘述了一個完美的圈地計劃，選址是罕布什郡的新林，這片森林的原住民被征服者威廉趕走了，因為他把新林作為自己的圍獵場，可現如今，這是一大片荒蕪之地、開闊之地，大約4000英畝。他的計劃是，先整平土地，劃分區域，縱橫各修建兩條寬敞的道路，呈井字形。然後選出20個家庭，都是耕種能手，抑或養牛高手，每家分得200英畝土地。20年內不用交地租或其他稅，但他們必須撫養自己家的老弱病殘，修建必要的道路及田間設施。20年後再繳納每年50英鎊的稅。為了圈圍200英畝土地，政府向每家提供200英鎊的貸款，用於圈圍、建路、整土、購買工具、雇傭農民。這個相當於小鎮規模的圈地還需要不同專業的手工業者、小商業者和服務行業者，具體按照要求配備和引進；還需要2個牧師和2個教師，以基督教維持社會秩序，以英國語言文學教育子民，以保持純真的英國文化傳統。這是笛福烏托邦式的圈地運動設想，也是他心中最為完美的圈地計劃！

傷害農民利益的圈地遭到抵製和反抗，第六封信中，笛福記錄了農民聯合起來反對圈地的事件。居義先生利用權力，建造柵欄圈圍了一大塊敞田，茅舍農和普通農民們不幹，紛紛起來反對，怨聲載道，到處投訴。但居義一意孤行，決意建造土牆和柵欄，農民們一呼而起，扒了土牆，拆了柵欄，拿回家做柴火。多次破壞後，居義隻得住手。一段時間後，居義卷土重來，這次他答應補償農民，但農民們仍然不答應，繼續破壞。但最終居義成功圈圍這個地塊，建成了一個花園，問題如何解決的不得而知。作者提供了一個反圈地運動的實例，更是平民維護自己權益的抗爭。但在笛福看來，農民對公地使用權的維護，就像富人出錢購地一樣，都是一種財產權。

第八封描寫了特倫特山穀，笛福在描述了大片土地被圍圈之後，又一次用了很大的筆墨來描寫圈地與自己最關心的貿易之間的關係：“然後我便開始思考這件事（圈地）的原因和本質，我發現將土地圈成小塊，居民住宅的分散，可以為人們各司其職帶來便利。就像我之前說過的，雖然沒有門就看不到人們走動，但人們過得很充實。簡而言之，這整個國家雖然山脈諸多，下了一座山很快又爬上另外一座。但這個國家人丁興旺，貿易繁忙。看不到一個乞丐，也看不到一個遊手好閑之人。”Defoe，　Daniel．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https:\/\/ebooks．adelaide．edu．au\/d\/defoe\/daniel\/britain\/letter8．html，　accessed　on　March　16，　2018．既然笛福認為圈地對國家的貿易、居民的安居樂業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對未被圍圈的土地，笛福的態度也很明確。同樣在第八封信中，笛福在寫到山頂上的一處荒地時，他這樣描述道：“山頂時一處偌大的沼澤或者稱其為荒地，向北延伸15或是16英裏。展現在你麵前的這一大片土地，沒有被用籬笆圍起來，也沒有房屋和樹木。這隻是一片荒地和僅有的荒蕪。過往的陌生人需要導遊，不然必定會迷路。”Defoe，　Daniel．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https:\/\/ebooks．adelaide．edu．au\/d\/defoe\/daniel\/britain\/letter8．html，　accessed　on　March　16，　2018．對於這樣的荒地，笛福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圈地”。

第十二封信中，圈地和荒地仍然是他考察的重點。在蘇格蘭，地廣人稀，人們以飼養家畜為主要生計。而圈地不用籬笆或石牆，因為耕地與荒地有明顯的不同，耕地也不會受到周遭影響或毀壞，如在卡寧漢地區，這個區域的人們明顯比較富裕，民居整齊美觀，街道整潔繁榮，猶如來到英格蘭一般，田地一片葳蕤繁盛。據說，這裏繁茂的田地是當年克倫威爾的軍隊駐紮於此而開墾的，複製了英格蘭的圈地模式，因而形成了如今這般豐茂之景。在探討一處荒地時，笛福這樣描述道：“但是這塊地之前，是一塊敞開的、荒蠻的土地，他會將其圈圍、耕作並提升土地質量。”Defoe，　Daniel．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https:\/\/ebooks．adelaide．edu．au\/d\/defoe\/daniel\/britain\/letter12．html，　accessed　on　March　16，　2018．

笛福的遊記記述了多次從倫敦出發回到倫敦的巡回旅行，畫出多個美妙的圈子，如同圈地運動一般，根據地理位置和物產情況，把英國全島圈圍成幾個巨大的商業圈和農業圈，作者的用心可見一斑。整個遊記以倫敦為中心，圈圍出美麗田園和花園天堂。

不在圈地文明光芒照耀下的地區就是蠻夷之地，是荒涼的代名詞，笛福遊記中對英國西南夕利群島的描述就是一例（有趣的是，這段文字不屬於任何一封信中的巡回旅行，是第三封信的附件，後加進來的）。由於偏安一隅，遠離本土，接受不到文明的影響，圈地觀念沒有傳到這片遠離文明的荒蠻角落，海盜和搶劫是那裏人的主要生存方式。整個群島顯得與本土格格不入，表現出強烈的原始性和野蠻性。　Defoe，　Daniel．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https:\/\/ebooks．adelaide．edu．au\/d\/defoe\/daniel\/britain\/letter3．html，　accessed　on　March　16，　2018．夕利群島是如此的臭名昭著和令人詛咒，許多滿載貨物的船隻在這兒擱淺，或撞成碎片，許多優秀的水手葬身大海。天災不如人禍，“世上再沒有如此凶殘的當地人搶奪飄到海邊的船隻殘骸和貨物，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居住在此地的人凶殘而貪婪，為了搶奪贓物，如有水手活著登島，也會被搶劫一空，他們甚至自相殘殺”。　Defoe，　Daniel．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https:\/\/ebooks．adelaide．edu．au\/d\/defoe\/daniel\/britain\/letter3．html，　accessed　on　March　16，　2018．他們還發明了許多種類的工具，專門用於水下打撈。似乎上帝的安排，遠離本島的小島嶼不能從圈地農業中發展經濟與社會，也不能提升文明的程度，一切是這樣的荒蠻。

在後期的其他有關商業的著作中，笛福也是極盡其能盛讚圈地的好處，如在《英國商業計劃》（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1728）如數家珍似的介紹全英國各地區的養羊情況和羊毛貿易情況。他在《為貿易增長向英國人民的粗陋的建議》（A　Humble　Proposal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　for　the　Increase　of　Their　Trade，　1727）認為英國土地因圈地，其商業價值一路飆升，從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每英畝20—25英鎊，已經升到當時的每英畝200—300英鎊。非但如此，由於土地開發與利用率提高，農產品和畜牧業產量連年增產，有些地方如英格蘭中東南部，每英畝的小麥產量已經達到2000—3000公斤，這在當時的世界其他地區聞所未聞。

笛福認為圈地之後的英國實現了物盡其用，不管是國家、土地本身還是國民，都能從中獲益。而對於未經圈圍的土地，笛福則認為其是野蠻的，是疾病的來源之地，而“圈地”這一行為也完全是為了國家的發展。而笛福筆下的工人自然也是國家貿易發展的受益者。正是從笛福的遊記中，人們清晰地見到了18世紀初英國鄉村的現實狀態，農業的專業化和市場化，以及農業與城市、港口、煤礦和紡織工業區之間的複雜關係，按照威廉斯所言，“這是一個不加掩飾的商業世界，幾乎不帶任何田園氣息，而笛福把強烈的興趣和就事論事的報告相結合的做法是18世紀農業調查這一重要傳統的真正先驅”。雷蒙·威廉斯著，韓子滿等譯：《鄉村與城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87頁。

笛福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代表，他唯一關注的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圈地”這一農業手段在笛福看來，是一種有效的積累資本的方式。

二、　恐懼：野蠻的敞地與荒地

圈地前，英國土地分為耕地、草地、牧場、公用地、荒地、林地和沼澤地等，農業主要在牧場和耕地上租耕莊園主的田地，其他地方則是農民公用的土地，可以放牧，取材（柴火和建房材料等）和狩獵等。普通耕地上的農耕模式采用敞田製：耕地被分為許許多多長條形狀的田地，被稱為條田。條田間以田埂作隔，佃農每家耕種多少不等的條田，實施輪圃製鑒於氣候和田地肥力等因素，英國敞田製采取二圃製（第一年，二分之一的田地種植莊稼，另一半則休耕長草，以積蓄肥力，休耕地上可以放牧；次年輪換）或三圃製（田地被分為三份，每三年輪休一次）的休耕製。。條田間不設籬笆、石牆和樹籬等障礙物，目的是有利於條田的輪圃製耕作和農戶耕種的協調與一致，由於未經圈圍而敞開著，因此得名“敞田”。

圈地運動進入18世紀已經得到政府支持，並通過議會法案確定下來，同時，英國海外貿易與殖民擴張也逐漸達到高潮，英國國內圈地運動的經驗以“種植園”的方式一再被成功地移植到海外殖民地（如北美）。圈地後的土地改良、經濟繁榮和技術推廣，標誌著文明的進步。在笛福看來，圈地代表著文明和進步，未被圈圍的土地（尤其是荒地）是野蠻的、落後的，被排斥在人類先進文化的範圍之外。因此，魯濱遜經曆暴風雨，剛到島上時，一股莫名的恐懼感油然而生。這種焦慮和恐懼感讓他不但對野獸或者土著人等產生懼怕，而更是對被突然拋入一片未知的、未被圍的和未被耕種的土地和空間而產生的焦躁不安。在這裏，未經圈圍和未經耕作的土地與被“圈圍”的土地是相對立的，也是野蠻與文明的對立。一片土地不具有私人占有性，也就不存在有效的管理和規劃，因而也就必然成為荒蕪的代名詞。相比而言，經過圈圍的土地，有明確的範圍、有適宜的規劃和管理，因此也就能產生文明與繁榮。

魯濱遜經曆了兩次暴風雨，顯然狂暴的大自然並沒有讓魯濱遜產生如此大的畏懼，而經曆過狂風暴雨過後，魯濱遜對於陸地的反應並不是欣喜，而是恐懼。魯濱遜經曆了第二次暴風雨後，漂流到這個小島，離海岸越來越近時，卻對陸地產生了極大的恐懼。“當我們離海岸越來越近時，陸地卻越來越比海洋還要恐怖。”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34．　喜歡冒險的魯濱遜已經適應了大海上的生死經曆，適應了在自己所熟悉的自然環境下掙紮與生存。帶著對陸地的恐懼，魯濱遜被海浪衝上了岸，並成為全船唯一的幸存者。魯濱遜對於自己的存活向上帝表達了真誠的感謝，而上帝也成為其日後在荒島上逐步穩定自己生活的支撐。不過短暫的喜悅之後，魯濱遜又陷入了絕望，因為身處一片荒地之中，他感到一種莫名的危險。恐懼之中他急中生智，馬上通過“上樹”來擺脫這片荒地的威脅。“我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選擇鄰近的一棵濃密但是有刺的樹，在樹上先過一夜，然後第二天再考慮自己會怎麼死，因為我認為自己實在沒有生存的可能。”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37．　值得注意的是，這棵被魯濱遜選中的大樹擁有高大的樹冠，濃密且有刺，這就給內心極度恐懼的魯濱遜多了一層安慰。樹葉和樹刺也就暫時充當了樹籬或是柵欄的作用，減少了魯濱遜受外界野蠻事物入侵的危險。荒地給魯濱遜的內心帶來了極大的恐懼，漸漸促使他去開展一係列的圈地行為，通過對荒地的圍圈將無序變為有序、野蠻變成文明，讓他在現實生活中獲得豐富生存空間和生活條件的同時，在心理層麵上也收獲富足的安全感。

當魯濱遜在日後的生活中多次麵臨“敞開著的土地”時，魯濱遜的內心依然對野蠻充滿了恐懼和鄙夷。魯濱遜曾經有一次給自己的圈地打了個邊門，但這個邊門給魯濱遜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因為這扇門的存在意味著整片被圈圍的土地中有一部分是“敞開”的，而這一塊“敞地”成為魯濱遜所處的“文明圈地”和外麵的“野蠻敞田”之間可以連接的通道，從而導致了魯濱遜會受外麵野蠻力量的威脅的可能性。對“文明圈地”和“野蠻敞田”的嚴格區分也讓魯濱遜將這種態度複製到自然界的其他物種，比如羊。魯濱遜認為他所馴養的羊和外麵的野羊是有本質區別的。顯然，“圈地”內部是文明和繁榮的象征，而“圈地”之外則是野蠻和荒蕪的存在。因而在自己的“圈地”裏被馴養的羊自然也是文明的產物，相反外麵的羊隻能是遊離於文明世界、自生自滅的野羊。“我忽然想到要把養的羊和外麵的隔開。唯一的方式就是用籬笆或是柵欄將一塊地圈起來，讓裏麵的羊出不去，外麵的羊進不來。”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117．　所以當魯濱遜有一天在沙灘上看到了一個人赤腳留下的腳印，這個未知的腳印給魯濱遜也帶來了極大的恐慌，讓他立刻跑進自己的圈地尋求庇護。“在‘城堡’裏，他猜想是魔鬼到島上來了，而後又排除了魔鬼的可能性而斷定是人類的腳印，但是這個結論同樣讓他感到恐怖。”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90．　事實上，獨自處於荒島之中的魯濱遜並不是害怕與人類的交往，而是害怕作為一個文明世界的公民，與未知的野蠻力量相對抗。因為未知的土地充滿著荒蕪和野蠻，其他一切未知的力量對於魯濱遜來說也都是野蠻的代名詞。因此，人們隻有在一塊“文明圈地”中才能享受文明、繁榮與發展。

同樣在《聖經》中，伊甸園本就是樂園的意思，也是與外界野蠻世界相隔離的一塊圈地，那裏充滿了財富和生機，並滋潤出四條河環繞伊甸園，天不下雨而五穀豐登，一切都是文明的象征。如果亞當和夏娃能夠抵住誘惑，他們會在伊甸園這片樂土上盡情享受文明與生機。而最終，亞當和夏娃卻因為違反上帝的命令而被驅逐，永遠離開了伊甸園。在伊甸園之外，不管男女都要經曆萬分的艱難與痛楚。作為魯濱遜的精神指引，《聖經》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魯濱遜帶著對上帝的無限忠誠，和他對“敞地”和“荒地”懷有的深深恐懼，將他的活動範圍牢牢圈在自己的三處圈地田園中，都從來不敢超越自己的活動範圍，即使是在島上生活了28年，他也嚴格遵守。“我所指的自己活動範圍是三處田園：我的城堡、我的別墅和樹林中的圈地，那片圈地我隻是用來養羊，從來不做其他的用途。”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113．　很明顯，魯濱遜所指的三處莊園就是他自己的“圈地”，三處經由自己“圈圍”已不再是使他心生恐懼的不毛之地，而是全島的文明中心，並給魯濱遜帶來了極大的物質財富和心理安慰。

魯濱遜對荒地的恐懼與不安代表了笛福最初的圈地觀念，即荒地和敞田代表野蠻、落後與荒蕪，圈地代表文明、繁榮與秩序，如馬澤克言：“不僅僅是魯濱遜對未經耕作的土地心懷畏懼，並通過圈圍土地來建立秩序，笛福本身也堅定地相信，通過圈地可以建立起一種全新的文明模式，這種模式可以將土地變為由人類主導的客體。”Marzec，　Robert　P．　An　Ecological　and　Postcolonial　Study　of　Literature:　From　Daniel　Defoe　to　Salman　Rushdi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2．

三、　文明：土地的圈圍與改良

在笛福看來，圈地是文明昌盛、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標誌。圈地運動使土地占有者能夠充分自由地支配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18世紀初，蕪菁和苜蓿等新農作物的種植，減少了輪空休閑土地的麵積），使原先粗放經營的耕地和牧場，以及拋荒的荒原、林地、沼澤等都得以開發利用，成為精耕細作的農業用地，提高農業產量。圈地也有利於鄉村改善道路交通，修建排水渠道、建設房舍、穀倉和牛棚，圍欄、圍牆、籬笆和防護林等為牲畜提供防風和保護。笛福在全島遊記第一封信中就記載了約克郡的薩福克地區最早最完美的圈地：種植蕪菁，用蕪菁養殖牛羊，為全國各地提供牛羊肉和奶製品。第二封信則極力讚美米德爾賽克斯和薩裏等地區的圈地景觀，像皇冠上的顆顆明珠，如詩如畫，“一句話，沒有比它更美的了，簡樸而快樂的鄉村，片片沃土，精耕細作，圈圍維護，最為極致的農業管理”。Defoe，　Daniel．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Letter　Ⅱ　“London　to　Winchester”，　https:\/\/ebooks．adelaide．edu．au\/d\/defoe\/daniel\/britain\/letter2．html，　accessed　on　March　16，　2018．　他在第三封信中甚至還規劃了一個由20個農戶組成的大型圈地項目，詳細描繪了一幅繁榮的圈地藍圖。

在小說中，魯濱遜為了在荒島上生存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願望，采取的措施就是通過柵欄、圍牆和樹籬來實現對土地的圈圍，從而達到改良和利用土地、改善生態、引入文明和積累財富的目的。魯濱遜的生活時間大約被設定在17世紀後半葉，那時正是英國的圈地運動從中世紀晚期零星發展以來的第二次高潮。由於資產階級掌權，圈地運動因國會支持而愈演愈烈，而魯濱遜家鄉約克城的土地就處在轟轟烈烈的圈地浪潮之中。魯濱遜來自一個中產階級商人家庭，是社會財富的享有者，也懂得財富的積累，正如他自己所說：“不需要費力勞心，不用為了討口飯吃而過奴隸生活。”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2．

魯濱遜到達荒島之前，曾遭遇過第一次暴風雨並流落到巴西，首次接觸到種植園。所謂種植園，從其構成及運作形式來看，是一處由私人擁有的土地，並通過雇傭奴隸來爭取工作效率與利益的最大化。某種程度上來說，種植園也就是另一種圈地模式，是海外的圈地複製品。早在1625年，弗朗西斯·培根在其著名的《隨筆》中就有一篇談種植園的散文，種植園主要包括植物的栽培、動物的繁殖和人類的移民等，儼然一個圈地和殖民地的雛形。在看到種植園主的富裕生活和短時間內的暴利後，魯濱遜暗自決定，如果自己能在巴西發財，也要經營一個種植園。於是魯濱遜花掉了所有資本購買了一片荒地：“我傾盡所有買了盡可能多的未開墾的土地，來打造自己的種植園和拓居地。”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26．　值得注意的是，魯濱遜即使傾盡所有，也要購買盡可能多的土地，並且對土地的要求是“未經處治的”。魯濱遜改良土地的首要步驟就是將土地變成私有，將那些未經圈圍的荒地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一旦魯濱遜用自己的財富將這些未經開墾的土地購買下來，這片土地也就具有了排他性和私有性。接下來魯濱遜做的就是在這片土地上開始他宏偉的改造、種植和定居計劃。僅僅兩個年頭，魯濱遜就積累了相當的財富。在這個過程當中，魯濱遜本人付出了不少努力，同時購買奴隸為他勞動。因此，在魯濱遜真正的荒島生活開始之前，魯濱遜就以種植園的形式成功經營了一片土地。

魯濱遜到達荒島之後，帶來文明的種子，因而也就有改良土地的責任。在荒島之上，他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圈地運動的原版複製。野蠻的荒蕪之地給魯濱遜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促使魯濱遜去開展一係列的圈地行為。在大樹上度過了一夜之後，魯濱遜首先給自己圈了一塊小平地，搭了一個帳篷作為自己的住處，並通過搭建木樁和籬笆，保證自己與外界的隔離，不受外界的侵犯。魯濱遜這樣描述自己的“城堡”：“那是一個在岩石下麵的帳篷，周圍被用木樁和繩索所做成的柵欄圍著。而這柵欄，我現在更願意將其稱為‘圍牆’，因為我在柵欄外麵用草皮做了一堵兩英尺厚的牆。”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53．　而後，魯濱遜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處所，從基本的生活需求到安全保障，魯濱遜盡力完善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生活條件。魯濱遜建了一個新茅屋，而這個新茅屋也成了魯濱遜在荒島上的第二個田園，也就他所謂的“別墅”。適逢雨季，魯濱遜便打算進一步擴大他的“圈地”。在擴大圈地的同時，魯濱遜打出了一個旁門，打通了外麵的柵欄和圍牆。這個旁門卻給魯濱遜帶來了極大的煩惱，因為這扇門的存在意味著整個被圍圈的土地不是全封閉的，會給魯濱遜的人身安全抑或整個圈地造成威脅。魯濱遜內心也在思索：“以前我是處於一個多麼完美的圈地之中，如今我的圈地都是開放的，任何東西都可能對我造成威脅。”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82．　與此同時，魯濱遜通過對土地的圈圍和改良迎來了一次又一次的豐收。而又一次豐收在望之際，莊稼卻突然遭受外麵野生動物的威脅。麵對“圈地”之外的野蠻力量的威脅，魯濱遜想到並采取的唯一方式還是圈地。“麵對這種情形，我知道唯一能補救的辦法就是用樹籬搞出一塊圈地，並且要多付出點努力，並且還要盡快完成。此外，由於我用於耕種的土地麵積較小，要種的莊稼也不多，所以我用了差不多三個星期把這塊地圈好了。”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9293．　由於魯濱遜及時圈地，並配合槍支的使用，使得他的文明世界得以迅速地壯大。魯濱遜一方麵通過圈地將自己所圈養的羊與外麵的野羊分開，另一方麵又在圈地養羊的實際操作過程中逐漸獲得對圈地成熟的思考。魯濱遜在考慮到用於養羊的圈地麵積時，是以便於自己圈養和管理為參考標準。而當羊群數量有所增加時，魯濱遜也適時地擴大自己的圈地範圍。“……這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可以容納我的羊群，當羊群數量有所增加時，我就擴大圈地麵積……我得償所願，一年半之後我就有了或大或小的十二隻羊。兩年後，除了被我殺了吃掉的羊之外，羊的數量增長到三十四隻。而後，我又圈了五塊地來養羊。”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118．　英國曆史上的“圈地運動”的最初興起就是因為羊毛業迅猛發展，養羊業有利可圖。魯濱遜一步步擴大圈地範圍和麵積來圈養更多數量的羊，生動地再現了英國曆史上“圈地養羊”的畫麵。正如斯佩萊教授所言：“為了發展的目的而圈地是理性的，而把地空著留著公用則很不理性。”Speller，　Trevor．　“Violence，　Reason，　and　Enclosure　in　Defoes　Tour”，　in　SEL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2011（3）:　588．第二個田園也為魯濱遜積累了相當可觀的個人財富，讓他有足夠的糧食供應、羊肉還有羊奶，讓他在享受文明的同時，也能擁有財富。就這樣，魯濱遜“將整個島嶼改造成18世紀初期的農村模式，這已經是全是耕地的英國樣子了”。Bertens，　Hans．　Literary　Theories　the　Basics，　Oxford:　Routledge，　2008:　198．

但在富足的生活之餘，魯濱遜要考慮的依舊是羊群的安全問題，所以他又開始圈圍第三片土地，打造自己的第三個田園，也就是他所謂的專門用來養羊的“林中圈地”。在選址的時候，魯濱遜按照自己的意願，找到了他認為是島上最幽靜的地方，而這片土地在魯濱遜看來本身就是一塊“天然的圈地”，因為土地周圍被樹木包圍著。這也大大減少了魯濱遜的工作量，他隻花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周圍的柵欄。所以魯濱遜通過自己的實地考察和動手操作，在荒島上一共圈圍了三片土地。這三片土地作為魯濱遜的私人財產，為魯濱遜積累了大量實質性的財富，讓他享受著由富足所帶來的優越感和安全感。

即使他離開荒島之後，圈地行為也並沒有停止。回到英國以後，魯濱遜又繼續了他的圈地事業，通過圈圍土地，雇傭奴隸進行耕種，很快就成了一名“鄉紳”。同時對於財富的追求，也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呂貝爾特就談道：“早先追求財富被教會看作是十惡不赦的罪，而現在對於利潤的看法則改變了。物質成就和財富被認為是上帝的恩賜。”呂貝爾特著，戴鳴鍾譯：《工業化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15頁。作為一名圈地者，魯濱遜所追求的不僅僅是文明，還有財富利益的最大化。英國著名學者威廉斯也指出：“他（笛福）寧可在其他故事中投射有關改良的單純經濟利益的抽象精神——《魯濱遜漂流記》是個最顯著的例子。”雷蒙·威廉斯著，韓子滿、劉戈、徐珊珊譯：《鄉村與城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87頁。笛福提出發展蘇格蘭的意見時，詳細指出：“我們說的促進蘇格蘭的發展，就是增加人民的財富，這隻有促進貿易才能做到。貿易帶回財富，增加居民的就業使他們安居本國……辦法是：促進貿易、航海業與對外貿易；製造業，使貧民做工；農業，改變耕作方法，種植、圈地、修整土地，飼養乳牛等。”丹尼爾·笛福著，徐式穀譯：《笛福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9頁。

在笛福看來，圈地行為是現代文明、先進技術、積累財富和社會發展的代名詞。魯濱遜通過複製英國這個大島上笛福所認為的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模式，使得荒島上所有土地與魯濱遜有了最親近的關係，即從屬關係，每寸土地都滲透著英國元素。正如馬澤克所言：“克魯蘇（即魯濱遜）不僅懼怕未經開墾的土地並試圖通過圈地來建立秩序，他本人也深信圈地的神力，能夠迅速建立一個新型的文明實體（即帝國），這樣，整個土地成為易於人類掌控的客體。”Marzec，　Robert　P．　An　Ecological　and　Postcolonial　Study　of　Literature:　From　Daniel　Defoe　to　Salman　Rushdi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2．　然而，當圈地模式成功和成熟後，私有製度下的資本原始積累不斷擴大，占有、征服和財富的欲望不斷上升，精神和文化的“圈地行為”隨之成為他下一個主要任務。從圈地到圈人，他從一個商人成為土地占有者，殖民主義總督的身份愈來愈清晰。

四、　文化：他者的圈圍與馴化

在經曆了對荒島的恐懼和圈圍之後，魯濱遜還有更大的追求，便是建立他的私人王國。對土地的征服隻是他成就自己“君主”夢想的第一步和前提條件。既然要建立一個王國，那麼國土和臣民都是必要的組成部分。因此，魯濱遜下一步采取的就是以基督教和英國文化等文明行為和思想“馴化他者”，實現對他者的文化圈圍與精神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魯濱遜的夢境中曾出現過一個逃脫的野人成為他的仆人，而醒來後的現實卻讓他大為懊喪。魯濱遜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麵他既對野蠻心存恐懼，另一方麵又想以征服者的身份去對抗野蠻。直到25年後的一天，他的夢成為現實。這個仆人是他在一個星期五救的野人。作為一個獲救者，更是一個處於文明世界之外的野人，這個仆人一開始便表現出對他的救命恩人，這個來自文明世界的人表達了真誠的感激和順從。“他用盡了所有可能的手勢來表達了他的忠誠和感激。最終，他將頭靠在我腳邊的地上，把我的另一隻腳放到他的頭上，做出各種表示順從、屈服的姿勢，以便讓我知道他願意成為我的奴隸，願意終身為我效勞。”　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165．　可以看出，被救的野人所做的一係列行為近似中國的磕頭，有學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雙方正是通過跪拜的儀式確認了主仆身份：在小說中，‘磕頭’是帝國不成文的‘契約’。”王冬青：《想象“磕頭”：英帝國的身體政治》，載《外國文學評論》2015年第1期，第118頁。笛福用了較多的筆墨來描述了這一儀式的完成，以及在整個過程中魯濱遜的內心姿態。除了星期五對魯濱遜的臣服，魯濱遜本人也對於這個野人的忠誠也倍加滿意。其原因也正是野人的順從和屈服滿足了他作為一個來自文明世界的征服者的心理姿態，他對野蠻事物和人從精神層麵的馴化和圈圍有了保障。

人名是一個人的存在以及作為存在的個體的身份象征，而主人公魯濱遜這一姓直接來自他的母親，是其所在城市的名門望族，因此一個人的姓名本身也就是個體存在的身份、階級等象征，魯濱遜的姓名也顯示了其階級特征。在改造了野人的行為規範後，魯濱遜又通過給這個野人“取名”這一流程來進一步鞏固他的主人地位。由於這個野人是在星期五那天被救的，魯濱遜就給了這個野人“星期五”的名字。這個名字來源很簡單，意義卻很深刻。一方麵，魯濱遜要時刻提醒星期五，要讓他記住自己生命的延續來源於其主人，要永遠銘記主人的恩惠，並願意犧牲自己的一切為主人做奉獻。另一方麵，與魯濱遜的姓名來源不同，這個仆人的名字不是來源於其部落或者其家庭，也就不具有其自身的身份建構。相反，這個名字是作為白人社會為主導的附屬而存在，因而也就不具有身份主體性，這樣魯濱遜的主導地位就能得到不斷的鞏固。

然後，魯濱遜接下來采取的措施就是對星期五進行語言上的圈圍。有學者指出：“語言不僅代表了言說者和命名者的權力，更是構建自我與他者關係的唯一路徑。”薑小衛：《他者的曆史：被砍掉“舌頭”的禮拜五》，載《外國文學評論》2014年第2期，第103頁。因此在告訴　“星期五”這個必要的表示姓名的單詞之後，魯濱遜首先教給星期五的單詞是“主人”，並讓星期五就用“主人”一詞稱呼他。這樣在兩人的奴仆關係建立之初，魯濱遜就成功通過語言的途徑實現了對星期五身體、語言和心理上的圈圍。魯濱遜雖對星期五的衣食住行考慮周到，但仍然對其有防備心理並盡力改造星期五的野蠻生活方式，讓星期五慢慢舍棄了吃人肉的野蠻習慣。對魯濱遜來說，吃人肉是荒野之地的野蠻行為，在他的文明世界裏，這樣的野蠻行為是絕對不能存在的。

之後，魯濱遜又進一步將圈圍的領域擴大到宗教這個作為意識形態和精神層麵的重要組成部分。魯濱遜努力向星期五傳授宗教信仰的基本知識，向星期五講授上帝。在處理星期五所在部落信仰的貝納木基神時，魯濱遜將其表述為是沒有上帝偉大的神，上帝可以聽到所有人的祈禱並懷有一顆仁慈之心，並給人們懺悔的機會。魯濱遜想通過對上帝的宣揚，讓星期五放棄對自己部落神明的信仰，一旦星期五放棄原來的宗教信仰，魯濱遜對星期五的圈圍就更為徹底。魯濱遜本身就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聖經》是魯濱遜的必帶和常讀之物。在到達荒島最初的時間裏，魯濱遜驚喜地看到本不該長出莊稼的地方長出了大麥，他把這一現象歸功於上帝所創造的奇跡。為了記住安息日，魯濱遜還用木樁製作了一個十字架，以提醒自己記住耶穌基督的受難。在魯濱遜的一步步圈圍中，星期五也在宗教上被馴化，被歸化，他作為“奴隸”和“仆人”的角色也就被永遠定位，永遠皈依基督教。魯濱遜用同樣的方法馴化了來自星期五的部落的人。

而魯濱遜從始至終也在為圈圍周邊的人和事物做出不懈努力，“笛福筆下的魯濱遜總是關注於在島上建立統治地位”。Shevlin，　Eleanor　F．　“The　Plots　of　Early　English　Novels:　Narrative　Mappings　Rooted　in　Land　and　Law”，　in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1999　（11）:　394．島上的人丁，是他所圈之地裏麵的臣民，受命於他，為他所用。“魯濱遜為了掌控周圍環境和人物不停付出努力，這表現笛福意在通過其作品來表現其對美洲的態度，即北美和加勒比地區不僅是英國友好的商業港口，更是英國的附屬，要對英國保持忠誠。”Flynn，　Christopher．　“Nationalism，　Commerce，　and　Imperial　Anxiety　in　Defoes　Later　Works”，　in　Rockey　Mountain　Review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0　（54）:　1124．事實上，魯濱遜在荒島上建立起的王國也正是了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真實寫照。八年之後，魯濱遜再次回到了他的荒島王國。“這次航行途中，我回到了島上的殖民地……我把全島領土做了一個劃分，自己保留整個島的主權。”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246．　這一次，魯濱遜將自己的“荒島圈地”直接稱為殖民地。這片島嶼從魯濱遜到來之初，經過他的私人圍圈和改造，成為英國人魯濱遜在海外的殖民地。

可以看出，一方麵圈地運動為英國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另一方麵，英國的殖民運動也進一步拓展了英國的海外領土，並通過殖民地的商業貿易活動加速了資本積累，使得英國得以成為最早一批資本主義強國。而對於圈地運動所造成的社會變化，即工人階級的產生，笛福也認為英國的工人們的收入更有保障。英國著名傳記作家林克雷特在描述英國工人們時，曾引用笛福於1726年寫的一段話：“他們能更好地使用他們的工資，相比其他國家的工人們，他們可以花更多的錢在衣食上。”　安德魯·林克雷特著，啟蒙編譯所譯：《世界土地所有製變遷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57頁。

笛福的另一部小說《摩爾·弗蘭德斯》一開始就將這種圈地觀念陳述得極其清晰，女主人公摩爾說：“我們的一個鄰國，不知是法國還是別的什麼國家，皇帝曾頒詔，規定犯人若被判處死刑，或罰做勞役，或發配遠方，其子女由政府照管。因為這些罪犯不是窮途潦倒而無錢供養孩子，就是孩子被他們遺棄而無人供養。因此，政府就把這些孩子放到孤兒院裏收養起來，供給食宿，教他們一技之長，把他們撫養成人。然後，讓他們出去從事某行手藝或做富貴人家的仆人，成為自食其力的人。”丹尼爾·笛福著，郭建中譯：《摩爾·弗蘭德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第1頁。這種國家對孩子的照顧和撫養正是文明之舉和進步行為，尤其是孤兒院的建立，因而生長在英國的摩爾不無感慨地說：“如果我們自己的國家也實行這一製度的話，我小時候就不至於那麼孤苦伶仃了。”丹尼爾·笛福著，郭建中譯：《摩爾·弗蘭德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第1頁。這就是院內院外、圈地內外的區別，是政府的介入和無政府狀態的結果，也是笛福圈地觀念之所在。

笛福作為一名典型的資產階級代表，其對經濟利益的注重自然讓他成為英國圈地運動有力的支持者和宣傳者，而他的圈地思想也深深植根於其經典之作《魯濱遜漂流記》中。在整部小說當中，“圈地”一詞使用頻率極高，而其中的圈地思想也從三個層麵被體現出來。主人公魯濱遜對圍圈之內和圍圈之外的敞地的不同態度都表現得相當明確。經過圍圈的土地，可以獲得文明、繁榮與發展；相比之下，未被圍圈的土地則是荒蕪和野蠻的，因此將荒蕪和野蠻變成文明和繁榮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圈地。而後，通過構築圍牆、柵欄和樹籬等障礙物，對土地進行圈圍和改良，從而獲得財富的積累。最後，當空間和物理意義上的“圈圍”被成功運作，魯濱遜又憑借著自己豐厚的財產積累，通過對他者的圈圍和馴化進一步鞏固了這塊通過圈地建立而成的個人殖民地，成為殖民地獨一無二的君主。馬澤克不僅指出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對土地和圈地的態度，他還從後殖民角度進一步指出：“英國的圈地運動就是為海外移植本國的圈地模式做準備。由於圈地運動的實施，使得英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帝國主義殖民意識形態得以真正建立。”Marzec，　Robert　P．　An　Ecological　and　Postcolonial　Study　of　Literature:　From　Daniel　Defoe　to　Salman　Rushdi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3．

英國的圈地運動為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基礎，也成為一種國家發展的基本模式。而在大英帝國漸漸發展的過程中，這種國內的“圈地”模式被成功地複製，也很快成為英國拓展海外殖民地的方式。在這中間，唯一發生變化的不過是被圍圈土地的地理空間位置，所涉及的土地範圍從英國本土拓展到其他地區的領土。英國在進行國內外的“雙向圈地”時，逐步確立起“日不落”帝國的地位。

第二節土地財產與小說想象

18世紀中葉的英國農村正值第二次圈地運動高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刻，“快樂英格蘭”的美麗圖景即將被貧富兩極分化的悲壯景象所替代，大量的財富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而廣大的人民則處在水深火熱當中。對於這一社會現象，當時作為法官的菲爾丁和鄉紳的斯摩萊特有著極其深刻的體會。土地作為圈地運動的核心元素，在18世紀的英國農村更是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成為英國廣大農村地區主導乃至決定社會生活各個方麵的關鍵甚至是唯一要素。原本世代耕種的土地，不管以何種方式租用和持有，漸漸成為人們追逐的財產，且其價格逐年飆升，成為身份、地位，甚至婚姻的財產象征。

這時期的兩位小說家分別以不同的敘事方式描繪了土地作為財產而帶來的鄉村主題的文學想象。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的《湯姆·瓊斯》（Tom　Jones，　1749）和《約瑟夫·安德魯斯》（Joseph　Andrews，　1742），以及托比亞斯·斯摩萊特（Tobias　Smollett，　1721—1771）的《亨弗利·克林克》（Humphry　Clinker，　1771）等小說，以“流浪漢小說”為敘事模式，真實反映18世紀上半葉英國鄉村現實，特別是對於圈地運動以及與土地相關的問題，表明了不同於當時社會流行看法的觀點。

一、　《湯姆·瓊斯》中的土地價值

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是英國18世紀傑出的小說家，並在作品中首次大量描寫英國社會和社會上的人。他出生於英國薩默塞特郡（Summerset）的一個破落貴族家庭，早年時期的富裕生活和青年時期的極度貧窮讓其對英國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的生活都有相當直接而深刻的感悟，而他的出生地薩默塞特郡也成為其代表性小說《湯姆·瓊斯》的中心地點。雖然菲爾丁本人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圈地運動，但圈地運動已在英國廣泛開展，而地處農村的薩默塞特郡也同樣見證了圈地運動這一轟轟烈烈的曆史事件。事實上，獨特的生活經曆讓菲爾丁對這一運動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有著深刻而獨到的理解。在其小說創作中，菲爾丁將其對情節和人物的刻畫置於廣闊的社會曆史背景下，並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揭示了小說文本中的圈地因素，包括圈地運動的影響、被圈地所影響的社會各個階層以及其本人對土地和圈地運動的態度。

在其代表作《湯姆·瓊斯》中，菲爾丁將主線置於一對年輕人反對包辦婚姻，最終幸福地結為夫妻的情節中，並與其他幾條暗線並置，各條線索有機結合，構成了一部宏大的小說，展現了一幅18世紀英國的全景畫卷。雖然在這部小說中，作者並未直接描述圈地運動，但當時“圈地風暴”來臨之前和前期圈地運動的影響和痕跡在小說中處處都有體現，而作為圈地運動的核心元素“土地”也在整部小說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圈地運動最直接的社會影響體現在社會經濟上，這一點在《湯姆·瓊斯》中有著極為深刻的體現。小說的主人公之一沃爾華綏，就是一位因為“土地”而擁有著巨大財富的鄉紳。在小說的一開場，作者就將其描述為“這位先生完全可以被稱為造物和命運的寵兒”。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6　頁。沃爾華綏不僅一表人才，體格健壯，心地善良，命運還“安排他做了本郡最大田莊之一的繼承人”，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6　頁。而沃爾華綏的“鄉紳”身份也成為其在整部小說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根本身份特征。

在英國社會的轉型發展時期，鄉紳階層的崛起也反映了英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的確，根據史料研究可以發現，“鄉紳不但是圈地運動的主體，而且他們利用集中起來的地產，還在農業經營方式革新中扮演了先鋒角色”。李璐：《淺析16—18世紀鄉紳與英國農業經營方式革新》，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16年，第1頁。沃爾華綏正是這一廣泛群體中的一個典型，是菲爾丁眼中所看到的“少數有財富的個體中的一員”。Yunker，　James　A．　“On　the　Morality　of　Capitalism:　in　Light　of　the　Market　Socialist　Alternative”，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　1988，　17　（2）．　而鄉紳沃爾華綏的“地產”也是18世紀英國圈地運動背景下，英國鄉村最為典型的經濟實體。在將沃爾華綏隆重介紹出場之後，菲爾丁集中了大量筆墨來描寫沃爾華綏的住宅，將其描述為“在哥特式建築中，再沒有比沃爾華綏先生的府第更加壯麗的了”，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10　頁。其周圍環境也無不顯示出這座住宅的高貴和奢華。值得注意的是，菲爾丁也突出了沃爾華綏這座“豪宅”的獨立性、封閉性和優越性，“這所住宅坐落在一座小山的東南坡靠近山腳的地方，它的東北麵是一片幾乎綿延半英裏的老橡樹林，沿著住宅向上伸展，剛好形成住宅的屏障。房子的位置也可以稱得上是居高臨下，能俯瞰山穀裏一片迷人的風景”。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10　頁。作為薩默塞特郡最大地產的繼承人，鄉紳沃爾華綏本身雖然沒有直接進行一係列的圈地行為，但其作為“地產繼承人”的身份已經為其貼上“圈地者”的標簽，而其極為耀眼的巨大財富也直接或間接來源於對土地的圈圍。在菲爾丁的描述中，綿延一片的橡樹圍起的屏障，也就像柵欄、樹籬或牆等一係列用來圍圈土地的常見工具，而柵欄、樹籬、牆圍圈而成的土地就是繁榮和財富的象征。的確，“完美的柵欄就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圈地，具有規律性和統一性，與財富、顯著和品位相聯係”。Bourcier，　Paul　G．　“‘In　Excellent　Order’:　The　Gentleman　Farmer　Views　His　Fences，　17901860”，　Agricultural　History，　1984，　54　（4）:　564．因此，沃爾華綏這座豪華府第也是其作為土地擁有者的巨大財富象征。

與此同時，沃爾華綏的巨大財富還不僅體現在他的這種“豪宅”當中，還處處體現在其身邊人對其巨大財富的垂涎。沃爾華綏的妻子很早便離開人世，膝下也無一兒半女。沃爾華綏還有一個親妹妹，這也就意味著任何能和其妹妹攀上親緣的人也能直接成為沃爾華綏巨大財富的受益人，因此他的妹妹白麗潔女士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諷刺的是，與其說追求者是被白麗潔本身的魅力所折服，倒不如說是愛上了“沃爾華綏先生的宅第、花園、田產，以及祖上傳下來的佃租出去的田產”。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39頁。更為諷刺的是，在這位追求者成為白麗潔的丈夫之後，竟然死於中風，而中風的原因是由於其設想日後繼承和規劃這筆巨大財產所帶來的極度喜悅。同時，沃爾華綏的巨大財富還能體現在其對周圍人的態度和行為當中。為了給瓊斯和卜利非提供更好的教育，他聘請了一位哲學家和一位牧師，而事實上這兩位不過是虛有其名，不過希望能在沃爾華綏身邊，從他的巨額財富中分一杯羹而已。而仁慈的沃爾華綏在一次病危時進行財產分配，也分別贈送了這兩人一千英鎊。他的財產也可從其對卜利非財產的分配中可見一斑：“卜利非外甥，我認你做我的全部產業的繼承人。但其中有兩項例外：一是一筆每年五百鎊的進益，那要等你母親去世後才歸你所有；另一筆每年五百鎊進益的產業，加上六千鎊現款，要照下麵的辦法分配。”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227頁。此外，沃爾華綏還擁有其他諸多現款，家裏的收藏和幾筆為慈善事業的捐款。沃爾華綏的善良稟性無可厚非，而其殷實的家產則是其樂善好施的堅實基礎。

的確，鄉紳階層在農業土地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這些土地擁有者來說，土地作為“一種資源，除了可以被直接使用，還可以被出租，或者賣出，而這些做法都可以保障鄉村人民的財務安全”。Akramlodhi，　A．　Haroon．　“Land　Reform，　Rural　Social　Relations，　and　Peasantry”，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007，　7　（4）:　555．小說也多次提及這一點，尤其是在描寫薩默塞特郡另一位同樣擁有著巨大財富的土地擁有者時，更是直接描寫了土地擁有者們在土地租賃上獲得的巨大收益。這位名叫魏斯頓的鄉紳的地產與沃爾華綏的地產緊緊相連，是一個典型的“獵物保護者”。魏斯頓和其妻子的關係並不是很親密，因為這段婚姻的促成僅僅是因為魏斯頓豐厚的田產收益，“魏斯頓每年的田產收益在三千鎊以上，而她的家產才不過八千鎊”。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330頁。的確，作為土地擁有者的巨大財富也成為魏斯頓自我誇耀的資本，說起自己不願意和貴族打交道，魏斯頓說：“以前，有個貴族想按四十年地租的價錢買我一塊地當獵場，我就是不幹，就因為我不願和貴族打交道。”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380頁。雖然這隻是鄉紳用來表明自己不願意跟貴族交往的一個事例，也能明確看出土地所能給他帶來的巨大財富。與沃爾華綏的樂善好施不同，這位鄉紳的生活隻是為了自身的富足和娛樂。因此，憑借著土地所帶來的巨大財富，魏斯頓的生活除了飲酒就是打獵，因為“土地擁有者”這個身份就是其享受充滿娛樂的富足生活的最根本保證。

此外，對於以沃爾華綏為代表的鄉紳階層來說，他們在農業土地改革中發揮了重要角色，不僅僅是因為他們依靠土地所積累的巨大財富，還在於他們的土地經營方式也進一步促進了農村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從1720年到1750年之間，英國政府頒布了多達76部圈地的法令，在為英國進行了大量資本原始積累的同時，也帶來整個英國社會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發展和變化。

在圈地運動之前，土地可以被任何人使用，而圈地運動之後，土地變成了私有財產，因此任何由土地所產生的財富或是收益也被嚴格私有化，這一點從小說中對偷獵問題的處理可以清晰地看出。

“一旦議會通過了圈地法，新任命的圈地專員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確定即將被圈圍的公地邊界。”Whyte，　Ian．　“The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of　Upland　Commons　in　NorthWest　England: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s”，　Rotherham，　I．　D．　（ed．），　Cultural　Severance　and　the　Environment，　2013:　341．　因此，在一片土地被圈圍的全部過程中，土地的邊界問題就是最為中心的問題，因為對邊界的嚴格掌控就標誌了對整片被圈圍土地私有化的掌控，任何對私有土地的侵入都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小說主人公瓊斯的出場，就是隨著偷獵問題而出場的。沃爾華綏從一開始就對獵場看守下了很嚴格的命令，並且告訴他說：“無論是這家莊園的地界，還是其他對打獵這類事不那麼斤斤計較的人家的地界，都絕對不能侵入。如果違反禁令，立即開除。”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99　頁。可見，對沃爾華綏這樣一個極具威嚴的土地擁有者來說，他也對私有製的本質特點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一旦地界被侵入，即使獵場看守被開除而失去了僅有的生活來源，這種懲罰是不可避免的。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經濟實踐的出現極大地增加了地主和佃戶之間的衝突，使後者的苦難和貧窮倍增”。Goldstone，　Jack　A．　“Capitalist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983　（2）:　146．由於傳統的土地經營方式已經發生極大的改變，農民不再是土地的直接擁有者，而土地也不再作為他們直接的生產資料。而圈地運動後，即使作為佃戶獲得了土地的臨時使用權，也不能改變土地的所有權，因此即使是在自己耕種的土地上打了一隻野兔，也違反了土地私有製，“是圈地讓獵兔也變得非法”。Munsche，　P．B．　Gentlemen　and　Poachers:　The　English　Game　Law　167118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而土地擁有者魏斯頓也極度熱衷通過懲罰偷獵者這種方式來顯示自己的威嚴，因為擁有土地本身就可以為他帶來極大的尊嚴和價值。

與此同時，“土地”不僅見證了生產關係的質的改變，也成為導致社會道德嬗變的一大因素。在小說中，不管是對土地擁有者沃爾華綏或是魏斯頓，還是對其身邊各個階層的人來說，對土地的追求永遠都是他們最熱衷的話題。甚至對於極善的沃爾華綏來講，“雖然沃爾華綏清醒的頭腦不會被這些財產衝昏，但是像他這樣通達事理的人，也不至於把財產視如糞土”。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270　頁。“資本主義道德的本質在於個體私有財產和交換者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其相互關係中而不是在組成部分中”。Fichtenbaum，　Rudy　and　Welty，　Gordon．　“Capitalist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A　Marxist　Critique”，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　1985，　15　（1）:　2．而對於另一位土地擁有者來說，擁有更多的土地甚至要比其女兒的終身幸福要來得更為重要。他千方百計想讓女兒嫁給道貌岸然的卜利非，但得知瓊斯才是真正的繼承人時，對瓊斯的態度又有了戲劇性的轉變。因為魏斯頓需要的隻是一個能帶來地產的繼承者。而沃爾華綏的另一位侄子，道貌岸然的卜利非更是資本主義道德腐敗的典例，而他對索菲亞的情感不過是“從小姐所擁有的財產中能得到充分的滿足”。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272　頁。因此，不論是索菲亞的父親、姑姑還是卜利非，他們對這段婚姻的安排不過是出於對土地的追逐。

的確，瓊斯和索菲亞的婚姻進一步說明了土地在英國鄉村社會中的極大價值。英國著名學者威廉斯就指出：“《瓊斯傳》的情節的基礎是試圖通過婚姻把薩默塞特郡最大的兩份地產合起來的欲望。”雷蒙·威廉斯著，韓子滿等譯：《鄉村與城市》，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年，第86頁。　因此“土地”也就成為評價瓊斯是否能與極為富有的土地擁有者的女兒索菲亞門當戶對的唯一判斷標準。在一切真相大白之前，作為私生子的瓊斯當然不具備這種資格，而作為沃爾華綏唯一地產繼承人的卜利非，雖然他的品質和索菲亞自身的意願並不足以支撐這段婚姻，但其與索菲亞的結合無疑是將這兩份地產相結合並且繼續擴大的最佳方案。因此當“瓊斯與沃爾華綏血緣關係的真相被發現之前，從法律和道德角度而言，他都跟這塊土地沒有聯係”。Marzec，　Robert　P．　An　Ecological　and　Postcolonial　Study　of　Literature:　From　Daniel　Defoe　to　Salman　Rushdi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4．而這一點也被索菲亞的姑姑反複提及，在勸索菲亞接受和卜利非的婚姻時，她用了法國公主嫁到西班牙的例子，並解釋道：“那是兩個王國之間的結合，而不僅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結合。對於像咱們這樣的大戶人家也是這樣。兩個家庭的聯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你應該把家族的光榮看得比個人的幸福更重要。”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325　頁。所以，為了能讓瓊斯在法律意義和道德標準上成為這塊地產的擁有者，從而能使他滿足由“土地”作為婚姻的唯一標準這一條件，這樣瓊斯和索菲亞之間的聯姻也就順理成章。

可見，土地不僅在社會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在由此所引發的社會關係方麵扮演著關鍵角色，這一點從沃爾華綏的另一個身份“治安官”可以看出。而英國的“治安維持官最早隻是作為維護王國安寧和地方穩定的一種補充力量”。劉舒窈：《12—16世紀英國治安法官製度研究》，天津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第1頁。因此，治安官這一社會群體在其登上曆史舞台時並不是作為法律意義上的身份而發揮作用的。而到了18世紀的英國，由於鄉紳階層在圈地運動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因此經濟實力的增強也進一步促使他們尋求自己政治上的權力。可以看出鄉紳階層之所以能夠在地方上擔任治安官，甚至擁有較大的司法權，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其雄厚的經濟基礎。也就是說，對土地的擁有不僅讓他們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實力，也讓他們在社會關係上處於施令者，或者甚至是統治者。

在整部小說中，沃爾華綏處於絕對中心的權威位置。上文提到，沃爾華綏的住宅就處於一種居高臨下的位置，可以俯瞰山穀中的一切風景。與其說是可以俯瞰風景，倒不如說是可以監視郡中發生的一切，而沃爾華綏的權力和監視遍布在郡中的每一個角落。福柯曾指出：“這種封閉的、被割裂的空間，處處受到監視。在這一空間中，每個人都被鑲嵌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動都受到監視，任何情況都被記錄下來，權力根據一種連續的等級體製統一地運作著。”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221頁。因此，諸如偷獵、私生子等一係列即使再細小的問題，都會被監視，而除了沃爾華綏本身，其周圍的所有人也會自覺維護這種權力的運行，自覺充當監視者的角色。當沃爾華綏的管家太太奉命去調查瓊斯的生母時，菲爾丁將其描述為“正像一隻眾鳥懼怕的鷂鷹，在空中盤旋，下麵那些相依為命的鴿子和其他一些無害的小鳥看見它，立刻驚叫起來傳遞警報，顫動著翅膀各自奔向藏身之處；這隻巨鷹高傲地振動雙翼，耀武揚威地翱翔著，準備隨時捕獲下麵的獵物”。亨利·菲爾丁著，黃喬生譯：《湯姆·瓊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17　頁。可以看出，即使是身為一個管家婆，由於其主人的絕對權威，德波拉太太此時此刻也就正代表其主人沃爾華綏而站在權力的巔峰，使得每一位婦女都成了驚弓之鳥。

正因為沃爾華綏的絕對權威，也導致其有時候會發生誤判。卜利非虛偽的外表下隱藏著險惡的內心，而沃爾華綏卻錯將正直坦蕩的瓊斯掃地出門。的確，沃爾華綏雖然是“好客和仁慈的典型，但這種好客和仁慈反映了在最無私的品質中偶爾出現的錯誤或過度行為”。Evans，　James　E．　“The　Social　Design　of　Fieldings　Novels”，　College　Literature，　1980　（2）:　96．但正因為他的“土地擁有者”身份，使得他的“治安官”身份得以穩健地維持，善良和仁慈之下的犯錯也終因為他的“土地擁有者”身份而得以被解釋和原諒，因此最終“治安官”沃爾華綏從一個普通人口中才得知了所有的真相。

《湯姆·瓊斯》作為菲爾丁的代表作，菲爾丁在小說中對人和人性進行深入描寫和揭示的同時，也通過對一係列具體事件的生動描述展現了其對國家經濟和整體社會現狀的思考。而在描述這一係列事件的同時，“土地”這一元素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在“土地”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方麵，作品間接呈現了“圈地”給英國帶來的巨大財富，展現了“土地”作為經濟基礎的重要角色，表現了土地是財富積累的重要來源。在社會上層建築方麵，作者展現了“土地”在社會生產關係和道德轉變中的重要角色，闡釋了“土地”作為英國資本主義私有製發展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的運作秩序。而在國民個體生活方麵，菲爾丁則描述了“土地”在國民個體生活中作為各項事物評判標準的角色，成為社會個體擁有和彰顯個人權力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標準。

而從菲爾丁對《湯姆·瓊斯》中“土地”角色的賦予，可以看出其對以“土地”為核心象征的資本積累的態度：國家資本積累和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經過調和而相互包容的。菲爾丁也將自己對經濟社會和人性的思考蘊含在這部小說的創作之中，表達了他作為小說家的強烈社會責任感。

二、　《約瑟夫·安德魯斯》的圈地意象

菲爾丁的第一部作品其實是1742年的《約瑟夫·安德魯斯》，這部戲仿塞繆爾·理查遜《帕米拉》的小說，繼承了歐洲流浪漢小說傳統，描述與《帕米拉》中男女主人公性別相反的一對冤家對頭，仍是貴族逼迫仆人就範。雖說是戲仿，但小說從卷一第十章以後，故事情節脫離嘲諷的對象而縱橫捭闔，人物恣意汪洋，情感揮灑自如。安德魯斯在掙脫了女主人的性騷擾後，就與鄉村牧師亞當斯以及心儀的女友範妮一起同行，路上遇到諸多曆險，甚至安德魯斯身負重傷。同時，他們在路上遇到各色人物：客店老板、斷路強盜、善良或邪惡的牧師、仁慈或自私的旅客、糊塗的治安法官、企圖淩辱範妮的鄉紳以及地主、管家、隱士、窮人等，對路上場景的描寫，反映了當時英國鄉村社會情況。亞當斯牧師，簡直成了小說的主人公，他是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心地善良，愛打抱不平，但性情古怪，對人情世態缺少了解，相信好心會有好報。作者以這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來和社會惡習做對照。

小說的土地隱喻仍然在於土地在圈地運動中的中心價值和鄉村價值體係的正麵構建。18世紀中葉，正值更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土地價格直線上升，菲爾丁的價值體係中平添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和評判準則。圈地內繁榮昌盛，圈地外荒涼汙濁而野蠻。

城市作為鄉村的反麵，是醜陋和汙濁的象征。“約瑟夫拒絕了誘惑，從大城市的腐敗之中認識到，城裏的道德觀念沒人遵守，‘倫敦是個壞地方，’他寫信告訴帕米拉說，‘這裏的人孤情寡意，連隔壁鄰居互相都不認識。’”Battestin，　Martin　C．　“Introduction”，　in　Joseph　Andrew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1:　xxxvi．主人公安德魯斯遭受布比太太的糾纏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而鄉村的生活則幽靜、樸素、勤勞和互愛。這是新古典主義田園詩的主旋律，在菲爾丁的小說中得到了發展。樸素、勤勞和互愛，在馬澤克看來，這正是圈地運動並行不悖的鐵律，是圈地者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和良好品格。Marzec，　Robert　P．　An　Ecological　and　Postcolonial　Stud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96．小說中的一個圈地者龐斯高度讚揚在田野裏的辛勤勞作：“在一個幾乎遍地可以采到上好生菜的國度裏，誰能抱怨饑餓呢？”亨利·菲爾丁著，王仲年譯：《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第289頁。在他看來，隻要辛勤勞動，土地就會回報，生長出各種蔬菜糧食來，人們會得到溫飽，生活會富裕。亞當斯也對龐斯說：“你的家私全是你自己掙來的，你在短短的幾年裏麵積累了像這些人所估計的一大堆財富。”亨利·菲爾丁著，王仲年譯：《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第290頁。因而，圈地就又增添了勤勞致富的土地觀。

未經圈圍的土地令人恐懼，這是笛福的觀念，菲爾丁把這一思想發揮到極致。他將具體的人物和故事拋入那“令人恐懼”的荒郊野外和敞田裏，去經曆一連串冒險的經曆，遭搶劫，被毆打，甚至身受重傷。這個傳奇性的故事令人聯想起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中李爾王與埃德加在荒原上的不幸遭遇。這些單純而善良的人物進入這個野蠻而暴力的區域，如羊入虎口。在這裏，普通的農民都成了乞丐、流浪漢、遊手好閑分子，甚至騙子、流氓、惡棍和強盜。難怪安德魯斯他們常常迷茫和困惑，表麵上是迷路，實質是內心和精神的迷惘。曆險小說也正是有了這些未經圈圍的土地和邊疆區域才凸顯其曆險的成分，正如帕克斯所言：“未經圈圍的土地和邊疆地區對於曆險作家而言尤為重要，因為沒有了這些土地和地區，就不可能有危險和激動人心的事件。”Parkes，　Christopher．　“Joseph　Andrew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Poor”，　Studies　in　the　Novel，　Vol．　39，　2007　（1）:　22．

這樣的敞開式的田地和荒地無人管理和整頓，亂象叢生，直到圈地者的出現，如同上帝管理伊甸園一般。譬如，布比太太回到鄉下的莊園，就帶來了重整秩序的希冀，“她在鍾聲和窮人的歡呼聲中進入鄉村，窮人們看到他們的女恩主離開了那麼長久之後終於回來了，覺得很高興。……如果朝廷暫時離開的話，大家都會覺得惶惶如也，那麼對一個小小的鄉村來說，一位大財主的遠離是不是會更使大家難過呢？那種門第時不時分派一些活計給居民來做，不時賞給他們一些食物。”亨利·菲爾丁著，王仲年譯：《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第295頁。對於窮人的救濟，菲爾丁有自己獨到而成熟的觀念，他曾寫過兩篇文章《近來盜匪猖獗的原因調查》（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Late　Increase　of　Robbers，　1751）和《給窮人切實提供救濟的建議》（A　Proposal　for　Making　Effectual　Provision　for　the　Poor，　1753）等，極不讚成將窮人推向社會。如安德魯斯在鄉間的流浪，就經曆了許許多多的艱難困苦，甚至遇到生命危險，如不救治，他也會成為盜匪。因此，菲爾丁提出政府將流浪者和乞丐等窮人集中起來，建立濟貧院，讓他們在裏麵學習工作技能，然後出去尋找工作，自食其力。菲爾丁說：“法律應明文規定，任何紳士、農場主、手工藝者，或者貿易商，必須第一時間雇傭從政府官員和教會那裏送來的來自本地或外地的流浪者、仆人或勞工。”Fielding，　Henry．　“A　Proposal　for　Making　Effectual　Provision　for　the　Poor”，　Henley，　William　Emest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Henry　Fielding:　Legal　Writing，　Vol．　13，　London:　Frank　Cass，　1967:　150．

小說的圓滿結局也說明了這種說法的正確。小販道出了範妮身世的真相，即範妮是安德魯斯先生的女兒（按理說應該是約瑟夫的妹妹），有錢人威爾遜先生回鄉探親，更證實了約瑟夫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兒子。約瑟夫與範妮的婚姻關係成立，布比先生聽說此事，主動花2000英鎊購置一套房地產，贈送給這對新婚夫婦，還為亞當斯謀得稅收官這一更加體麵的工作。這個喜劇性的結局開創了菲爾丁“喜劇史詩”的時代，更加證明了有關土地和圈地的管理功能和圓滿效果，一切在重新調整後得到有效管控和有序發展，再也沒有了圈地外的那類混亂、荒蕪和腐朽。

從某種意義而言，菲爾丁繼承和發揚了笛福的圈地思想，土地的價值和圈地的隱喻構成了菲爾丁思想中的社會道德體係和人生坐標。土地在人們日常生活和思想架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瓊斯、索菲婭、安德魯斯和範妮等主要人物則是圈地花園中純潔的花朵和田園詩的代表，但他們被放置於一個未經圈圍、荒蕪的原野之中，接受種種無端的磨難和考驗，最終代表了秩序的婚姻以及土地財產等保障了小說在結尾處顯示的田園詩般的花園意境和圈地特色，菲爾丁小說延續了自文藝複興時期有關圈地的花園意象的文學傳統。當然，菲爾丁並非重複這一傳統觀念，而是進一步把花園意識提高到社會道德層麵，他的小說體現出企圖建構一整套普遍的道德體係和法律觀念，正如他在小說第三卷小引中所言：“我描寫的不是人，而是風俗；不是個別的人，而是一個種類。”亨利·菲爾丁著，王仲年譯：《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第197頁。

三、　《漢弗利·克林克》的鄉村遊記

托比亞斯·斯摩萊特出生於蘇格蘭邦希爾附近的一個鄉紳家庭。其祖父是法官，父親因非長子，沒有繼承權。斯摩萊特出生後不久，父親去世，成為孤兒；後入格拉斯哥大學，同時給醫師當學徒。他青年時期就創作了一本詩劇《弑君者》，寫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的事跡，表現了愛國精神。1739年帶了這部作品到倫敦，希望上演，但未成功。從格拉斯哥大學醫學係畢業後，1741年他擔任海軍軍醫助手，參加了英法爭奪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島殖民地的戰爭。後退出海軍，在牙買加居留，結婚後於1744年回英國，在倫敦開辦私人診所。終身以行醫、寫作為生。斯摩萊特寫過詩和醫學論文，還為托利派辦過政治傾向明顯的雜誌，並為此入獄。斯摩萊特是一個十分多產的作家。他著有六部長篇小說、兩部戲劇，還翻譯過大量文學作品。其小說代表作有《藍登傳》（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　1748）、《佩裏格林·匹克爾》（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　1751）和《漢弗利·克林克》（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　1771）。1771年因病前往意大利休養，同年去世，葬在意大利裏窩那古英格蘭公墓。

書信體小說《漢弗利·克林克》主要記述身患疾病的威爾士紳士馬修·布蘭布爾前往巴斯療養，妹妹塔碧莎及其侍女溫妮弗萊德·詹金斯、馬太的侄子傑勒米·梅爾福德和侄女莉迪亞·梅爾福德等一行五人，貫穿英格蘭中部至倫敦，後又途經倫敦，北上愛丁堡，沿西麵穿過曼切斯特等地，返回威爾士的經曆。其旅行線路與笛福的遊記中記載的線路類似，時間跨度為4月2日—11月20日，共六個半月。書名中的克林克是他們在旅途中收留的男仆，後來得知是馬修的私生子。全書由不同人物所寫的82封書信組成，從不同側麵描繪18世紀英國的社會生活圖景，塑造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幾乎沒有連貫的故事情節，呈現出碎片化的敘事特征，同時糅合理查遜的藝術手法與菲爾丁的小說主題，表明作者已經擺脫早年模仿流浪漢小說的創作模式，具備了更強的藝術創造能力。以往國內外的評論都是從該小說的敘事方式和人物塑造等方麵進行探討。

整個故事有三大矛盾焦點，分別是布蘭博爾先生的健康狀況、布蘭博爾小姐的婚嫁問題和莉迪亞的戀愛風波。應當指出，《克林克》鬆散的敘事結構全靠這三個焦點來維係，經常穿插趣味性和故事性強的情節，如傑利為莉迪亞的愛情而與流浪漢威爾遜決鬥等。然而，小說的可取之處並非三個主人公的命運和戀愛婚嫁問題，也不是所謂敘事結構的自由灑脫，而是以旅行為主線，展示英國社會，尤其是鄉村的真實麵貌。小說創作的年代正值圈地運動高潮時期，與哥爾德斯密斯等反圈地的文學觀念相反，斯摩萊特秉持了菲爾丁的文學傳統，不但運用“流浪漢小說”模式，更是進一步將菲爾丁有關圈地就是進步和繁榮的思想發揮到極致，也是繼笛福之後將鄉村旅行與圈地考察緊密結合的典範。“他不單一地就事論事，而是能看到現象背後折射的社會問題。他的評論話題涉及道德、倫理、法律、時政、市容、環保等。憑借這個視角，作者完成了對現實的批判，進一步突出了《克林克》的針砭時弊性，並改變了人們對流浪漢小說缺乏深刻性的印象。”陳昊：《論〈亨弗雷·克林克〉中人物的敘事功能》，《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第20頁。

莉迪亞在布裏斯托的溫泉區寫信，盛讚圈地內的風景，“我已經愛上與外界隔絕的生活，而這裏卻是個迷人、浪漫的地方。這裏空氣純淨，景色宜人，荊豆花怒放，雛菊、報春花和立金花滿地都是，燦爛奪目。所有的樹木泛出新綠，樹籬已經披上了春天的新裝；山上羊兒成群，柔聲叫喚、愛嬉戲的羔羊在玩耍，跳躍，從這邊跳到那邊。樹林裏回響著烏鴉鳥、鶇鳥和紅雀的歡叫聲”。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6頁。這裏的圈地氣息非常清晰，“與外界隔絕”和“樹籬”說明了圈地的邊界，而裏麵一片春意盎然，鮮花滿地，牛羊成群，鳥語花香。

而作為鄉村圈地另一個對立麵的城市，在斯摩萊特筆下，則一片混亂和腐敗的景象。“巴斯已經成了一個荒淫放蕩、敲詐勒索、藏垢納汙的場所。”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0頁。小城市巴斯況且如此，大城市倫敦就更加糟糕了。雖然倫敦經濟發展了，物質條件優越了，“路麵比過去鋪得更好，而且燈光照明也更亮麗。新修的街道很寬敞、井井有條”。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4頁。但“這個首都還是成了一個長得太大的怪物，這就像顆患水腫病的頭顱一樣，到時會使軀體和四肢營養不良，支撐不住的”。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4頁。這個大怪物居住著全國六分之一的人口，本身成為可笑而荒唐的事，作者探究倫敦人口劇增之成因，乃是“鄉村人口減少”和“小型農場的取消”，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4頁。而這兩個現象正是圈地運動的直接結果。但作者認為是人們都向往大城市而離開農村，使得鄉村人口缺乏，小農場難以為繼，隻得賣掉了事。人口集聚在大城市，其最可怕的後果便是消費時尚的形成，“奢靡之風已經席卷了開闊的鄉間，影響了所有的居民”。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4頁。奢侈和時尚讓農村的人們也被吸引住了，紛紛湧向倫敦，“希望能為富人服務，好讓他們住奢華的房子，穿上好的衣服，而不用被迫去勞動”。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4頁。這是作者對圈地運動中人口流動的另類注解，也顛覆了人們對圈地中農民被趕走的固定觀念。這不是沒有依據的胡言亂語，更像是從人性和消費心理學視角做出的合理闡釋，頗有幾分可信之處，也可以豐富和補充對圈地運動的曆史和當代的詮釋。由於錯誤的消費理念和貪圖享受的觀念，大部分農村人進入城市後受到巨大的挫敗而成了小偷和騙子，甚至強盜惡棍。整個倫敦“由於受到荒淫放蕩、奢侈浪費這些魔鬼的驅使，到處可見他們閑逛漫步、騎馬兜風、大搖大擺、橫衝直撞、推推搡搡、互相摻和、跳來跳去，在一片愚蠢腐敗、令人作嘔的騷動中衰敗而崩潰。一切都吵吵鬧鬧、混亂不堪”。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5頁。難怪羅伯特·亞當斯是如此評論小說中的鄉村考察：“節奏悠閑緩慢，但對人性的觀察極其真率和善意，雖然書的情節可以預見，但閱讀的樂趣全然在於不經意中的感知和正直而仁厚的智慧。”Adams，　Robert　M．　The　Land　and　Literature　of　England:　A　Historical　Account，　New　York:　Norton，　1983:　305．

接著，斯摩萊特又通過將時尚消費觀與“公眾”相結合，分析所謂中世紀遺留的鄉村共同體的“公有製”怪物：“時代的消遣娛樂活動和被稱之為‘公眾’的天賦才華到時相當協調的，可‘公眾’卻是個極不協調的怪獸。讓它置身於一片噪音、雜亂、炫目和光亮當中，它連一點何為優雅和得體的概念也沒有。”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6頁。從這段文字當中，我們看出作者對公眾概念理解的偏差，但作者是在時尚消費這種高額資金流的需求去苛求公眾的付出與享受需求，自然會出現“不協調的怪獸”，因為矛盾的兩極——高消費時尚和公眾，分別對應的是高昂的大資金支撐和隻能出售廉價勞動力的底層民眾，即壟斷經濟的私有製和低廉產品分享的公有製。在這個矛盾的兩極之中，作者取前者作為主陣地，攻擊那個怪獸的後者。“當土地是公有時，它對公眾道德觀會產生較為有成見的影響。”Renen，　Denys　Van．　“Biogeography，　Clima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molletts　Humphry　Clinker”，　Philological　Quarterly，　Vol．　90，　2011　（4）:　397．習慣於免費享受公地資源的公眾進入到處都是私人專屬領地的大城市，隻能流落街頭，做起城市的邊緣人。難怪作者感歎：“人行道上，大自然本打算讓它們（樹木）遠離塵囂、寂靜無聲、為人遮陰，現在卻擠滿了吵吵嚷嚷的人們，吮吸著夜裏空氣中釋放出來的容易生瘧疾的病毒。在這一派歡快的場景中，幾盞孤燈燈光影影綽綽，就像許多閃著微光的蠟燭。”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6頁。這是倫敦夜景的詩意描寫，通過對比——安靜與吵鬧、自然與病毒、歡快與孤獨，把倫敦的病態展示得淋漓盡致。利奧內爾·凱利認為作者對倫敦的批評是“信息量最大、最睿智的”。Lionel　Kelly.　Tobias　Smollet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1995：23．

更為糟糕的是，作者把倫敦的前後變化幾乎完全歸咎於無知識無素質的鄉下人的突然湧入。“當他們沿著那些潮濕而陰幹的小道迤邐前行，或是擠在濕漉漉的礫石路上，頭頂上沒有別的遮蓋物，隻有無垠的蒼穹，……我怎能不認為他們其實是被一個幽靈纏附著的呢？”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6—97頁。當然，鄉下人的湧入也是整個國家消費觀念向奢侈和腐敗的巨大變化造成的，“大約25年前，即使是倫敦最富有的公民也很少人有仆人，甚至連穿號服的仆人也沒有。他們的餐桌上除了普通烹煮和燒烤的食物，再加一瓶葡萄酒和一大杯啤酒外沒有別的東西。”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4—95頁。25年前正是英國“議會圈地運動”和工業革命剛剛掀起的時候，在巨大財富落入私人腰包裏之後，奢靡腐敗逐漸滋生，形成一股奢侈消費和糜爛生活方式的洪流，將原本樸素而簡單的生活模式蕩滌，改換成如此腐敗的情形。這是作者強烈批評倫敦生活的最直接的原委。

而鄉下實行圈地製度後，圈地者的生活十分愜意，作為本身就是圈地者的鄉紳馬修，是這樣描述自己的圈地莊園生活的：“要不要我把我在城裏感受到的痛苦和我在鄉下得到的安慰之間的區別明確說出來呢？在布蘭布爾莊園，我在室內也有活動的餘地，呼吸的是清新、爽快、有益的空氣。我喜歡那能使人恢複精力的睡眠，從來不會被可怕的嗓音驚擾或打斷。隻是到了早晨，窗口才有歐洲燕在恬美地歌唱。我喝著從岩石裏噴射出來的純淨、清澈的泉水，或者飲用自產麥芽釀製的滿是泡飽的家製飲料，或是痛飲蘋果汁，那蘋果是自家果園種植的。”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0頁。馬修的圈地農場是有相當規模的，農場改造是圈地運動成功的關鍵，農場主與雇農之間的關係又是維係農場發展的命脈，因此，馬修津津樂道地道出了他農場管理的學問：“我不用出門便能指揮農場的活計，讓他們執行我改進農場的計劃，實施的效果給我帶來的高興勁是不可言喻的。看到我的佃戶們在我的保護下家業興旺，窮苦人在我為他們提供的活計中舒適地生活，這同樣令我高興。”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1頁。農場經濟發展和和諧的雇傭關係保障了圈地事業的推進，作者盛讚這一農業革命的舉措。

因此，在蘇格蘭大片土地尚未圈圍，馬修就感覺很不自在，也不舒服：“這是一片棕色的沙漠，範圍相當大，一片不毛之地，隻有灌木和蕨類植物。我們經過的時候，一團濃霧使我們的能見度極低，從馬車望過去20碼開外就看不清了。這就使之更加枯燥無味。……最使我們吃驚的是，這個長達幾英裏的平原種滿了長得很茂盛的麥子，跟我在英國南部那些土地肥沃的地方看到的一個樣。這片茂盛的莊稼就種在露天，沒有圍欄，也沒有別的肥料，隻有水藻，或者說海藻，圈在岸邊。這種情況說明土壤和氣候都很好。可是，這個國家的農業還沒有達到英格蘭的水平。圍欄不僅能使土壤溫度更高，幾片田地界線分明，而且還可以保護莊稼不受強風的侵襲，而大風在這個島嶼的這一部分是很經常發生的。”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7頁。作者明確指出了圍欄的好處：保溫和擋風，也可防止肥力流失。更有甚者，用於圈圍的石頭對於莊稼的生長也大有裨益。作者在此是否有些誇張？“這個地區的土壤除了生產燕麥和大麥以外，幾乎沒有生產別的穀類作物。也許是因為耕種不得法以及幾乎沒有圍起來的緣故。田野裏圍欄不多，而且都是從田野裏拾來的石頭築成的鬆鬆的圈家禽的石牆，一塊塊石頭好像是被故意分散在那裏的。農民們居然不把石頭從自己的田地裏弄掉。……他說，石頭在三個方麵可能有作用。它們能抑製土壤水分的過量蒸發，這和發高燒時出的汗類似，這種出汗有時候會使人類的身體浪費和損耗精力。它們還可以充當柵欄，保護嬌弱的麥苗，使它們不受春天刺骨的寒風侵襲，或者通過增加大陽光的反射熱，增加熱量，緩和土壤和氣候本來較低的溫度。然而，通過使用不同的肥料來抑製這種過量蒸發肯定更有效，比如灰燼、石灰、白堊或者泥土灰，這個王國裏好像有很多泥土灰坑。至於保溫，用圍欄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而且，現在被石頭蓋住的一半田地可以恢複耕種，耕種起來費的勁也會少一些。而犁、耙和馬連現在所遭受的一半損耗也不會有的。”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68頁。因此，平整而美麗的田園是作者讚賞的，“斯摩萊特高度讚揚了整齊劃一的英國自然環境”。Renen，　Denys　Van．　“Biogeography，　Clima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molletts　Humphry　Clinker”，　Philological　Quarterly，　Vol．　90，　2011　（4）:　396．

馬修描繪了自己如何購置地產，如何圈圍，以及如何經營管理。購地之時，這片土地以及上麵的房產都處於荒蕪的狀態，“大約22年前，我剛擁有這片土地。那時，除了那個棄置不用的老果園裏有一些樹木外，房子方圓一英裏內都沒有一棵樹。而且，果園裏的樹木不結任何果子，隻有樹葉和苔蘚。我到的時候是11月，天陰沉沉的，房子的狀況真可以稱為荒廢之塔。場院裏滿是草席和闊葉野草，果園裏長滿了草，我從來沒見過那樣子。窗戶上的百葉窗支離破碎，窗框破了，煙囪也被貓頭鷹和鷯哥占領了。”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4頁。於是，馬修便雇用了一些當地有才幹的農民，“在農夫布蘭德的指揮下，有勞工在修補柵欄，開始圍樹籬挖溝。布蘭德還向我推薦了一個細心的農場管理人”。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6頁。有了管理人才、圈圍安排和建立農場的計劃，馬修大張旗鼓地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圈地運動：“我排去沼澤裏的水，燒毀灌木，把荊豆和羊齒植物連根拔掉；我在其他東西都長不了的地方種上矮林和柳樹；我漸漸地把我的農場都圍了起來，加以發展，使我的地產現在每年淨利1200英鎊。”斯摩萊特著，李美華譯：《漢弗萊·克林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8頁。

斯摩萊特以信件的形式將故事情節和鄉村觀察進行碎片化處理，八十多封信的寫信人受教育程度迥異，因此信件的語言功底大不相同，從鄉紳到仆人，其性格也大相徑庭，敘事方式也各異其趣。這種碎片化的創作取得了奇特的效果，也符合“流浪漢小說”的敘事傳統，能夠組成一個個係列故事和完整的鄉村考察，即戈特利布所說的“碎片理解之下的隱含的整體感，這種整體的感受是對整個英國的問題，……這些信件，就像現實主義繪畫視角中的平行而分散的線條，在讀者心中找到了最終的消失點”。Gottlieb，　Evan．　Feeling　British:　Sympat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cottish　and　English　Writing，　17071832，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81．第三章圈地風暴：普通農民與感傷文學

晚鍾響起來一陣陣給白晝報喪，

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吼聲起落，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腳步踉蹌，

把整個世界留給了黃昏與我。

蒼茫的景色逐漸從眼前消退，

一片肅穆的寂靜蓋遍了塵寰。

——托馬斯·格雷《墓園挽歌》

“感傷”抑或“憂鬱”，早已是文學表現的主題之一。英國中世紀民歌中就有關於死亡、夢幻等題材的歌謠；《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有憂傷的故事；莎士比亞的悲劇更是感傷，甚至在喜劇《威尼斯商人》和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中主人公都出現無名的“憂傷”。有人認為這是時代的特征，為此，羅伯特·伯頓（Robert　Burton，　1577—1640）在1621年寫有著名的《憂鬱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一書，細致分析了造成人們憂鬱的內外原因和症狀，並提出了醫治憂鬱症的療法，影響深遠。可見，帶有感傷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集中出現在英國18世紀中葉，並形成一個文學流派，並非偶然。

18世紀中葉開始，英國進入轉型期，海外殖民擴張帶來滾滾財源，科學技術發展逐漸引向城市的工業革命，土地商品化和國會法律的支持造成新一輪更加狂暴的圈地運動。英國整個社會處在急劇變化之中，尤其是圈地運動，逐漸演變成一場席卷整個英國農村的土地改革風暴。大批普通農民淪為流民，陷入赤貧的困境，流離失所，背井離鄉，進入城市和工廠，成為廉價勞動力。還有許多農民遠涉重洋，移民美洲，開始全新的生活。因此，英國國內階級矛盾衝突尖銳，現實問題加劇，中下層資產階級文人深感社會貧富不均，自身的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得不到保障，感傷情緒日漸濃厚。許多作家與詩人由此對現實社會產生了厭倦和失望，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給大自然和農村傳統生活方式帶來的破壞發出悲哀的感歎。他們開始對理性社會產生懷疑，但又無可奈何，隻得寄希望於藝術和情感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和逃避。他們從普通人的生活和大自然中尋找素材，吐露他們內心深深的憂鬱之情：對紛繁複雜社會的厭惡、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對自然簡樸生活的向往，同時又對社會不公進行猛烈的抨擊。他們徘徊鄉野，怨而不怒，宣泄著種種悲天憫人的情愫和憤懣抑鬱的思緒。“感傷主義是作家因時代變革而引起的思想情緒的反映。……他們（作家們）不滿統治階級的暴虐，卻不理解社會變革的原因，於是萌發了傷感的情緒。他們對理性社會失去了信心，轉而崇尚感情。”楊金才：《英國感傷主義文學之見》，《外國文學研究》，1994年第1期，第98頁。

感傷主義代表作家有愛德華·揚和托馬斯·格雷等“墓園派”詩人和理查遜、勞倫斯·斯特恩等小說家。另外一大批詩人（有的本人就是農民）就“圈地運動”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詩作，如威廉·庫珀、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喬治·克萊布、西蒙·海治（Simon　Hedge，1734—1791）和托馬斯·莫斯（Thomas　Moss，1740—1808）等，直麵圈地運動給農民帶來的悲慘結局，抨擊自私的人性，並抒發對普通人遭遇的同情。

第一節感傷主義文學

伯頓開篇給“憂鬱”下了這樣的定義，它“是指由一次小的不幸、困頓、病痛、驚嚇、苦難、激動，或心緒不寧、任何形式的在意、不滿或念想所引起的短暫的意氣消沉或傷感。它能帶來悲痛、沮喪、憂愁和精神的苦惱這些與快樂、高興、歡喜、愉悅相反的情感，在我們心中形成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快。我們通常含糊地將那些沉重、哀傷、抑鬱、沮喪、難過、孤獨，總之，因外緣而動心或不快活的人稱作是憂鬱的”。羅伯特·伯頓著，馮環譯：《憂鬱的解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42頁。雖然定義不盡科學和專業，但在17世紀初逐漸走向科學昌盛的西方，能夠以一部專著專門論述“憂鬱”，實屬罕見，而且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

18世紀感傷主義的產生對於文學的發展，尤其是浪漫主義文學有著深遠的意義。感傷主義是因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的小說《在法國和意大利的感傷旅行》（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1768）而得名。感傷主義又稱主情主義，它排斥理性，崇尚感情；注意內心的情感，誇大感情的作用；強調感情的自然流露，重視自然景物的描寫，特別強調對個性和個人精神生活的刻畫。他們認為文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細致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和不幸的生活遭遇，以喚起讀者的同情和共鳴。感傷主義的詩歌亦稱“墓園派”詩歌，即“高度讚賞或沉湎於悲情色彩，在不經意間透露著道德說教的成分，他們注重逝去的生命、悲傷、死亡的精神和世俗隱喻”。Voller，　Jack　（ed．）．　The　Graveyard　School:　an　Anthology，　Rimond，　Virginia:　Valancourt　Books，　2015:　1112．他們脫離現實，放任個人感情，沉迷於多愁善感之中，甚至讚美過去，歌頌黑暗、死亡，帶有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侯維瑞認為：“他們時而沉思於秀麗的自然景象之中，時而徘徊於廢墟與古跡之側，時而沉思於鄉村墓園及村舍之間，時而又沉溺於宇宙幻滅的痛苦思索之中。他們用憂傷的強調謳歌美麗的大自然、淒涼的墓地、神秘的長夜，用傷感的措辭和同情的心態來表現普通農民的辛勤勞作及天災人禍給他們帶來的不幸。”侯維瑞：《英國文學通史》，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252頁。他們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稱，大多采用日記、旅行記、書信體和回憶錄等形式。

感傷主義文學分為以托馬斯·格雷為代表的墓園派詩歌和以薩米爾·理查遜為首的感傷主義和心理分析小說，主人公基本都是鄉村遭受世事變遷影響的普通人或者深陷財產泥淖的中產階級，對浪漫主義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也有部分作家超越社會現實，沉湎於奇異的想象空間，虛構出超自然的物質和離奇驚悚的故事情節，形成“哥特式”小說風格。

作為時代精神的憂鬱情緒，有其深刻的社會影響、宗教和哲學思想根源和個人遭遇的原因的。“墓園派”詩人基本都是牧師和學者，多愁善感，又加上人生思考，逐漸形成詩歌風格。詩人們思考人生生與死的哲理、批判社會的不公、同情普通人，當然訴說內心的苦悶和痛苦是這類詩歌的特征。墓園派詩歌作品較多，托馬斯·帕內爾（Thomas　Parnell，　1679—1718）的《關於死亡的夜思》（A　NightPiece　on　Death，　1721）、愛德華·揚（Edward　Young，　1683—1765）的《哀怨，或關於生、死、永生的夜思》（The　Complaint:　or，　NightThoughts　on　Life，　Death，　&　Immortality，　1742—1745）、詹姆斯·赫維（James　Hervey，　1714—1758）的《墳墓裏的憂思》（Meditations　among　the　Tombs，　1746）、威廉·梅森（William　Mason，　1724—1797）的《南威爾士墓園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hurchyard　in　South　Wales，　1787）、托馬斯·沃頓（Thomas　Warton，　1728—1790）的《憂鬱的快樂》（The　Pleasures　of　Melancholy，　1745）、羅伯特·布萊爾（Robert　Blair，　1699—1746）的《墳墓》（The　Gave，　1743）、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　1721—1759）的《頌詩集》（Odes，　1746）、馬克·艾肯塞德（Mark　Akenside，　1721—1770）的《想象的快樂》（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s，　1744）和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的《墓園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1750），等等，都基本集中在圈地運動和工業革命迅猛發展的18世紀中葉。

一、　“憂鬱”的夜思

托馬斯·帕內爾出生在愛爾蘭，父親是英國大地主，追隨克倫威爾，王朝複辟時期移居愛爾蘭，又圈圍了許多土地。帕內爾在都柏林接受教育，但後來除了偶爾回愛爾蘭收地租外，他在倫敦度過大部分時間，成為斯威夫特、蒲柏等人的好友，為《旁觀者》撰稿。優越的生活條件和文藝愛好使得他與周圍環境和普通人生活格格不入，變得慵懶和奢華，一副紈絝子弟樣子，又對周遭富人的自私自利的行為極為不滿。於是，他逐漸自閉，開始冥思苦想，甚至呈病態的憂鬱症狀，尤其是1712年日日照顧他的愛妻離世，給他以重擊，他常常酗酒至爛醉。他的詩歌都是在其去世之後出版的（《詩集》，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1722），雖然他生前深受生理和心理疾病的折磨，但他在沉思之中的詩情充滿才智和同情心。帕內爾是英國18世紀最早以憂鬱為主題，闡發對死亡、墓園和人生等思考的詩人，《關於死亡的夜思》是他的代表詩作，也是墓園派詩歌的開山之作。

深刻的思索，無異於宗教的靜思或冥思，總是發生在黃昏靜謐的林中山坡，甚至幽靜的墓園：

當催眠的微風靜止不動，

當湖麵安靜又清澈，

星星點點地又閃爍起來，

映入了我們的眼簾，

當熱切的大地此刻隱退，

一片昏暗遮蔽了萬物。Parnell，　Thomas．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London:　B．　Lintot，　1722:　153．

而墓園裏的每個墳墓都是人人難逃的歸宿，詩人聯想死後的情形，因為每個墳墓裏的人都曾經擁有生命。那些平整的墓碑上都刻有姓名，曾經是如此的艱辛與貧窮的人們，現在都已經默默無聞；曾經對財富和榮耀的追求，現在一切都歸為塵埃，好像每個墳墓的主人都在異口同聲地大喊：“想想吧，人們啊，到底什麼是死亡？”Parnell，　Thomas．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London:　B．　Lintot，　1722:　155．詩人回答：

死亡隻是一條必須要走的路，

假如真有人走向上帝，

那是一扇平靜之門，一片安寧之地，

逃離了那洶湧憤怒的大海波濤。

……

靈魂出竅的屍體再也不知道，

出竅的靈魂再也不要，這些苦難：

人們還在監獄般的小屋住著，

昏暗的燈盞照亮了牆麵，

人們的艱辛還在年複一年地循環，

跳躍著去迎接有一個火熱的太陽。Parnell，　Thomas．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London:　B．　Lintot，　1722:　156157．

生命與死亡如此大的區別，詩人證明了時世的艱難和生活的痛苦，也表達了對死後的極樂天堂的向往，更是對現實生活中貧富不均的批評，對過著貧困生活的窮人的無限同情。帕內爾的這首詩歌雖然隻有短短的90行，但為後來墓園派詩歌預設了詠吟的模式。雖然普通人的艱辛與貧窮（toil，　poverty）等隻是抽象的概念，但同情窮人，抨擊為富不仁，批評攀龍附鳳和過分追求榮譽的虛偽行徑，等等，為墓園派詩歌主題樹立了一個標杆。詩歌遵循18世紀初整齊的韻律，運用雙行體，基本都是行尾斷句，很少行內停頓，形成較為嚴謹完整的風格。

愛德華·揚出生在汗布什郡一個牧師家庭，從小受到良好教育，少年才俊，他曆盡磨難，一生追求功名，1728年還發表《慕名集》（Love　of　Fame，　the　Universal　Passion即：名譽之愛，人之常情）。但在1736—1740年間，他的愛妻、女兒和女婿相繼去世，悲痛之中，他開始用詩歌記錄內心的悲情和對人生的看法，默默地寫了四年，終成九卷一萬多行的長詩《夜思》（1742—1745）。詩人夜不成眠，思索著人生變化無常的命運。詩人運用無韻詩句，痛陳人生的悲苦和死亡的無奈，把生活看作理性無能為力的痛苦，到宗教中尋求慰藉。詩中對死亡的感傷情緒與關於生死的神學討論交織在一起，充滿了憂鬱和沉悶的情調。

《夜思》開篇描寫黑夜：

黑夜，黑暗女神！穩坐烏木寶座，

毫無光線卻充滿尊嚴，伸展

其沉重的權杖，來指揮沉睡的世界。

沉默啊，多像死絕了！黑暗啊，多深沉！

眼睛也好，耳朵也罷，無法感知任何事物，

造物主也沉睡了。Young，　Edward．　Young，　Edward，　16831765:　The　Complete　Works，　London:　William　Tegg　and　Co．，　1854:　3．

黑暗籠罩萬物，世上一切生物都進入睡眠，死一般地寂靜。周遭唯有墓地成為黑夜的王國，而詩人此時此刻更容易進入沉思的狀態，進入一個沒有時間沒有感知的彼岸世界。

詩人認為在死神麵前，富有、財富、名譽，等等，都一視同仁，逃不出其死亡的王國，詩人甚至蔑視權貴：

財富使得富人富上加富，

哪個人能夠拒絕更多財富？

於是財富（這個殘酷的工頭）要求

新的勞作，更多的勞作接踵而至，永不停止！

謀殺了平靜，本該率先發出光芒。

窮人隻有富人的一半悲摧，

富人的驕傲和痛苦的特權，

一如背負著成倍的重負。Young，　Edward．　Young，　Edward，　16831765:　The　Complete　Works，　London:　William　Tegg　and　Co．，　1854:　106．

詩人認為財富隻會造成如“南海泡沫”這樣的結果，1719年，英國政府允許中央債券與南海公司股票進行轉換，進而帶動股價上升。1720年，南海公司承諾接收全部國債，公司允許客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來購買公司的新股票。股市和經濟市場的泡沫立即形成。不久，這種脫離常規、非理性的投資狂潮引發的股價暴漲和暴跌，以及之後的經濟大崩盤。而農村雖然貧窮，但清新的空氣、簡單的食譜和淳樸的民風，組成農村最好的饋贈：

就像牧羊人趕著羊群離開茅屋，

吹著牧笛，手執杖杆，

隻見焦急的“野心”在發瘋追逐，

隻見人們吵吵鬧鬧，轉圈追跑，

突破法律的圍困，越過正義的高山，

追逐，被追逐，互為獵物，

如惡狼肆意掠奪，如狐狸狡黠哄騙，

直到死神來臨，這位大力神獵人，埋葬一切。Young，　Edward．　Young，　Edward，　16831765:　The　Complete　Works，　London:　William　Tegg　and　Co．，　1854:　48．

但是農村也因為圈地運動而人心浮躁，追逐名利，互相傾軋，勾心鬥角。隻有死神掌控一切，使得一切人生萬物歸為沉寂。詩人批判社會腐敗和人性險惡，同情普通窮人，以及對死神無可奈何的意念貫穿全詩。

二、　鄉村農民的普通人生

托馬斯·格雷的一生並非多產，但不乏流傳久遠的佳作，《墓園挽歌》是其中的傑作，也是“墓園詩派”的代表作，格雷因此成為英國著名的詩人之一。

格雷有過不幸的兒時，他出生於倫敦近郊，父親性情粗暴，對母親長期家暴，曾有11個兄妹，但全都夭折。格雷自小身體羸弱，但好沉思，養成了多愁善感的個性。後進入伊頓公學就讀，與首相兒子、小說家霍拉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　1717—1797）、詩人托馬斯·阿希頓（Thomas　Ashton，　1716—1775）和理查德·威斯特（Richard　West，　1716—1742）等是同班同學，他們都喜愛古典文學，愛好文學創作，四人遂成好友。但威斯特26歲就謝世，格雷悲情無處傾訴，寫下多首詩歌悼念亡友。《十四行詩：悼亡友理查德·威斯特》（Sonnet　on　the　Death　of　Richard　West，　1742）中寫道：“清晨的微笑對我已無用，\/微紅的太陽再也不會升起金色的火焰。”Gray，　Thomas．　The　Works　of　Thomas　Gray，　in　Prose　and　Verse:　Poems，　Journals　and　Essays，　Vol．　1，　New　York:　Worthington　Co．，　1890:　110．《春天頌》（Ode　on　the　Spring，　1742）描寫春天的大自然，表現人生短暫，人不論貧富或地位高低都不免一死的思想，對英年早逝者更是惋惜不已：“你的快樂再也不能吸引美婦，\/滿載蜂蜜卻無巢可貯。\/你的青春早逝，快速的翅膀\/再也不能展示多彩的羽毛。”Gray，　Thomas．　The　Works　of　Thomas　Gray，　in　Prose　and　Verse:　Poems，　Journals　and　Essays，　Vol．　1，　New　York:　Worthington　Co．，　1890:　7．另一首詩歌《遠眺伊頓》（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　1742）也是悼念威斯特的，氣氛陰沉，心情沉重。詩人遠遠望見伊頓公學的學校大樓，許多孩子在剛收割過的田野上玩耍，引發出對人生的思索：

哎——！盡管有末日的命運，

這些小小的犧牲品還是玩耍！

全然不知厄運的來臨，

也不管明天的煩惱。Gray，　Thomas．　The　Works　of　Thomas　Gray，　in　Prose　and　Verse:　Poems，　Journals　and　Essays，　Vol．　1，　New　York:　Worthington　Co．，　1890:　19．

詩人的悲觀情緒躍然紙上，由於痛失好友，所以死神的喜怒無常和恒定性，讓他悲憤異常，並得出了有關人生麻木是福的宿命結論：

既然痛苦從不來得太晚，

幸福卻會快速飛走，

過多思考會毀滅他們的樂園，

隻是，無知是福，

瘋癲才是真聰明。Gray，　Thomas．　The　Works　of　Thomas　Gray，　in　Prose　and　Verse:　Poems，　Journals　and　Essays，　Vol．　1，　New　York:　Worthington　Co．，　1890:　21．

格雷最著名的詩是《墓園挽歌》（1750），全詩128行，亦為紀念好友威斯特所作。他用八年時間寫成，詩歌最後附加的“墓誌銘”就是為他而作。它的主題雖然與帕內爾、揚等人的墓園詩歌一樣，但明顯地，詩人深挖人類思緒更深層的哲理。他哀悼村中粗野的祖先，突出體現了對默默無聞的農民的同情，惋惜他們沒有機會施展天賦，批評大人物的傲慢和奢侈。這樣詩歌就具有了普遍意義，主題挖掘更深刻。而且詩歌在藝術技巧上又達到古典主義詩藝的完美境界，運用五步抑揚格，韻腳為abab。比較一致的評價是：形式完整，結構嚴謹，詞句精雕細琢。

如果說這是一首具有田園詩特征的詩歌，那麼，它應該是一首十足的反田園詩歌。詩人於黃昏時分在鄉村墓地憑吊悲悼，籠罩在一片淒涼孤獨感之中：

晚鍾響起來一陣陣給白晝報喪，

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吼聲起落，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腳步踉蹌，

把整個世界留給了黃昏與我。

蒼茫的景色逐漸從眼前消退，

一片肅穆的寂靜蓋遍了塵寰。王佐良主編：《英國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49頁。

這個墓園位於鄉村教堂後院，因此埋在這兒的大多數是普通農民，身前默默無聞，死後沒人記得，但他們體現出勤勞質樸、誠實守信的本性：

崢嶸的榆樹底下，扁柏的蔭裏，

……

小村裏粗鄙的父老在那裏安睡。

……

他們一開鐮就所向披靡，

頑梗的泥板讓他們犁出了壟溝；

他們多麼歡欣的趕牲口下地！

他們一猛砍，樹木就一棵棵低頭！王佐良主編：《英國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50頁。

因此，這些無名的勞動者身前吃苦耐勞，也享受過天倫之樂，平凡的一生波瀾不驚，樸實無華，沒有受到追逐名利和貪圖享樂等世俗風氣的影響。“野心”、“豪華”、“門第”、“權貴”、“財富”，等等，都與他們沒有絲毫的關係，也從未侵蝕到他們。換言之，這些高貴者和傲慢者的上流社會成員們最終的結局不過“光榮的道路無非是引導到墳墓”。而且平凡的普通人的墳墓也似乎很寒酸，沒有紀念堂、廊道、拱頂、讚美歌、半身像、甕碑等死後的“榮耀”，但他們曾經擁有“充滿過靈焰的一顆心”，也“本可以執掌到帝國的王笏\/或者出神入化地撥響了七弦琴”。王佐良主編：《英國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51頁。雖然詩歌的創意略帶詩人作為牧師的特性，即基督教的說教，明顯具有《聖經》“傳道書”的神韻，但詩歌並非幹癟的說教，而是淳樸情感的抒發和人生哲理的思考，“因為假如詩歌意境都是由自然規律和命運輪回來組成，那麼人在灼熱的陽光下的一切勞作將有何用？從這個角度，人抵抗死神的一切企圖，都是徒勞的和自尋煩惱”。Weinfield，　Henry．　The　Poet　without　a　Name:　Grays　Elegy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1:　55．

很明顯，格雷已經跳出了他早期詩歌的宿命論觀念，轉向運用墓園和死亡等視角真正思考人生，尤其是對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勞動者的理性思索，具有對人生哲理深刻的考量。詩人認為造成普通人被埋沒的原因是生活貧寒和教育缺失：

可是“知識”從不曾對他們展開

它世代積累而琳琅滿目的書卷；

“貧寒”壓製了他們高貴的襟懷，

凍結了他們從靈府湧出的流泉。王佐良主編：《英國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51頁。

多少農村的天才被埋沒，多少精英無人知曉。他們當中也湧現出民族英雄和曠世文才的人選，也都是道德和良知的踐行者，絕沒有讓全國折騰流血、驕奢淫逸的劊子手和無良統治者。那些有錢有勢者一生都充滿罪惡：罪過、放縱、殺戮、無恥、驕奢。格雷在褒揚和同情普通鄉野村夫的同時，批評了命運對這些普通淳樸、誠實堅強地農民的不公，更是將矛頭直指當權者和有產階級，充分體現了詩人的民主情懷。

詩人十分讚許這群普通勞動者的平凡生活，遠離世俗喧囂和殘酷爭鬥的城市，置身於自然清醒和寧靜恬淡的鄉村：

遠離了紛紜人世的勾心鬥角，

他們有清醒的願望，從不學糊塗，

順著生活的清涼僻靜的山坳，

他們堅持了不聲不響正路。

……

我們常常看見他，天還剛亮，

就用匆忙的腳步把露水碰落，

上那邊高處的草地去會晤朝陽；

那邊有一棵婆娑的山毛櫸老樹，

樹底上隆起的老根盤錯在一起，

他常常在那裏懶躺過一個中午，

悉心看旁邊一道涓涓的小溪。王佐良主編：《英國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53—154頁。

整首詩歌雖然被籠罩在死亡的氣息之中，氣氛沉悶，但詩歌用詞優美雋永，韻律工整對仗。最關鍵的是，詩人對普通農民的理解與考量和對權貴的批評與揶揄，遠遠超出了“墓園派”詩歌對死亡、墳墓和人生短暫等主題的拘囿，避免了墓園派詩歌固有的無病呻吟的缺點，對人生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成熟的人生觀，很好地回應了蒲柏《論人》（The　Essay　on　Man，　1734）和約翰遜《人類欲望之虛幻》（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1749）中對人生的考量。

格雷也酷愛旅遊，在山水間盡情揮灑，寫詩作畫，早在1739—1741年，格雷與好友沃波爾一起周遊歐洲列國，1761以後去過薩福克郡、南安普頓郡、肯特郡、蘇格蘭等地。1769年，格雷又與約瑟夫·法林頓（Joseph　Farington，　1747—1821）結伴而行，對英格蘭西北部的湖區進行遊行和考察，並寫下了多篇日記，記錄他們在湖區的所見所聞。這是英國文人首次遊曆湖區並發表作品讚美這裏的湖光山色，此後，前去湖區遊曆的文人騷客絡繹不絕，也留下了許多傳世佳作，包括著名的“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柯爾律治和騷塞）以及華茲華斯妹妹多蘿西·華茲華斯（寫有《格拉斯米爾日記》Grasmere　Journal，　1802）、威廉·哈欽森（William　Hutchinson，　1732—1814）、托馬斯·威斯特（Thomas　West，　1720—1779）、威廉·傑爾平（William　Gilpin，　1724—1804）、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和哈裏特·馬蒂諾（Harriet　Martineau，　1802—1876）等。

格雷的遊記是以書信的形式寫給好友托馬斯·沃頓（本來是他陪同格雷出遊，因身體欠佳而臨時換人），後來在1775年首次由威廉·梅森將其編入格雷詩集出版（The　Poems　of　Mr．　Gray，　1775），1890年艾德蒙·古索（Edmund　Gosse，　1849—1928）編輯出版了格雷所有詩賦書信（三卷），直至2011年當生態文學受到舉世矚目時，約翰·穆雷（John　Murray）集中了格雷的遊記（即書信日記）和法林頓的繪畫作品，出版了《托馬斯·格雷與約瑟夫·法林頓英國湖區遊記》（A　Tour　of　the　English　Lakes　with　Thomas　Gray　and　Joseph　Farington）。

敏感憂鬱而多愁善感的性格造就了格雷對山水田園仔細觀察，《遊記》的字裏行間透露出對美麗風光以及湖區農民的熱愛，也成了現代英國旅遊文學第一部，“格雷1769年遊曆湖區並寫下湖區日記，第一次把湖區推介給世界”，Cooper，　Robert　M．　The　Literary　Guide　and　Companion　to　Northern　England，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5:　308．影響了浪漫主義時期的第一流的旅遊寫作。

格雷從布羅出發，朝西翻越比肯山，來到潘裏斯，沿伊盟河溯流而上，達到烏爾斯湖；繼續前行來到克斯維克。在那兒他停留了一周，遊曆了附近的鄉村：布羅代爾、格蘭治，以及羅多瀑布、克羅花園和巴森斯維特湖；最後一站來到格拉斯米爾湖、裏戴爾湖和溫德米爾湖。格雷的遊曆穿越了湖區，從坎布蘭郡經威斯特莫蘭郡到達西海岸的蘭開夏郡。

格雷遊記的可貴之處就是，除了山川名湖的記錄，更多的是描寫湖區農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處在圈地運動壓力之下的普通農民的生活狀態。作者關心農民的疾苦。格雷遊曆的第一天就偶遇農村的集市：布羅山集市。繁榮熱鬧的市場讓他流連忘返：在山穀裏的一大片圈地內，擠滿了各種各樣的牛羊豬馬，形成了車水馬龍的景象，成千上萬穿著豔麗的人們從四麵八方彙聚此地，逛市購物。第四天，遇到一個年輕的農場主，前去田裏監工（正值麥子收割期），他的漂亮的白房子建在村莊的中央，俯瞰周遭的一舉一動，附近的達溫特河清澈見底，橋下的河流中魚翔淺底。日記中還記錄了一個趣聞：前一年，農場主搗毀了一個巨型的老鷹巢，因為這些老鷹總是禍害百姓的羊兔雞鵝等牲畜。他從山頂用繩子扣住爬下懸崖，拆毀了大鳥巢，兩隻老鷹在頭頂盤旋，伺機攻擊他，但許多村民在山頂驅趕，使得他安全地完成任務。第六天，格雷來到德溫特湖旁，穿過一個村莊，附近盡是草地和玉米地的圈圍地。第九天，從克斯維克沿格拉斯米爾湖遊走，途經蘭尼維特村，眼見這裏山高石多，田地狹小，土地貧瘠，農民們在打幹草垛。村裏最高的房子是村中央的教區教堂，俯視四周的圈地農場，玉米地、草地等與樹木以及樹籬（圈地的邊界）一樣碧綠，圈地的邊緣到水邊滿是牛群。對麵掩映在樹叢中的一幢高大的別墅，格雷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打破這個寧靜的樂園，一切都那麼平靜，粗俗，人們的穿著整潔而合身，顯露出一種快樂的貧窮。”Murray，　John（ed．）．　A　Tour　of　the　English　Lakes　with　Thomas　Gray　and　Joseph　Farington，　London:　Frances　Lincoln，　2012:　42．格雷的“快樂的貧窮”一語道破了當時農民們生活景象，如阿Q式的自嘲。第十三天，他來到蘭開夏郡的一個叫霍恩比的村莊，滿眼是圈圍之地，山崗上的大莊園是伯爵宅邸。由於他圈地危害農民利益，1745年，農民們在其必經之路用石頭投擲襲擊他的馬車，差點讓伯爵夫人流產。

格雷遊記清晰地記錄了湖區遊曆的全過程，細膩地描寫了湖區旖旎的風光，也記錄了許多民間傳聞，更真實地描述了湖區居民的生活情境，尤其是圈地運動對田園風景和農民的影響。“貧窮並快樂著”是格雷對當地農民的真實寫照和良好心態的反映。

出生於威爾士的威廉·梅森，不但是詩人，還是著名的園藝家；不僅寫有著名的詩歌《憂鬱頌》（Ode:　On　Melancholy，　1756）和《南威爾士墓園挽歌》，還寫下了園藝詩歌《英國花園詩歌》（The　English　Garden:　A　Poem，　1772）。早年在劍橋大學就讀，後侍奉神職，1747年因發表蒲柏的悼亡詩而一舉成名，隨即與格雷、沃波爾等成為筆友，寫有格雷傳記並編輯其詩歌出版。他深受格雷的影響，將墓園詩歌與普通農民的艱苦生活和當地喪葬風俗緊密相連，寫出不朽的感情豐沛、憂思凝重、具有強烈同情心的佳作來。

《南威爾士墓園挽歌》寫於1787年，晚於墓園詩歌流行30多年。浪漫主義詩歌業已超越感傷主義而成為文學創作的主要風格，因此，梅森的這首著名詩歌已經遠不同於常見的墓園挽歌，而是借助墓園和民俗，抒發胸臆，甚至在格調上和主題上顯示出既普通又莊重，既平凡又高雅的特色。整首詩歌韻腳整齊，采用abab的隔行押韻法，產生一種循環往複之感，每行仍然沿用五步抑揚格的抑揚頓挫的節奏，顯得莊重而嚴肅。

詩歌一開始就直抒高雅之意，連山川河海都呈現出莊重的神態：

目之所及，南坎布裏亞（即南威爾士）豐腴複雜的地貌，

優雅和壯觀的特點一同體現，

懸崖高聳俯視下方，山峰莊嚴，

長長的山巒直插大海之中。Mason，　William．　Poems　by　William　Mason，　Vol．　Ⅲ，　York:　W．　Blanchard，　1796:　53．

而附近的鄉村墓園也是這般的莊嚴和優美：

哦！看啊！眼前呈現了一個莊嚴的圈地，

圍牆守衛著已無氣息的人們，

楊樹和杉樹緊緊地為他們遮陰。Mason，　William．　Poems　by　William　Mason，　Vol．　Ⅲ，　York:　W．　Blanchard，　1796:　5354．

雖然這裏的設施和建築都不高大奢華，顯得樸實無華（humble）。祈福之歌雖平鋪直敘，卻是“最適合的天籟之音”。接著，詩人近距離觀察鄉村墓園，生動描寫了流行於威爾士南部農村墓園的種花習俗，詩人於1787年夏天路經布雷頓河渡時親眼所見的墓園：村民們在其親人墳旁種植鮮花嫩草，以紀念逝者，為世人祈福。

每個墳園都種有樸素的花草，

紫羅蘭、滿天星等，散發出淡淡的香氣，

報春花在晨曦中綻放，

芬芳的甘菊成群簇擁，

……

搖曳的鬱金香，快樂的康乃馨，

向日葵、牡丹花，以及喜陽性花卉

在臨近中午的陽光下怒放。Mason，　William．　Poems　by　William　Mason，　Vol．　Ⅲ，　York:　W．　Blanchard，　1796:　54．

南威爾士的人們用這種優雅高貴且美好的方式悼念逝者，寄托哀思，祈求美好祝願，可謂綠色生態，文明高雅。在這樣優美的環境中安睡的逝者怎麼能不安息呢？墳墓的主人曾經是默默無聞的農民，貧窮樸素，但也充滿了同情心和慈善心，而且他們的歌聲也是如此的動人和甜美：

他們心中曾經喚起過

真正獨具詩意的詩歌，

也走過這去往教堂的過道，

就像我現在這樣倚靠在布滿藤蔓的外牆，

樸素的歌聲飄蕩著憂傷而優美的曲調，

與自然之音合奏出最甜美的樂曲！Mason，　William．　Poems　by　William　Mason，　Vol．　Ⅲ，　York:　W．　Blanchard，　1796:　56．

粗俗的農民卻能夠唱出悠揚的歌聲，田裏勞動的手也能寫出獨具真情實感的詩歌來，這主要指的是斯蒂芬·達克等一批普通農民詩人，他們用自己的歌喉唱響了農村勞動的最強音，訴說勞動的辛苦和生活的艱難，尤其是在圈地運動又一次掀起高潮，地主壓迫殘酷，人們在夾縫中生存，甚至背井離鄉。但梅森的詩中沒有了“墓園派”詩歌固有的悲觀情調，相反，在鮮花簇擁下，鄉村墓園的風景被打扮得格外美麗，而且普通農民的生活雖然艱辛無比，但卻是和睦甜美的。

梅森雖然在詩歌中也借用了格雷的思想，即有錢有勢者無情無德，普通農民雖無命運之眷顧，然他們仍然勤勞樸實，不求名利，平凡可愛。但是梅森這首詩歌的主題更進一步認為，普通農民是有成就的，就像墓園的鮮花那般，完成一個又一個的輪回：“一切都會死亡，但都被天啟\/照耀，你相信安放在鮮花下麵的死灰\/會隨著明天的太陽高升而複燃。”Mason，　William．　Poems　by　William　Mason，　Vol．　Ⅲ，　York:　W．　Blanchard，　1796:　57．總之，梅森更加注重反映南威爾士的鄉村墓園的植花風俗，更加關注種花者的思想及其與逝者的交流，正如他自己在詩歌的說明中所言：“墓園地址呈現出如畫的景物，與墓園形成鮮明的對比，一切都來自自然，由詩歌話語生動再現。”Voller，　Jack　（ed．）．　The　Graveyard　School:　an　Anthology，　Richmond，　Virginia:　Valancourt　Books，　2015:　172．

第二節圈地風暴與農民的掙紮

18世紀隨著英國海外擴張和國內工業和農業發展的需求，尤其是英國人口猛增、市場擴展、糧價上升以及土地租金的飆升，新一輪（也是最後一輪）的圈地運動拉開帷幕。18—19世紀的圈地運動成為政府行為（圈地需國會通過議案，俗稱“議會圈地”），其結果是農業革命（農業機械和耕種方式的革新導致農業現代化迅猛發展）、工業革命（農村人口流動進入城市，為工廠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和海外移民（導致海外殖民地的迅速擴張和海外貿易的猛增）。議會圈地推動市場發展，使得農業經濟現代化和商業化，產量提高，助推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以及海外貿易的增長。英國經濟從此進入全麵發展和引領世界的時代。其中圈地運動在農業革命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但是，圈地運動給大多數底層農民和小土地擁有者的生活帶來了深刻的變化。18世紀的英國，貴族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者之下是中小土地所有者，以鄉紳為主。鄉紳之下是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即自耕農和租地農場主。自耕農（yeoman）主要是指土地的自由持有人，還包括那些世代耕種同一塊土地的世襲公簿持有農，後者持有土地的權利已接近於所有，所以，他們也是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超過100英畝的是自耕農的上層，占地在20到100英畝之間的自耕農的下層。位於農村社會最底層的是占地不到20英畝的小自耕農、小佃農和無地的窮人。自耕農在18世紀的圈地運動中經曆了大分化，一般成為圈地者，另一半變賣土地，成為雇工或遠走他鄉。“自耕農”從此消失。（Mingay，　G．　E．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2426．）因為圈地剝奪了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以及公地（包括荒地林地等）的使用權，生活的根基被徹底摧毀，他們不得不改變原先獨立的（自給自足）生存方式，或成為雇工，或遠離故土去城裏做工，更有的遠涉重洋移民海外，還有不少因找不到出路而淪為饑民、乞丐和流浪漢。

因此，底層農民和小土地擁有者對圈地運動的抗爭較為激烈。據尼森對北安普頓郡的個案研究，那些向議會請願或以暴力抵抗反對圈地者是擁有公共權力（即公地放牧權）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少地窮人：茅舍農、技工、小店主、小雇主、旅館主和屠夫，還有更多的是無地農民。Neeson，　J．　M．　Commoners:　Common　Right，　Enclosure　and　Social　Changes　in　England，　170018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2．但抗爭甚至起義，都沒有阻擋強大的圈地運動洪流。圈地運動時期正值感傷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鼎盛時期，大部分作家為普通農民喊冤，創作出一大批同情農民、批判圈地行為的作品，如哥爾德斯密斯、克萊布、華茲華斯和克萊爾等。

18世紀中葉議會圈地剛掀起之時，隨著抗爭力度的增大，文學中的回應也多，包括勞倫斯·懷特（Laurence　Whyte，1683—1753）、西蒙·海治（Simon　Hedge，1734—1791）、托馬斯·莫斯（Thomas　Moss，1740—1808）、約翰·司各特（John　Scott，　1731—1783）和約翰·蘭霍恩（John　Langhorne，　1735—1779）等一大批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詩人的詩作。他們要麼本人就是勞動者的農民，要麼是十分了解農民疾苦的有識之士，如牧師、教師等。他們的痛苦呐喊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思考，也影響和燭照了後世的哥爾德斯密斯、克萊布等著名詩人有關圈地敘事的詩歌作品。他們作品的鮮明主題就是普通農民在圈地運動前的美好生活、在圈地運動中的遭遇和圈地運動後的貧困流浪生活，大多數的圈地敘事是詩歌作品，部分小說以圈地為背景展開以道德教育和倫理規範為主題的敘事結構。

一、　勞倫斯·懷特的《餞別酒》

懷特出生於愛爾蘭威斯特密斯縣的農村，後在都柏林任數學教師，寫有許多詩歌，最後出版成兩卷詩集《多重主題詩集》（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1742）。他的詩歌很多是描寫18世紀愛爾蘭底層人民在經濟轉型時的疾苦。愛爾蘭經曆了巨大的經濟調整和土地改革，因此，地租和食物等物價飆升，嚴重影響了普通農民的生活。

一首《饑荒》（Famine）描寫了1739—1741年間大冰霜導致的大饑荒景象；長時間降雨，加之天寒地凍，導致其後兩年糧食歉收，土豆糜爛，物價大漲，缺醫少藥，人民忍饑挨餓，兩年內因饑荒而死亡的人口約40萬。農民生活悲慘而令人同情：

而如今，食物匱乏的年代，

饑荒肆虐，麵包成了奢侈品，

人們的智慧和幽默也在縮水，

一如麵包師的麵包大小迅速萎縮。

富人抱怨酒的價格死命地貴，

窮人大喊，麥芽酒降為淡啤酒。

……

每家每戶門口擁滿了乞丐，

數月前他們仍然可以接濟窮人，

你可以遇到許許多多麵黃肌瘦之人，

蜿蜒走在大街上，饑腸轆轆，

……

全國都在哀號，無數窮人死去，

長時間躺在路邊，無人認領掩埋Carpenter，　Andrew　&　Collins，　Lucy　（ed．）．　The　Irish　Poet　and　the　Natural　World:　An　Anthology　of　Verse　in　English　from　the　Tudors　to　the　Romantics，　Cork，　Ireland:　C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8．

懷特的著名詩歌《餞別酒》（The　Parting　Cup，　1742）為失地農民鳴冤，“餞別酒”（the　parting　cup），英語亦稱the　parting　glass，起源於愛爾蘭。由於連年戰爭，農民赤貧，人口流動性大，告別成為家族和鄰裏的常事，最早的“餞別酒”詩歌出現於1654年一首名為“鄰居告別友朋”（Neighbours　farewell　to　his　friends．）的告別詩，後傳入蘇格蘭。早期的主題主要為愛情、友情和生活壓力，是個體體驗，但18世紀的圈地運動中農民的流動則是大量的，餞別酒詩歌便具有了政治意義和批判社會的價值。細致描寫了愛爾蘭普通農民在地主壓榨下，田地歉收和生活赤貧的慘狀，他們被迫遠走他鄉，外出乞討，或遠涉重洋去北美洲。讀來令人潸然淚下。詩中的卡裏克弗格斯（Carrickfergus）是愛爾蘭普通的村莊，是典型的英國貴族和富人圈地殖民的例子。18世紀英國圈地運動動作較大的是蘇格蘭和愛爾蘭，整村整村的人口被趕出來。（亦稱Clearing　of　Estates，清掃領地，實際上是把人從領地上清掃出去。）

正如詩人在詩歌的前言中所言，他所描寫的一群普通農民是英國移民的後裔，原本過著舒適好客的生活，喜愛互相邀請招待，但有一天“遇上不幸，且農業歉收，被迫成了乞丐或農場雇工（daylabourer），數量之多，其慘狀本人不忍悲憫，於是隻得直陳之，剖析個中就裏，尤其論及缺席地主（absentee）問題，富人們把錢花到海外，於事無補”。Whyte，　Laurence．　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Serious　and　Diverting，　Dublin:　S．　Powell，　1742:　ⅦⅧ．整首詩以四個詩章構成，前三章主要描述卡裏克弗格斯村裏農民的平凡的生活，農田勞作、普通人家的生活、年輕人的愛情婚姻，等等，突出描寫每逢婚喪節假日，家家戶戶熱情好客的互相招待和宴會的排場和氣勢。但好景不長，由於海外戰爭、愛爾蘭內亂以及英國圈地運動的波及，愛爾蘭小農的田地不保了。第三章最後描繪了這一慘狀：

拉賓已經被毀了，他們背後使了奸計

把水閥偷偷打開，淹了他的穆尼作坊；

可憐的山姆被驅逐了，達利也屈服了，

曾經的征服者，而今喪失了田地；

基諾治已成骨灰了，隻因他們勢力大；

巴裏馬卡林成天成夜地擔驚受怕，

附近每個村莊被警告地租要大漲；

懾於槍炮威力，村民們乞求和平，

他們他烏姆、達尼爾和柯倫巴尼等村，

多次使用武力，得到了免費的土地。Whyte，　Laurence．　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Serious　and　Diverting，　Dublin:　S．　Powell，　1742:　90．

詩人雖然沒有明說“他們”是誰，但很明顯的是英國貴族、軍官和有錢的土地新貴，他們自私貪婪，一批批從英國趕來，強占土地，圈圍土地，改造為新型大農場。愛爾蘭的圈地運動比英國國內更為血腥更為慘烈，帶有強烈的殖民模式，坑害了愛爾蘭當地人。18世紀時，愛爾蘭農村的普通農民，一如懷特所言，基本就是英國征服愛爾蘭時隨國王來的最初移民，今天他們也淪落到背井離鄉、四處乞討和尋找生路的地步。

第四章開始詩人便猛烈抨擊愛爾蘭土地變革時農民們所遭受的困苦：

以往農民們過得像個紳士，

但土地租金從五先令到十先令，

再從十先令到三五一十五先令，

再也沒人幻想要發達了，

有人鬥膽阻擋租金的高漲，

最終被大潮衝回原地；

至此，地租飆升至一英鎊，

佃戶保不了田地，咋辦？

實在不知是留是走，

地租的賬簿堆得如山高，

他們有的選擇遠走他鄉，

抑或留下每天幹廉價的活，

現在被逼成乞丐，一切被剝奪，

注定要忍饑挨餓，以盜為生，

被逼湧向山林和大路，

被趕出他們舊家園，

被迫放棄他們家鄉的土地。Whyte，　Laurence．　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Serious　and　Diverting，　Dublin:　S．　Powell，　1742:　91．

地租的增長是地主收回土地，不讓佃農租地種田的一種辦法。租不起地，意味著退回土地，地主便可轉手倒賣。新主人可以圈圍土地，建立資本主義的大農場。而農民們則流浪在各條道路上，四處乞討，流浪奔波，尋找出路，更有大膽的非盜即匪，農民們的前景黯淡。而且這些農民先前對土地進行過改造，傾注了幾代人的努力，但現在英格蘭新一代地主胃口巨大，“盡可能地抬高地租，把這些農民及其家庭，尤其是改造過農田的人們，從他們祖輩的土地上驅趕走”。Charles　Fanning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Irish　Diaspora，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65．

多少個村莊被他們夷為平地？

多少個教區被他們攪成廢區？

去養肥群群小牛、綿羊和母牛，

一個教區的田地都難得有兩塊耕地。

……

每個村莊人口銳減，

……

所有土地被壟斷專賣，

租戶被壓榨，成為犧牲品，

……

乘船去往海洋西邊的那個大洲，

不願在家淪為奴隸，

也要把自己命運交給大風大浪。Whyte，　Laurence．　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Serious　and　Diverting，　Dublin:　S．　Powell，　1742:　9192．

耕地被改為畜牧的草地，看管牲畜的人力極少，而且是被主人雇傭的廉價勞動力，是寄人籬下的家奴。因而大部分農民選擇漂洋過海，遠走他鄉，去追求自由和成功的夢想。移民美洲成為這些農民最好的出路。否則成為乞丐、流浪漢，餓死荒野，或者成為盜匪，即使成功發跡，凶悍殘忍，最終還會像喬納森·王爾德那樣難逃被處死的命運。

在卡裏克弗格斯村，許多農民都租用土地耕種，小小的田地充滿了原始生態氣息和生活情趣，田間小溝和小河內可以捕魚捉蝦。但近年來，小村市場的附近建了一個軍營，氣氛頓時緊張起來。然後，詩人通過兩個普通農民家庭的遭遇，抨擊了愛爾蘭圈地運動的殘酷。帕特裏克租用一塊土地已經有些年頭了，可幾年前地租被抬到了每畝五先令，他從此朝不保夕，在租期沒到之前，他的那塊地已經被拋售出去；拉爾夫自動把地租提到每畝十先令，地主才勉強簽字承認，拉爾夫這才又租了幾年，可他從此負債累累，結果“現在帕特和拉爾夫被迫外出乞討”。Whyte，　Laurence．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Serious　and　Diverting，　Dublin:　S．　Powell，　1742:　94．這是兩個家庭的悲劇。甚至有些小有資產的小農，其遭遇也十分相似，以前保持著體麵的生活，還把孩子送往國外深造，但如今：

隻剩下拋棄自己的好地產了，

而錢包裏如今已是空空如也，

詛咒著倒黴的命運的不公，

昔日的尊嚴都被扯下來了，

唯有等著餓死，要麼外出乞討。

而且昔日密友遠遠躲開，

他也找過所有親朋好友，

最後，隻能低三下四，

靠每天幹廉價的活聊以度日。Whyte，　Laurence．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Serious　and　Diverting，　Dublin:　S．　Powell，　1742:　95．

這個曾經有錢的小農，而今不但土地賤賣，還遭遇了世態炎涼。昔日好友都背離了他，使他墜入破產和貧窮的深淵，曾經的英俊男人，很快被世人拋棄，麵黃肌瘦，衣衫襤褸。這正是英國小土地持有者的悲慘結局。因為大農場的建立，小土地者在地理位置上是在夾縫中生存，不能像大農場那樣有體係（圍欄、道路、灌溉係統和現代機械等），在激烈的競爭中，很快就敗下陣來，最後的命運一如詩中的這位小農一般。正如阿·萊·莫爾頓在《人民英國史》中所言：“許多小自由持有農也因為不能與他們較富的鄰人的最新方法相競爭而被迫變賣全部財產。沉重的田賦，在1688年以後，給地主一種刺激，使他們把田產租給耕種二百英畝以上而自行修理的佃戶，這種辦法的結果，租有地普遍合並，小佃農被排擠出去。”阿·萊·莫爾頓著，謝璉造等譯：《人們的英國史》，北京：三聯出版社，1962年，　第441頁。

小村裏還有不少戰爭的犧牲品，他們缺胳膊少腿，負傷複員，但等待他們的命運竟也是“等死或外出乞討”，陣亡卻是幸運的。詩歌最後描寫了愛爾蘭土地貴族的特殊現象：缺席地主，即那些土地的真正擁有者不在場，在英國或者歐洲等地逍遙自在，或在英國還有地產，隻是在收取地租時回愛爾蘭，然後又遠走高飛，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被稱為租地農場主）。英國國內也有這種現象，城裏的有錢人在農村購買地塊，圈圍起來，雇傭他人管理或轉租他人，自己每年收取地租即可。但《餞別酒》中的“缺席地主”是愛爾蘭當地的英格蘭後裔，他們模仿他們的親戚生活奢華，尋歡作樂，荒廢時間和錢財，而自己農村的房產漸漸破敗坍塌：

他們的高大房子慢慢發黴，

逐漸破敗，直至坍塌，

像一個廢棄的荒漠，

看不出一點人畜跡象，

野鳥定神在這裏棲息，

每個大門框上都建造了鳥巢，

人行的道路上長滿了野草。Whyte，Laurence.　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Serious　and　Diverting，　Dublin:　S．　Powell，　1742，　p．　98．

空著的房子如此破敗不堪，就連老鼠也要餓死了，野貓野狗們要自相殘殺才能苟活。由此，詩人借題發揮，推斷出動物的自相殘殺極像人類之間當時的這種你死我活、互相壓榨的境況：

正如有些連朋友兄弟都不放過的人，

這些吃人者會把我們一同吞噬，

依靠父老鄉親而發家致富，

依靠壓榨和背信棄義，

這就是我們這個島嶼上事兒，

幾乎整個熱情好客的部落，

在悲慘境地中煎熬。Whyte，Laurence.　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Serious　and　Diverting，　Dublin:　S．　Powell，　1742，　p．　99．

原本熱情好客的人們（愛爾蘭還保留了中世紀貴族生活的習慣，即擺席招待農戶，缺乏這種熱情好客的活動，被認為是違反常理，是粗魯無禮貌的表現），Prior，　James．　The　Life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837:　3942．在18世紀初的愛爾蘭圈地運動的大潮中，幾乎個個都被剝奪了地產，落到行乞和流浪的田地。“餞別酒”真的成了人們永別時的餞行贈酒，悲壯而慘烈！因此，這首樸素的詩歌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受到讀者的歡迎，影響極大。

這首詩歌描寫圈地前後農民生活的對比與落差，以及背井離鄉的漂泊生活等主題，20多年後直接影響了懷特的同鄉詩人哥爾德斯密斯的《荒村》的創作，“懷特詩歌中的富裕生活和貧困生活的對比，以及因這些變化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後果，都在下一代詩人哥爾德斯密斯的《荒村》中有了積極的回應”。Wright，　Julia　M．　A　Companion　to　Irish　Literature，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0:　156．可以說，哥爾德斯密斯的《荒村》是這種“餞別酒”傳統的繼續，而且這首詩歌在後來普利爾的《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傳》（第一卷）中被整體寫入，Prior，　James．　The　Life　of　Oliver　Goldsmith，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837:　43．可見它對哥爾德斯密斯影響之深。在蘇格蘭民謠中，“餞別酒”題材也很常見，彭斯的《友誼地久天長》便是例證。

二、　奧菲莉亞的《斯奈斯沼澤》

奧菲莉亞（佚名，有人猜測是威廉·庫柏的女兒瑪麗婭·庫柏）的詩歌《斯奈斯沼澤》（Snaith　Marsh）1754年發表在《紳士雜誌》（The　Gentlemans　Magazine）上，運用約克郡當地方言寫成，是一首“約克郡的田園詩”。

斯奈斯沼澤地位於約克郡塞爾比南十幾英裏的斯奈斯小鎮的北側，於當年詩歌發表前（1754年）被圈圍，圈地中包含了農民擁有使用權的公地和斯奈斯、庫維客和洛克威夫等小鎮的荒地（即沼澤地）。

《斯奈斯沼澤》描繪了一個農村青年羅賓在圈地前後的生活對比，以前羅賓雖然幹活很累，但他樣樣在行，還整天開心快樂，歌聲不斷，幽默風趣：

邊唱著鄉下歌謠，邊修剪樹籬，

一年四季忙忙碌碌，但非常開心，

耕地、播種、割草、堆幹草垛，

羅賓心中永遠沒有冬天的煩惱，

他打穀、揚麥，還時常開玩笑。Fullard，　Joyce．　British　Women　Poets，　16601800:　An　Anthology，　Troy，　NY:　Whitston，　1990:　316．

可現如今他所耕種的土地被圈圍，他失去了生活的根基。春天回歸時，再也不見他的快樂樣子，因為：

他沒有花園照看，沒有樹木為他開花，

掛滿露珠的樹枝上再也沒有紅雀鳴叫，

清晨也沒了雲雀繞著高塔盤旋，

樹籬上再也聽不見畫眉鳥婉轉歌聲，

黑鸝呼喚春天的叫聲業已消失，

他緊緊依靠在大門口，悲傷沮喪，

眼望著這片平原，以後叫“斯奈斯沼澤”農場。Fullard，　Joyce．　British　Women　Poets，　16601800:　An　Anthology，　Troy，　NY:　Whitston，　1990:　3167．

羅賓的遭遇源自“斯奈斯沼澤”圈地和農場的建立，原先的樹林和樹籬都被整齊劃一的大農場所鏟平，水域也被清理填埋。平整土地的結果是原生態的沼澤地和林地的消失，動植物生態遭到破壞，關鍵是農民的生活失去了根基。原先在公地、林地和沼澤裏，他們可以放牧牛羊、雞鴨鵝等牲畜，可以撿拾幹柴，挖泥建房，取碳燒火取暖，捕魚摸蝦。圈地前的斯奈斯沼澤就是如此：

斯奈斯沼澤，全鎮的驕傲，是窮人的麵包，

那裏無須付租金，牛羊得以喂養，

到處長滿了甜美葳蕤的青草，

自由開放，沒有籬笆，沒有地標，

開滿鮮花的草地，沒有鏟平，

大鐮刀也未曾將其綠色抹去。Fullard，　Joyce．　British　Women　Poets，　16601800:　An　Anthology，　Troy，　NY:　Whitston，　1990:　317．

而今公地無法使用，家畜隻能等死，生活無以為繼。羅賓新建了房子，看上了鄰村的姑娘蘇珊，準備迎娶為妻，但因為田地被圈圍，以後生活無著落而婚事成了問題。同村富裕農民羅傑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購置地產，逐步富裕起來，而且打起蘇珊的主意來了。蘇珊很快變心了，投入了這個富人的懷抱。圈地運動帶來的不但是耕種方式的改變，還是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巨大改變：

我（羅賓）輸掉的財產全都變成了他的利益，

蘇珊啊！你是個多麼自私的女孩，

為了一堆肮髒的財富，如此作踐你的愛情？Fullard，　Joyce．　British　Women　Poets，　16601800:　An　Anthology，　Troy，　NY:　Whitston，　1990:　3178．

羅賓竭力想挽救他們的愛情和婚姻，但見錢眼開、忘恩負義的蘇珊（可能因生活所迫被迫改弦更張）已經開始為羅傑工作——擠奶、洗衣和做飯等家務，而且已經答應嫁給羅傑：

我記不得蘇珊業已離開了我，

羅傑選好了天使報喜日舉行婚禮。Fullard，　Joyce．　British　Women　Poets，　16601800:　An　Anthology，　Troy，　NY:　Whitston，　1990:　318．

羅賓隻得來到教堂一隅，悲歎人生的不公和痛苦，他成了人生的完全的輸家：蘇珊走了，鵝們（估計是餓極了）像蘇珊一樣遠走高飛了；他的牛如主人一般，又瘦又可憐；他的心絕望得像被撕成了碎片；而所有這一切悲慘事件均是由於斯奈斯沼澤被圈圍而引發的。

羅賓這個有抱負、勤勞本分的青年農民，本想通過雙手辛苦賺錢，成家立業，建房置地，娶妻生子，像一根上緊了的發條，高速運轉。但時運不濟，命運多舛，圈地運動如浩浩蕩蕩的大潮，阻擋不住，淹沒一切抗拒力量。羅賓也不例外，被剝奪了土地，失去了生活的根基。因此，“羅賓就是這樣一個勤儉持家的好青年，與普通農民一樣遭受了巨大的不幸”。Patton，　Julia．　The　English　Village:　A　Literary　Study，　17501850，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9:　121．農村的普通人，就連年輕農民也不能例外，共同經受著圈地運動帶來的巨變和災難。

詩歌共91行，是當時流行的“英雄雙行體”，工整對仗，控訴力度之大，令人唏噓。《斯奈斯沼澤》是英國“議會圈地”期間最早反映對抗和批判圈地運動主題的詩歌之一。

三、　西蒙·海治的《窮人的祈禱》

西蒙·海治（Simon　Hedge，　筆名，其真名為威廉·海伍德·羅伯茲，William　Hayward　Roberts，　1734—1791）做過中學校長、《聖經》評論家和伊頓公學的教務長，也是一位多產的詩人。詩作《窮人的祈禱》（The　Poor　Mans　Prayer，　1766）共94行，同名詩集出版時，正值圈地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詩集沒有對詩人進行介紹，隻說“一名肯特郡的勞動者”（A　Kentish　labourer），詩歌是獻給“查塔姆伯爵”（To　the　Earl　of　Chatham）。查塔姆位於英格蘭東南的肯特郡的北部，現在已經是英國著名的城市群區域，曆史上是農牧業發達區域之一。“查塔姆伯爵”就是曾為英國首相的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兒子小皮特也是英國首相。它是向伯爵提出有關穀物出口的請願書，情感直率而句句擊中要害，但它同時又是以詩歌模式呈現，是以“挽歌”的形式寫就的情感充沛的詩歌。它以abab循環模式押韻，以五步抑揚格為節奏，工整對仗，整首詩歌感情真摯，表現的普通農民生活的貧困現狀令人扼腕。

《窮人的祈禱》其實是寫給伯爵的請願書，除了抱怨圈地外，還把農民遭遇的種種不幸都和盤托出，請求伯爵停止出口穀物，因為農民們都在忍饑挨餓，境遇悲慘。詩人追憶起以前農民的生活受到上帝保佑和伯爵保障的美好時光，茅屋雖小，但他們結婚生子，享受天倫之樂：

遠離種種爭鬥的巨浪風暴，

夜晚睡得香甜，心思安寧。

……

村上姑娘任我挑選任我愛，

我倆心心相印，相擁入眠。

……

我辛勤勞作可養活她，雙臂可護她，

無論是年輕還是年老，是苦難還是快樂，

永遠是丈夫、父親、兄弟和朋友。

而她也是精心照料家庭的好伴侶，

通紅的晚霞掛在西邊天空之時，

她會眺望那邊的高地上的丈夫，

抑或焦急地望著那片白樺林。

……

而我，享受著歸家後的快樂，

膝下兒女成群，嬉笑玩耍，

還常常聚精會神坐下聆聽

他們一天之中的小小故事。Hedge，　Simon．　The　Poor　Mans　Prayer，　London:　T．　Payne，　1766:　45．

詩人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描述普通農民從戀愛婚姻、妻子盼夫到男人歸家的生活狀態，語言樸素，情感真實可信。可現在寒冷和饑荒摧毀了一切安寧，甚至連小小茅屋都很快保不住了，天災偏遇人禍（圈地運動），一年勞累，所獲無幾（因為勞動果實都要出口）：

蒼白的饑荒肆虐，她成了皮包骨，

仍舊悲歎無糧，仍舊空腹消瘦。

忠實的妻啊，終日以淚洗麵，

灰心沮喪啊，無力地倒在我懷中，

無助的孩子們叫喚聲有氣無力，

成天欲從父親那討要填肚的麵包。Hedge，　Simon．　The　Poor　Mans　Prayer，　London:　T．　Payne，　1766:　5．

不久，其中一個男孩挨不過饑餓，病倒在床，第四天被天使帶走了；剩下的孩子仍然嗷嗷待哺，麵黃肌瘦。此時，有錢人出現，依法強製圈地來了：

專橫的老爺命令我們離開家園，

拿著霸王法令，氣勢洶洶，

強製趕走我們上荒涼山丘流浪。Hedge，　Simon．　The　Poor　Mans　Prayer，　London:　T．　Payne，　1766:　6．

詩人盡情地表達出對世道不公和人為破壞農業平衡的劊子手的不滿：

我從未沉湎於娛樂和玩耍，

也沒奢望過吃一頓山珍海味，

我總是那樣本分做事，勤勤懇懇，

常常在清晨天剛蒙蒙亮便起床，

去砍伐粗壯的樹木，或壘砌高高的草垛，

堅守在灼熱的太陽下，在寒冷的嚴冬中。Hedge，　Simon．　The　Poor　Mans　Prayer，　London:　T．　Payne，　1766:　6．

麵對即將要永別的家園和熟悉的田地，人們頻頻回首，不忍離去：

啊，就在那山上，我天天汗流浹背，

看管過上千隻綿羊，上千頭奶牛，

就在那片田地裏，我剛剛趕過沉重的犁鏵，

地裏蓋滿了長著沉甸甸玉米的青紗帳。

……

攫取一切的貪婪之徒霸占了所有果實，

隻見富人家裏飄出陣陣四溢的香氣。

……

豐收之後還是忍饑挨餓，食不果腹。Hedge，　Simon．　The　Poor　Mans　Prayer，　London:　T．　Payne，　1766:　7．

農業豐收，貿易興旺發達，富人更富了。然而，貧苦農民卻更窮了，陷入赤貧的境遇，最終失去了生活的根基。不久前還如此溫暖的生活情境，其樂融融的家庭氛圍，一個快樂的莊稼漢，前程似錦，家業興旺。可轉眼間，一切都變了。圈地、饑餓、流浪和乞討，幾乎同時襲擊了這個快樂的家庭。饑荒已經導致孩子的死亡，圈地又讓全家連根拔起。他們隻得無限留戀地離開家鄉，前景黯淡。詩歌深切地同情這一個典型的農民家庭，哀婉悲摧，令人不忍卒讀。這是18世紀中葉新一輪圈地運動開始後普通農民悲慘遭遇的一個縮影。

詩集出版後，多次再版。詩中雖然沒有直接描寫圈地行為或者圈地景象，但在反圈地的文學作品中，它是首屈一指的力作，受到廣泛好評，也是影響哥爾德斯密斯《荒村》的詩作之一。

四、　托馬斯·莫斯的《乞丐》

托馬斯·莫斯（Thomas　Moss，　1740—1808）出生於英格蘭中部斯塔福郡的特蘭塔姆（Trentham，　Staffordshire），特蘭塔姆位於兩次圈地運動最迅猛、麵積最大的米德蘭地區。莫斯是教會牧師，1769年正當圈地運動如火如荼之時，他匿名出版了一部詩集，引起轟動。這部詩集即《乞丐》（The　Beggar），以第一人稱，將一個普通農民淪為乞丐，並受盡苦難的過程和感受描寫得淋漓盡致，讀來哀婉傷感。

詩歌開頭將乞丐的慘狀和枯槁的形狀描述得栩栩如生：

好慘啊，可憐老人的悲傷，

四肢顫顫巍巍，摸到你家門口，

他的生命時日已有限，將苦日無多，

啊！給施舍啊！上蒼也會保佑你的福祉。

我的破舊的衣服暴露了我的貧困，

蓬亂的白發宣告了漫長的苦日，

兩頰條條深溝證明了悲傷的經曆，

也是淚水汩汩流淌的河道。Moss，　Thomas．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London:　Wolver　Hampton，　1769:　1．

老乞丐給人以直覺的憐憫感和栩栩如生的窮人乞丐的形象。隻是此乞丐有著快樂的過去，還擁有一塊地產，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受到強大的逼迫，最終放棄家園和田產，淪為流浪漢乞丐：

我祖輩傳有一塊小小的土地，

也曾如雲雀般天天清晨高歌一曲，

可是啊！高壓逼迫我放棄茅屋，

牛羊都死了，玉米全被糟蹋了。Moss，　Thomas．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London:　Wolver　Hampton，　1769:　3．

最可憐和最可恨的是女兒。女兒曾是他的心頭肉和掌上明珠，可她受同村惡少的引誘，始亂終棄，窮困潦倒，到處流浪。而妻子，曾經的溫柔鄉裏的另一半，不滿於強大的法令（即議會通過的圈地法令），一口氣沒接上來，兩腳一蹬，撒手人寰。

詩中隻隱隱約約提到一次“圈地法令”：“（妻子）被強大的法令的威嚴所擊倒。”“法令”（decree）就是指圈地法令，18世紀後半葉的圈地運動主要在政府的支持下完成，法案的提出需要政府指派圈地委員會實地考察和測量，做地標，然後在議會商議並由議會投票通過，再以法律（即法令）的形式公示，後直接執行圈圍工作。

寥寥幾行詩句，便將圈地運動給小農造成的嚴重後果清晰地傳達了出來。上文所言“高壓”或雲“壓迫”（oppression）更是指原先的“自耕農”所遭受的壓力。詩中的“我”擁有小小地塊，證明他是小土地的擁有者，即自耕農。據曆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研究，自耕農在18世紀末消亡，其中一小部分富裕的有進取心的上層約曼（yeoman，即自耕農）通過承租及其他方式擴大資本主義經營，逐漸成為租地農場主，甚至成為大農場主，史稱“分化”。但在周遭強大的圈地運動的壓迫下，小塊土地在大塊圈地之間的夾縫中難以生存，小農隻得自動放棄，低價變賣房地產，淪落為流民，與底層的普通農民一樣，加入了同一個流浪者隊伍，甚至像詩中的“我”一樣，淪為乞丐，沿路乞討，苟延殘喘。這個乞丐也正是《荒村》不忍離開奧本村的人們的影子之一。

詩歌發表後引起轟動，尤其是詩歌開頭的詩句（結尾時又重複了一遍），撩撥著多少充滿仁慈的心靈。救苦救難的思想源自基督教和民間，現在隨著圈地運動流浪漢和乞丐愈來愈多，救濟（濟貧）事業也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英國各地建立了許許多多的濟貧院，用以收留流浪漢、乞丐和孤兒等失去勞動能力的窮人。

正是這首詩歌的這個永恒主題才使得它熠熠生輝。它曾經是美國早期兒童學校讀物中的必選詩歌之一，“詩歌的第一行促使人們思索對遭受不幸的窮人的慈善救濟問題”。Patton，　Julia．　The　English　Village:　A　Literary　Study，　17501850，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9:　117．詩歌是以慈善救濟的麵目來給予兒童以同情心和慈善事業的教育的。不久後，這首詩歌出現在簡·奧斯汀小說《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　1797）中。小說開始，母親用了三個月教女兒凱瑟琳學背莫斯的這首《乞丐》，說明18世紀末英國青少年學習背誦這首詩歌成了一個時尚和必修科目。1839年狄更斯小說《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也用這首詩，辛辣地批判英國兒童寄宿學校的嚴酷教育製度。濟貧院的統治者和管理者肆意虐待兒童，絲毫沒有仁慈的心，體罰鞭打兒童是家常便飯。小孩被打後，不停地用印有《乞丐》詩歌的手絹擦抹眼淚，狄更斯文風幽默諷刺，用慈善救濟的主題詩歌出現在嚴重侵害兒童身心的場合，體現了明顯的反諷之意。這幾個運用《乞丐》的例子，充分說明了這首名不見經傳的詩歌在當時是如何地受人歡迎和影響之廣。

18世紀議會圈地開始後不久的這批抗議詩作，充分反映了普通農民的強烈訴求，也逐漸形成了圈地敘事的詩歌創作模式，使用圈地前後的強烈對比，來控訴圈地運動給英國農村帶來的滄桑巨變：農民失去土地後的赤貧無助和流浪乞討、圈地者的為富不仁和自私自利、農村生態遭到的破壞和荒廢，等等。然而，這些詩歌在詩歌藝術如韻律、用詞和情感表達等方麵還有不少欠缺，隻是一味抒發胸臆，“詩人思考的都是如何為受害者祈求救濟，並不關心造成這些結果的原因，轉向上帝才是窮人所為”。Patton，　Julia．　The　English　Village:　A　Literary　Study，　17501850，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9:　118．但詩中情感直露無遮掩，手法和技巧不講究，罕見如《乞丐》開頭幾行詩歌的情感力度和語言表現力。這些詩作影響並催生了如哥爾德斯密斯的《荒村》和克萊布的《鄉村》等批判圈地運動的力作和集大成者的湧現。

第三節溫和的批評

圈地運動在英國，乃至蘇格蘭、愛爾蘭等地如火如荼，影響深遠。許多文人拿起鵝毛筆，奮筆直書，猛烈批判圈地運動的種種弊端和帶來的不良後果，尤其是給普通農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英國各地流浪著難以計數的失地農民、饑荒逃難者和流民乞丐。還有一批文人（主要為牧師和律師等）雖沒有直接批判圈地運動，但其作品中從側麵反映了圈地背景及其造成的問題。其批評力度雖沒有那樣犀利，可他們情感充沛的故事、溫和的敘事態度和優美的文學風格等受到人們廣泛的關注。這些作家生活在鄉村，熟悉鄉村和鄉民，了解他們的疾苦，作品也易於讓人接受。約翰·司各特（John　Scott，　1731—1783）、威廉·庫柏（William　Cowper，　1731—1800）和約翰·蘭霍恩（John　Langhorne，　1735—1779）等是這一批溫和圈地敘事的代表作家。

一、　安威爾的約翰·司各特

約翰·司各特（John　Scott，　1731—1783）亦稱“安威爾的約翰·司各特”，他出生於倫敦一個布商家庭，但十歲時隨父母來到倫敦北部赫特福德郡的安威爾村（Amwell，　Hertfordshire），從此生活在安威爾村。他熱愛這個村莊，所創作的大量讚歌、挽歌、頌歌等詩歌也都關於安威爾鄉村風光和農事。他對農村的觀察並非走馬觀花的素描，他的自然景觀的描寫“絕非速記，而是真實生活的攝取，……司各特獨有特殊的觀察力和對農村深刻的理解，……他的詩歌誠實樸素”。Durling，　Dwight　L．　Georgic　Tradition　in　English　Poetry，　Port　Washingt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136．1760年在《紳士》雜誌上模仿湯普遜和格雷等人，發表了《挽歌四首，敘述和倫理》（Four　Elegies，　Descriptive　and　Moral，後來合成單行本出版），後接連出版了《安威爾，一首敘述詩》（Amwell，　a　Descriptive　Poem，　1776）、《倫理頌歌》（Moral　Eclogues，　1778）和詩歌總集《約翰·司各特詩集》（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Scott，　1782）。他還出版了調查報告《農村和流浪乞丐現狀觀察》（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arochial　and　Vagrant　Poor，　1773）以及由好友約翰·胡爾編輯出版的評論集《幾位英國詩人的評論》（Critical　Essays　on　Several　English　Poets，　1785）。

司各特早期學習湯姆遜等人田園牧歌，不但寫下了許多諸如地理風光的溢美之詞，也真實地再現了農民艱苦的勞動和生活，如《挽歌四首》中間就透射出對圈地運動和因此而產生的種種邪惡意念和隱隱的不滿情緒：

我盡量躲避那些令人發躁狂怒的場景，

傲慢與愚蠢高高在上統治一切，

永無休止的貪婪驅趕著她的奴隸，

踩著倒地屈服的美德去尋求黃金。

於是，小路長滿青草，田地被樹籬圍困，

石圍牆上爬滿了藤蔓，開著鮮花，

原先的土牆茅屋（我更喜歡），

而今豎起了高大傲慢的大廈。Scott，　John．　Four　Elegies，　Descriptive　and　Moral，　London:　J．　Buckland，　1760:　2．

司各特也沒有達到湯姆遜那樣對農民貧困生活的揭露力度，在冬天的挽歌中，雖有不滿，但仍然是溫和的、隱藏的不滿。

司各特第一部詩集名為《安威爾，一首敘述詩》，描述精準細致，頗具科學家的觀察力。司各特從地理和曆史兩個方麵，循序漸進，層層推進，有極為清晰的方位感和時空感。他筆下的安威爾是一個快樂繁榮的村莊，自然資源豐富，土質優良，在圈地運動之後，田園更加整齊，風光更加美麗：

我流動的眼光

順著山梁上那令人欣喜的小道望去，

道道樹籬之牆圈圍著片片肥沃土地，

呈現出許多各種形狀和斑斕色彩，

金色的玉米，綠色的草地，開滿

暗紫色花的苜蓿，威爾伯裏山上

長滿了美麗的半月形的樹冠的榆樹。Scott，　John．　Amwell，　A　Descriptive　Poem，　London:　Edward　and　Charles　Dilly，　1776:　1516．

自然的美景卻不能消除人的憂鬱和痛苦，詩中不時流露出絲絲的憂傷，不難看出詩人對農民命運的擔憂，以及對自己命運不公的強烈感受。他兩個親人（父親和妻子）於1768年同一年去世，給他以深深的苦痛，尤其是他深愛的妻子死於難產，使他陷入無盡的憂傷之中（為此他發表了多首挽歌）：

我一直在沉思人不完美的情形：

痛苦是如何伸展她無情的鐵幕

折磨人半生；……

恐懼是如何用他虛幻的病症威赫

顫抖的心髒；疑慮和擔憂是如何

驚擾他的心智；鮮嫩的玫瑰多快

消退其嬌豔；哪怕粗壯孔武的橡樹

不久便倒塌在地……Scott，　John．　Amwell，　A　Descriptive　Poem，　London:　Edward　and　Charles　Dilly，　1776:　1718．

詩人用哲理悲歎人生，對人生和宇宙的運行給予深刻的思索，歎息人生的短暫和人生的苦痛。誠然，詩人更加同情遭受種種艱難困苦的普通農民，他還將安威爾村與哥爾德斯密斯的奧本村相比，以表達對農民勤勞的敬意和慘狀的憐憫：

路邊

那個曾經整潔的小酒店（也曾坐落著

被廢棄的奧本村！也用不朽之歌

歌頌過往的榮耀），茅屋壁爐旁講述著

他獲得的榮譽，他曾耕地時犁出過

最筆直的犁溝，堆出過最整齊的幹草垛，

帶領收割隊苦戰正午高溫，

堅持到底，永不退縮。Scott，　John．　Amwell，　A　Descriptive　Poem，　London:　Edward　and　Charles　Dilly，　1776:　23．

很明顯，安威爾村沒有被圈圍，至少詩歌發表時還沒有，因此，詩人主要的注意力在農民的平常生活和艱苦的勞動。詩人不時地將鄉村與城市的擁擠和繁忙做對比，凸顯鄉村的寧靜和淳樸。同時，詩人表達了對富人浮華生活的批評，內心虛偽、表麵豪華以及互相傾軋，形成了貴族家庭給人的根深蒂固的印象：

野蠻的遊戲，人們從自己朋友手裏

得到的是致命的傷害，並成為

虛偽榮耀的犧牲品，正如那天

威嚴堂皇的彭布魯克城堡倒塌，彭布魯克城堡，即彭布魯克莊園主體建築，曆史上是彭布魯克伯爵的宅邸，始建於11世紀，多次重建，是威爾士最著名的貴族莊園。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因威爾士貴族在此聯盟參加保皇叛亂，1648年，克倫威爾派軍隊鎮壓叛亂，同時拆除了城堡。

高傲的景象安靜地消失在黑暗中。Scott，　John．　Amwell，　A　Descriptive　Poem，　London:　Edward　and　Charles　Dilly，　1776:　15．

《安威爾》是一首五步抑揚格的無韻詩，把家鄉安威爾的風景寫得優美別致，糅進了他詩人氣質的絲絲憂愁，發表後受到廣泛的歡迎和喜愛，更說明了司各特對英國鄉村農民階層觀察的細致。他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和調查，於1773年發表了調研報告《農村和流浪乞丐現狀觀察》，對農村貧困現象（即乞丐和流浪漢）做了詳細的描述，對原因做了較為精細的調查，對解決這一現象也提出了獨特的想法。他批評當時政府實施的《救濟法》和濟貧院製度，根據這些法律，任何在外流浪和乞討的人必將被認定為無賴和流浪者，要麼被鞭笞，要麼被投入大牢。司各特認為這種毫無區分的懲罰措施，將會導致濫用法律，因為在圈地運動的背景下流浪者中“有最邪惡的欺詐者，也有最溫柔的、偶然遭災的流民，如果政府按律執法，將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懲治，而不先進行濟貧了”。Scott，　John．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Vagrant　and　Parochial　Poor，　London:　Edward　and　Charles　Dilly，　1773:　4．

司各特深刻分析了流浪乞討人員劇增的主要原因，他認為是由於地主的貪婪，圈圍公地改作跑馬場、娛樂場所、園林等，導致鄉村萎縮，農業人口銳減，窮人越窮，富人越富，貧富不均，等等。司各特認為：“各地區的經營者（圈地後的農場經營者）強迫窮人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為他們耕作，不給足夠的食物，榨取不合理的勞動成果，以此聚斂了不義之財。”Scott，　John．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Vagrant　and　parochial　Poor，　London:　Edward　and　Charles　Dilly，　1773:　36．其結果就是遭災的人們“在家等著餓死，或者外出乞討而遭懲罰，這兩者均是艱難的選擇”。Scott，　John．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Vagrant　and　parochial　Poor，　London:　Edward　and　Charles　Dilly，　1773:　19．因此，作者高聲質問：“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腳踩的土地以及我們吃的糧食，是用來被課以各種雜稅，以維持政治腐敗的製度，支持政府的官員及其附庸的寄生蟲，組成一個巨型的傲慢與奢華的浪費團體？”Scott，　John．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Vagrant　and　parochial　Poor，　London:　Edward　and　Charles　Dilly，　1773:　56．

司各特提出了社會保障製度的初步設想：增收社會保險稅，用以濟貧和幫助貧民渡過難關，再次就業和重新從業。濟貧也是分層次進行：為孩子建孤兒院，為成人建濟貧院，為真正的乞丐建收容所，健丐必須被帶到必要的地方勞動或工作，自食其力。

二、　威廉·庫柏的農村任務

威廉·庫柏（又譯考珀，William　Cowper，　1731—1800）的詩歌形式多數表現古典主義傾向，但是他的作品既表現古典主義格調，又洋溢著浪漫主義感情。庫柏出生於英格蘭赫特福德郡的伯克翰斯德（Berkhamsted），母親早亡，中學畢業後學習法律，但他患憂鬱症，不時發作，嚴重時常發瘋，不能從事正常職業。1765年退居鄉間，庫柏就寄住在牧師安溫家。安溫去世後，於1767年與安溫遺孀瑪麗·恩明移居白金漢郡的奧爾尼村（Olney）達20年，直至去世。庫柏一生久居鄉間，熱愛鄉村生活，觀察細致，同情農民，對發生在農村的許多不公之事進行諷刺和批評。

在奧爾尼，他創作了《奧爾尼讚美詩》（Olney　Hymns，　1779），在其中的宗教詩裏，庫柏把豐富的想象和真摯的感情納入了整齊的古典形式。後來，他遇見了迷人的寡婦奧斯丁夫人，這成為他詩歌創作新的動力。一天，奧斯丁夫人隨意指房中沙發為詩題，讓庫柏作詩。就此事，庫柏在後來出版的詩集廣而告之：“一位女士，喜歡無韻詩，要求作者寫一首這種類型的詩，題目是沙發。他遵從了，並且有許多話題，串聯到其他的主題，追逐思維的線索，讓意識帶著他轉彎，使得長度變長，不是最初想要的短詩，而是一個厚重的長詩——整整一冊！”這部詩集就是他最著名作品《任務》（The　Task，　1785），詩作共五千行的無韻詩。庫柏以出色的詩作完成了即興作詩的“任務”。

《任務》分六章：《沙發》、《時計》、《花園》、《冬日黃昏》、《冬晨漫步》、《冬日午時漫步》。他從房間裏的沙發寫開去，興之所至，隨意成詩，對宇宙人生發表感想。詩人從坐具的演變，轉到鄉間與城市的比較，頌揚鄉間的歡樂，批評城市的腐敗：

在城市，滿街的惡臭大量繁殖，

傲慢的城市大量產生懶惰和貪欲，

嬉戲縱欲和暴食饕餮肆意橫行。

城裏，邪惡深藏在舒適安逸背後，

或隻是得到最輕微的責備，而美德

常常遭遺棄，……

倫敦也是如此，雖然聲稱在品位和財富上

是全世界最佳的國家首都，

可在浪費和欲望上是最差的。Cowper，　William．　The　Task，　Book　Ⅰ，　London:　J．　Johnson，　1785:　3738．

對比鄉村與城市，庫柏毫不猶豫地選擇鄉村。鄉村給人寧靜，也給詩人以身心的慰藉，撫慰心靈的創傷，所以，他得出的結論是：“上帝創造鄉村，凡人建立城市。”Cowper，　William．　The　Task，　Book　Ⅳ，　London:　J．　Johnson，　1785:　42．鄉村是世上最美好的，是上帝創造的伊甸園，而城市是人類的傑作，即人世間罪惡的所在，因為詩人篤信基督教，伊甸園和人的原罪論在他心中是根深蒂固的觀念。

但是，在第四卷裏，詩人認為淳樸的民風，隨著圈地運動和工業革命等社會大事件的襲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鄉村隨之也變得麵目全非。一方麵，農民在貧困線上掙紮；另一方麵，奢靡之風、放縱欲望、自私自利等原來城市的病症滲透到廣大農村的有產階級之中。首先，農村自然生態的變化表現為原生態的狀態逐漸消失，代之以巨無霸的大農場和機械化耕作方式：

明天啊，就帶來了變化，全然的變化！

雖然這種變化現在是不知不覺進行著，

緩慢地，大多是悄悄地，整個

大地和自然在經曆著變革。Cowper，　William．　The　Task，　Book　Ⅳ，　London:　J．　Johnson，　1785:　154．

第二，農村普通人的大變化。詩人更擔心的是人的變化，圈地運動使得英國農村自然和土地狀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的變化是潛移默化和不可逆轉的。普通農民變得更窮困，近乎赤貧：

（嚴寒在持續）整天用勞動來取暖，

堅強地麵對嚴冬，直到傍晚

衣著破舊，所食無幾，隻得忍饑挨餓。

一向節約的婦人抖抖索索劃亮柴火，

草堆柴火已經所剩無幾，燒得旺，

但不久便熄滅，如田裏的快樂一般。Cowper，　William．　The　Task，　Book　Ⅳ，　London:　J．　Johnson，　1785:　157．

詩人把農民的這種赤貧的變化歸結於圈地運動這個罪魁禍首，而赤貧又導致了窮人的偷盜行為。詩人詳細描寫了一個普通農民的偷盜過程：

白天，他無所事事，到晚上

月黑風高之下隱藏的罪惡，

他用偷盜來彌補白天的慵懶，

悲哀啊，花園有柵欄，農場有樹籬，

灑點水，深入泥土，紮入根部，

用棍子撬出，連根拔起……Cowper，　William．　The　Task，　Book　Ⅳ，　London:　J．　Johnson，　1785:　160．

晚上，一車車的柴火和棍子都可以偷回家。雖然這是無聲的反抗，但詩人認為貧窮導致偷盜等犯罪行為，原本淳樸的民風，現在罪行肆虐。農村人的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著改變。簡樸的衣著和素雅的禮儀現在變得講究奢華和繁雜。原先純真、美德與信仰的時代一去不複還。普通鄉下姑娘，曾經純潔、謙虛與優雅，樸素的禮貌和整潔的衣著，是如此的莊重，如傳統牧歌中的仙女一般，現在再也見不到這種情形了：

再也見不到了，本性業已丟棄。

她頭上用高高的垂飾裝飾，

用枝條挑高成流線型發型，

美豔至極，裝束之大，異乎尋常，

這是睿智的假發製造商的傑作，

支撐著她頭上一半以上的頭發，

手肘滿是褶飾，步履蹣跚，

腳穿法國式高跟鞋，晃悠悠的，

……

她最在意的是她的裙裾和小傘。Cowper，　William．　The　Task，　Book　Ⅳ，　London:　J．　Johnson，　1785:　166．

詩人不時地感慨：“鄉村被城市染了色”，“可悲的變化！”即，城市的小市民習俗和不良嗜好，以及令人生厭的時尚都漸漸滲透到農村的各個角落。

第三是富人的巨大變化。原先溫情脈脈的封建貴族們以及富裕的佃戶們，現在都是貪得無厭和凶神惡煞的劊子手，暴力和欺詐是他們慣用的伎倆：

可是他們（圈地者）

無視農民家裏的慘狀，他們的手段

暴露無遺，毫無顧慮地迫使這些家庭

成了犧牲品，將無力抵抗的人的財產剝奪。

多殘忍啊！他所做的一切。欲壑難填，

貪得無厭，是他一切行動

的指南，他與墮落成了野獸。Cowper，　William．　The　Task，　Book　Ⅳ，　London:　J．　Johnson，　1785:　161．

圈地的結果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而財富和權力並沒帶來良好的社會風氣，卻導致了更多的欺淩與罪惡。詩人認為權力的增大導致財富的積累，財富帶來奢華之風，奢華導致奢靡，最終會像瘟疫一般，到處蔓延肆虐，直至最底層的普通農民。詩人不停地抱怨人們隻顧追求金錢、貪婪和犯罪。

庫柏歌頌大自然，認為城市是罪惡的淵藪，他歌頌鄉村田園樂趣和普通家庭的天倫之樂，讚美鄉村恬靜幽雅的生活和樸素純真的人性。《任務》夾敘夾議，也有對某些時事的諷刺和批評，揭露戰爭、暴政，尤其是圈地運動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表現詩人對鄉間生活的愛好和強烈的宗教情緒。詩作結構鬆散，筆調自然誠懇，情感真摯，對浪漫主義詩歌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

三、　約翰·蘭霍恩的鄉村正義

約翰·蘭霍恩（John　Langhorne，　1735—1779）也生於農村，後通過讀書成為牧師和治安法官。蘭霍恩的誕生地是湖區附近的威斯特莫蘭郡的溫頓村，他後來移居阿普爾比村，到英格蘭西南部薩姆塞特郡的做鄉村牧師，最後回到家鄉做治安法官，創作了他最成功的詩作《鄉村正義》（The　Country　Justice，　1774—1777）。其實，蘭霍恩創作了大量詩歌，如《蘇格蘭牧歌》（Scotch　Pastoral，　1763）等，翻譯了彼得拉克的詩歌和伊索寓言，但唯一讓人熟知的詩歌便是《鄉村正義》。蘭霍恩與約翰·司各特是好友，因而兩人詩歌風格和主題類似。隻是蘭霍恩的詩歌以治安法官的視角觀察農村的一切，更多的是從治安與罪行等方麵深入描繪農村發生的變化，也“預示著克萊布詩歌的誕生”。Patton，　Julia．　The　English　Village:　A　Literary　Study，　17501850，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9:　106．　全詩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描述鄉村治安法官的曆史和法官的典型特點，呼籲對於農村流浪者要有特殊仁慈心；第二部分嚴厲批評了某些執法官的不公和偏見，要求人們傾聽窮人們（尤其是空巢老人們）的呼聲；第三部分譴責了國家法律中某些苛刻的條款，對農村窮人和婦女不平等的遭遇表示了極大的同情。

蘭霍恩深切關心失地農民或者因天災人禍而外出流浪乞討的失業人員，對法律的苛刻表示了很大的不滿：

他，已經失去了生活的任何希望，

久已被命運誘入不公平的競爭，

已然喪失了人類的大愛和關心，

絕望的玩物，沒有親友，無家可歸。Langhorne，　John．　The　Country　Justice，　Part　Ⅰ，　London:　T．　Becket，　1774:　17．

因此，詩人懇請人們，尤其是作為治安法官的人們，多去關心和幫助這些流浪者：

別讓飽經風霜、頭發花白的人，

暴露在肆虐的狂風之中，

別對積勞成疾、雙膝彎曲的人發號施令，

你，應該成為窮人的希望、窮人的親友！Langhorne，　John．　The　Country　Justice，　Part　Ⅱ，　London:　T．　Becket，　1775:　11．

詩人具體描寫了一個平常的母親的最後日子，以及她長時間勞累過度而積勞成疾，加上心理壓抑和長時間的饑荒、家庭的苦難等，死亡便是她唯一的出路了：

那個臉色蒼白的母親，悲傷又煩心，

戰戰兢兢地照料高傲的地主，

很快就被隨意地送進

教堂後的小房間，一天後，

小房間變成了太平間。Langhorne，　John．　The　Country　Justice，　Part　Ⅱ，　London:　T．　Becket，　1775:　13．

可是教區的最高長官帶頭對這些窮人無動於衷，而且還要按所謂法律來懲罰這些可憐的人們。詩人奮筆疾書，猛烈地抨擊了這位教區長的鐵石心腸和獸類本性：

一頭披著人皮的野獸，

教區長！……

狡黠的、盜賊一樣的、殘忍的監工，

趕著農夫們到處躲，毫無信譽，

心硬如石，貪婪成性！Langhorne，　John．　The　Country　Justice，　Part　Ⅱ，　London:　T．　Becket，　1775:　12．

第三部分描述圈地運動中農民所犯罪行以及如何遭懲罰，以諷刺的口吻敘說所謂的“鄉村正義”的伸張。由於圈地運動的影響和圈地者的壓迫，農民們走投無路，貧窮導致犯罪：

大家一起來，去砸毀傑爾斯家的農田

嚐嚐夜作坊和圓作坊加工的食品，

要絞死就絞死，要坦白就坦白，

但絕不能讓一個老鴇、不法之徒逍遙自在。Langhorne，　John．　The　Country　Justice，　Part　Ⅲ，　London:　T．　Becket，　1777:　8．

這是一種公開的抗爭。事實上，英國多地爆發過規模巨大的抗爭暴亂，拆毀柵欄，毀壞農田，重新分割土地。詩中的“老鴇”是指各地官員，即詩中的教區長官和政府官員以及國會；而“不法之徒”（unlicensed）顯然就是圈地者，因為圈占土地時有的農戶是在被壓榨，甚至受恐嚇的情形下被迫放棄原有土地的。然後，蘭霍恩抨擊了鄉村監獄，其條件和狀況堪比法國巴士底獄，法律條文的規定令人發指，如少女失去貞操就是犯下重罪。

蘭霍恩的詩歌整齊對仗，英雄雙行體的詩歌韻律，回響著蒲柏詩歌古典主義的神韻。詩人從治安法官的視角分析廣大農村遭受的災難，在這樣人性大展示的時代，大饑荒帶來了人性陰暗麵的大暴露。麵對鄰人們痛苦的狀態，作為最高長官也如此冷酷無情，還堅持以所謂的法律為武器去進一步傷害已經傷不起的人們。各地官員們（代表了政府和議會）成了圈地者的幫凶，甚至是元凶，一起絞殺毫無縛雞之力、脆弱的底層農民。

不難看出18世紀中葉以來對待圈地運動對農民或者底層人民的影響的問題，不同的階層有著不同的態度和評價視角，表現出來的形式也不盡相同。直接與圈地運動有關係的農村底層農民，他們的反應激烈而直接，要麼請願，要麼控訴，文學主人公也都是令人深感同情的對象：流浪漢、乞丐、窮人，其生活處於饑荒、垂死或病入膏肓的狀態之中，環境更是一切凋敝蕭颯，破敗不堪，表現出重壓下的掙紮。而與圈地運動沒有直接關係的部分有良知和同情心的學者作家，則通過間接諷刺和揶揄來批評圈地運動。但圈地運動隻是背景，主人公基本以旁觀者的身份表達內心無限的憐憫之情，所描寫的人和事都是走馬觀花和浮光掠影，批評的對象往往是上流階層的驕奢、法律管理的不力和救濟不力等，是一種溫和的諷刺與批評。第四章荒村：哥爾德斯密斯的奧本

笑吟吟的鄉村，有最可愛的草地，

你的娛樂逝去，全部魅力在消退；

隻見得暴君之手伸入你的茅舍間，

凋敝頹敗使你的青蔥漸漸黯淡：

唯一的主宰控製了全部的領域，

你歡笑的平原上半數田園已荒蕪。

你澄澈的溪流不再有晴光倒影，

在莎草壅塞的河道上緩緩前行；

你的沼澤畔的唯一獨居的客人，

麻鳽守衛窠巢，發出空洞啼鳴；

田鳧在你的荒徑上撲翅飛翔，

單調的鳴叫激起煩悶的回響；

你的村舍坍塌，淪為無形的廢墟，

長長的蔓草爬上了那些斷垣殘壁；

你的兒孫們為逃脫掠奪者的手掌，

個個瑟縮發抖，遠遠地背井離鄉。

——哥爾德斯密斯《荒村》（第35—50行）

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生於一個愛爾蘭家庭，他是貧窮的助理牧師的兒子。他早年得過天花，外貌形象嚴重受損，兩歲時，隨父親遷移至威斯特密斯縣的利索伊村（Lissoy），離勞倫斯·懷特的家不遠。哥爾德斯密斯早年畢業於都柏林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在愛丁堡就讀醫科，不過他做醫生很不成功，不能養活自己。於是，他先做了一段時間的小學教師，後又帶著一支長笛徒步漫遊歐洲。1756年定居在倫敦，為雜誌撰文和編輯。曾在出版商和小說家塞繆爾·理查遜手下當編輯，又給《每月評論》雜誌寫稿。1759年給一家小刊物《蜜蜂》撰稿時才作為文學批評家和散文家初露鋒芒。他後來結識了塞繆爾·約翰遜，成為約翰遜文學俱樂部的一個重要成員。

1762年出版文集《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後，哥爾德斯密斯被公認為一流作家。《世界公民》有意識地模仿法國啟蒙作家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劄》，假托一個旅居英國的中國人李安濟的通信，諷刺批評英國社會的偽善和弊病。它的文體接近口語，流暢自然，充滿了幽默和智慧，是英國散文的傑作之一。他的小說《威克菲爾德的牧師》（The　Vicar　of　Wakefield，　1766），一方麵描寫了社會現實的黑暗和罪惡，另一方麵又創造了一幅純樸、真誠、理想化的田園家庭生活的圖畫。他最著名的是喜劇《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nquer，　1773）。它是英國戲劇史中最完美的喜劇之一，以豐富多彩的人物刻畫而著稱。他發表詩作《旅行者》（The　Traveller，　1764），這是一篇考察各國不同幸福觀的勸世詩（基於他十年前在歐洲的遊曆），運用簡單、優美的語言和整齊和諧的韻律，表現出作者非凡的詩歌才能，受到約翰遜等人的稱讚。他最重要的詩作《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　1770），是一首懷念過去、批評當下的田園詩，根據他童年時代所熟悉的利索伊村而寫，抑或基於詩人幻想中的某個農村而作。這部長詩用五步抑揚格雙行押韻詩體寫成，形式優美、完整，音節悅耳，內容深刻、感人，是他最好的詩歌作品。

《荒村》是哥爾德斯密斯最重要的一首長詩，圍繞一個名叫“奧本”的鄉村，進行今昔對比，描寫圈地運動前後英國農村的滄桑巨變。奧本過去幸福、美好的農村現在卻受到圈地運動和產業革命的影響而變得荒蕪蕭條，進而人口減少，農民流離失所。他認為這主要由於財富日益集中於大城市，圈地者又到農村搶購土地，或兼並小農的土地，開發農場和娛樂場所等；富人們越發驕奢淫逸，冷酷無情。M．J．道頓在細致分析了圈地運動中大土地主如何立案強占和兼並土地的過程後，認為這種方式“很有可能引起社會動蕩”。Daunton，　M．　J．　Progress　and　Povert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6，　188192．《荒村》尖銳地批判了18世紀中後期英國的社會現實，以及圈地運動對英國農村、人性、道德觀和價值觀等的深刻影響。

《荒村》的出現並非偶然，詩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情感外露在前人對圈地運動的批評的詩歌影響下，得到了充分的揮發和宣泄。懷特的《餞別酒》、奧菲莉亞的《斯奈斯沼澤》、海治的《窮人的祈禱》和托馬斯·莫斯的《乞丐》等抗議和批判圈地運動的詩歌在英國已經耳熟能詳。這些詩歌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對比的形式，即追憶圈地前農村美景和美好生活，體現出其樂融融的理想社會狀態，同時揭露當時圈地運動的殘酷性和日益嚴重的後果，強烈的對比效應總是催人淚下；加之對農民悲慘生活的大量細節的描寫和情感的強烈表露這些詩歌對《荒村》的創作產生巨大影響。《荒村》是18世紀反圈地文學的集大成者，1770年5月出版立即產生了巨大反響，三個月內就再版五次，後來又多次再版，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第一節甜美的奧本

《荒村》首先是一首懷舊的田園詩，所寫的村落“奧本”（Auburn）意為“金色”，是詩人童年熟悉的農村，也是詩人幻想中典型的英國鄉村。詩作以強烈的對比手法，描繪英國農村圈地前後的巨大差異。詩人雖然生於愛爾蘭，詩歌也是根據童年記憶而作，但他長期在英格蘭生活，因而，詩歌描寫的奧本村具有普遍意義。

圈地前的奧本是一個“甜美的奧本，最可愛的平原村莊”（Sweet　Auburn!　loveliest　village　of　the　plain），《荒村》一詩的中譯文，大部分出自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17477113_0_6．html的係列博文“哥爾德斯密斯長詩《荒村》（節選）”和呂千飛譯《荒村》（節譯，出自王佐良主編《英國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還有一小部分自譯。至於奧本在哪裏，沒人能說清，沒有具體的地理位置，隻是說存在於詩人頭腦中想象的英國典型村莊，因為他本人在《荒村》“獻詞”中就說“那些令人傷感的景象也隻存在於詩人自己的想象之中”；Goldsmith，　Oliver．　The　Poems　of　Oliver　Goldsmith，　London:　J．M．　Dent，　1893:　28．也有人認為這是英格蘭中部牛津郡的努哈姆·考特尼（Nuneham　Courtenay）村；早在1762年哥爾德斯密斯曾撰文《底層生活的變革》（“The　Revolution　in　Low　Life”）在《勞埃德晚報》（Lloyds　Evening　Post，　1416　June，　1762）發表，表達自己對英國農村村莊遭毀、人口減少和農民赤貧的擔憂，並稱這是基於他一年前親眼看見努哈姆村（位於倫敦北50英裏的牛津郡）被拆毀，來開發建設一個富人花園（現“努哈姆公園”）。另一個史料稱，努哈姆村拆毀時，隻允許了一位老婦人留守原地，而《荒村》中也有一位老婦人留守村子，久久不肯離去。（見：1．　Emery，　Frank．　The　Oxfordshire　Landscap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　1974:　8，　54，　128130，　168;　2．　Rowley，　Trevor．　Villages　in　the　Landscape，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78:　132;　3．　Baines，　Paul．　“The　Deserted　Village”，　The　Literary　Encyclopedia，　The　Literary　Dictionary　Company　Limited，　First　published　15，　April，　2003;　4．　Batey，　Mavis．　“Nuneham　Courtenay:　an　Oxfordshire　18thcentury　Deserted　Village”，　Oxford　Architectural　&　Historical　Society，　Vol．　33，　1968:　108124．）又有人說這是哥爾德斯密斯孩提時代生活的村莊利索伊。美國著名作家華盛頓·歐文在《哥爾德斯密斯傳》中就斬釘截鐵地說道：“該詩（《荒村》）的大部分是在一年夏天，詩人在綠陰掩映的小徑和附近美不勝收的鄉村風景中獨自漫步時所作，因此詩中融合了英格蘭柔美的自然風光與利索伊粗獷的景色。”華盛頓·歐文著，王安譯：《哥爾德斯密斯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14年，第152頁。還有人認為奧本村“由多個不相幹的部分組裝而成，歡樂的村莊是真實的英國村莊，廢棄的村莊為愛爾蘭的村莊，哥爾德斯密斯組裝的快樂和悲慘的村子是兩個村子兩個不同時代的社會”。Goldsmith，　Oliver．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London:　Henry　Frowde，　1911:　178．總之，原先的或記憶中的奧本村的人們富足而幸福，風景美麗如畫，到處是一派快樂景象。

一、　奧本村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融

中世紀英國農村共同體情況：自給自足、勞動中帶著娛樂、無等級觀念。農民們在同一塊地上勞作，同時播種，同時收割，“無須付地租，也不為工錢勞作”。Barrell，　John．　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　The　Rural　Poor　in　the　English　Painting　173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78．著名農業經濟學專家尼森在其著名的專著《平民：公地使用權、圈地運動及英國社會變革，1700—1820》中，就明確指出圈地前英國農村存在著這種鄉村共同體，由於共同耕種和同時活動，農民們都是關聯在一起，且季節性很強：“他們共同勞作以達到同時收獲之目的，常常在勞動的同時加入許多娛樂活動。……所有這些活動都包含人際接觸、互相了解和交往等，把責任和交流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之上。”Neeson，　J．　M．　Commoners:　Common　Right，　Enclosure　and　Social　Changes　in　English，　170018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12．這種鄉村共同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表現就是人們熟悉的“快樂英格蘭”。因此，哥爾德斯密斯在其詩歌中盡其所能，將圈地前的奧本村描寫得甜美、快樂和溫馨：

甜美的奧本！最可愛的平原鄉村，

健康和富足激勵著勤勞的農民，

那裏，微笑的春光早早來訪，

夏天將逝，鮮花依然朵朵綻放：

親切迷人的村舍洋溢著純樸和舒適，

我青春的所在，種種遊戲讓人歡愉，

我常常在你的草地上漫步躑躅，

謙卑的幸福給景色增添了嫵媚！

我頻頻停步將每一處美景欣賞，

樹蔭遮蔽的茅屋，耕過的農田，

永不幹涸的溪流，繁忙的磨坊，

整潔的教堂俯瞰著附近的山崗，

山楂樹叢的濃蔭下安置著長凳，

是為閑聊的老人和耳語的戀人準備！（第1—14行）

我們仿佛又見到了18世紀初詩人們筆下的英國田園風光，這是一幅春光明媚的自然畫。奧本村一派春意盎然，春天早早到來，夏日花朵久久不忍謝去，記憶中的涼亭和碧綠的草地為孩提時代帶來了多少歡樂，農舍掩映在蔥鬱的綠樹中，小溪潺潺流水，教堂與山丘交相輝映，樹蔭下長凳為人提供棲息場所。且由於健康與富足，因而村民們更加勤勞和歡樂。詩歌開始便向世人宣告奧本村的甜美與迷人，村莊“甜美”、“微笑的春光”、“親切迷人”、“淳樸和舒適”、“嫵媚”，且與自然環境完全融為一體，是“我青春的所在”，被“樹陰遮蔽”，流動的小溪和忙碌的磨坊又是相互對應的融合；教堂永遠是人們信仰之依托，因而它總是村裏最高的建築，奧本的教堂建於小山之巔，俯視著芸芸眾生，給每個饑渴的心靈灌入甘露；而山楂樹下的長凳則是人與自然的完美結合，山楂樹為人們遮陰擋雨，凳子給人們休息閑聊，甚至為戀人們提供浪漫場所。總之，是魅力無窮。這是一幅自中世紀以降未曾改變的自然景象，仿佛一個類似世外桃源和香格裏拉的世界，但又充滿著英格蘭的文化元素，平原鄉村、村舍、草地、茅屋、農田、溪流、磨坊、教堂、山崗、山楂樹叢下的長凳，等等，都將人們帶進一個原生態的農業文明社會，一個未經現代文明“汙染”的純潔而美好的世界。

當勞累減輕，讓位給農閑的娛樂，

村裏男女老少放下手中的活計，

來到伸展的樹枝下盡情地遊戲；

當樹蔭下輪流做起多樣的消遣，

年輕人參加比賽，老年人裁判；

在場地上百般蹦鬧，開心嬉戲，

一會兒耍戲法一會兒比賽體力；

當各種娛樂重複過，不再有趣，

開心樂隊給活動帶來新的激勵；

成對的人兒展示舞技誰個不誇，

堅持跳舞不停，要把對方累垮！（第16—26行）

鄉村娛樂的情景再現，閑暇之餘，盡情嬉戲。孩子們自有他們獨特的玩法；年輕人則成群結隊，載歌載舞，歌聲悠揚，舞姿婀娜，一如羅伯特·赫裏克的詩歌《科琳娜跳舞去》裏展現的那些熟悉的五朔節去田野跳舞的場麵，沿路樹上和田野的杆子上掛滿了鮮花；老年人充當裁判，威嚴而公正。上天賦予英國鄉村自然的快樂，人人都參與鄉村的娛樂之中，毫無猜忌，互不幹擾，活力四射。這裏的村民們“健康與富足”、“勤勞”、“開心嬉戲”，洋溢著自豪而喜悅的神情。而且“迷人的活動甚至把勞苦變成開心，他們洋溢的歡樂環繞著你的屋舍”，艱苦的勞作也是喜悅，全然沒有了勞動和生活的艱辛之感，連茅屋也被融入了甜蜜的喜悅之中。詩人把奧本圈地前的生存狀態總結為“這裏的美麗屬於你”：

每當傍晚將盡，村莊的低語升起

在遠處山上縈繞，那聲音多甜蜜。

當我無憂無慮地漫步經過那裏，

混合的音調飄上來，柔和迷離；

小夥子應答著擠奶姑娘的歌聲，

牛羊哞哞安撫它們的孩子們，

鵝們嘎嘎鳴叫，漂浮在池塘上，

歡鬧的孩子們剛剛走出小學堂，

看門狗衝著颯颯風聲狂吠不停，

陣陣大笑流露出毫無心機的心情——

一切的甜蜜柔和彙聚在陰影處，

在夜鶯啼囀的間歇裏格外清晰（第114—124行）

傍晚時分，村莊又是另一幅安寧恬靜的景象。如果奧本的白天是人與自然融合的圖景，是村民歡快的娛樂盛宴的話，那麼，夜幕籠罩下的奧本則是一曲曲小夜曲合奏出的田園交響曲。村莊演奏出的曲曲低沉的樂曲縈繞在村莊和小山上空，甜蜜而柔和：擠奶少女的低聲吟唱，情郎深情地應和，母羊和母牛低頭撫慰羔羊和小牛，鵝兒們在池中引吭高歌，放學路上的孩子們嬉戲打鬧，遠處傳來看門犬的吠聲，農舍傳出爽朗的笑聲。本節詩歌以悅耳的聲音為內容展示奧本村另一麵獨特的迷人情景，體現出奧本村的濃濃情感：姑娘小夥的情歌對答，充滿浪漫愛情；牛羊的低吟聲和舐犢之情體現出深深的母愛；鵝鴨水上嬉戲透露出互相追逐的歡快之情；孩子們嬉笑快樂，宛如《桃花源記》中“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的情景；不知事理的看門狗對著風聲毫無意義地狂吠，這是農村特有的犬吠現象，呈現出真實的生活情趣；農舍裏的笑聲則進一步說明農民真誠而快樂地交流，毫無心機的笑聲表現出普通農民的滿足感。這裏是人生遲暮的隱退之處，遠離塵世和煩惱，與自然親近。老來必得安謐，這裏是避世隱居的絕佳之地。

栗色的風道給低頹的房子通氣，

曾有老人的歡笑，勞累伴著甜蜜，

鄉村活動家談話時目光意味深長，

新聞比啤酒味更陳，眾口傳講。

我的想象力天真地俯身，勾勒

會客廳在盛大節日的壯觀氣派；

粉刷雪白的牆，均勻鋪沙的地麵，

漆亮的鍾嘀嗒作響，在門的後麵；

櫃子做得巧妙，可滿足兩種用途，

夜裏當床睡，白天是一個抽屜櫥；

繪畫布置既利日用，也作裝飾，

有基督十二條規，有皇家鵝戲；

除了凜冽的冬季，總在灶台一旁，

擺上白楊枝、花朵和鮮豔的茴香；

璺裂的茶杯審慎地放在醒目地方，

在煙囪旁邊排列成行，熠熠閃光。（第221—236行）

這一節主要寫農民屋內的裝潢、陳設和生活條件。所有這些陳設和裝潢都與居住在此的人極其協調，相得益彰。每逢節日，人們奔走雀躍，到處都是通風良好、栗色煙囪的房子，美麗壯觀的客廳與節日盛大的慶祝，粉刷一新的白牆、整潔的地麵、門後漂亮的時鍾、掛滿圖畫的屋子、畫擺鮮花樹枝的灶台，以及彩色玻璃組成不同圖案的煙囪。屋內外的這些裝修和布置基本體現了英國傳統農村農民家裏的特色，栗色煙囪、白牆、花鳥圖案灶頭、掛滿繪畫的房間、掛鍾、基督教的教規和鵝戲圖，等等，無不透射出18世紀英國農民日常生活的安逸與講究。普通人家的房屋，甚至是茅屋，在哥爾德斯密斯的筆下，都顯得溫馨舒適、和諧安逸，連擺放在煙囪旁的茶杯，雖然已摔壞，但仍有古玩的意義，被排放得整整齊齊；普通的日常器皿也有裝飾的作用。

奧本村美麗的自然環境和和諧的田園生活早在幾年前詩人出版的小說《威克菲爾德的牧師》裏就描寫得淋漓盡致了：“我們的小小家園（指牧師普利姆羅斯家）就坐落在小山坡上，後麵掩映著簇簇灌木，房前流淌著一條潺潺的小河，一邊是草地，另一邊則是綠樹。我的田地是二十多英畝上好的土地，花了我一百多英鎊好處費從上一個佃農那裏轉手而得到的。我小小的圈圍地無與倫比，榆樹和樹籬妙不可言。我的房子隻有一層，茅草的屋頂，顯示出得意揚揚的樣子，屋子裏的內牆粉刷得雪白雪白的，女兒們動手將牆麵貼滿了她們自己設計的裝飾畫。雖然同一間房屋既做客廳又做廚房，但我們覺得更溫馨。”Goldsmith，　Oliver．　The　Vicar　of　Wakefield，　Hansen，　Alexander　F．　（ed．），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895:　39．

二、　奧本村的道德典型

《荒村》通過追憶，盡情宣泄了對美好過去的戀戀不舍之情。奧本村優美的自然環境、裝飾得體的房屋和人們快樂的生活，構成一幅“快樂英格蘭”的理想化圖景。更值得讓人稱讚的是奧本村的人們，他們勤勞，健康，富足（至少在精神上），更具有互相謙讓和知足常樂的美德。他們在以牧師和教師為代表的道德典型的引領下生活得幸福快樂，淳樸知足。

每一寸土地都供養著它的人民；

輕鬆的勞作出產健康豐富的用品，

剛好滿足生活之需，一點不過剩：

純樸和健康，成為人類的好伴侶；

人的至高財寶，是對財產的無知。（第58—63行）

人們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勤奮勞作，心情輕鬆，因此，勞動成果也是健康豐富的。在這裏，人們豐衣足食，人人純真康樂，他們最大的財富是對財富的漠視。這是一幅英國傳統農村自給自足式的理想圖景，最關鍵的是人們的心智仍然這麼純潔和知足，人們追求的是“淳樸與健康”，使用好每一寸土地，對金錢財產等身外之物無知無欲，隻要剛好過日子的物品即可。這幅原生態畫像一如《老子》小國寡民、無知無為、自給自足的小農精神麵貌。

詩歌在追憶奧本村美好往昔之時，還著重描寫了兩個具體人物的平常事務和生活場景：鄉村牧師和鄉村教師。這是奧本村兩個道德典型，是整個村莊的完美道德的縮影。牧師住在簡樸的房子裏，外麵有一個開滿花的院子，雖然每年俸祿僅四十英鎊（基本上是那個年代最低的年薪），但村裏人覺得他親切又可愛：

不習慣於阿諛奉承，或追求權勢，

用時髦的教義迎合多變的時局；

他的心靈珍視名利之外的目標，

善於扶貧濟困，拙於攀緣自高。

所有的流浪者都熟悉他的房子，

他斥責其遊蕩，卻解除其痛苦；

乞丐是他的貴客，走後他久久念叨。（第145—153行）

牧師走村串戶，對村裏人都那麼和藹可親，不善溜須拍馬或爭權奪利。撫慰村民和消除傷痛是他的驕傲，乞丐、傷殘士兵、老人、病人等等都是他的常客，驅除鄉村的“惡”，弘揚道德的“善”。更重要的是，他用安慰的話語進行臨終告慰，並超度升天，就像一隻可愛的鳥兒引導雛鳥飛上天空。在他麵前怒氣消弭，傲慢低頭，人人都是熱情的和誠實的村民。孩子們在他的慈祥中嬉笑。牧師熱情好客，樂善好施，富於同情心，他救苦救難，德行崇高，對所有人和事物都充滿了滿滿的愛心。

他履行職責，訪問按時進行，

守護、哭泣、祈禱、寄予深切同情。

像一隻鳥，千方百計，表示撫愛，

設法引誘羽毛長成的小鳥飛翔起來，

他千方百計誘導，反複批評呆癡拖延

他率先引路，引導飛向明朗的人間。

臥床的病人很快就要一命歸天，

憂愁、罪惡、痛苦，心似油煎；

這時站立在病床前麵的是尊敬的保護人，

他讓失望和痛苦離開垂死掙紮的靈魂。

顫抖的可憐人得到安慰，抬起身來，

斷續說出最後的話，悄聲讚美世界，

教堂講道時他真摯皈依、溫順自在，

他那種容貌使敬神之處增光添彩。（第165—176行）

牧師完美地履行自己的職責，表同情，示撫愛，拯救受傷的心靈，循循善誘，引向光明。即使是在病入膏肓者臨終前，他還是表現出萬分的熱情和愛憐，安撫垂死的人，超度靈魂入天堂。牧師還心懷天下，以寬闊的胸懷包容一切，為全村的人們和事業奉獻一切。

天下樂則樂，天下憂則憂心忡忡，

他把自己的心和愛和擔憂都向村民貢獻，

但是自己的全部嚴肅思想卻都奉交上天。（第187—189行）

與範仲淹完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形象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位牧師也是與村民們一起歡樂，一起憂愁，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因此，這位牧師具有高大的形象，是奧本村完美道德的典型。

據華盛頓·歐文《哥爾德斯密斯傳》記載，詩人的哥哥亨利·哥爾德斯密斯在家鄉自幼熟悉的環境中過著寧靜的生活，“以發自肺腑的虔誠忠實地履行著一位鄉村牧師的職責，勤勉而有效地管理著利索伊的學校，使它遠近聞名；他剛正不阿、無比仁慈地履行著人生的全部職責”。華盛頓·歐文著，王安譯：《哥爾德斯密斯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14年，第152頁。但是1768年時年45歲的亨利英年早逝。詩人十分悲慟，他衷心熱愛和尊重這位兄長。兄長一直代表著基督教最崇高的美德，是他人生的楷模。顯而易見，詩歌中的鄉村牧師的完美形象是建立在詩人對兄長的懷念之上的，兄長就是這位牧師的生活原型。據詩人自己在《旅行者》的“獻詞”（《旅行者》就是獻給其兄長亨利的）中記載，他哥哥亨利視金錢和榮譽為糞土，甘於沉默，年薪僅四十英鎊，他說：“你從事的是神聖的職業，勞動者少，但有大豐收；遠離了野心的領域，那裏勞動者眾多，但所獲不值一文。”　［Goldsmith，　Oliver．　The　Poems　of　Oliver　Goldsmith，　Dobson，　Austin　（ed．），　London:　J．M．　Dent，　1893:　4．］其實，詩人的父親也是一位優秀完美的牧師，詩中寫道“他時刻微笑，帶著父親般的溫暖笑容”。父子兩代牧師對詩人而言可謂耳濡目染，因此詩中的牧師形象是如此的栩栩如生，圓滿又完美。詩人能夠記憶的關於父兄的點點滴滴都流露於筆端。完美的牧師形象也是中世紀文學傳統，後來喬叟、蘭格倫等人作品中牧師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完美角色，本詩對此有所繼承。

在村子那頭的教師家，與牧師家幾乎一樣的模式。牧師的住宅：灌木樹籬、花園開滿鮮花、住房簡樸。鄉村教師的住宅：籬笆爬滿藤蔓，荊豆藤開著鮮豔的小花。教師也是恪盡職守，雖然教室裏孩子們喧嚷不休，但教師掌控一切，嚴格而幹練，犯錯的孩子會膽戰心驚，因為教師的嚴厲懲罰會讓人生畏。他滿腹經綸，幽默風趣，而且為人善良，在任何地方都愛心滿滿：

全村人都宣稱他的知識多麼淵博，

他能寫又會算，這倒是千真萬確：

他能估測田畝，預言分娩和潮汐，

甚至有故事傳說他能校正計量器。

這塾師對辯論技巧也有獨特造詣，

哪怕被擊敗了，他也要爭辯下去；

迂腐的冗長字眼發出轟隆的雷鳴，

招來村民們圍觀注視，十分吃驚；

他們目不轉睛盯著他，越來越驚詫，

他知道得這麼多，小腦袋怎能裝下。（第207—216行）

鄉村教師教學有方，管理得當。他深沉而嚴厲，博覽群書，又寬以待人。人們常常聚在他周圍，聽他的玩笑，聽他讀報，他能寫會算，消息靈通，村民們看不懂聽不懂的詞語，他一概認識。可以看出，這位鄉村教師是新知識的代表，他學富五車，知道的學問和長詞難詞在他腦袋裏裝都裝不下，是人們尤其是孩子們學習的楷模。詩人大學畢業後做過一段時間的鄉村小學教師，很熟悉教師這個職業，也很熟悉小學生們的情況，因此，此處的完美的教師形象可能就是以詩人本人為原型的，但也有人認為這個鄉村教師的原型是一個名叫帕蒂·彭斯的人——“鄉村教師乃帕蒂·彭斯，他的確看上去很嚴肅”；還有可能是他自己的鄉村老師托馬斯·伯恩。Prior，　James．　The　Life　of　Oliver　Goldsmith，　Vol．，1，　London:　John　Murray，　1837:　17，　23．總之，在奧本這個典型的英國農村，人們講信修睦，安居樂業，具有高尚情操和優良美德。

圈地前的奧本村如此完美和諧，如此甜美快樂，引來許多讀者的質疑。歐內斯特·柏邦姆在編輯《十八世紀英國詩人》時，便在前言裏指出奧本村的快樂時光是理想化的田園風光，是“英國詩歌中最高級的田園風光，……是自我幻想的產物”。Bernbaum，　Ernest．　English　Poe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18:　xxxii．魯賓斯坦所言：“他把農村生活的樂趣加以理想化，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從未領略過它的真正艱苦。他把農民的耕種稱為‘輕鬆的勞動’，把鄉村生活描寫成一片歡樂，令人神往，這些足以說明他懷舊的回憶是不正確的。”安妮特·魯賓斯坦著，陳安全等譯：《從莎士比亞到奧斯汀》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第404頁。意見最激烈，並提出挑戰的是詩人喬治·克萊布，他不但全盤否認了哥爾德斯密斯有關圈地前英國農村的狀態，更是針鋒相對，親自動手，寫了一首名為《鄉村》的詩歌，成為英國詩歌史上的重要詩歌。

但也有不少學者或詩人沒有對《荒村》中的前圈地的田園牧歌如此苛刻，甚至為哥爾德斯密斯打抱不平，如當代詩人約翰·蒙塔古就認為：“《荒村》中的田園牧歌式的讚美其作用隻是藝術審美的目的，即追憶‘黃金時代’的農村生活。奧本並非個別，而是普遍的平原村莊，一個在本質上類似維吉爾農事詩和賀拉斯田園詩中的伊甸園的村莊。”Montague，　John．　The　Figure　in　the　Cave　and　Other　Essays，　Quinn，　Antoinette　（ed．），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1989:　6566．

第二節廢村奧本

18世紀中葉的奧本村如同英國其他村落的命運一樣，遭受到了巨大的變革。隨著舊的農業經濟體製逐漸向資本主義發展，以莊園和教堂為核心的村落麵臨圈地運動的襲擊而逐漸消亡或變革。

英國村莊模式和構造從盎格魯—撒克遜人入侵並定居在大不列顛伊始，依山傍水，山穀高崗，但建得一般有點高度，以避免嚴冬的酷寒天氣。Wainwright，　Martin．　The　English　Villag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London:　Michael　OMara　Books　Ltd．，　2011:15．村落結構以點線結合，其中以莊園宅邸、教堂和磨坊等為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農民的茅舍圍繞這些主要建築呈弧形、扇形等不同形狀散開。貴族則建有自己的城堡和莊園宅邸，爵位越高，宅邸越大，但村子最高建築一般是教堂。英國模式的村莊在經曆了日耳曼征服和中世紀的長期發展之後，得以逐漸固定和保持下來。雖然在幾百年的圈地運動中不是所有的村莊都遭毀，但據不完全統計，7000多個村莊遭棄或被毀，原因有圈地運動、經濟蕭條和自然災害等。Muir，　Richard．　The　English　Villag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0:　8．

同時圈地後自然生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原生態的村落不見了，一起消失的是沼澤地、荒地和林地等自然環境，生態平衡開始失衡。因為沼澤地就類似於濕地，許多水生動植物和鳥類生長於斯；荒地上也長滿石南等野生花草植物；林地則是小片森林，是一個自成一體的生態係統。據魏特琳的統計，僅劍橋郡謝普銳斯一個區，議會圈地前共有森林麵積達1318英畝，圈地結束後，剩餘30英畝，98%的森林麵積消失殆盡。Wittering，　Shirley．　Ecology　of　Enclosure，　The　Effect　of　Enclosure　on　Society，　Farming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outh　Cambridgeshire，　17981850，　Oxford:　Windgather　Press，　2013:　127．　原本大片大片敞開的土地，取而代之的，是被分割、被圈圍起來的農場、娛樂場和公園。而且每塊圈地之間高高的樹籬或柵欄或石牆，阻隔了人畜和野生動物的自由通行，許多野生動物因此而滅絕或瀕臨滅絕。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穆勒也抱怨：“一想到沒有留給大自然一點自然生長的餘地，就覺得垂頭喪氣，每一寸土地都被用起來為人類生產糧食，每一塊野花盛開的荒地或自然草地都被開發了，所有不適於豢養的獸類和鳥類都被當作食糧的天敵而鏟除了，所有灌木和多餘的樹木都被連根拔除了，幾乎所有的地方的花草植物無不以發展農業為名被當作野草清除得幹幹淨淨。”Mill，　John　Stuar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Vol．　2，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2:　339．因此，圈地運動對原生態的英國農村產生了極大影響。

一、　自然和田野的荒蕪

圈地運動將敞田、公地、荒地、沼澤和林地等統統納入土地開發的範圍，不留任何自由的自然空間或者空隙，也意味著“共同或半共同持有土地體製的解體和消逝，代之以純粹的個人擁有模式”。Lazonick，　William．　“Karl　Marx　and　Enclosures　in　England”，　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6，　Summer　1974:　5．圈地運動還使得農村土地價格上漲；參與購地圈地者除了本地鄉紳外，還有從城市甚至海外來的有錢人，他們在城市賺夠了錢來農村投資地產，圈圍後改農場或私家花園或娛樂場等，或者出租給他人（租地農場主）經營，從中漁利。在詩人家鄉愛爾蘭，“常常是全村都卷起鋪蓋走人，廢棄整個村莊，隻剩下地主及其代理人，然後茅舍也有可能被推倒，變成羊圈或堆幹草的草料間，不被推倒的，就任憑風吹雨打，破敗不堪”。Goldsmith，　Oliver．　The　Deserted　Village，　New　York:　The　Roycoft　Shop，　1898:　20．更有甚者，這些愛爾蘭地主根本不生活在本地，而是在倫敦花天酒地，娛樂豪賭，缺錢了就催促代理人收取地租。詩人家鄉利索伊便是如此，地主在倫敦高額消費，奢侈無度，然後寫信給代理人催繳地租，威脅、恐嚇、欺詐，極盡狠毒招數之能事。

因此，有錢人彙聚英國鄉下，帶來資金和商業。《荒村》真實反映了富人下鄉強占土地，造成自然生態的毀壞的情形，並詳細描繪了一幕幕觸目驚心的景象：

世界各地的富人蜂擁而至，

……富裕而傲慢的人

霸占了曾養活許多窮人的地方，

改為他的水池、花園邊界延伸，

娛樂場供馬匹、侍從和獵狗之用。（第272、275—278行）

哥爾德斯密斯以詩人銳利的目光，犀利地批判有錢人的傲慢和霸道，他們不管農民們的死活，強占了土地，將農民生計的所有來源都釜底抽薪般地掏空。不管一切將肥沃的良田開發成私家大花園、水池和娛樂場，供人休閑遊玩。於是，原來可愛的奧本村、碧綠豐美的草地不見了：

笑吟吟的鄉村，有最可愛的草地，

你的娛樂逝去，全部魅力在消退；

隻見得暴君之手伸入你的茅舍間，

凋敝頹敗使你的青蔥漸漸黯淡：

唯一的主宰控製了全部的領域，

你歡笑的平原上半數田園已荒蕪。（第35—40行）

據史料記載，詩人去過的奧本村原型努哈姆村就是被一個叫西蒙·哈考特（Simon　Harcourt）的伯爵圈圍的。這位伯爵將這一整塊土地改造成私家花園（現稱努哈姆公園）的私人娛樂場所。Rowley，　Trevor．　Villages　in　the　Landscape，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78:　132．因而，奧本村在強勢的壓迫之下，連帶它的歡笑一起消失，附近的田地也凋敝頹敗，黯淡荒蕪。整個地區隻有一個主宰之人，即出錢占地的伯爵，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富人手裏，供少數人娛樂，原住民則無人問津。原來村子周圍巨大的地方全部被圍入大花園之內，原有的公地、林地、沼澤地和河流等等，都被少數人收入囊中。由於與外界阻隔，形成封閉的自然狀態，原生態的自然環境發生了徹底改變：

你澄澈的溪流不再有晴光倒影，

在莎草壅塞的河道上緩緩前行；

你的沼澤畔的唯一獨居的客人，

麻鳽守衛窠巢，發出空洞啼鳴；

田鳧在你的荒徑上撲翅飛翔，

單調的鳴叫激起煩悶的回響。（第41—46）

原來小溪潺潺流水，清澈見底，水麵倩影掩映，而今河道被野生水草莎草所壅塞，水流不暢。莎草繁殖能力驚人，長勢猛，危害青草和莊稼，為世界上惡性雜草之一，且難以根除。原來生機勃勃的沼澤地，農民們在這裏常常捕魚捉蝦，鏟挖泥炭，鳥兒歡唱，水草豐美，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多樣性的生態環境。但現如今，隻有一種鳥兒麻鳽依然孤獨地留守在此，原因是這種鳥屬於孤獨性沼澤鳥類，喜獨往獨來，其他鳥類和動物都已絕跡，封閉的狀態也難有更多的食物提供。生態環境的變化使得鳥兒們都被迫離開了，村邊的道路已經成為荒徑，隻有田鳧在此悲慘地呼喚，得到的卻是“煩悶的回響”。

但世道驟變；商業勢力冷酷無情

侵占土地，把鄉村農民趕出家門；

沿著林間空地，曾有村莊星羅棋布，

如今讓位給笨拙的浮華和龐大財富，

每一種貧困都與富裕結為聯盟，

愚蠢給傲慢付的賬，是陣陣劇痛。（第63—68行）

圈地運動使得商業活動滲入農村，賺錢成為鄉村唯一要務，浮華和奢侈漸漸成為時尚。原來具有林地、村莊、綠地和田園等使用權的農民們，都被用於為浮華、財富、富裕和傲慢埋單。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甚至是種煎熬，因為“所有被開發成娛樂場的土地，\/都在荒蕪的榮耀中無力地等待人的墮落”。（第285—286行）

田園的荒蕪甚至影響到了原本樸素自然的村民們（留守的）。原先的純情少女，對衣著打扮嗤之以鼻，但從此以後開始注重衣著的華麗和外表打扮的漂亮，但時間一長：“她走在外麵，希望他人恭維，\/但萎靡的衣著都黯淡無光了。”（第293—294行）原本肥沃甜美的土地也是如此：

起初它呈現出最為樸素自然的美，

但當開發得光彩浮華，則衰敗開始，

當盛世景觀和宮殿大廈令人著迷，

饑荒幾乎同時襲擊了這片微笑的土地。

哀號的農民領著可憐的一家人，

當他倒地不起，無人伸出援手，

然而大地依然花開朵朵：花園和墓園。（第295—302行）

自然甜美的田野消失後，嚴重的兩極分化出現了。一邊是花園娛樂場裏的浮華景觀和高樓大廈，煥發出華麗的光彩和迷人魅力；另一麵則是滿目瘡痍，哀鴻遍野：大饑荒襲擊了留守農村的農民們，他們隻能外出乞討，常常一家人一起出去，還要逃避政府的處罰。但即使是饑餓的窮人跌倒在地，也無人幫助，施舍接濟，隻有等死。光鮮的私家大花園與滿地的餓殍形成強烈而鮮明的對比，呈現出一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情景。

二、　家園的廢棄

村莊的廢棄是整個圈地運動的第二個焦點問題，村莊是農民的家園，是生活場所。但隨著圈地運動的深入，田地被圈後，農民們失去了生計，隻好背井離鄉，另找謀生之路。18世紀中葉開始的議會圈地與工業革命幾乎同時開始，因此，城市工廠和許多其他行業都急缺勞動力，加上海外殖民地的自由的追求與成功的夢想的宣傳，給了從圈地中走出來的農民們以希冀。但是離開家園總是戀戀不舍，而且是永遠離開家園，還要傾其所有來湊足路費，加上路上和目的地等不確定性因素較多，使得離開家園顯得更加淒慘悲涼：

你的村舍坍塌，淪為無形的廢墟，

長長的蔓草爬上了那些斷垣殘壁；

你的兒孫們為逃脫掠奪者的手掌，

個個瑟縮發抖，遠遠地背井離鄉。（第47—50行）

整個村莊業已成為廢墟，房屋坍塌，藤蔓爬滿斷牆，殘存的茅舍也是破敗不堪，一切證明了村莊繁榮時期一去不複返。離開時無奈的詩人明確指明了普通農民在經曆了野蠻的圈地運動之後，對未來的巨大擔憂。掠奪者如此強悍冷酷，在他們手下掙飯吃著實不易。於是，他們懷著對未知的未來的憧憬和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兩腿抖抖索索，踏上遠征之路。

而圈地者一意孤行，不顧普通農民的死活，繼續他們圈地的立案、丈量、規劃、拆遷和開發，建設自己需要的場所：

他占的地，用於他個人的娛樂，

鄙視地一腳將茅屋從草地踢開。（第281—2行）

因此，當時英國農村的許多茅舍房屋都是這樣被圈地者強行一腳踢開的，傲慢又任性，冷酷又狠心。詩人多次故地重遊，走在交叉的小路，佇立於廢園之前，但見韶光已逝，甜美的村莊變成破敗的廢墟，林地被毀，熟悉的山楂樹已被砍挖，遑論樹下那溫情脈脈的長凳了。於是，悲痛之情油然而生：

溫柔的奧本！極樂時光的起因，

你荒涼的林地是暴君權力的明證，

當我一次又一次在這裏獨自漫步，

在你的交叉小徑和廢園上躑躅，

是許多年之後，我重遊故地

將熟悉的村舍和山楂樹尋覓——

記憶紛至遝來，一一蘇醒，

胸中情不自禁，為往昔而痛心。（第76—83行）

其實，在所有圈地文學的敘事中，最痛心和傷心的一幕是村民們肩挎包袱，手撐拐棍，扶老攜幼，離家遠行。因為，這樣的離開是無奈而痛苦的永別，怎能不流連忘返？詩人通過一個具體家庭的一家人的不同表現來呈現依依惜別的場景：

哦，天啊！離別的那天籠罩著痛苦，

非得離開這些家鄉的小路，

可憐的人流放，所有歡樂散盡，

繞著房屋轉啊轉，流連於最後一眼，

不忍離去，長長的告別，虛無中幻想

西麵大海那頭也同樣有如此的所在，

麵對遠涉重洋，仍然雙腿發顫，

回眸淚漣漣，仍舊回眸淚漣漣。（第363—370行）

離別時分，最難將息，複調的“回眸淚漣漣”，帶出最令人揪心的一幕，人類所有的同情與傷心之情都無法與之相比。以往文學作品所描寫的是個人的離愁，可《荒村》所展示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人群集體的告別，甚至是整個家族的遠行，而且基本上是整體遷徙和移民。雖然今天我們更願意將他們的行為稱作“城市化”抑或“移民海外”，但當人們舍棄祖輩居住的家園之時，莫名的恐懼會緊緊揪住人們的心，而雙腿發軟，畢竟城市和海外還是虛無的傳說和幻想，麵臨著怎樣的艱辛還不得而知。於是，一家人中的核心人物的反應便能說明一切：

善良的老農，頭一個整裝待發，

去往新大陸，替家人悲傷而流淚，

可他自己呢，帶著超乎尋常的勇敢，

超越墓園僅僅願去那個彼岸世界。（第371—374行）

父親的表現極為堅強，第一個做好了準備，打包，收拾，告別，禱告，甚至還有點興奮，因為他善良，所以義無反顧，第一個準備離開。不去和殘酷的地主爭辯或反抗，而是心想著奔向新大陸，憧憬前程。他還替其他人傷心流淚，體現出他的同情心，還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勇敢，怎能不勇敢呢？他是頂梁柱，要撐著整個家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於其美好的願望，不能讓全家人餓死困死，寧願通過遠行尋找更好的機會：

他可愛的女兒，流淚的她更可愛，

是她父親農忙無助時的好幫手，

默默地跟著走了，顧不了她的修飾，

離開情人的懷抱，跟著父親走了。（第375—378行）

女兒很懂事，也聽話，是個早當家的好孩子。她可愛又美麗，哭泣的樣子也好看；平時農忙時節常常搭把手，幫助父親幹農活。全家決定要離開，她傷心不已，因為要永遠離開自己的情人，跟著家人走，她隻得默默承受這一切苦痛，連打扮都顧不上了。

母親大呼小叫，悲痛欲絕，

為給他們帶來快樂的小屋祈福，

噙著淚水，親吻毫不知情的嬰兒，

合上繈褓，痛苦而又不忍離去，

而憐愛的丈夫堅忍地上前安慰，

一言不發，一種男子漢的苦楚。（第379—384行）

把離別的痛苦表現得最明顯和最外露的是母親。失聲痛哭，大呼小叫，又是祈福，又是懷抱嬰兒親吻不已。含淚親吻懵懂的嬰兒，合上繈褓，父親以男子漢的堅韌上前安慰，一家人依依不舍，默默離去。最終，父親表現出一種男子漢特有的痛苦表情，那就是“一言不發”，滿腔的悲憤何處申訴，隻能無言以對，無聲勝有聲。詩人詳細描述了一家人告別家園的情景：堅強的戶主、可愛的女兒、悲慟的母親和懵懂的嬰兒，一同踏上了前途未卜之路。

三、　留守的困境

地主以法案為立法外衣，使用欺詐、壓迫和暴力等手段進行圈圍土地，因此，對原住民的逼迫也就愈加殘忍和血腥。可以想象，除了遠離家園，留下來是什麼結果，要麼繼續接受地主的壓榨，掙點微薄工錢，養活家人；要麼忍饑挨餓，到處流浪乞討；要麼餓死等死；要麼進濟貧院受虐待；要麼被政府捉去絞死（因為流浪乞討等違反《濟貧法》）。哥爾德斯密斯在《荒村》中全麵地描寫了留守的失地農民的艱難困境：

首先是如何麵對地主的壓迫和欺詐，

和已經赤貧了的農民們茫然的神情：

哦，貧困又會在什麼地方定居，

以逃避近在身旁的傲慢的壓迫？

倘若他拖兒帶女拾撿歉收的麥穗

茫然尋找平民的沒有圈圍的地界，

財富的子孫瓜分了無柵欄的田野，

哪怕對於窮光蛋，也會斷然拒絕。（第303—308行）

圈地後，貧富差距迅速拉大，貧窮的人們怎能躲避近在咫尺的強大地主？幾乎所有土地，不管好壞，都被圈占，沒有地方撿拾麥穗，也沒有地方去尋找到原有的公地，到處是圍欄和邊界。農民們在夾縫中生存，而且私有製的結果是各自管各自的，窮人的貧困便無人問津：

溫柔的奧本喲，你最可愛的人們，

你善良的宗族分擔著她的悲苦？

也許就在此刻，因為饑寒難熬，

他們挨近朱門乞討一小塊麵包！（第337—340行）

因此，掙不到麵包錢，就隻能去乞討，也許隻有外出流浪去行乞是唯一生路。因為肚子空空，饑餓難耐，膽戰心驚去大戶人家敲門乞討。詩人仍然運用以點帶麵的敘事方式來呈現每個主題，就留守農民的乞討問題，詩人列舉了男女兩個人物來作證：

他已無可憐人為他工作又流淚，

挖著礦，或探寶下到危險深海；

亦無乖戾的門房仗勢欺人，

從大門口一腳踢開哀泣的饑民；

如今，當他將晚年的歲月安度，

天使環繞著這親切的美德之友；

他歸化自然，緩緩沉向墳墓，

從容地順應人生下降的斜坡；

他的一切憧憬到最後愈加鮮明，

塵世未結束，他的天國正來臨！（第104—113行）

這是一個已經逝去的老人的告白，原本的奧本村是最佳的歸隱處，安謐的所在，可現在已經充滿人間悲苦的煉獄。當這個留守老人空巢一人，身邊已無家人照料，哪怕再艱苦的挖礦和探海，他也不能親眼看見蠻橫之徒仗勢欺人，將前來乞討的饑民一腳踢開。因為他已經魂歸天國，天國是他最佳的去處。此時，另一個留守奧本的老婦人映入眼簾，她宛如孤獨的枯枝，風雨飄搖：

俱往矣，隻留下孤獨守寡的枯枝，

在混濁的泉水畔無力地垂頭喪氣：

她，悲慘的主婦，暮年裏乞食為生，

被迫割光了溪邊成片茂密的水芹，

竟從荊棘上取柴火，以禦冬天的寒冷，

四處尋找過夜的棚子，哭泣到天明，

所有善良的村民皆遠去，她隻留下，

成為這個憂傷平原的悲憤的史學家。（第129—137行）

她已垂垂老矣，撐著拐杖，麵對日益凋敝的環境和愈加塌陷的茅屋，講述奧本村快樂的昨天和黯淡的明天。《荒村》第一版的封麵畫像中就是這位老婦人搖搖欲墜之態，背景是多處坍塌的茅屋，她一邊乞討，一邊還在向路人講述奧本村的故事。她常常獨自外出乞討，生活從此極其悲慘，水邊的野菜被她全部挖光吃了，樹枝等柴火沒了，隻能把帶刺的荊棘枝條當柴火，茅屋坍塌了，無處遮蔽，無處過夜，隻得蜷縮在棚子裏，垂淚到天明。這一切皆因她年老體衰，她不能遠行，抑或她不願遠離自己幾十年居住的家園。她堅持過著這種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的日子，也許就想堅守家業，堅守傳統，便逢人就講述奧本村的故事，成了這一帶遠近聞名的“史學家”，即圈地運動破壞力的活見證。

四、　對前途的恐懼

留守奧本地區是乞討或死路一條；那麼，去城市或赴海外呢？詩人運用想象和舉例詳細描述了農民們所麵臨的這兩種灰暗與恐懼的前景。

首先，農民進城，就是打工仔，是盲流，是沒有技術的廉價勞動力。詩人看得極其透徹，進城的農民最大問題是能否抵擋城市奢侈生活的誘惑，亦即消費主義的侵襲。隨著18世紀的貿易、農村土地市場的活躍、工礦等的繁榮，英國自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逐步形成，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於是，奢華浪費、聲色犬馬成為城市消費的時尚。批評城市腐敗、讚美鄉村淳樸成了許多作家詩人文學創作的主題：

倘若奔向城市——前景又該如何？

他注定不能分享那裏的慷慨揮霍；

千百種有害的工藝融彙在一道

放縱著奢華，使人類骨立形銷；

沉湎聲色的子孫懂得追歡逐樂，

善於從同胞的悲痛裏榨取歡悅。（第309—314行）

哥爾德斯密斯擔心的是一旦普通農民進入城市，就被城市奢靡之風熏倒，開始講究優越的生活條件，注重高檔的生活享受，拋棄原來淳樸的民風。詩人批判了城市財富積聚的來源是不光彩、不正當的，是通過榨取同胞的血汗獲得的，還用這些肮髒的財富去追求浮華的生活和感官的刺激。詩人認為物質財富源自“千百種有害的工藝融彙在一道”，嚴厲批評了工廠企業的現代化和商業化的過程。難怪極力推崇市場經濟和自由資本主義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在寫出《國富論》（The　Wealth　of　the　Nations，　1776）之前就已經注意到了這些問題，花了很大精力撰寫了《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可也沒有擋住人類的貪欲和縱欲的濫觴。詩人更進一步批評城市有錢人的傲慢奢華和專橫跋扈：

拖青紆紫的朝中政要趾高氣揚，

蒼白藝術家的職業卻有礙健康。

尊貴者炫示著自己的無盡浮華

而大路旁豎立著陰沉的絞刑架。

富麗的大廈迎來光彩奪目的人物，

聲色之樂在午夜時分達到極致：

喧囂的壯觀塞滿了明亮的廣場，

駿馬高車絡繹不絕，火炬在閃光。

盛世景象必定不會受到麻煩打擾！

這滿眼繁華無疑意味著普世同樂！（第315—324行）

這是一幅18世紀富人享樂縱欲、花天酒地的百醜圖。詩人的描寫從達官貴人們的穿著打扮到浮華生活、富麗堂皇的大廈、通宵達旦的聲色享樂、城市外景的燈紅酒綠、喧囂街道的駿馬高車，無不透射出滿腔的憤懣和譴責。詩人還舉例從反麵印證富人們的生活是如此建立在他者的痛苦之上。綾羅綢緞的穿著打扮，趾高氣揚的高談闊論，對比著蒼白病態的職業；傲慢的顯貴們盡情炫耀著財富，而他們華麗的馬車飛馳的路旁，卻高聳著一副副陰沉的絞刑架（英國當時沿用舊《濟貧法》，即1601年頒布的濟貧法，對流浪乞討等行為有幾種嚴厲的處罰，其中就包含了“絞刑”。新的《濟貧法》要到1834年才修正頒布）。一種率真的諷刺和批評力透紙背！詩歌通過一個少女的例子將詩人的這種擔心具體化為奢華享樂的城市對農村的誘惑和腐蝕：

也許，她享受過鄉村的充裕幸福，

曾為令人傷感的純樸故事而哭泣；

她端莊的神情點綴著簡陋的小屋

溫馨宛若荊棘叢中初放的櫻草花：

如今全失去——友情和美德消逝，

她的頭部緊挨著負心郎的門柱，

冷得發抖，在華簷下瑟縮躲雨，

心情沉重，為那不幸的時辰痛惜，

由於無聊，熱望著城裏的生活，

她將紡車和土布罩裙一並拋下。（第327—336行）

圈地前少女有過幸福的日子，家裏雖不富裕，但富有同情心；人長得如花似玉，點綴著簡陋的茅舍，又如荊棘叢中的櫻草花，人見人愛。可圈地後的情景讓人著實揪心，情人負心而去（也許是被迫與家人一同離開），在風雨中瑟瑟發抖。不幸的時光和沉重的心情，使得她痛定思痛，傳說和幻想並舉，人類享樂和懶惰的罪性開始發酵，她熱切向往著城裏舒適享樂的生活，結果就拋棄了鄉下艱苦的勞動和生活（紡車和土布罩裙），也離家進城，目標是“城裏的生活”。耐不住寂寞和艱苦，守不住鄉村道德的底線，成為年輕一代女孩的無奈選擇，這不能不讓詩人沉思！詩人多次要求讀者“嚴肅思考”（serious　thoughts，第325行）這個問題，因為這才是圈地運動給廣大農村帶來的深刻而徹底的變化。

其次，遠涉重洋去往海外，波濤洶湧，蠻夷之地，會有如何的前景？當時英國已經建立了許許多多海外殖民地，可那裏的條件之艱苦和生活之困難，無法想象。即使是有勇氣的人也會懼怕三分，譬如那位最終一言不發的農民一家人，就是去往海外，雖有勇氣，但他還是：“麵對遠涉重洋，仍然雙腿發顫。”（第369—370行）詩人在詩中進一步描繪了一幅想象中的新大陸（狂野的阿塔馬荒漠）的可怕圖景：阿塔馬，為美國佐治亞州主要河流，全長220公裏，從西北向東南流入大西洋。哥爾德斯密斯用“喬治亞州”舉例說明此去美洲前景堪憂，是有一定理由的。佐治亞州由一個名為詹姆斯·奧格爾索普（James　Oglethorpe，　1696—1785）的將領和議員所創立。1732年由他提議並由議會通過在美洲佐治亞地區建立殖民地，以安置越來越多進城打工的農民，以減輕城市化帶來的社會壓力。因為找不到工作的農民隻有忍饑挨餓，繼而乞討要飯，繼而負債直至違法。因而將他們一並運往美洲新開辟的殖民地集中管理，開拓荒地，分配土地，開始新生活。

種種恐怖景象充斥著可怕的海岸：

熾烈的太陽向下投射炎熱光線，

殘忍地流瀉著無法忍受的白天；

纏結的樹林裏，鳥兒忘了啼鳴，

隻有蝙蝠成串地攀附，昏睡無聲；

茂盛的植物充塞在有毒的田疇上，

黑色蠍子在那裏四處采集著死亡；

旅人步步提心吊膽，害怕驚起

複仇的蛇，沙沙響動使人恐懼；

老虎蹲伏，守候著不走運的獵物，

還有食人生番比它們更加凶惡；

瘋狂的龍卷風常常旋轉著飛起，

遭劫的景色遠接九霄，莫辨天地。（第346—358行）

遠在西方的那片土地，是不可預測的地方。它沉悶、炙熱、荒蕪，自然條件極其惡劣，因為是美國南方，氣候與英國截然不同，自然環境也千差萬別。這裏所有的一切對於一個英國鄉下普通農民顯得如此的新奇與可怖：熾熱的太陽如流火，陰森的森林蝙蝠成群，植物茂盛卻毒害田野，蠍子四處行走散布死亡，毒蛇噝噝作響，美洲虎神出鬼沒，土著人野蠻成性，龍卷風瘋狂肆虐。凡此種種，新大陸的不利條件都威脅著個個準備去往那裏的人們，心裏早有美好憧憬，但如果知道有如此險惡的前景等著，都會退避三分，倒吸涼氣，立刻產生一種陰森恐怖之感。

對於詩中描繪的圈地運動對農村的破壞，有人在詩歌剛發表就提出異議，如托馬斯·康博（Thomas　Comber）在1770年就撰文提出英國農村人口沒有減少，圈地運動能夠增加農場的勞動人口。轉引自：　Mitchell，　S．　“Oliver　Goldsmiths　the　Deserted　Villag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nglish，　2006，　55　（212）:　123139．麵對懷疑和職責，哥爾德斯密斯在詩歌前言中斬釘截鐵地說：“針對這一點，我隻能說我堅信我所描寫的一切，這是因為在過去的四五年裏，我每次到鄉下遊曆，都會盡全力去證實我的判斷。我在那裏的所見所聞使我認識到人們的那些淒涼悲慘的境遇都是真實的，而這也正是我在此詩中試圖再現的。”Goldsmith，　Oliver.　The　Poems　of　Oliver　Goldsmith，　Austin　Dobson　（ed．），　London:　J．　M．　Dent，　1893:　28．雖然詩歌在多處描寫奧本村慘狀時略帶誇飾的成分，但詩中集中的很多流離失所的家庭和個人的情況是真實的。隻不過詩人將它們全部放在了奧本村一個典型的在圈地運動中遭毀的村子裏，令人震驚和痛心。幾十年後，當圈地運動臨近尾聲，著名詩人兼評論家威廉·豪伊特（William　Howitt，　1792—1879）對《荒村》所描繪的農村人口大流動給予正麵回應：“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如此漠視農民的權利，也沒有一個國家會上演像《荒村》的場景。因為哥爾德斯密斯所描繪的悲慘情景不是孤立的。它一直不停地在上演，從那時起到現在，每年每天都有成百成千悲傷的人們告別家園，湧上輪船，去往更友好的地方。”Howitt，　William．　Homes　and　Haunts　of　the　Most　Eminent　British　Poets，　Vol.　1，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847:　301．

第三節鄉村共同體的消亡

一般認為圈地運動使得農村人口銳減，農民喪失了份地的租地權和公地的使用權，已經沒有自由支配土地的權利，圈地後的農場提高了技術含量，雇傭的人數減少，工資低廉。因此，許多農民背井離鄉去往城裏的工廠成為掙工資的工人，或者遠涉重洋到殖民地去開辟新天地。用純數學的公式計算，那麼，留守在原地和受雇於農場的工人就很稀少了。然而，18世紀後半葉和19世紀初，英國人口增長加快，幾十年間增長了55%。因此，圈地運動後英國農村人口不減反升，赤貧現象愈加嚴重，濟貧院、孤兒院和各種慈善機構遍布全國各地。

圈地運動給英國鄉村帶來真正的變化的是鄉村共同體的消失，原有價值觀和道德觀的改變和城市（資本主義）思想的滲透才是其重要標誌。正如喬治·伯恩所言：“（圈地運動帶來的）這些變化掃蕩了農村手工藝和各種禮儀，破壞了舊有的鄰裏良好情感，把一種爭取利潤的經濟體製變成了急功近利的鈔票的簡單加減，把一村人從獨立狀態降至瀕臨奴役的處境。”Bourne，　George．　Change　in　the　Village，　London:　Duckworth，　1912:　129．

詩中的奧本村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村莊被連根拔起，隻有一位老婦人留守於此，進行著無謂的堅守。英國農村在圈地運動中的變化使傳統的鄉村美德（亦即鄉村共同體情結）消失了。人口減少，私有製入侵和富人社會時尚的影響，平民之間也逐漸開始發生質的變化。在城市裏，鄉村美德更沒有立錐之地，自私的資本家建立的一套自我中心和物質主義思想很快吞噬了進城務工的人們，並將他們一並降為無產階級，任其壓迫和剝削，實施其罪惡的資本原始積累計劃。對於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而且建立在大多數人貧窮的基礎之上的現象，詩人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財富是奢靡之風的罪魁禍首，是導致淳樸農村發生巨大變化的元凶。

而去往海外的人們能否保持傳統的鄉村美德？詩人先將海外的遠景描寫得極為恐怖，後又堅信遠去美洲的人們能夠戰勝一切艱難險阻，成功移植鄉村美德於彼岸。

一、　淳樸美德的消弭

圈地運動是財富集中的過程，是城市資本流向農村，並改造農業的過程，更是資本主義私有製在農村全麵實施的過程。於是，金錢、財富、商業、奢華、享樂等等，都在農村一一落戶，詩人全麵反對這種城市時尚的入侵，因為淳樸的鄉村美德在城市時尚麵前逐漸失去傳統和根基。像圈地運動將農民掃地出門一樣，城市時尚也將鄉村美德趕出了原住地，所謂城市化，在詩人看來，便是令人痛心的農村城市不良風氣和享樂主義思想的滲透：

那些豐饒催生花枝的溫情的時光，

那些隻求立錐之地的平靜的願望，

那些為田園景色增光的健康樂趣，

曾是觸目鮮活，輝映著所有綠地，

如今正遠離，尋找更仁慈的彼岸，

田園歡樂和淳樸風俗一去不複返。（第69—74行）

圈地運動的深入開展，農村的“世道驟變；商業勢力冷酷無情”（第63行），商業勢力把農民趕走的同時，帶來的卻是浮華和財富，因而傳統的農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還繼續維持著富人在農村的傲慢的神情與奢華的生活。原本傳統的鄉村共同體的美德體現（即一種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隨著人們離開奔赴海外，也一起出走彼岸。共同勞動的歡樂和淳樸的民風也一同煙消雲散，遠嫁他鄉。鄉村景觀的表征便有了特殊的意識形態的意義，鄉村土地的變化象征了生產關係和經濟利益的改變，最終反映在鄉村美德的消亡。而鄉村美德的消亡，正如卡茲明所言：“是18世紀英國道德和政治地理的根基動搖所產生的廣泛的反應和征兆”。Kazmin，　Roman．　“Oliver　Goldsmiths　The　Traveller　and　The　Deserted　Village:　Moral　Economy　of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English　Studies，　Vol．　87，　2006　（6）:　653．

傳統的美德在強勢的商人和財大氣粗的資本家麵前一文不值，物質利益是唯一的信仰，享受奢華是唯一的樂趣。因此，原本仁愛慈善的稟性逐漸讓位於冷酷無情和鐵石心腸：

乖戾的門房仗勢欺人，

從大門口一腳踢開哀泣的饑民。（第105—106行）

連主人走狗，那些富人的看家門房們都很乖戾，也依仗人勢，欺淩可憐的饑民，還將饑民一腳踢開。這是一種蔑視，一種盛氣淩人，一種狗仗人勢，更是一種殘忍無情！詩人將滿腔怒火一下發泄在老農遭受欺淩的那件事上，勞動了一輩子，最終不能養活自己，連外出乞討也遭受如此的欺辱，底層農民的日子之艱辛可見一斑：

饑荒幾乎同時襲擊了這片微笑的土地。

哀號的農民領著可憐的一家人，

當他倒地不起，無人伸出援手，

然而大地依然花開朵朵：花園和墓園。（第299—302行）

如果老農的事件是單個的，而當圈地後的農村再遇上饑荒，那麼哀鴻遍野的時候，是否人性大發，是否慈悲浮現？詩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即使是當饑餓的農民倒地不起，行將死亡之時，也沒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任其氣絕。詩人的評價是恰當的，鄉村的花兒依然朵朵開放，但隻隔了一堵籬牆，就形成天堂與地獄之別，一邊是美麗的花園，另一邊是陰冷的墓園。

奧本村的溫馨已然成為過往，而且是轉瞬即逝。然而，房屋的倒塌比起鄉村美德的消逝來，可謂小巫見大巫。因為，有了城市來的時尚和娛樂，農民們也忘卻了傳統的活動，連倒塌了的房子也不去修繕了：

農夫不會再去將它掇弄修葺，

他喜滋滋地忘卻了日常憂慮；

農夫和剃頭匠不再講述奇聞，

樵夫的謠曲不再眾口傳唱流行；

鐵匠從此不再舒展黝黑的濃眉，

放鬆強勁的肌腱，倚身聽得入迷；

那宴會的東道主如今不見了蹤跡，

不再細心照料，讓來客皆大歡喜；

不見忸怩少女半推半就被人抱緊，

她將親吻過的酒杯遞給他人啜飲。（第241—250行）

詩人運用排比和鋪陳的手法，將農村人們的變化清晰地勾勒了出來。有了城市裏傳來的娛樂和享受，有了新的時尚和消費觀念，老房子就任其倒塌，不會再去收拾繼續。新奇傳聞的傳播方式也不再通過農場主和理發師們的口來講述；也聽不見樵夫邊走邊哼唱的歌謠；鐵匠鋪也不再是熱鬧場所；體現鄉村共同體特征的宴會聚餐（基本是領主家宴請）不存在了。所有這一切均歸為圈地運動的後果，農業耕種方式的現代化，使得磨坊、理發、打鐵和砍柴等行業成為明日黃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隨之消失的是與這些行業和小商業者一同存在上千年的鄉村傳統生活秩序，而這是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人物群像賴以生存的根基，又是該故事集的精華所在。

鄉村美德最令人心痛的丟失發生在對性觀念上的巨大變化，鄉村共同體既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也就極為注重女性的貞操。但現如今，少女不見了羞恥感，在半推半就中被人攬入懷中，把貞操觀念和純真的愛情觀忘到九霄雲外去了，還參加各類酒會，老練地將喝過酒的酒杯遞給他人。詩人雖然沒有明說，但讀者可以猜到，奧本村純潔的少女現今為了享受和過高檔次生活，已經墮落到了做三陪女！《荒村》原始迷人的魅力被搶奪和自行蛻變，具有了性別政治的批評含義。

那麼，原來淳樸的娛樂活動呢？那時候的“年輕人比賽，老年人裁判”的遊戲比賽呢？集體參與的田野舞會呢？詩人感慨萬千，雖然那些活動是原生態的，是簡單的，是樸素的，甚至還有些鄉巴佬的俗氣，但詩人認為：

比起藝術的矯飾，故土的風情

對我彌足珍貴，與我心心相印。

這是自發的歡欣，天性的遊樂場，

靈魂接受並順從它們初生的影響；

它們在空白的心靈上輕盈地嬉戲，

未遭嫉妒，無憂無慮，不受限製。（第253—258行）

從娛樂活動上，詩人極大地區分了圈地前後的不同，奧本村的娛樂活動是純自然的，是自發的活動，是一方地區的風土人情，表現出人的天性，順應天意，是天然的活動，無憂無慮。總之，這些活動蕩滌靈魂，身心健康。而圈地後的娛樂活動夾雜了城市的銅臭味和病態誘惑：

而長時間的遊冶，午夜化裝舞會，

卻費盡奇技淫巧將浮華鋪排羅列，

沉迷的玩鬧之徒遠未心滿意足，

疲累的歡樂已化為病態的痛苦；

盡管時尚的浮浪藝術極盡哄誘，

懷疑的心在問：這就是歡樂麼？（第259—264行）

與活潑開朗的鄉村娛樂相比，現在的娛樂變成了午夜的化裝舞會，長時間浸潤其中消弭了人們的心智和性情。而且活動鋪張浪費，花錢如流水，將一個浮華世界呈現於人們眼前，令人眼花繚亂。人們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直到全身心疲憊不堪。

因此，在這樣強大的奢靡之風的影響之下，農村的一切都變了。難怪那個無家可歸的少女在失去情郎和生活來源後，放棄了艱苦而寂寞的勞作（紡車），丟掉了身上穿的土布罩裙，而一心奔向城市。

在《荒村》中，詩人以抒情方式和責問的態度，來表現對淳樸鄉村美德消弭的擔憂和痛心。他的小說《威克菲爾德的牧師》則用了另一種敘事方式來揭露富人對普通農民犯下的罪惡。普通農民的女兒奧利維拉受到地主桑希爾的欺騙，遭到強奸和拋棄，這反映了罪惡的有產階級的欺壓善良、恃強淩弱的本性，對軟弱而淳樸的農村普通人的誘騙和強壓。這種強奸式的破壞正是詩人極力表達的鄉村美德遭邪惡財富的“強奸”，就如少女貞操遭流氓糟蹋一般。詩人在對奧利維拉表示出深刻的同情和對大地主桑希爾的無比憎恨的同時，更加進一步表明了他對鄉村美德遭踐踏和遺棄的痛心疾首。

原有的鄉村美德跟隨著離家遠去的人也遠走他鄉了：“隻見鄉村美德遠遠離開了故土。”（第398行）詩人雖然提醒人們新大陸的險惡和野蠻，但他仍然寄希望於遠去海外的人們將傳統的鄉村美德原封不動地帶到美洲（人們認為這是上帝的讚許之地），就像他們把農作物的種子帶到美洲，進行耕耘一樣，鄉村美德也會生根開花，廣為傳播：

富足的土地，熱情的關照，

夫妻間甜美而溫柔的情誼，

帶著虔誠，美好願望高懸，

忠貞不渝，保守著真摯的愛。（第403—406行）

從這群堅強而勇敢的人們（像那個離家遠走的農民家庭一樣）身上，淳樸而真誠的情誼一點沒有減弱，因為他們沒有受到來自物質財富和奢靡作風的影響，而整體遷徙至一個陌生而凶險的地方，更加需要原有社會組織和習慣法律（即中世紀以後形成的習慣法，Common　Law）的約束和整飭，更加需要團結一致，更加可能堅守虔誠的心態和忠貞的情誼。勤勞、關愛、溫柔、虔誠、忠誠、真愛等等鄉村美德一起連根拔起，被帶往美洲，極少數留在原地或英國城市裏。

詩人提出甚至連詩歌藝術也不適合於在目前的英國（尤其是農村）生存下去：

還有你，甜美的詩歌，最可愛的少女，

首先飛離這個受感官娛樂侵蝕的地方，

她完全不合適目前墮落而羞恥的時代。（第408—410行）

詩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將詩歌藝術也帶到美洲，讓它在那裏也生根，花繁葉茂，撫慰在艱難困苦之時遠涉重洋來到美洲開辟新大陸的人們：

繼續讓她的歌喉，戰勝時間的限製，

安撫經曆了凶險天氣和艱辛的心靈，

以強有力的言語揭開受遮蔽的真理，

教導犯錯的人們擯棄是非得失的爭執，

教誨他，仍然擁有家鄉的美德精神，

雖然還很窮，但仍可以相當幸福。（第421—426行）

因此，詩人對原有的鄉村美德的觀點是，去城裏的人受城市的影響，很快接受了城市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原有的傳統觀念遭遺棄；留守鄉村的人們也在夾縫中被迫接受了來自城市的觀念，向往起奢靡的生活方式，拋棄了淳樸的作風；而遠去美洲的人們卻能夠保守傳統的美德，原因就是沒有財富和奢侈的腐蝕。

當代愛爾蘭詩人約翰·蒙塔古（John　Montague，　1929—2016）的評論極為認可哥爾德斯密斯詩中有關美德消失的問題，他坦言《荒村》“觸及了現代文學的重大主題之一，即在商業化社會裏的傳統價值觀和自然韻律的消弭，奧本村的墮落就是全社會秩序的墮落”。Montague，　John．　The　Figure　in　the　Cave　and　Other　Essays，　Quinn，　Antoinette　（ed．），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1989:　7475．

但是，詩人沒有停留在原地，一味譴責和抨擊圈地運動對鄉村美德的破壞，而是尋找根治鄉村被汙染的良方。其一，就是通過詩歌拯救大眾。詩歌是一種為18世紀的人們所熟知的高雅藝術模式和文化傳承的載體。18世紀鄉村民間擁有大量農民詩人（田間勞作的詩歌，甚至格雷在其《墓園挽歌》中也提及他們），既然被人們帶到美洲的詩歌可以繼續護佑和教誨普通農民，那麼留守的人們自然也可以通過這一方式來匡正受汙染的靈魂，糾正出錯的偏差，將傳統的文化通過藝術的形式點點滴滴逐漸喚回過去的記憶和道德準則，堅定人們的意誌，與強大的商業勢力抗衡。詩歌最後四行進一步闡述了詩歌可以改善英國國內的道德和社會風氣的觀點，在詩歌的熏陶之下：

商業化高傲帝國會迅速改變自身的腐朽，

就像大海蕩滌了一切鼴鼠及其建築堤壩，

一股自我獨立的力量可抵禦時間的腐蝕，

堅硬的磐石可抵擋巨浪和暴風雨的衝擊。（第427—430行）

詩人最後似乎十分自信，在詩歌這種古老而優美的藝術的撫慰中，詩歌中所包含的美德和藝術教育可以複蘇沉淪的帝國，挽救走入歧途的人們，恢複往昔美好的社會風尚和和諧的人際關係，“她（詩歌）會改革英國，抵禦商業貿易的破壞力”。Miner，　Earl．　“The　Making　of　The　Deserted　Villag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1959，　22　（2）:　138．

其二，牧師和教師的堅守。詩人沒讓這兩人遠涉重洋，而是留守下來。牧師是普通人個人和宗教信仰的源泉；而教師則是文化價值觀、教育、身份、知識和公共體係的表征。比如：牧師扶貧濟困，斥責遊蕩，供養乞丐，用心理療法醫治傷兵的心靈，把救苦救難當作驕傲，“他千方百計誘導，反複批評呆癡拖延\/他率先引路，引導飛向明朗的人間”。（第169—170行）所以，在分析這首詩歌後，溫茲爾認為《荒村》不是在講述農村人口減少的痛苦，而是通過不同手法，暗示傳統美德的回歸和人口的回流。Wenzl，　Michael　J．　“RePopulating　‘The　Deserted　Village’”，　The　Bulletin　of　the　Rocky　Mountai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Vol．　28，　1974（1）:　1825．

二、　從財富到奢侈與墮落

財富導致奢侈，奢侈導致墮落，這是詩人世界觀中的一條定律。早在1764年發表的《旅行者》中，哥爾德斯密斯就清晰地表明了這樣的觀點。他以荷蘭為對象，把荷蘭的工業、商業和海運業的發展看成是財富積累的過程，然後導致奢侈和墮落。他在詩中寫道：

於是，環顧四周，讓位於波浪的土地

驅使著當地的人們不斷地勞作，

每個人的身心都被工業行為統治，

而工業最終造成了對利益的熱愛。

因此，大量財富帶來了強大的勢力，

浮華奢侈的生活走向了全部的邪惡，

一切都這麼明了。他們溺愛的財富

賦予他們便利、富足、優雅和藝術，

但靠近一瞧，詭計與欺詐顯現了，

甚至連自由本身也遭破壞了。Goldsmith，　Oliver　and　Dobson，　Austin（ed．）．　The　Poems　of　Oliver　Goldsmith，　London:　J．　M．　Dent，　1893:　1718．

這個觀點看來似乎有些極端，但在當時財富集聚的時代，也說明許多道理。在圈地運動中，財富急劇積聚，少數人獲得了多數人擁有的財富。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也是如此的血腥和殘酷。問題是，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後，揮霍浪費，奢華享受，便有了溫床。從對宮廷奢華生活的模仿，到對法國等歐陸封建國家的貴族紳士生活的克隆，英國18世紀的生活方式較以前有極大的變化。詩人本身並不反對財富和奢華，甚至還非常推崇財富的作用和奢華的必要，並撰文為奢華辯護。轉引自：　Bell，　Howard　J．　Jr．　“The　Deserted　Village　and　Goldsmiths　Social　Doctrines”，　PML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Vol．　59，　1944（3）:　753．貝爾認為“他（詩人）並不是一概反對中產階級或者下層階級的財富，而是針對上層社會的大財主，用錢購買極端的欲望享受，……而且沉湎於各種浮誇壯麗的場景，向他人展示排場”。Bell，　Howard　J．　Jr．　“The　Deserted　Village　and　Goldsmiths　Social　Doctrines”，　PML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Vol．　59，　1944　（3）:　758．

詩人以敏銳的嗅覺觀察到了商業財富與奢華墮落之間的因果關係，在《底層生活的變革》一文中他就已經清晰地看到了這種關係以及因此而帶來的後果：村莊讓位給商業開發，農村永遠處於弱勢地位，必須為此做出犧牲，“它（努哈姆村）離商業之路太遙遠，此地的居民祖祖輩輩幾代人都從事原始的農耕勞作”。Oliver，　Goldsmith．　“The　Revolution　in　Low　Life”，　Lloyds　Evening　Post，　1416　June，　1762．但詩人認為商業開發帶來的財富又必然導致腐敗與墮落。“財富堆積如山，人們衰朽腐爛”（第52行），這是詩人對財富的腐蝕性的強烈抨擊。財富積累本身沒有問題，但掌握財富的人卻是產生於資本主義私有製基礎上的，他們的思想觀念都有別於傳統的封建主義社會的觀念。在私有製下，自私自利的思想泛濫，掠奪他人的財富也就成為天經地義。自英國早期現代出現資本主義現象伊始，自私的思想常常遭到人們詬病。所以，當18世紀圈地運動的大潮難以擋住財富的進一步積聚，享樂奢華的生活方式也逐漸形成新風尚。但詩人及時告誡人們：“富人的娛樂增多，窮人的衰敗逾甚”（第266行），正如“尊貴者炫示著自己的無盡浮華\/而大路旁豎立著陰沉的絞刑架”（第317—318行）一樣，財富聚攏之時，必定有窮人遭殃。富人製造的種種奢侈浮華的娛樂活動在詩人眼裏是極為腐敗墮落的，因為金錢的腐蝕，娛樂也成為淫蕩的代名詞，沉湎於此類淫邪的娛樂消遣之中便是縱欲和墮落。

詩人極其猛烈地抨擊了少數人集中財富的做法，他指出這種搜刮財富的方式是極不道德的，是有悖人性的，簡直是犯罪：

包裹他慵懶的四肢的綾羅綢緞，

剝奪了鄰人田地一半的收成。（第279—280行）

圈地聚財比直接剝削更勝一籌，將農民的耕地圈占，等於把他生活的一切依賴和源泉釜底抽薪。詩人的結論是這種做法是從同胞的悲痛之中榨取快樂：

千百種有害的工藝融彙在一道

放縱著奢華，使人類骨立形銷；

沉湎聲色的子孫懂得追歡逐樂，

善於從同胞的悲痛裏榨取歡悅。（第311—314行）

詩人極為憤慨的是從窮人那裏榨取財富，用於自己的奢侈娛樂，聲色犬馬，而且互相攀比，講究排場，直到恬不知恥。詩人詛咒這種縱欲和墮落，千方百計製造出來的糜爛奢華生活一定有毒害，直至腐爛發臭。而城市就充斥著這些害人的享樂場所：

富麗的大廈迎來光彩奪目的人物，

聲色之樂在午夜時分達到極致：

喧囂的壯觀塞滿了明亮的廣場，

駿馬高車絡繹不絕，火炬在閃光。

盛世景象必定不會受到麻煩打擾！

這滿眼繁華無疑意味著普世同樂！（第319—324行）

富麗堂皇的高樓與歌舞廳，燈紅酒綠的廣場，駿馬高車，一切都顯示出盛世景象！但詩人沒有停留在描寫一個繁華的城市，更不是為了凸顯一個普天同樂的大同世界，而是運用反諷的手法，諷刺地批判了由肮髒的財富所製造的盛世假象。詩人認為物質財富是毀掉整個人類的魔鬼，不道德的聚財方式必然導致人類墮落和死亡。詩人篤信基督教，相信此類肮髒的錢財會受到上帝的譴責和懲罰：

啊，奢侈！你受上帝天條的譴責，

為換取你，人們使用了多麼邪惡的方法！

你神奇的魔藥，暗藏著陰險毒辣，

快樂散盡之後，隻剩廢墟一片，

你建造了一個高大虛弱的王國，

吹噓著並不屬於自己的華麗，

一口氣一口氣吹得愈來愈大，

腫脹的泡泡充滿了腐臭難耐的悲哀，

它們個個掉落下來，把墮落灑向四方。（第385—394行）

這一段詩歌抨擊了財富導致的奢侈和墮落是如此的洶湧、猛烈和狂暴，腐蝕麵廣，影響力大。城市化導致的濃鬱的商業氣息，自然就助推了消費主義文化，物質上的鋪張浪費便接踵而至。奢靡之風、享樂主義已成為社會的時尚和風標。詩人不惜筆墨，懷著滿腔的怨氣，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物質享受和奢侈浮華方麵，人類沒有抗拒能力，經不住魔鬼撒旦的誘惑，盡情享受物質世界的快樂，更貪戀肉體感官的刺激。詩人將獲取奢侈過程理解為邪惡、陰險與毒辣，浮誇出來的高樓大廈和虛幻的王國，最終將成為膨脹的泡沫，裏麵充斥著腐朽與惡臭，而一旦破裂，則會導致全人類的墮落。詩人在《荒村》“獻詞”中坦言：“在哀歎鄉村人口不斷減少的同時，我堅決反對我們國民對奢侈生活不斷增長的欲望。二三十年來，將奢侈看作是國家最重要優勢的做法一直非常風行。然而，我還是認為對國家來講，奢侈是引起偏見和不公的根源。太多的罪惡伴隨著窮奢極侈的生活方式，太多的王國因此走向滅亡。”Goldsmith，　Oliver　and　Dobson，　Austin　（ed．）．　The　Poems　of　Oliver　Goldsmith，　London:　J．　M．　Dent，　1893:　28．

詩人這種“奢侈導致滅亡”的觀點貫穿於幾乎他所有的著作之中，從《旅行者》到《威克菲爾德的牧師》，再到曆史著作《羅馬史》，尤其是《羅馬史》清晰地分析了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因此，詩人的結論是貴族地主財富集聚，為富不仁，必遭滅亡；底層農民保持著傳統的美德，是民族的希望，正如他在“底層生活的變革”一文中所言：“腐敗接踵而至，腐敗墮落後一切都變得虛弱，毫無招架之力，因為粗壯孔武、吃苦耐勞的農民們遷走了，帶走了整個民族的力量。”Goldsmith，　Oliver．　“The　Revolution　in　Low　Life”，　Lloyds　Evening　Post，　1416　June，　1762．

總之，在《荒村》中，詩人運用今昔對比和城鄉對比的手法，尖銳地批判了英國圈地後的社會現實。斯托姆也認為詩中的“平行對比的意象如破壞與活力、健康與死亡、天真與邪惡等，構成了這首詩歌的農事詩和景觀詩的主要特征”。Storm，　Leo　F．　“Literary　Convention　in　Goldsmiths　Deserted　Villag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1970，　33　（3）:　254．講信修睦的人們如今成為乞丐和雇工，見利忘義的自私主義者們追逐金錢和奢華生活，物欲橫流，到處充滿了腐敗和死亡的氣息。昔日鄉村美德被無情拋棄，現今農村彌漫著銅臭味和腐朽味，人們沉淪、傳播著敗象。破敗業已形成，繁榮的鄉村成了荒涼的廢墟，鄉村美德也遠離了這片土地。商業貿易的高傲帝國在充斥了奢侈享樂之後加速了腐敗。因此薑士昌撰文認為：“自然與藝術、鄉村與城市、簡樸與奢華的衝突構成了《荒村》特有的理性框架。”薑士昌：《田園詩的本土化——18世紀英國詩歌中的鄉村書寫》，《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第3期第170頁。

哥爾德斯密斯並非理論家，也非政治家或社會改革家，而是個詩人，且極具個性特征的詩人。他崇尚簡樸生活和自然純真的美德，幻想著回到過去，追憶往昔，因此“哥爾德斯密斯企圖回到奧本村理想社會的夢想便構成了《荒村》的結構和主題的基礎”。Jaarsma，　Richard　J．　“Ethics　in　the　Wasteland:　Image　and　Structure　in　Goldsmiths　The　Deserted　Village”，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　Language，　1971，　13　（3）:　456．詩人對未來的生活仍然充滿了憧憬，想象了一幅又一幅田園生活圖景。他希望躺在涼亭裏，休閑愜意；抑或在篝火旁閱讀書本，吸引一幫朋友前來敘舊；希望在長久的煩惱過後，返回故裏，葉落歸根；大洋彼岸有了愛人的慈祥溫柔，勞累而滿足，煩惱但好客，他們虔誠、忠實和真誠；詩歌也能夠給人帶來高尚的情操和可愛的人格，蕩滌罪人的心靈，教導人們以自力更生的力量抵禦時間的侵襲，就像岩石抵禦巨浪，就像劉慶鬆所言：“村民有著‘詩性’，體現出真善美的和諧，他們就是詩真正的源泉。”劉慶鬆：《“道”繆斯與鄉村美德：解讀哥爾斯密的〈荒村〉》，《世界文學評論》，2012年第1期第184頁。

這部長詩用五步抑揚格雙行押韻詩體寫成，形式優美整潔，鏗鏘悅耳，深刻感人。這種英雄雙行體詩歌同詩人的散文一樣自然流暢、清新簡樸。景色結合人物，觸景生情，信手拈來。詩人表現出對圈地運動的充分了解，對農村圈地的慘狀表示了極大的同情。雖然詩歌沒有明確表現圈地運動如何以它具體的力量摧毀農村，以及圈地運動轟轟烈烈的場景，但詩歌通過鮮明的對比展示了圈地運動摧毀一切的後果，描寫圈地運動前後英國農村的滄桑巨變，正如英國文學評論專家尼吉爾·伍德所言：“本詩（《荒村》）顯現了不言而喻的政治意識、圈地運動的快速推進和反對圈地的呐喊。”Wood，　Nigel．　“Goldsmiths　English　Malady”，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2011　（1）:　74．

《荒村》在一定程度上是繼承和發揚了前人的基礎上的重要產物，無論是詩歌形式上的農事詩或田園詩——18世紀初到他創作《荒村》的70多年中英國發表了大量的這類詩歌，還是在詩歌主題上也彙聚了之前許多批評圈地的詩歌主題和對比手法，也吸收了許多農民詩人“田間勞作”詩歌的部分特點。但《荒村》遠遠超越了前人的這些詩歌，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和研究熱點，留下了許多空白處和未解的問題，如圈地前的鄉村生活狀況的討論、圈地後的田園生態變化、圈地後留守農民的情形、去城裏後的生活或到新大陸後的情況，等等，後來模仿者、批評者和續寫者紛至遝來。第五章原始村莊：喬治·克萊布的反圈地觀

我如今即像枯萎的樹葉，仍留在樹上，

冰霜中凍徹骨髓，寒風中戰栗、搖蕩；

我像枯葉一樣，同輩農民都已離開，

我卻仍賴著不走，要等新芽茁長出來，

然後，受到新生一代的推擠、頂衝，

像枯葉一樣，在無人注意時落入土中。

——克萊布《村莊》

縱觀18、19世紀英國文學史，喬治·克萊布可以說是英國偉大詩人當中最被忽略的一個。他生活的時代橫跨了文學史上的新古典主義時代的和浪漫主義時代，但他的寫作風格難以簡單地歸類於其中任何一個風格。這種時代錯位的悲劇使得克萊布在文學史上難以獲得同斯賓塞、拜倫、華茲華斯同樣的地位。然而同時代的詩人對克萊布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華茲華斯稱讚他的作品將“作為詩歌和真理的共同體而經久不衰”。Wordsworth，　William　and　Wordsworth，　Dorothy;　Selincourt，　Ernest　De　（ed．）．　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Vol．　5，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79:　692．克萊布的詩歌多運用英雄雙韻體，描寫貧苦農民的生活。他對大自然和農民生活的描寫是冷酷而不留情麵的，原因如他在詩中所言，“那些時光已經逝去，如果曾經見過，\/那時候當鄉村詩人讚美著他們故鄉的綠野”。克萊布的詩歌雖然不直接描述圈地運動，但他詩中貧苦農民的生活姿態，甚至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之路，無不是圈地運動直接或間接所導致的。

曆年來，國內外史學界和經濟學界在圈地運動領域的研究成果可為汗牛充棟。以阿瑟·楊、湯恩比和泰特等英美學者，以及錢乘旦、閻照祥和沈漢等國內學者為代表，都以曆史和經濟學視角對圈地運動進行了大量的細致研究，他們肯定圈地運動對農業和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批評圈地運動造成大量失地農民的流離失所和窮困潦倒。喬治·克萊布作為一位遊離於主流作家外的詩人，國內外對其研究總體上偏少。國內近年來幾乎無人問津，鮮有的關於克萊布的研究也隻是在研究英國18世紀感傷文學時略有提及。國外的研究相對國內而言要多，主要集中於對其詩歌的批評和對詩人生平的描述。克萊布兒子所著的《喬治·克萊布的一生》（The　Life　of　George　Crabble），以親人的視角描述了克萊布的一生，並結合其生平對其詩歌進行了解讀；亞瑟·波拉德（Arthur　Pollard）編著的《喬治·克萊布：批判的遺產》（Geroge　Crabbe:　The　Critical　Heritage）對克萊布同時代及與其相近時代的批評家的論文進行了整合編輯，對克萊布的幾首主要的詩歌《村莊》（The　Village）、《自治鎮》（The　Borough）、《書齋》（The　Library）等進行了批評，最後整合了幾位文學界的作家對克萊布的看法，包括拜倫、華茲華斯和簡·奧斯汀；艾爾弗雷德·安傑（Alfred　Ainger）的專著《克萊布》（Crabbe）前半部分介紹克萊布的生平，後半部分分析克萊布的詩歌；莉蓮·哈達金的專著（Lilian　Haddakin）《克萊布的詩歌》（The　Poetry　of　Crabbe）分析了克萊布的心理、詩歌宗旨和創作背景，總結了克萊布“時代錯誤”的悲劇和揭露窮人生活的創作宗旨；特拉維斯·費爾德曼（Travis　Feldman）的論文《矛盾的克萊布：一位多愁善感的曼德維爾》（“Controversial　Crabbe:　A　‘Nambypamby’　Mandeville”）通過克萊布的前後半生以及初後期幾首詩歌，其中以《自治鎮》為主，分析了克萊布詩中對窮人生活的“現實”描寫，並得出結論這種“現實”觀在克萊布身上也是不斷變化的。

縱觀上述克萊布的研究成果，國內基本鮮有研究克萊布的專著，國外學者對克萊布的研究也僅停留在描述生平、分析詩歌的層麵。雖然有部分學者關注到克萊布詩中對貧苦農民和農村生態的敘述，但對轟轟烈烈的圈地運動與克萊布詩歌的密切關係鮮有涉足。事實上，克萊布生活的年代正是圈地運動的一大高潮，而克萊布的詩歌創作，從創作初衷到選材都受圈地運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此本章試圖從克萊布的生平，以及他的鄉村詩歌入手，探究圈地運動與其詩歌創作的微妙聯係，考察其詩歌中對圈地運動的映射，包括農村生態、農民生活以及圈地運動引起的道德變遷。

第一節《村莊》的反田園敘事

喬治·克萊布（Georege　Crabbe，　1754—1832）生於英國薩福克郡海邊一個名叫奧爾德堡的鄉村（Aldeburgh，　Suffolk），父親是收稅人員。他自小對文學興趣濃厚，閱讀興趣廣泛，包括莎士比亞、蒲柏和斯賓塞等人的作品，都是他涉獵的範圍。後來他師從民間醫生學醫，卻很不成功，他同時從事田間勞動，幾年後移居薩福克郡伍德布裏奇，在此他創作了他的早期詩歌。1775年後準備在倫敦創出一番天地，前幾年不成功，甚至債台高築，直到1781年他寫完《書齋》（The　Library，　1781）和《村莊》（The　Village，　1783），並把手稿寄給下議院議員、著名作家、哲學家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　1729—1797），請求幫助，才初露頭角。柏克不但幫助他出版了詩集，在經濟上盡力接濟這位未來的著名詩人，還為他謀求了牧師的職務，甚至介紹給魯特蘭公爵（Duke　of　Lutland）做專職教士，他也從醫治人類身體疾病轉而安撫人類心靈。

克萊布生活的年代，英國的圈地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開展著。自1688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來，資本主義英國的統治階級為加快圈地運動以獲得巨額財產，但又不想付出代價，就通過法律對“神聖的財產權”進行最無恥的掠奪。彼時的政府製定大量的法案公開支持圈地，使圈地運動以合法的形式進行，因而規模更大。據不完全統計，通過這些圈地，英國有六百多萬英畝土地被圈占。而克萊布生活的18、19世紀正值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圈地運動達到巔峰。工業革命開始後，城市人口劇增，再加上英國城市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對農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多，貴族地主為了生產更多的肉類和糧食供應城市，擴大投資，改善土地的生產能力，加速進行圈地，出現圈地建立大農場的熱潮。通過這種土地私有化，大量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被強行剝奪，農民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失去生存保障，被迫成為廉價勞動力，隻有靠出賣自身勞動力才能生存，即隻有服從雇傭勞動製度和接受資產階級剝削才能生存。

在對圈地運動下的農村的刻畫上，克萊布受哥爾德斯密斯詩歌《荒村》的啟發，又不滿於《荒村》對農村生活理想化的描寫。在《荒村》之後，有不少詩人跟風發表了不少美化農民生活的詩作，克萊布就按照自己的親身體驗和觀察理解，創作了如《村莊》這樣膾炙人口的鄉村詩作。克萊布沒有美化圈地運動前的農民生活和鄉村景色，而是真實地描繪了貧困的農村生活，用他自己的話說——“窮人的真實圖景”，Pollard，　Arthur　（ed．）．　George　Crabb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1995:　351．並揭示圈地運動給農村帶來了更大的痛苦，更暗淡的前景。

大體上說，克萊布的詩歌創作有兩重矛盾。首先，他站在兩個不同時代的縫隙中——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時代，讀者可以在他的詩歌上看出這兩個時代的烙印，但又無法將他完整地歸類。事實上，從《村莊》、《自治鎮》、《書齋》等詩中對農村生態和農民命運的描寫，可以看出克萊布的詩歌還具有批判現實主義的色彩。由於克萊布集諸多“時代錯位”於一體，後代批評家在對其進行歸類時往往無從下手。

第二重矛盾在於詩人對於他故鄉薩福克郡的態度。詩人早年在自己的家鄉及其附近一共生活了25年，可以說這25年間，詩人閱盡鄉村的衰落，農民的背井離鄉。詩人隨後的一生都在努力躲避這個荒涼破敗的故鄉，但是故鄉的陰影一直縈繞在他心頭。E．　M．　福斯特評價道：“在對故鄉的記憶和強烈的反感的雙重作用下，克萊布形成了自己冷峻的思維。”　Pollard，　Arthur　（ed．）．　George　Crabb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1995:　2．而正是這矛盾的心理和冷峻的思維形成了克萊布作品獨特的個性，F．　L．　盧卡斯總結道：“……幼稚而又精明；直率而又諷刺；生硬而又溫柔；寧靜而又激情；現實而又浪漫。”　Pollard，　Arthur　（ed．）．　George　Crabb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1995:　2．當然，這一層的矛盾是與當時英國轟轟烈烈的圈地運動息息相關的。

克萊布的一生充滿矛盾，堅持傳統的英雄史詩形式而又一反傳統牧歌的主旨，極力逃避那個荒蕪的故鄉，而自己的筆下又無不故鄉的背影。矛盾的心態，冷峻的思維，使得克萊布成為拜倫口中“大自然最冷酷的畫者”，但與此同時也是揭露英國圈地運動“最冷酷的畫者”。

《村莊》作為克萊布的代表作，是對舊式牧歌的一種衝擊，在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時代罅隙中，通過強有力的意象描寫，真實而又殘酷地描繪了英國18世紀圈地運動對鄉村生態的破壞，表達了詩人極具個性的悲傷、同情、不滿等情感，於時代的長河中留下了獨特的音符。

一、　荒蠻的鄉村

雖然克萊布詩歌創作的風格類似於奧古斯都式詩歌的主題嚴肅和韻律嚴格，也成熟於蒲柏、蓋伊和湯普遜等人的田園詩，但他的詩歌更多地暴露農村遇到的不幸遭遇、普通農民的艱難生活，以及因此而導致的農民狡黠性情甚至是惡劣行為，是現實主義風格的，是反田園詩的模式，比哥爾德斯密斯更徹底地揭露和批判農村現實狀況。詩人拜倫曾在其諷刺詩《英國詩人與蘇格蘭評論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　1809）中這樣評價克萊布：“真理有時會引起最高尚的火焰，\/　同時將自己寫就的詩歌裝扮：\/　以真理的名義這事讓克萊布來證明，\/　雖是自然的最嚴肅的畫家，但他最佳。”Byron，　George　Gordo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Lord　Byr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5:　253．克萊布自己也宣稱：“照著那些詩歌的樣子，我描摹村莊\/　如實地臨摹，而不像詩人那般。”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4．

克萊布不但多次強調自己詩歌內容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還在《村莊》一開始闡明自己對詩歌創作的態度，亦即詩歌的真實性問題，尤其強調他與《荒村》的不同。在他眼裏，英國鄉村一直極為荒蠻，伴隨著艱苦的勞動、痛苦的疾病、可怕的貧窮以及嚴重的罪性，不是任何詩神繆斯的歌詠的對象，也不是任何詩人理想化的社會。古代詩人所讚美的田園牧歌時代（如果有的話）早已過去，現在很長時間內，牧童、鄉村的美麗、仙女、戀人、悠揚的歌聲、牧笛，等等，都沒有了，隻有痛苦；而詩人們隻知吹噓和美化鄉村生活。

鄉村生活，憂慮籠罩著

年輕的農民和衰老的情郎；

勞動所能賦予和所傳遞的，

時光，在疲倦中最終發現；

勾畫窮人真實生活圖景的，

需要一首歌——繆斯無法賦予。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1．

這一大膽的顛覆傳統的開篇為全詩定下了批判的基調，克萊布認為“鄉村詩人歌頌田園風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如今的田園已經破敗不堪，而當下的詩歌仍然充斥著牧童牧民的靡靡之音，醉生夢死：

那些時光已逝去，如果曾經見過，

那時鄉村詩人讚美他們故鄉的綠野；

如今流暢交替的詩行不再出現牧民，

還有鄉村的美人和他們的林間女神；

但我們對這些仍書寫著溫柔的音符，

快樂的牧民仍在我們的詩中嘟囔著，

牧童仍然歎息著多情的傷痛，

啊，那真正的傷痛，他們永不知曉。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

因此，克萊布反問道：“難道我們要偏離事實和大自然愈行愈遠，\/那由維吉爾帶領而非幻想引路的事實和自然？”維吉爾是古羅馬詩人，他主張反思英雄主義，重新審視在古羅馬皇帝屋大維的率領下，為了羅馬的千秋基業，百姓流離失所，田園荒蕪等種種犧牲的意義。克萊布認為詩歌要以維吉爾為引路人而非幻想，體現了他對沉迷幻想的詩人的不滿，以及他獨特的批評精神。克萊布談到之前的繆斯是如何做的：

如果這些慵懶頌歌的出現追本溯源，

因為他們主題太過簡單，不被人傳唱；

它們無須思考，也不具備深刻的構思，

填滿了曲譜，溶解了詩行；

溫柔的情郎談起田園小調，

關於林間的仙女，以及她的一個情郎；

那優美的祈禱，幾乎沒有悲傷的場景，

但一切，像那仙子，隻是畫中的美人。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

詩人承認田園的農村和牧場還是有魅力的，但他目睹的一切都那麼觸目驚心，惋惜之餘，詩人覺得難以再欺騙自己的內心，決定做一個反叛的繆斯：

是啊，繆斯們唱幸福農民的讚歌，

因為繆斯們從來不知農民們的苦痛，

他們吹噓農民有笛子，可是農民們

如今收起笛子，在犁鏵後舉步維艱。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3．

克萊布尖銳地指出了當時詩人們的無病呻吟和誇大其詞的理想化和美化風格，批評了這種脫離實際、憑空想象的書齋式寫作模式，強調聯係實際，從現實中尋找詩歌的創作源泉和素材。所謂農民幸福、牧笛等等，不是農村生活的現實，農民的疾苦和辛勞。詩人們不甚了解，就隨意遐想，捏造出世外桃源來哄讀者高興，不能為農民們掙得一個麵包，減輕一份痛苦。詩人認為除非像斯蒂芬·達克那樣，在田間勞動，親力親為，吃夠苦頭，或者像他本人那樣與農民同甘共苦，才能真正體會鄉村生活和寫出真實的農民詩歌來。

鄉村秀麗的風光不是為貧窮的農民們欣賞的，而是那些牛羊的擁有者、農場的經營者等有錢人的附庸風雅而已，貧苦的農民無心關心美景，繁重而艱苦的勞動才能填飽肚子：

當地的貧窮農民辛苦勞作，

烈日當空，陽光火辣辣，

照射他們的頭上，大汗淋漓；

然而，顫抖的雙手，羸弱的心，

悲歎著命運不濟，還要苦苦支撐。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3．

在克萊布看來，農民被命運拋棄，生活難以為繼，他們日夜辛勞，毫無歡樂可言，詩歌與他們不著調子。一如野生的兩棲動物，他們每張臉上表露出憂鬱與悲傷。接著，詩人以自己家鄉奧爾德堡小村莊為中心，具體描述了鄉村生活之艱辛和自然環境之惡劣。

克萊布始終認為，藝術背叛了生活，這種不滿情緒在隨後的一句句反問中達到最高潮：

勞動的苦役，歲月的重壓，

還能感受到那些無力的奉承？

當你乞求著麵包，扛著一根根香桃木修補棚屋，

詩人還能安慰你嗎？

他們輕快的故事還能驅散沉重的悲傷，

或者讓你繁重的勞作充滿快樂的神話？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5．

奧爾德堡地處海邊，自然並不慷慨，可謂吝嗇。大地常常荒蕪，因此農民們怨聲載道，辛勤無果，勞累白費，正如金礦工人，挖掘越多的金礦石，他們越窮。他們起早貪黑，耕種豐收，而不能分享果實：

看他們站在火辣辣的陽光底下，

雙膝觳觫顫抖，頭上根根青筋暴跳，

看他們吧，撐著大型鐮刀，眼望著

剛做完的活兒，計算著剩餘的勞動，

痛苦疊加起來，悲憤漸漸與日俱增，

天天在沼澤濕地裏徒步搜尋，

直到全身汗流浹背，還沾滿晚露。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1011．

農民們勞動環境的惡劣可見一斑。太陽如此熾熱，如流火，曬得大地裂拆，人在烈日烘烤中，兩腿發抖疲軟，頭腦頓覺天暈地旋，這是幾近中暑（即熱暑症）的征兆。而且沒完沒了的農活（都是租種地主的土地，或幫地主耕種，做雇工），毫無盡頭，勞累加之重活，汗水夾雜露水，使得農民們怨氣衝天，虛弱、勞累、羞辱、痛苦和憤懣積累在心中，積勞成疾。這個村莊的人們哪裏還能擁有健康的體魄和愉悅的心靈？哪裏還有山楂樹下長凳上談情說愛的閑情逸致？而且有人還不勞而獲，還嘲笑田裏勞動的人們。

田裏勞作的人們姑且如此的心情悲憤和勞累苦痛，全然沒有《荒村》田間勞作的歡快和愉悅，那麼，其樂融融、等待晚歸丈夫享受天倫之樂的農婦家裏呢？

去吧！你既然歌頌茅屋農台的安寧，

去吧！進去看看那裏是否浪靜風平。

再看看他們，圍坐殘弱火邊的子孫，

或看看她，蒼白的主婦伸出顫抖的手來，

在肮髒的爐火上翻動即將熄滅的燃柴。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16．

奧爾德堡全然沒有奧本村望眼欲穿待夫歸家的年輕貌美的少婦，以及一群要在爸爸懷裏撒嬌的可愛的兒女們，隻有圍坐在微弱的火爐邊、目光呆滯、嗷嗷待哺的孩子們，隻有臉色蒼白、雙手顫抖的農婦，盡力翻動爐火使其不滅，卻又無更多柴火，爐灶也是如此的肮髒不堪。

遠處有一座名叫“濟貧院”的房子，16世紀英國圈地運動迫使眾多農民背井離鄉，淪為流浪漢，失業現象日益嚴重，英國統治者被迫考慮救濟貧民問題。1572年，英格蘭和威爾士開始征收濟貧稅，1576年又設立教養院（即早期濟貧院），收容流浪者，並強迫其勞動。1601年頒布第一個《濟貧法》（The　Poor　Law），即舊濟貧法。1723年國會規定設立習藝所（即濟貧院），受救濟者必須入所。1795年實施“斯皮納姆蘭製”，即取消“濟貧院”，實行家內救濟，向收入低於公認最低生活標準的工人提供補助。1834年議會通過《濟貧法》（修正案），史稱新濟貧法。該法取消家內救濟，改為受救濟者必須被收容在濟貧院中從事苦役。所內生活條件極為惡劣，勞動極其繁重，生活如地獄一般。廣收受難百姓和無家可歸的窮人，它的泥牆麵前撐住破舊不堪的門框，裏麵——

彌漫著腐臭的氣味，裏麵傳出

蒸汽機輪子成天轉動的沉悶聲音，

沒有父母疼愛的孩子們居住於此，

還居住著不知孩子是何物的成人，

抑或傷心主婦毫無樂趣躺在床上，

被遺棄的婦人或沒有婚姻的母親；

悲痛的寡婦成天偷偷地以淚洗麵，

傷殘老人心中充滿了孩子般恐懼，

跛子、盲人，他們倒顯得很高興，

白癡百無聊賴，瘋子成天樂哈哈。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1011．

濟貧院的破敗傳遞了兩個信息：第一，流離失所且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農民生活很艱辛；第二，資產階級新貴族即圈地者們對農民的流離失所和收容義務置若罔聞。他們隻考慮圍圈土地獲取最大利益，而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失去了生活最後的保障，也得不到妥善的收容，隻能在絕望中邁向生命的終點。蒸汽機的描述具有明顯的象征含義，這裏映射了英國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是圈地運動的助推器。正是因為工業革命的發展導致了城市人口的劇增，導致對農產品的需求加大，資產階級新貴族擴大了圈地運動的規模。蒸汽機這一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意象在詩人眼裏“彌漫著腐臭的氣味”，是“沉悶”的，體現出作者犀利的批判視角。

克萊布是最早揭露英國濟貧院慘狀的作家之一。由於18世紀中葉後圈地運動開展迅速，農民赤貧加速，大量流民和乞丐在外流浪，英國政府就建造“濟貧院”收容失去勞動能力的人。詩中的這部分是典型的政府建造的鄉村濟貧院，肮髒邋遢，充滿了腐朽味，貧窮與疾病並存，痛苦伴隨淚水，孤兒、棄婦、寡婦、未婚孕兒者、老人、病人、跛子、盲人和瘋子等，統統被抓進了所謂濟貧院內。他們在裏麵不是接受救濟，頤養天年，而是悲痛傷心，還成天在織布的“沉悶的輪子”旁勞動幹活（甚至使用大量童工），而且是整天整天，沒日沒夜地幹活。救濟和慈善在哪裏呢？濟貧院就像一張遮羞布一樣掩蓋了貧窮落後的成分，將窮人和老弱病殘等一並如垃圾渣滓般清掃進座座人間地獄之中。悲傷、痛苦與勞累是這裏全部的感受，所患的疾病的名字，連醫生都無法分辨出來。而且，來濟貧院的醫生基本都是些庸醫，十分討厭與鄙視這裏的人們，對這些久病不起的人隻會放棄了事。被人拋棄，被人鄙視，被人遺忘，這裏所有的人隻有等死。

雖然濟貧院建立初期起到了一定的濟貧作用，乞丐、窮人和流浪者明顯減少，社會逐漸穩定，但濟貧院內的慘狀不斷被曝光，條件之落後慘不忍睹，還存在長時間強製勞動，逐漸遭人詬病。在批評這種院內濟貧製度的弊病的同時，克萊布極為推崇教區的那種院外濟貧（即家內濟貧），向收入低於公認最低生活標準的工人提供補助。在另一首詩歌《自治鎮》中，他說道：“我們的窮人，何如接濟呢？大多數\/　我們每周給施舍，去他們住的家裏。”（《　自治鎮》ⅩⅧ，　第5—6行）

就圈地前農民狀況的描寫而言，克萊布比哥爾德斯密斯及其他詩人更加有力，更少矯情，他描繪的圖景也更加真實，更加多樣性，也更加陰暗，用詞也更強烈，更加怪異。詩人將讀者對鄉村的美好形象從想象空間一下拉進現實空間，哈奇認為：“詩中所描繪的現實邪惡行徑是記錄性的，並非詩性構想。”Hatch，　Ronald　B．　“George　Crabbe　and　the　Tenth　Mus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7，　1974　（3）:　276．

二、　野蠻的圈地者

和以往的作家一樣，克萊布在描寫圈地運動時，也盡量避免直麵圈地運動本身，而是隱藏於詩歌表述的背後，用真實事例，再現圈地運動給農村帶來的深重災難。

瞧！荒野中，滿是矮小枯萎的荊棘，

鄰近窮人挖去取暖的草皮早已稀薄；

從那裏吹起一片片熾熱的沙暴，

快收割的莊稼耷拉著枯萎的腦袋；

頑固的雜草，抵禦著種種除草技術，

統治著土地，掠奪著枯萎的黑麥：

在那裏，苣薊伸長了帶刺的手臂，

對這個衣衫襤褸的嬰兒耀武揚威；

罌粟花頻頻點頭，嘲笑著勞作的希望；

藍色的牛舌草鋪滿了貧瘠的土壤；

堅硬，高大，在細瘦的麥層之上，

黏糊糊的錦葵搖曳著她的絲葉；

野芥子向幼苗嫩草投下了陰影。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56．

荒野、沙暴和雜草的意象與想象中鄉村詩歌快樂的原野、美麗的農場大相徑庭。“熾熱的沙暴”（burning　sand）中的“熾熱”一詞從側門反映出這片土地上農民生活的水深火熱，“沙暴”則映射圈地運動圍圈土地構建大牧場，使得農民的土地沙化，不宜耕種；“頑固的雜草”暗指圈地者蠻不講理地圍圈土地，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詩人列舉“苣薊”、“罌粟”、“牛舌草”、“錦葵”、“野芥子”等野花野草，將農村的凋敝真實而又殘酷地展現在讀者眼前。這些荒涼破敗的景象無不是圈地者圍圈農民土地導致的生態破壞，因此作者將野蠻的圈地者比作這些野花野草，他們像罌粟一般嘲笑著窮人的土地夢；抑或像野芥草覆蓋莊稼幼苗，把陽光遮擋；抑或像野豌豆一樣緊緊勒住病怏怏的草葉。另外詩人運用了“衣衫襤褸”（ragged）和“黏糊糊”（slimy），“病怏怏”等形容詞，以及“耀武揚威”（threaten）和“嘲笑”（mock）等動詞，這些陰森肅殺色彩的詞彙聚集在一起描繪田園風光，表達了詩人對田園的凋敝前所未有的強烈情感體會：在圈地運動的陰影下，鄉村已失去往日的光輝，所剩的隻有滿目瘡痍。

田地自然受到如此摧殘，那麼對農民們的影響是什麼？詩人借用詩歌特有的想象空間，運用暗喻和擬人的手法，將圈地運動風卷殘雲般的勢力展露無遺：

他們岸邊的沙灘上站著幾隻燕子，

等待著順風的到來離開這片土地；

燕子雙翼已經張開，隨時可以飛翔：

我也等待著順風的到來，然後逃離，

逃離這片充滿罪惡與饑荒的沿海區域，

他們哭訴，啊！他們如今還逗留於此，

他們仍然逗留於此，聆聽大海的呼嘯，

貪婪的巨浪吞噬了越來越少的沿海地，

直到更加凶殘的潮水裹挾專橫的巨浪，

橫掃低矮的茅屋，席卷而去，

而悲傷的佃農，淚水漣漣，挨家挨戶，

去求其他窮人給一處可憐的棲身之處。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9．

本來深受自然災難打擊的村莊，如今又遭劫難，饑荒和盜賊已經促使許多人遠離家園，而留守的人們再遭重創。圈地運動就像“貪婪的巨浪”席卷各地，呼嘯而來，吞噬土地，凶殘而專橫，低矮的茅屋不可能是對手，傷心的佃農更是首當其衝，無家可歸，成為失地農民，到處流浪，尋找棲身之地。詩人細致地描寫了農民的生活狀況：

品嚐不到而隻能眼睜睜看著

財富的是埋頭挖礦石的農民，

身邊的財富使他們更加貧窮：

你覺得他們的報酬能維持生計嗎？

勞動的奴隸，隻能隨著財富而憔悴。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10．

在詩人眼中，圈地運動導致了社會貧富分化。詩人這裏以更加直截了當的方式揭露了現實：農場主即圈地者將獨占社會財富，而廣大農民隻能為其充當苦力，辛勤的勞動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富人瓜分財產，自己得到尚不足以維持生計的報酬。詩人繼續寫道：

走吧！去看他們日出而作，

一天的勞作下來碩果累累，

卻分不到絲毫應有的報酬；

看著他們在灼熱的烈日下，

膝蓋在顫抖，太陽穴跳動；

看他們倚在除草的鐮刀上，

雙眼凝視著勞動成果；

他們顛倒日夜地工作，

傷病日積月累；

邁過沼澤和荒野，

熱乎乎的毛孔呼吸著傍晚的露水。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1011．

由於被剝奪了土地，也無法逃離，貧苦的農民隻得在圈地者的大農場或大牧場裏出賣勞力，他們往往沒日沒夜地工作，頭頂烈日，腳踩荒地，即便如此也隻能看著自己的勞動成果最終被他人奪走，分到少得可憐的報酬。

詩人著重描寫一個命途多舛的留守老人，圈地者們催促他拚命幹活，他隻得偷偷哭泣，拿枯樹枝做拐杖，抬頭仰望兒時曾經攀爬過的大樹。麵對刺骨寒風像枯葉飄零，他隻得暗自發問：何時能夠脫離這艱難困苦？年輕人和夥伴們都已經遠走高飛，而自己飄落到塵土之中，無人知曉：

我如今即像枯萎的樹葉，仍留在樹上，

冰霜中凍徹骨髓，寒風中戰栗、搖蕩；

我像枯葉一樣，同輩農民都已離開，

我卻仍賴著不走，要等新芽茁長出來，

然後，受到新生一代的推擠、頂衝，

像枯葉一樣，在無人注意時落入土中。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1415．　中譯文引自王佐良主編《英國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64頁。

這裏留守的是更多的弱勢群體：沒有父母的孤兒，空巢的老人，被丈夫拋棄的妻子，整天哭泣的寡婦，充滿恐懼的殘疾人。同輩的或更年輕的農民都已離開，隻有白癡在悠閑地遊蕩，高興快樂。於是克萊布提出尖銳的問題：更多的貧苦農民如今安在？答案：漂洋過海去未知的地方冒險；或做挖礦的奴隸，雖然社會財富堆積，但他們更加貧困；或淪為農場雇工，起早貪黑，在虛弱、勞累和屈辱中掙紮，直到疾病纏身，遭人鄙視，無人過問，孤獨等死。在這一點上，克萊布與哥爾德斯密斯相比，有類似的地方——留守的都是老弱病殘，但克萊布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富人鄙視他，不，窮人對他蔑視不顧，

現在，指揮奴隸的主人常常換上新人，

督促他衰弱的雙手，不斷地拚死耕耘，

無奈年老體弱，想要幹好而力不從心，

就無情無義，悍然罵他是懶惰的窮人。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1314．　中譯文引自王佐良主編《英國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63—164頁。

年老體衰的老者留守村莊，本應與家人在一起，得到照應，含飴弄孫，享受天倫之樂。但他沒有常人的命運，形單影隻，孑然一身，彎彎扭扭，衣衫襤褸，不僅富人瞧不起，連同是窮人也不願正眼看他。從“主人常常換上新人”之說而言，詩人暗示圈地運動之頻繁，因為圈地運動期間，英國土地價格不斷上揚，購置土地、倒賣土地、出租土地、圈圍土地、新建農場等事宜正是圈地運動的特征，在旁人看來，就有了“城頭變幻大王旗”之感。而他現在的主人（新的農場主）便是他年輕時的同村兒童（可能是富裕自耕農的後代，積攢了錢後置地的），說起話來更加粗暴凶狠，待人更加心狠手辣，根本不管別人的死活。由於許多人遠走高飛，“力不從心”的留守的老弱病殘就隻得充當雇傭勞力，其結果使村莊的狀況雪上加霜：

在隆冬季節，放牧羊群是他的活計，

你可以經常見到，他在小山腳下哭泣，

經常聽到他在迎麵的風中喃喃自語，

寒風吹過，他一頭白發被雪花埋起；

早晨，憤怒催他起床，一邊咕嚕自話，

扯起冰涼的荊棘，修補那破爛的籬笆。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14．　中譯文引自王佐良主編《英國詩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164頁。

老人需要在嚴冬季節給農場主放牧羊群，他邊放羊邊哭泣邊悲歎，很快大雪中已經分辨不清雪花與他滿頭的白發了。清晨農場主還像“周扒皮”那樣發怒把他趕起來，去修補圈地的籬笆（經常被當地農民有意破壞，或被窮人拔走當柴火）。他所見到的豐收莊稼和肥碩的牛羊都是他人的財富，而私有製帶來的是自私自利，對他人漠不關心。像他們這樣的老弱病殘，在重活與疾病的壓迫下和罪惡人性的統治下，隻有很快死亡。黑心的地主（農場主）違反基督教的安息日休息規定，要求雇工們下田幹活，還要求收安息日的什一稅。另外，詩人在描述老者的行為時，表現出細致而深邃的洞察力，他“深究人性特征，特別是人性的局限性和絕望感，敘述模式簡潔，背景宏大而多樣”。McKillop，　Alan　Dugald．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Dryden　to　Burn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48:　385．

克萊布在《村莊》第一章的最後著重描寫了一位奄奄一息的教區老農民和他的葬禮。教區在他病重的時候，曾請了一位醫生：

教區給他支付了出診的費用，

他狡黠的冷笑中透著一絲輕蔑；

他匆匆忙忙找到了病人，

懶散的眼神中神情暗淡；

例行問詢草草過後，

他沒再給什麼回複，

一會兒便奪門而出。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19．

教區請的這位醫生很顯然不願意在卑微的農民身上浪費時間，可見所謂的收容所隻是徒有其表，隻是資本主義農場主或者是圈地者打著人道主義的幌子象征性地安撫農民罷了。然而，農民的命運也隻能在奄奄一息中逐漸走向生命的終點。最後，詩人描寫了這位老農民的葬禮：

彼處山上那棺槨緩緩地

從山下的溪穀蜿蜒而上；

裏麵躺著一具快樂的屍體，得到解脫

教區支付一筆簡單的費用，甚是滿意。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122．

對於飽受折磨的農民來說，死亡反而是一種解脫，從此不用再麵對壓迫和嘲笑，然而這種反諷也從一個側麵控訴了圈地者劊子手的本質。這裏有一段對葬禮的環境描寫：

喪鍾敲得晚了，無聊的貓頭鷹四處盤旋，

恐懼籠罩著喪鍾，仿佛那鍾聲也變得更響。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3．

這段哥特式的描寫突出了死亡的悲劇色彩，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是廣大農民普遍的命運。這種恐懼實際上籠罩著每一個參加葬禮的人，因此喪鍾也顯得更響。這之後教區的牧師登場了：

那忙忙碌碌的牧師，忙不過來，

直到祈禱日他才開始他的工作；

周圍的人都等得心焦，

可憐人的屍骨大概是得不到保佑的。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3．

毫無疑問，這個牧師的態度也是敷衍了事，農民的屍骨也隻能是草草地祈禱了之。一名醫生，一名牧師，他們的草率態度是農民的命運最好的注解——在圈地者的瘋狂剝削下，他們無論身體還是靈魂都是悲慘無助的。

三、　刁蠻的農民

圈地前農村已經相當困苦，普通農民過著艱難貧窮的生活，加之窮山惡水的自然環境以及落後的耕作方式，經常遭受自然災害的侵害，連年饑荒，農民更是苦不堪言，民不聊生，掙紮在死亡線上，既可憐又卑微。人窮則返本，窮則起為盜，匪患四起。圈地運動更是加深了這樣的災難，更多的普通農民被逼無奈，逼上梁山，流民紛紛：

這裏有一群野蠻而不悅的兩棲人，兩棲人（amphibious　race）：克萊布生於海邊農村，即漁村，這裏的人既種田又捕魚，故而詩人稱之為“兩棲人”。

每個人臉上盡顯陰冷與悲憤之情，

他們遠離文明禮儀與社會規範，

用懷疑的眼光冷冷地盯著陌生人。

這裏海上無法無天的流浪海盜，

吸引著中了毒的農民離開耕田，

聲稱隻想在白天在田裏幹活，

而邪惡將他們夜晚的棲息偷走。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67．

克萊布詩歌中沒有鄉村娛樂活動，也沒有哥爾德斯密斯《荒村》圈地前歡快的歌舞、娛樂比賽（青年參賽，老人裁判）和青年男女相互追逐嬉戲，而是遠離文明遠離法律的罪惡——農民可能在白天務農，夜晚出海做海盜！圈地運動初衷是為了將零零碎碎的土地整合起來，改農耕為畜牧或大農場，以提高生產率，向物質發達的文明社會進步。而在克萊布眼中，這反而是文明的倒退，安分守己的農民淪為海盜，文明開化的人類跟兩棲動物無異：

這些人去哪了？海邊崖下等著，

看著滿載貨物的小船前來靠岸，

急促地偷偷將貨裝上備好的馬上，

慌張地飛奔在不留足跡的荒野上，

一旦掉隊的在零散的途中被發現，

要麼用計謀騙過，要麼武力抵抗，

要麼割舍部分贓物（遇到悍匪），

為其他成員獲取不合法的通途。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8．

詩人漫步田野，搜尋自然樸實的生活跡象，但見巧取豪奪、違法亂紀和恐怖恫嚇彌漫了這個地方。人們膽大妄為，詭詐如雲，粗暴乖戾，野蠻至極。克萊布細致描述了村民為匪後的犯法行徑，以及智鬥悍匪，與悍匪周旋的計謀。可見這裏的人為匪的曆史悠久，到處可遇見農民匪徒，海裏到岸上像接龍遊戲一般，手法輕鬆，目標明確。或者有時，這些農民也會坐等惡劣天氣和巨浪來臨，這樣必定有海運船隻出事或前來避風，正好成為他們的獵物（這一現象在笛福的《大不列顛遊全島記》中也有記載）。因此，詩人將他們歸納為“搶劫、犯罪與恐懼”（Rapine，　Wrong　and　Fear）。在村裏，刁蠻的村民有時也會互相欺淩：

看那強壯頑劣的惡徒，醉醺醺的，

猛打親密同伴裸露的胸口，

赤裸裸的惡行，粗魯而缺乏教養，

公然使用暴力征服對方心理。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021．

奧爾德堡上演著這樣一幕幕最不講文明、缺乏教養的活劇，村民的行為讓人所不齒，常常醉酒，酒後鬧事，還動手打人，倚強淩弱。詩人認為他們在原有的刁蠻習性中，又沾染上了城市傳來的惡習，如造謠、誹謗、虛偽和奢侈等，尤其是造謠誹謗，將原本和睦的家庭攪和得雞犬不寧，鄰裏反目，兄弟鬩牆，朋友背叛。然而，最令人唏噓不已的是，克萊布將《荒村》中的村妓主題又進行了深入探討：

天仙般的少女不再是農村氣質，

也不像月亮女神那般純潔與貌美，

這些少女負擔得起城市時尚美容，

鄉村的妓女們投入老爺們的懷抱，

從這些老爺那裏，她們染上疾病，

她們再將這種疾病傳播到各農家。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829．

這一幕可怕的情景，是貧窮惹的禍，還是圈地運動帶來的惡果？詩人不討論原因，而直抒胸臆，以白描式的敘述表達了對鄉村的擔憂：妓女、性病和賣淫嫖娼等都是人類由金錢引起的頑疾，目前已經傳染到了農村各個角落。因此，有個鄉紳表達了自己心中的憂慮和擔心：

農村周遭夜晚無數盜賊轉悠，

人家水池裏養的魚被悄悄捕撈，

高高的牆上的成熟果子被盜走，

少女們懶散，男人便故意放縱，

一個不剩，留下她們勾引男人。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9．

看來偷盜和賣淫已經成為農村的風氣。在詩人看來，鄉村美德隻存在於人們的想象和遠古的臆想之中，它本就是空中樓閣，世外桃源。現在鄉村在圈地運動和城市惡習的襲擊之下，鄉村變得更加刁蠻與淫蕩、下賤與墮落，且不可救藥。

吵鬧的酒館還時常發生打架鬥毆等治安事件，因為一頓酒飯便可以花光一周的工資，然後便互相吵架毆打，直到治安法官前來處理事件，來恢複秩序，撫慰鄉民。

克萊布以殘酷的現實擊碎了同時代人對農民生活的理想化的夢境和田園詩的圖像，猛烈抨擊了以《荒村》為代表的“快樂英格蘭”和淳樸鄉村美德的觀念。他以深刻的同情心和高度的人文關懷來描述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貧苦農民：“他的目的是喚起人們對農村罪惡和悲慟的同情心，他自己已經感同身受，這種同情感源自鄉村共同體內部的體驗，而非變著法子從外圍進行批評。”Ainger，　Alfred．　Crabbe，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3:　51．

四、　閃耀的人性

如何拯救這個奧爾德堡的村莊？詩人給出了答案，即宗教信仰。首先在鄉村牧師身上體現了最突出的人性。克萊布同意《荒村》裏的那個完美人格和鄉村美德的典型人物，那個“滿足於年薪四十英鎊”的鄉村牧師：

他隻是“滿足於年薪四十英鎊”？

啊！不，他是不同牛羊群的牧者，

還遠不止於此，哺育者群群牛羊；

一個快樂的青年，考慮禮拜的事

勝於上帝或人能合理布置給他的，

……

他悲傷地端坐在病人的病榻之前，

盡量運用言語提起他們的希望，

抑或生活的熱情，與恐懼鬥爭。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728．

有這樣敬業的鄉村牧師，人們在悲痛中獲得安慰，因老弱病殘去世的人安靜地撒手人寰，葬禮簡潔而鄭重。牧師和宗教讓人們重新拾起已失去的生活希望，與痛苦和恐懼做鬥爭。詩人稱之為“甜蜜的安息”的狀態便來自鄉村教堂，每逢周日做禮拜（也稱安息日、主日，人們一律停止工作，休息），就像逢年過節一般喜氣吉祥：

每當天氣晴朗的安息日禮拜時，

鄉村姑娘們穿上最為漂亮的衣服，

吸引夢中的仙子，正如前人一樣。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26．

詩人在詩歌最後呼喚偉人的出現，隻有偉人才能解救這些充滿罪惡的芸芸眾生：

啊！假如生活中出現一位偉人，

名字偉大，而且正值鮮花盛開年華，

以天下人之快樂而高興，

以天下人之痛苦而悲傷，

放棄人們所不能享受之快樂，

寧願忍受人們難得承受的苦痛。Crabbe，　George．　The　Village:　A　Poem，　London:　J．　Dodsley，　PallMall，　1783:　30．

詩人心中的這位偉大人物一定是耶穌基督，或與基督類似的鄉村牧師，為人師表，起到榜樣的引領作用。他還用一個詩章來舉例說明偉人的作用，就像高大的橡樹，枝繁葉茂，遮風擋雨，留下樹蔭，一旦樹枝斷裂，果實灑落，也會順勢生長，又形成原有的狀況。鄉村牧師這個完美形象最早源於中世紀晚期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和蘭格倫《農夫皮爾斯》等詩作，業已成為英國文學的傳統完美人物。

整個第二卷的大半部分是詩人的強烈願望，即偉人前來拯救奧爾德堡村，甚至整個墮落的農村，給鄉村帶來福音，帶來秩序，帶來禮儀，帶來美德。同時，這部分內容有些空洞、冗長，沒有具體的人物與事件，多為說教的成分。詩人美化專職牧師魯特蘭公爵查爾斯·曼納斯（Lord　Charles　Manners，　Duke　of　Rutland），將其作為道德典型和偉大人物以拯救農村的寫作，顯得突兀和生硬，是較為個人化的觀點和政治性的教條。

克萊布沒有像哥爾德斯密斯那樣，將農民的落後歸結於圈地運動後的奢侈時尚、富人的為富不仁以及自私自利，也不認為村莊什麼傳統的鄉村美德，更沒可能出現將這種鄉村美德整體遷徙至新大陸的情形，轉而堅信宗教信仰的拯救作用，以及某完美的偉大人物來造訪鄉村，用慈善和仁愛的思想將鄉村拯救。

《村莊》在感傷中真實地反映了英國農村的滄桑巨變，透射出詩人對農民極大的同情和對圈地運動辛辣的批評。這部長詩均用五步抑揚格雙行押韻詩體寫成，形式優美整潔，鏗鏘悅耳，深刻感人。這種英雄雙行體詩歌同詩人的散文一樣自然流暢、清新簡樸。詩歌共上下兩卷，553行，分成最少6行以上的詩章59個。在《村莊》中，各個場景和人物故事都被擺放在鬆散的構架之上，詩人將景色結合人物，觸景生情，信手拈來。感傷的情懷凸顯在詩作之中，死亡、疾苦、勞累等等構建了一個悲傷陰沉的世界。誠然，詩人表現出對圈地的充分了解，對農村圈地的慘狀表示了極大的同情。雖然詩歌沒有明確表現圈地運動如何以它具體的力量摧毀農村，以及圈地運動轟轟烈烈的場景，但詩歌通過對比展示了圈地運動摧毀一切、加深人們悲痛的後果。

詩歌最引人矚目的是對貧苦農民的描述。大部分普通農民老實本分，圈地運動之前就受到貧窮勞累和體弱多病的打擊，過著極其貧困艱難的生活，還有部分農民成為盜賊匪徒，魚肉鄉裏，搶劫貨物，欺壓弱者，體現出惡劣的稟性。濟貧院內更是肮髒惡臭，老弱病殘都在等待臨終的到來。圈地運動影響深及骨髓，連純情少女賣淫度日都成了家常便飯。直到鄉村牧師前來拯救靈魂，才靈光閃現，曙光微顯。從表現手法上看，克萊布的《村莊》近乎自然主義文學的寫作風格，將奧爾德堡村莊按照其原來的風貌（尤其是陰暗麵和肮髒交易）不加修飾地和盤托出，“他事無巨細地記錄下在鏡子裏看見的東西，沒有懷疑自己是否在試圖描繪鏡子本身”。Unwin，　Rayner．　The　Rural　Muse:　Studies　in　the　Peasant　Poetry　of　Englan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4:　111．他的這種細致入微的觀察力和無微不至的描述，得益於他對昆蟲、植物和玩石等大自然事物的認真觀察和收集把玩這些事物的業餘愛好。

由此可見，英國鄉村和農民題材的文學作品滲透出圈地運動的深刻影響，英國許多經典文學作品都深深地打上了圈地運動的烙印。詩歌發表後好評如潮，多次再版，卡特萊特在詩歌發表後不久便直呼天才詩人的誕生：“詩歌處處體現了少有的衝擊力和細膩感，具有明顯的特性，標誌性的、突出的特色出現在邊緣區間的描述，尤其是對教區濟貧院的描寫，難怪這位新星立刻被稱呼為毫無半點造作的天才詩人。”Cartwright，　Edmund．　“The　Village”，　George　Crabbe:　The　Critical　Heritage，　Pollard，　Arthur　（ed．），　London:　Routledge，　1995:　40．甚至連華茲華斯都承認從克萊布那裏學到了語言題材的簡潔性和單純性，以及普通人生活和想象力等方麵的詩歌創作元素。Patton，　Julia．　The　English　Village:　A　Literary　Study，　17501850，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9:　138．

第二節圈地陰影中的《自治鎮》

長詩《自治鎮》（The　Borough）發表於1810年，克萊布創作此詩時他已被調往家鄉薩福克郡擔任教區牧師，因此詩中有很多景象都與《村莊》類似，但不同的是，不惑之年的克萊布對人與自然的命題有了更加係統的認識。這首長詩由24封信件組成，它完整再現了鄉村及自治鎮生活的方方麵麵。晚年的克萊布觀察更加銳利，文筆更加老辣，在《自治鎮》中，他以調侃幽默的筆觸使包括政客、律師、商人、醫生以及農民等人物在內的眾生相躍然於紙上。

一、　不幸的生活

《自治鎮》的第一封信題為“總述”（General　Description），詩人在開篇中描繪了一整個人與鄉村、大自然的圖景，為全詩構建了一個基本的環境框架，結合《村莊》一詩我們可以了解到16年後奧爾德堡人生活的基本風貌。回到奧爾德堡後，詩人的觀察重點轉移到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在《總述》的開篇，詩人描繪了一條流向大海的河：

潮水洶湧不斷滾滾而逝

流淌著，奔向廣袤的海峽；

最後裹挾著風暴重歸汪洋

它滾滾而去，退潮也那麼地令人心驚膽戰

長滿苔蘚和鹽泥的海岸承受著洪水的衝擊

海草在淤泥中漸漸地枯萎；

山脈高高聳起，卑微的穀底

時不時被巨浪無情地衝刷。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45．

農業離不開灌溉，奧爾德堡的農民們依靠著這條流向汪洋的河生存，大自然的恫嚇令他們舉步維艱。這裏詩人有意地描繪出大自然的威嚴，實際上是為了突出人們生活環境的險惡。在《村莊》一詩中，詩人描繪了一群想要逃離但是未能逃離的人，聆聽著大海的呼嘯，眼望著村莊被海嘯吞沒。在《自治鎮》，詩人將這種大自然的威脅進一步放大，人為的壓迫已經使得人們喘不過氣，自然的無情更是把生活推向絕望的邊緣。

麵對大自然人類始終是無比的渺小，但生活還需要繼續。《自治鎮》是克萊布晚期的作品，作品關注的焦點也從鄉村和教區擴展到了社會。《總述》中描述了一位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靠挖牡蠣討生活的老船夫：

一位貧窮的船夫靠挖牡蠣生活：

他駕船遠航，渾身寒冷又潮濕，

孱弱的雙臂敲打著焦油的船舷，

將兌了水的杜鬆子酒一飲而盡，

給那單薄的身子補充一點溫暖；

老船夫的手指不斷地敲擊船舷

直到發麻才生發出一絲絲暖意。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5．

在一個個寒風凜冽的夜晚，船夫駕著船乘風破浪。由於缺少保暖措施，船夫隻能靠喝些摻了水的劣酒暖暖身子，靠手指拍打船舷來獲取一絲暖意；而他的辛苦勞作在上層人士看來又是什麼樣的呢？

傍晚時分他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那華麗的大廳中的宴會；

桌子上擺滿煙管和煙紙，

冒著熱氣的酒杯、滿溢泡沫的啤酒；

屋子裏彌漫舒適的氣氛，

他們聽見可憐的船夫回來的聲音；

沒有人會拒絕享用著那美味佳肴，

食物的美味，那可是一筆活財寶。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56．

舒適區的富人們在溫暖華麗的大廳中抽著煙、喝著啤酒，船夫千辛萬苦回來後，而富人們眼裏隻有享用他挖回來的牡蠣，沒有人會關心或者體會到船夫的艱辛。船夫頂著寒風劈波斬浪地挖著牡蠣，最後所得到的報酬也可能隻是勉強維持生計。詩人運用強烈的對比，刻畫了當時英國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窮人辛辛苦苦地為富人勞作，換來的隻是卑微的報酬和富人們的冷漠，失去尊嚴的窮人日複一日地辛苦勞動隻是幫助富人們滿足口腹之欲。《自治鎮》描繪的是一個社會，事實上在圈地運動中，廣大小農們的命運與這位船夫是一致的，他們沒日沒夜地勞作，最終隻是助長了圈地者更為貪婪的野心。

詩人闊別數十年後回歸故鄉，奧爾德堡依舊破敗。在《自治鎮》中，詩人有了新的突破。詩人不再像在《村莊》一詩中從正麵描寫農民的不幸生活，而是更多地把角度轉移到側麵，以描寫土地和大自然，烘托出同樣的效果：

我們修剪籬笆，種起樹苗，

從容的生活並沒有半分粗野；

廣袤的荒野，野花開滿山穀，

我們嗅到了海上颶風的水汽；

艱險的小路拾級而上，

汙水流向路邊的淺灘；

我們守衛的土地透著一絲不安，

花園裏種植的穀物也長滿雜草；

籬笆是輪船的殘骸圍成了一圈

一個令人厭惡作嘔的長長一圈；

遍布坑坑窪窪的溝壑，

裏麵埋伏著陷阱和槍。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8．

在這段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農民的生活本來是寧靜祥和的，但是圈地者的出現將本來美麗的花園填滿了坑坑窪窪的溝壑來捕殺獵物。這種對待土地的貪得無厭的態度自然是導致了莊稼種不好，獵物也沒打到，所以花園裏長滿雜草。然而這段描寫中令人觸目驚心的是那圈籬笆，這是圈地運動的象征。然而這圈籬笆是拿船隻的殘骸做成的，暗示了這一帶是海難多發地，人們的生活已經很不幸，大自然的冷酷讓他們雪上加霜。詩人隨後便描寫了一場海難：

繽紛廣袤的大海，威嚴無處不在，

時而被微風撩起，時而被狂風掀去，

海麵隨著雲朵陽光變幻著它的色彩，

一塊又一塊的陰影在海平麵上掠過；

時而陰森可怖，時而平靜安寧，

時而深藍，時而碧綠；

岸邊總是霧氣繚繞，

蒙蔽了水手老練的雙眼，人們揚起了船帆。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910．

在詩人的筆下，大海充滿了神秘的威嚴，它時而寧靜，時而躁動，時而溫柔，時而凶暴。岸邊的人們隔著霧氣，對裏麵的危險看不真切，被貪婪引誘著前來冒險。這正是大自然最原始的麵貌，也是人性最真實的麵目，而一場海難即將來臨：

咆哮的巨浪掀起一層層泡沫

當波濤湧起，所有深處的寧靜

都被打破；隆起波濤如峻峭的山崖，

時而爆發，時而沉沒，形成大漩渦，

海浪無時無刻不在翻騰著；

靠岸處可以追尋它們蹤跡，

就像在比賽中你追我趕著；

快到岸時是最洶湧的時刻，

於是一拍而散，重新蓄力。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11．

人們也許知道大海的危險，也許是由於生活所迫，就像那位挖牡蠣的船夫一樣，來到險象環生的大海，然而等待他們的是不幸的海難。在無情的大自然麵前，人類露出了恐懼：

是的，這條船已經失去控製：我看到了

燈光，那是恐懼的征兆，從船尾鋪射出來；

有人從岸上小鎮上看到

水手們成群結隊地逃命；

岸上的妻子奔跑呼喊著，

唯恐她們男人遭遇危險；

他們把睡袍套在頭上，呼喊聲

如同在這個悲傷的夜晚的狂風；

他們感受到大海的力量，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相互責罵、安慰、哭泣、打賭、威脅、乞求。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13．

當大自然爆發出複仇的力量，人類隻能在恐懼中掩麵哭泣。詩人把水手們麵對海難的恐懼放大，並不是為了突出人類在自然麵前的渺小。我們不禁會思考，奧爾德堡的農民為什麼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而非要跑到這片危險的海域來工作呢？聯係實際我們不得不佩服詩人的高明，晚年的克萊布不再像早期那樣用直截了當的筆觸描寫農村的破敗、農民的流離失所，而是從側麵的角度敘述農民由於生活所迫，不得不走向這片無情的大海。但令人諷刺的是，大自然的無情本應報複在貪婪的富人們身上，而最終卻落在了無辜的船員身上，那些他們的雇主則在岸上悻悻地看著他們遭遇不幸。

18、19世紀轟轟烈烈的圈地運動，雖然為英國社會積累了財富，使英國成為當時名副其實的霸主，但貪婪的圈地者為了財富無情地剝削底層農民，肆意圍圈他們的自留地。窮苦的農民沒了出路，為了賺取一點綿薄的收入不得不走向開發大自然的道路，而這一切不過是為了滿足富人們貪得無厭的欲望。詩人通過一係列的隱喻和側麵描寫，進一步烘托出這一係列的不幸都與當時轟轟烈烈的圈地運動密不可分，圈地運動是這些“果”的“因”。

二、　腐敗的政治

如前文所述，《自治鎮》描述的是一個社會，詩人的目光已不僅僅局限於一個小小的村莊。《自治鎮》的第三封信題為《選舉》，選舉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英國百姓日常的政治活動之一，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詩人筆下的選舉卻毫無民主可言，是一場典型的“偽選舉”。詩人試圖將筆觸涉入政治領域，揭露19世紀英國社會政治生活的腐敗現象。

詩人在開篇寫道：“是的，我們的選舉結束了，我們終於自由了，如同瘋子逃離了監護人的掌控。”作為民主象征的選舉結束了，人們居然是長籲一口氣，表示終於解脫了。詩人在一開始便奠定了對這種選舉的消極態度。隨後，詩人描寫了那些參加選舉的“朋友”，他們的存在令人無比心煩：

選舉上的朋友比敵人還糟糕；

黨派之爭隨著各種遊說過去了，

但是黨派間的朋友還將保持著。

各種各樣的朋友，文明的野蠻的，

他們謙卑地希求，不敢有所冒犯：

或乞求你支持或承諾帶來自由，

然後將你家作為他們的遊說地；

他們知道你會熱情地支持他們，

於是向你各種吹噓各各種作揖；

你不屑於他們的行為，也不相信他們的話，

但你必須聽他們講完，你知道你得這麼做。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7980．

往常不怎麼來往的朋友一到選舉就開始巴結自己認識的人，他們不惜卑躬屈膝，奴顏媚骨。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在詩人所描繪的選舉中，參選人靠的不是實力而更多地依賴人情，詩人對此十分不屑，但是對他們的嘮嘮叨叨也無可奈何，隻能對此進行批判：

然而更糟糕的是，那些人嘮嘮叨叨地，

為了一張選票，竟能講三個小時的故事；

這些都折磨著你的耐心，你驚訝地發現，

那些一開始的承諾最後變成肮髒的謊言。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80．

這些參選者為了能讓自己選上滔滔不絕地說著自己的承諾，但後來人們失望地發現，這些都隻不過是謊言。然而，還有比謊言更糟糕的東西：

那些朋友確實就像在賽跑一般，

也許熱愛這項運動，嘲笑失敗者；

他們對榮譽和獎品有著熱切渴望，

卻未發現這手段有多麼肮髒不堪。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82．

這些參選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僅僅依賴自己的人際關係，同時也在暗地裏做著些不可告人的勾當。詩人對此有詳細的描寫：

啊！那最壞的熱情；

是誘惑和貪婪的源泉；

罪惡以最古老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下流的誹謗，肮髒的奉承，

那些最虛榮的人都受不了這樣的馬屁；

粗鄙的計謀，無賴的把戲，

甚至還有更多，使你憤怒和蔑視，

然而他們繼續追名逐利。

賄賂、收買、壟斷，他們不再理會羞恥和恐懼；

他們告訴你他們的忠心，

說著他們的榮譽，如有懷疑，

拍著自己的胸脯，以表忠心。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82．

到這裏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詩人所描寫的選舉實際上是一場“偽選舉”，參選人為了獲得更多的選票，不惜巴結權貴，甚至采用賄賂、收買、壟斷等一係列卑鄙的把戲玩弄選舉製度，然而在選民麵前他們又是一副忠心耿耿的嘴臉。詩人運用強烈的對比，將參選人人前一套人後一套的無恥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

終於，參選人的一係列幕後操作也使他如願坐上了心儀的位置，然而他真的會兌現之前給人們帶來自由和財富的承諾嗎？事實不然，這些新任的官員馬上動起了斂財的腦筋。詩人描寫了一位名叫丹尼爾的官員，他在上任後為自己的財產問題很傷腦筋，他覺得要把所有的錢都放到自己口袋裏才安心，但是這麼多錢放在身邊又總是提心吊膽，以至於晚上失眠。於是丹尼爾便求助他的朋友，他的朋友給他獻了一計：

“把錢花出去啊。”朋友說。“什麼，

把我的錢花出去？那樣我怎麼生活？”

他問道。“不，是把錢借出去賺利息，

給那些願意拿房子和土地來抵債的人。”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85．

朋友給丹尼爾的計策就是放高利貸，一方麵賺取利息，另一方麵如果借貸者還不起貸款的話就把他們的房子或者土地收走。放高利貸事實上也是18、19世紀圈地運動圍圈土地的一種間接的方式，窮苦的百姓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向富人借高利貸，但往往因為還不起巨額貸款而將自己的房子和土地抵押。富人通過這樣的方式同樣達到了圈地的效果，而窮苦的百姓隻能流離失所。丹尼爾的朋友對自己的提案還沾沾自喜：

他繼續欠債，你就安心了，

這比錢在你口袋裏還要安全；

仔細計算下來，你可以收到，

一百英鎊每年五英鎊的利息。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85．

這種“錢生錢”的思路就是丹尼爾朋友誌得意滿的方法，在他看來與其把財富收藏起來，不如把它們借給窮人，然後以政府的權力施放高利貸，這樣便能達到利滾利的效果。即便這些窮人還不起債，那也能拿他們的房子和土地抵債。丹尼爾聽到這樣的計策連連稱讚，他把這種斂財模式稱為“珍貴的藝術”（precious　art），還為自己之前不曉得這門藝術而歎息。自治鎮的官員們沆瀣一氣，濫用職權，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搜刮民脂民膏。這種腐敗政治帶來的結果必然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甚至使得政府工作陷於癱瘓，詩人對此有詳細的描述：

社區的告示板沒有了，

善良的老夥伴被解雇了；

少女不再牽著狗拎著燈，

以防橡膠工人發生意外；

工人們輪著班，唯恐那

藍綠綢帶同時同地出現。

無人憂慮也無人自豪，

一個黨派賣的東西，支持它的人必須買；

市民們最暖和的衣服是縫縫補補的外套，

時裝還不如一張選票；

葡萄酒商肆無忌憚地漫天開價，

因為他不僅自己投票，還攛掇朋友投票。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86．

由於政治的腐敗，社會工作癱瘓，善良的老官員被迫下崗，市民生活質量下降，甚至還有官商勾結，控製選票的現象。這一係列都是連鎖反應，也同時構成一個惡性循環：腐敗的選舉必然導致腐敗的政治，腐敗的政治必然導致腐敗的工作，腐敗的工作最終又為腐敗選舉的滋生提供了一座溫床。詩人的觀察細致入微，描述邏輯嚴密，將一個腐敗墮落的社會風貌展現得淋漓盡致。但是詩人似乎並沒有失去對民主的信心，在詩歌的最後他呼籲道：

雖然他們像寄生物一樣醜陋，

但他們寄生的那棵樹是神聖的，

它可的確是力量和自由的源泉。

如果我們能壓製參選者的邪惡，

如果我們能減少他們胡作非為，

如果我們能說服熱情的選民們，

人們的共同利益就不會被侵犯，

古老的舒適與和諧將重新歸來，

讓我們麵帶微笑快樂地迎接它。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87．

詩人的心中仍然存在這對民主政治的向往和懷念，他覺得隻有靠正義的道德才能壓製腐敗，還百姓一個和諧的社會。事實上，詩人並沒有意識到這種腐敗的政治是源於體製的，社會公平和正義能讓社會上有更多的良知，但難以撼動統治階級剝削底層人民的基本製度。

我們對18、19世紀英國如火如荼的圈地運動的理解實際上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的圈地運動就是指圈地者對小農土地的圍圈，但是從廣義的層麵上說，“圈地”的思想實際上就是一種剝削、占有，把社會財富私有化。因此圍圈的可以是土地，也可以是權力和財富。在《選舉》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腐敗的偽選舉體製，虛偽的參選者運用各種陰謀詭計獲得權力後，大放高利貸，無情地掠奪人民的財產。我們不妨把以丹尼爾為例的參選者看成是“圈地者”，把社會的公共權力以及老百姓的財富看成是“土地”：這些“圈地者”通過一係列暗箱操作獲得了剝削的權力，便對老百姓的“土地”進行肆無忌憚的“圍圈”。克萊布的《自治鎮》描述的是一個社會，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圈地運動的思想滲透到了英國社會的方方麵麵，嚴重荼毒了西方人引以為傲的民主製度。

三、　墮落的道德

《自治鎮》的第22封信題為《彼得·格蘭姆斯》，這封信的主人公彼得是克萊布在《自治鎮》中刻畫得最為形象生動的人物之一，最充分體現了詩人對人性複雜性的思考和揭示。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克萊布在創作《自治鎮》的時候顯然已不願像年輕時那樣輕易地將胸中的憤懣之情直抒出來，他的思考更為深沉，心跡更加隱蔽，文筆更加老練。

彼得的父親是住在海邊的一個漁民，他生性溫和，彼得一家生活安逸。正當他們憧憬著美好生活的時候，彼得卻顯露出了他天生的邪惡殘忍。在一次安息日的祈禱中，小彼得拒絕祈禱，並不屑地辱罵自己的父親。從此，彼得冷酷的性格一發不可收拾：

他經常謾罵自己的父親，

從不履行作為兒子的責任。

他父親用聖經的話規勸他，

他竟滿懷不屑地離家出走。

“這可是生活的真理。”他父親說道。

“那這便是生活本來的麵貌。”兒子答道。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343344．

麵對父親的告誡，彼得不僅不為所動，甚至離家出走，還對自己的行為振振有詞。邪惡的彼得不僅言辭激烈，還出手毆打自己的父親：

他有一次大不敬地大打出手，

在父親頭上狠狠一擊打倒在地，

父親哀歎道——“等你老了”，他說，

“也有了孩子——你就會記得我了。”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344．

沒有人能解釋彼得這種與生俱來的冷酷和殘暴緣於什麼。在接下來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彼得自由散漫地生活著，大把大把地花錢，“他貪婪地注視著周圍的一切，他不知道什麼叫正義，也嘲笑所謂的法律”。在彼得的道德體係中，他就是一切事物的中心。道德感的缺失在彼得身上可見一斑。由於道德感的缺失，也由於過分的自我主義，彼得養成了一種近乎變態的癖好：

他搭了一間泥牆小屋，這是他

堆放各種財物和經常睡覺的地方；

任何成就都無法取悅他殘酷靈魂，

他渴望有一個人能被他折磨控製；

他想要有一位乖順的小孩能夠

默默忍受他那暴戾拳頭的猛擊；

他甚至希望能在一些良辰吉日

感受別人臣服於他淫威的快感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345．

彼得性格乖戾，似乎到了扭曲的地步，他不僅僅對待父母傲慢無禮，他還有一種變態的控製欲，喜歡在折磨別人的過程中獲得快感。為了獲得這種快感，彼得馬上想到了濟貧院裏的孤兒，這些孤兒願意為了一點綿薄的報酬而勞動。在《村莊》一詩中，克萊布就描繪了英國濟貧院的慘狀，濟貧院表麵上是一個收容所，實際上是孤苦無依的人被迫幹苦力的地方。彼得瞄準了這樣一個地方，他發現濟貧院裏的孤兒是他控製欲發泄的理想的對象。

彼得一共收養了三位學徒工，每一位都被他折磨至死。第一位小男孩從一開始就飽受彼得的謾罵和毒打，還經常吃不飽飯。詩人對此有詳盡的描寫：

戳刺、毒打、寒冷、被掐、恐嚇和謾罵，

他不停地懲罰這個孩子，還不給他東西吃，

孩子還在睡的時候就被彼得叫醒然後折磨，

如果孩子哭泣彼得就打他，結果越哭越打，

孩子顫抖地倒在地上乞求彼得，

被彼得一頓毒打躲得遠遠的，

孩子啜泣著，藏起那可憐的臉，

而那野蠻的主人，可怕地大笑；

他現在有了他夢寐以求的權力，

那種讓人臣服於他鐵拳的快感。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346．

彼得對第一位學徒工極其苛刻殘暴，動不動就毒打這個孩子。可憐的孩子哭泣著，彼得非但沒有同情，反而變本加厲，以此獲得快感。就這樣，第一位學徒工在饑餓、恐懼、痛苦中生病死去了。當別人問彼得孩子是怎麼死的，彼得一開始不以為意地說：“我發現他毫無生氣地躺在床上。”當發現人們指責的目光後，又假惺惺地說：“可憐的山姆（男孩名字）去世了。”人們不禁竊竊私語彼得是怎麼虐待這個孩子的，但由於缺乏證據，彼得逃過一劫。

第二位學徒工也是從濟貧院裏找來的，他遭遇了同山姆一樣的命運。一天晚上彼得讓孩子爬上桅杆，結果孩子從高高的桅杆上摔下來，一命嗚呼。這次彼得被帶到了法院，然而審訊草草結束，彼得隻是被口頭警告。

第三位學徒是一位性情溫和的小男孩，勤勞能幹，任勞任怨。不過彼得目前在自治鎮的捕魚生意並不好，他打算帶著小男孩去倫敦的市場，然而男孩在途中生病了，不幸發生了：

當他們在水上平靜地航行，

男孩顫巍巍地同恐懼掙紮著，

第一次麵對險象環生的大海，

他害怕得爬到主人膝蓋邊上：

船隻漏水，狂風肆虐，

過道簡陋，度日如年；

彼得喝光了烈酒，一股怒意湧上心頭……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348349．

這個小男孩是第一次出海，而且生著病。海上天氣突變，狂風四起，海浪滔天，他恐懼地趴在主人的膝蓋邊上乞求得到保護。而彼得喝幹了烈酒，借著酒意暴虐的心似乎又要發作。後來發生了什麼詩人沒寫，但是這個孩子在旅行途中去世了。從一位婦人口中可以得知，這個孩子是被彼得虐待後淹死的。

彼得因此又被帶到了法院，這次法院終於有了實質性的判決，判處彼得不得再收養學徒工。彼得對兩位學徒工背負著不可逃避的責任，然而兩次判決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也沒有任何刑事處罰，可見英國當時法律製度的鬆散、簡陋。

在這之後，彼得過起了一個人的生活，他將自己隔絕於茫茫人海。彼得人生的最後階段過得很淒慘，他性格孤僻乖戾，法律剝奪了他虐待他人的機會後，他變得無所事事。由於自己卑劣的名聲，人們見到他不是主動躲開他，就是當眾調侃他：

生活的改變並沒有給他安寧，

在小鎮上，人們都當他是小偷，

水手的妻子們看到他會攔住他

調侃道，“彼得現在打不了人了。”

嬉戲的孩子們看到他趕緊跑遠，

然後麵麵相覷——“這就是那個壞人。”

彼得憤怒地咆哮著，充滿怒火，

他詛咒整個小鎮，將自己隔絕。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351．

然而獨處的生活並沒有讓他感到滿足，相反每日單調枯燥的生活圖景逐漸消磨著他的健康。最終，他在寒冷和恐懼中病倒了，他感到自己被世界拋棄，漸漸地意誌渙散，整日瘋言瘋語。最後，他被一位牧師收留，住在教區的一間房子裏。在教區獨自生活的他，似乎看到了主的審判，便整日提心吊膽：

當人們看著他，他變得平靜，

身子十分虛弱甚至都無法移動，

他一個人自言自語，人們看到

他內心的恐懼，聽到他害怕的呻吟；

他的前額有珠子一般大的汗珠，

凹陷呆滯的雙眼流露出死亡的眼淚。Crabbe，　George．　The　Works　of　the　Rev．　George　Crabbe，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23:　354．

彼得整日整夜沒完沒了地自言自語，精神錯亂的他離死期不遠了。彼得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一直處於精神渙散的狀態，嘴裏念叨著自己的一生，而他直到死都沒有感到一絲愧疚。

《彼得·格萊姆斯》塑造了一個性格乖戾、行為怪癖的人物，他以虐待他人為樂，毫無道德感可言。在《村莊》一詩中，我們可以看到流離失所的農民被逼無奈，最終當上了海盜。在詩人看來，安分守己的農民淪為海盜，這是道德的墮落，是文明的倒退。《自治鎮》對這種道德墮落有了更為深刻的敘述。彼得性格中的那種凶惡沒有任何緣由，仿佛是與生俱來的。如果我們細細推敲，他認為，三位學徒工虐待至死的悲劇，一方麵是源於彼得內心毫無法律、道德的觀念；另一方麵，社會環境、法律製度、國家機器等等都脫不了幹係。英國的圈地運動，鼓勵富人圍圈土地，為巧取豪奪他人財產和權利的非法行為的滋生提供了一座溫床。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人的道德墮落是必然的事情。在《自治鎮》的這一封信中，我們再一次目睹了濟貧院孤兒的悲慘生活，他們孤苦無依，沒日沒夜地勞動，還要忍受主人的謾罵和毒打，悲慘的生活把他們推向絕路。

《自治鎮》繼承了克萊布真實反映底層人民生活的傳統，把視角從鄉村擴大到了整個社會。詩人的筆觸涉及了社會的方方麵麵，政治、法律、各行各業等，企圖從一個宏觀的視角讓人們認識英國的社會。克萊布的一生都在與農村底層的人民打交道，他深知廣大小農生活的艱辛。在《自治鎮》中我們可以看到英國社會窮人和富人的貧富差距，窮人辛辛苦苦勞作隻是為了滿足富人的口腹之欲，而富人們悠然自得，並不顧及窮人的感受；我們可以看到被少數人操縱的民主選舉，老百姓的權利受到侵害；我們可以看到人們道德的墮落，法律觀念的缺失。誠然這一切都與圈地運動脫不了幹係。英國的圈地運動拉大了社會貧富差異，這種“圍圈”的思想滲透到了政治的領域，最後圈地運動帶來的貧窮導致了人性由善變惡，貧窮是恨的源泉。

克萊布晚期的作品文筆更加老練，眼光更加獨到。他初心不變，還是那位“反叛的繆斯”，但同時提高了自己反叛的藝術，使其作品更加富有文學色彩。因此克萊布被定位為英國新古典主義向浪漫主義過渡時期的偉大詩人一點不為過。第六章後圈地時代：村莊變遷史

這兒，昨日仍是個笑吟吟的村莊，

而今多奇怪，多可惜，一眼望去，

所有的房屋建築，由於帝國法令，

被夷為平地！一個孤獨的孩子，

佇立在廢舊瓦礫木條堆旁，

堆積如山，高高地堆到屋頂，

孩子一如被抓入籠中的戴勝鳥，

在這個荒野的地方唯一的人類。

——維奧萊特·範妮《荒村》

以前把人卑劣地驅趕，現在你瞧

新農舍拔地而起，草地青翠碧綠，

忙忙碌碌的農民們，給土地施肥，

人們歡呼雀躍，天真爛漫，快樂愉悅，

牛羊低沉的聲音回響在和諧的草地，

豐收的喜悅寫在臉上，洋溢在心中。

——阿瑟·帕塞《荒村重建》

《荒村》的成功引發了一連串的反映，其影響不可估量，不僅是《荒村》對圈地運動及其引發的英國鄉村社會變革的批評，以及對財富過分集聚而產生的驕奢淫逸生活的擔憂，而且詩歌的開放式結尾引發人們的遐想，其中值得商榷的部分也被人緊緊抓住而深入挖掘。總之，因《荒村》的發表而產生的“蝴蝶效應”不斷蔓延，從同時代的詩人們的主題延續的闡發性抒情和反對意見者的詩情迸發，到後代詩人對奧本村人的生活後繼闡述，甚至可以延續到哥爾德斯密斯的後代移民加拿大所創作的後圈地詩歌，並成為加拿大早期詩歌的經典，以及有關奧本村人赴美後的生活狀況的詩歌，蔚為壯觀。他們構成了18世紀末乃至19世紀初對同一主題或同一題材的詩歌創作鏈，源源不斷，將《荒村》主題和圈地敘事模式擴展並完善，將奧本村人的故事一一補齊，形成圈地運動受害者人物群像的博物館。誠然，在這樣眾多的圈地詩歌創作中，也不乏狗尾續貂者，但從另一層麵證明了《荒村》的影響力，人人都想以此為據一試身手。

《荒村》發表的第二年，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　1747—1771）就迫不及待地表達了他的欣喜和狂熱崇拜之情，創作了《被壓迫的村莊》（The　Village　Oppressd，　1771）等村莊係列詩歌，進一步支持和闡述哥爾德斯密斯的思想，以回應當時社會對《荒村》的批評。安東尼·金（Anthony　King，　1742—1797）與羅賓遜一樣，也於1771年以《荒村》為背景發表詩作《常去的村莊》（The　Frequented　Village，　1771）。以喬治·克萊布（George　Crabbe，　1754—1832）為代表的農民詩人對《荒村》的圈地前村莊的描寫表達了強烈不滿，認為《荒村》歪曲了農民現實生活的事實，他寫就著名詩歌《村莊》（The　Village，　1783），同樣引起轟動，將圈地中的鄉村主題創作推向又一個高潮，並將其引向深入。托馬斯·庫姆（Thomas　Coombe，1747—1822）的《奧本的農民》（The　Peasant　of　Auburn，　1783）、提摩西·德懷特（Timothy　Dwight，　1752—1817）的《格林菲爾德山》（Greenfield　Hill，　1793）、詹姆斯·赫迪斯（James　Hurdis，　1763—1801）的《最愛的村莊》（The　Favorite　Village，　1800）、阿瑟·帕塞（Arthur　Parsey，1791—1857）的《荒村重建》（The　Deserted　Village　Restored，　1815）等描繪了一幅幅荒廢的村莊慘象，抑或複興了的村莊美景。與哥爾德斯密斯同名的侄孫（哥哥亨利的孫子）移民加拿大後，也創作了《振興的村莊》（The　Rising　Village，　1825）。

還有理查德·華利斯（Richard　Wallis）的《幸福的村民》（The　Happy　Villager，　1802）、　威廉·戈登（William　Golden）的《困苦的村民》（The　Distressed　Villager，　1800）、威廉·霍洛威（William　Holloway，　1765—1815）的《農民的命運》（The　Peasants　Fate:　a　Rural　Poem，　1802）等詩歌，以及古德納夫（R．　J．　Goodenough）的《茅舍農》（The　Cottagers，　1779）、約翰·柏古恩（John　Burgoyne）的《莊園老爺》（The　Lord　of　the　Manor，　1781）和查爾斯·迪伯頂（Charles　Dibdin，　1745—1814）的《棄村者》（The　Deserter，　1782）等戲劇，形成了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國圈地文學的又一高潮。第一節羅賓遜與金：聲援《荒村》

一、　約翰·羅賓遜與《被壓迫的村莊》

約翰·羅賓遜生於諾裏奇郡，寫過一些諷刺類詩歌，但不成功，幾首田園詩也是在其去世前才發表。除此之外，關於他的信息，人們知之甚少，隻能從他的詩歌以及詩集的“獻詞”或“前言”中了解其思想。在創作《被壓迫的村莊》之前，他模仿過許多前人的作品，如《達芙妮：田園歌謠》（Daphne:　A　Pastoral　Ballad，　1768）模仿申斯通的詩作《田園歌謠》，《鄉村教區執事》（The　Country　Parish　Clerk，　1768）模仿申斯通的《鄉村女教師》，等等，但均未引起廣泛注意。

他模仿《墓園挽歌》之作《鄉村灶頭》（The　Village　Fireside，　1768）很成功，不但讓人讀到了格雷的風格，而且對彭斯的《佃農的周六夜晚》（The　Cotters　Saturday　Night，　1796）和羅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　1750—1774）的《農夫的爐灶》（The　Farmers　Ingle，　1773）產生了巨大影響。這首詩歌采用對比手法，將普通農民家庭的平凡而困苦的生活和盤托出，情真意切：

當野鹿遠離了已無草料的土地，

大地被大雪覆蓋，茫茫一片雪原，

擠奶女工，兩腮紅紅，走在暴風之中，

冰霜的抽打中，急促趕回家。Robinson，　John．　Poems　of　Various　Kinds，　Norwich:　J．　Knox，　1768:　90．

英國北方的冬天大雪紛飛，冰封大地，寒冷異常。擠奶女工夜晚工作後回家路上，遇上暴風雪，隻得頂風趕路，普通農民生活的艱苦程度可見一斑。但回家後的情形是如此的溫馨，與丈夫圍著火爐而坐，快樂而溫暖，兩人噓寒問暖，講述白天發生的事情。外麵寒風呼嘯，但他倆沉浸於互相安慰之中。平靜而淳樸的農民生活，雖沒有高大的房屋和博大的學問，但邪惡、嫉妒和仇恨等絕沒有產生的根基。

這種對純真樸素思想的向往和對邪惡行為的痛恨反映在另一首《艾馬蒂：一首挽歌》（I　Matti:　an　Elegy，　1768）之中，這首詩模仿格雷的《墓園挽歌》和詹姆斯·湯姆遜的《懶惰城堡》（Castle　of　Indolence），對社會批評也入木三分。詩人借用瘋人院這一特殊的地方，將因種種原因而發瘋的人們集中敘說。失戀者、失去親人者、事業破產者，都被關入瘋人院：

這兒痛苦常常提升它悲傷的調子，

而回應的是帶著高談闊論的大笑，

這頭便可以毫無原委地不停激動，

那頭淚眼汪汪，不停地號啕大哭。Robinson，　John．　Poems　of　Various　Kinds，　Norwich:　J．　Knox，　1768:　87．

這一笑一哭，生動地描繪了瘋人院裏的正常情形，讓人唏噓痛心。但詩人並非停留於此，他認為純真樸素的生活現如今難以尋找，在商業大潮的衝擊下，一切在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

可是嫉妒、仇恨、冷酷以及高傲，

已經在毫不動搖地占據了人的心，

直至可怕的罪行，導致瘋狂舉動，

不幸的人們屈從於自己任何想法。Robinson，　John．　Poems　of　Various　Kinds，　Norwich:　J．　Knox，　1768:　87．

真正讓羅賓遜成名的是《被壓迫的村莊》，此詩在《荒村》出版後第二年發表，他接受並發揚光大了哥爾德斯密斯的荒村主題，還擊那些對《荒村》持懷疑態度的人們。

《被壓迫的村莊》一開始就回答“村莊被誰壓迫”這個問題，壓迫鄉村的罪惡推手在哥爾德斯密斯的《荒村》中是被隱含著的，沒有明確表明是圈地運動，而是來自城市的金錢及其隨行的城市疾病如奢侈揮霍和落寞殘酷等。羅賓遜在詩歌出版時封麵上就寫明“獻給哥爾德斯密斯博士”，扉頁上的“獻詞”也是寫給哥爾德斯密斯的，他說“我急切地要將這首詩獻給你”，同時想“自由地說出我的真情實感”，他坦言“我久以奢侈為敵，且不能看到近來它的快速傳播而無動於衷。反對它的人通常把現在的時代和羅馬帝國衰落進行比較；但我相信，我們目前發展如此之快，如果沒有反複出現的例子，那些由奢侈導致墮落的赤裸裸的圖景，就足以讓我們對其進一步放縱的後果感到恐懼”。Robinson，　John．　The　Village　Oppressd，　London:　J．　Robson，　1771:　Ⅲ．很明顯，是財富帶來的奢侈與浮華壓迫和威脅著可憐的鄉村，而且鄉村在這個變化過程中並非一味地處於被動的位置，而是主動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這樣奢侈的風尚不但侵害富人，也危害著窮人，又迫使富人們繼續集中購置土地去傷害更多的鄉村共同體。

羅賓遜的詩歌開門見山，清晰地將城市與鄉村對立起來，並把城市向農村的滲透和汙染農村的過程和盤托出：

遠離那個喧嘩、繁忙的生活場景，

高傲、嫉妒構成連續不停地爭鬥，

時尚，聯合了愚蠢，還手拉著手，

引無數王公貴族在其麵前競折腰，

它如何於農村的場景中勾引娛樂，

那兒多種多樣美麗點綴彎彎古道，

人們可以於山腰上無憂無慮信步，

欣賞那滿眼開放的笑吟吟的美景，

抑或，可以平躺在河岸邊，身邊

溫柔的小河潺潺流淌，清脆悅耳，

……

將笑吟吟的滿足、天真和健康，

交換為空洞的傲慢和無需的財富。Robinson，　John．　The　Village　Oppressd，　London:　J．　Robson，　1771:　7．

羅賓遜的對比是清晰的，浮華空洞的城市與清純天真的鄉村形成鮮明的對比，但詩歌更加集中於商業對鄉村的滲透與侵害，鄉村的純真被城市的奢華所替代，使用的方式便是商業，便是圈地。詩人批評商業滲透所帶來的後果，傲慢與財富，對於天真健康的鄉村，它們是空洞的和不必要的。時至今日，奢華占據了鄉村，村民們從中尋找樂趣，因為強權和傲慢者掌控著人們的行為，奢華也從勤勞手裏搶走了美德。於是，詩人追憶過去，快樂的農民，用勤勞的雙手，從田地裏收獲豐收的果實，互相毫無猜忌地分享勞動的報酬，同時毫無怨言地滿足於微薄的收入，撫養後代，羞於提出施舍的要求。

而今農民們不再愉快地趕向田地，因為四周到處是廢墟和貧窮，商業滲透和圈地運動深入開展，原來的租地農民與土地貴族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貴族原來是保護農民的主人，每年還設宴招待農民，需要農民耕種土地，出人力做徭役，服兵役，以完成其各種封建義務。如今推行資本主義私有製，以商品經濟為主的經營模式，極盡所能減少人員開支，大宗產品私有化，土地首當其衝成為商品被他們收入囊中，除留下部分農民外，其他人必須另謀生路。

那個主人，哎，被剝奪了這個稱呼，

其獵物隻剩下赤貧與恥辱，

忍受著命運更嚴重更不利的打擊，

虛弱地拖著奴隸般沉重的枷鎖。

……

貪婪與傲慢啊，一個一文不值的老爺，

便可使大片光榮的土地奢華膨脹，

吞並一個個農場，一塊塊田地，

造成了無數被迫屈從的奴隸。Robinson，　John．　The　Village　Oppressd，　London:　J．　Robson，　1771:　9．

羅賓遜的抨擊力度不亞於哥爾德斯密斯，將圈地運動直接理解為強占、吞並，這種行為便是貪婪與傲慢，不管所轄農民的利益。利欲膨脹，所占土地愈來愈多，而迫使農民成為無產階層，成為現代奴隸，還套著沉重的枷鎖。這便是詩人所謂的“壓迫”，是城市對農村的壓迫，是來自商業和圈地的壓迫，也是人性的壓迫。

一個頭發花白的老者，眼看滿目罪愆，安度晚年的希冀成為泡影。遙想當年冬天火爐邊的噓寒問暖，互訴衷腸，抑或夏天烈日下樹蔭底下安靜地打盹。農民樸素的願望和純真的美德現如今煙消雲散了。奢華帶來的沉重壓迫逼迫許多淳樸的農民就範，好逸惡勞、貪圖享受、奴顏婢膝等等不良思想和有悖鄉村美德的行為流行於整個鄉村：

懷揣著奢華思想，一群平凡的人們，

鄙視那累死人的勞動所獲得的榮譽，

一幫奴相的人啊，給主人溜須拍馬，

麵對財富阿諛奉承，對貧困盡嘲笑。Robinson，　John．　The　Village　Oppressd，　London:　J．　Robson，　1771:　11．

詩人猛烈抨擊這種東施效顰的愚蠢行為（詩人稱之為“被授權的模仿”），富人們的奢侈行為傳染給了部分村民，這些原本淳樸的農民現今也加入了貪圖享受的行列中。於是，新貴也好，赤貧也罷，競相爭寵，互相排比，講究排場和奢華享受，而忘卻了勞動的本質和貧困的實質，更不用說所謂鄉村美德了，都可以一同拋棄了。

於是，詩人通過一個具體的實例來證實圈地運動帶來的巨大變化。一對熱戀中的男女，生活在這個倒黴的時代。男青年老實本分，不會溜須拍馬，說話誠懇，常常偷偷向姑娘表白心中的思念和愛意，兩人憧憬著美好的未來。但好景不長，他們的一切被強權和專製剝奪了，可憐的戀人隻得分道揚鑣，各奔東西，婚禮永遠也不可能舉行了。詩人進一步闡明了原委，婚後的日子何去何從？所生孩子對周遭的痛苦和貧困可一無所知的啊，因此，新婚意味著永無停息的麻煩、痛苦和不幸。老年和疾病最終無法維持多久，沒有救濟和幫助，隻有一條路可走，便是墳墓，這樣才能醫治他們的創傷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