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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文學·身體———以郭沫若為例[日本]藤田梨那*(日本國士館大學文學部,日本東京)內容摘要:作為隱喻的要素,結核病與其他傳染病一樣,在現代文學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郭沫若的文學創作中也承擔了很重要的角色。《殘春》以結核病為一個聚焦點,描寫了愛牟對S姑娘的糾結的戀慕心理。作品中表現了現代科學與自我意識的交錯。結核在他的作品中充當了一個重要的隱喻性角色。夢境的描寫也為作品加上了一個特別的心理場景,使登場人物的告白吐露得更切實,內心世界表象得更真實。對結核病的描寫見於郭沫若的早期作品,這與這個時期郭沫若嚐試心理描寫、告白,重視自由戀愛,宣揚自我等都有著密切的關聯。《殘春》中有關結核的寫實性描寫與隱喻都體現了郭沫若的浪漫風格。可以說,這部作品是探討“醫學·文學·身體”課題的一個恰當的例子。
關鍵詞:郭沫若;醫學;文學;身體?????????????
序在郭沫若研究中,“醫學·文學·身體”是一個重要的論題。他青年時代曾留學日本,學習醫學,又開始文學創作。在這兩個領域中他都受到了日本與西方的影響。醫學以人體為研究對象,文學則以人心、精神為描寫對象。他雖未曾行過醫,但現代科學與醫學卻在他的文章及作品中頻頻出現。現代科學與醫學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已成為一條重要的血脈。科學知識及科學精神如何與他的新文學創作相關聯,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是一個極富有興趣的課題。本論文準備以郭沫若的早期作品《殘春》為例,探討郭沫若文學中“醫學·文學·身體”的問題。
一、結核病在現代社會中的流行自16世紀至19世紀,結核病蔓延於地球上的廣泛地區。數世紀來結核奪去眾多人的*作者簡介:藤田梨那,日本國士館大學文學部教授。
1生命,特別是年輕人的生命。日本明治時代也遭遇了結核病的大流行,曾有“國民病”和“亡國病”之稱。其實,結核病是一種很古老的疾病。早在古代希臘和古埃及就已出現。奈良時代結核病已傳入日本,大流行始於都會化、產業化急速發展的現代。當時結核一般被稱做“肺病”“肺癆”“癆咳”。
現代醫學出現之前,人們以為疾病是神對人們的懲罰。還有遺傳病和傳染病的不同說法。1882年德國細菌學家RobertKoch發現了結核菌,確定了結核病的傳染病學說。結核的病原體學說雖然隻不過在一個世紀前才登場,但它足以推翻有關結核病的傳統性觀點,並一直主導著今日的醫學界。繼Koch之後,醫學界在1908年,開發了結核檢查藥Tubercu-lin,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AlexanderFleming發現了Penicillin,實現了淋病、梅毒、肺炎的治療。1944年,美國微生物學家SelmanAbrahamWaksman發現了Streptomycin,他的發現使結核病的治療變為可能。日本於1949年進口Streptomycin,翌年開始生產,於是Streptomycin開始普遍使用於結核病的治療。自明治10年(1878年)開始,結核病的死亡率不斷升高,到明治40年(1908年)死亡人數已達11萬。進入大正時期又上升到14萬人。
結核病的死亡率一直上升到昭和25年(1950年),之後就急速下降。Streptomycin的使用始於1950年,治療效果十分明顯,自此結核不再是不治之病了。
郭沫若留學日本是在大正3年(1914年)到大正12年(1923年)之間,這正是結核病流行最猖獗的時期,死亡率達到最高水平。①而且20歲上下的年輕人的死亡率非常突出。②這個時期出版的留學指南書《留學生鑒》③裏,特設有肺病注意事項的章節,即第14章“肺病及腳氣的預防”。其中對肺病的預防、肺病的征候、治療的注意事項、轉地療養進行了具體的說明。這正反映了當時結核流行的社會現象。而且當時留學生中已出現了結核患者。郭沫若的同鄉陳龍驥就是其中的一個。1916年陳龍驥患結核在聖路加醫院住院,結核已到晚期。郭沫若去探望他,勸他轉院到北裏病院去,並親自陪他轉院。但不久陳去世了。朋友的死給郭沫若以莫大的悲哀,同時也使他對人生有了新的醒悟。這段經曆詳見於《三葉集》④所收給田漢的書簡。這個事實也證明當時結核病已普遍存在於郭沫若的周圍。另一方麵,郭沫若1919年進入九州島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習醫學。可以說,他當時置身於可以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了解結核病的環境中。1921年他在寫給母親的書信中曾詳細說明如何消毒結核患者用過的房間,介紹了消毒的方法及藥品。⑤如此看來,我們推知結核病流行的環境、現代醫學這兩個要素與日本留學時代郭沫若的文學創作有著密切的關係。
《結核死亡數および死亡率の年次推移》,『「結核の統計」資料編』,疫學情報センター,結核予防會結核①研究所編。
近藤宏二:《青年と結核》參考,岩波書店1946年。②《留學生鑑》1906年,東京啓智書社。③1920年2月15日田漢宛て書簡參照,《郭沫若全集》第15卷《三葉集》所收。④《櫻花書簡》,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64頁。⑤2
二、作為隱喻的結核結核與其他流行病一樣,曾賦予文學以莫大的影響。在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就曾受到結核病的影響;進入19世紀,結核病在許多文學作品中登場。如:AlexandreDumas,fils的《茶花女》、Shelley的《西風歌》、O.Henry的《最後的葉子》、ThomasMan的《魔山》等。在日本,自明治時代到昭和時代也有很多作品描寫了結核病。如德富蘆花的《不如歸》(1898年)是明治時代讀者最多的一部小說。泉鏡花的《外科室》(1895年)、伊藤左千夫的《野菊之墓》(1906年)、永井荷風的《新任知事》(1902年)、橫光利一的《春天乘著馬車》(1926年),一直到昭和13年堀辰雄的《風立起了》,這些都可以說是書寫結核病的文學。這些作品都描寫了結核病所致的悲戀、孤獨與死亡。都以描寫美麗而又衰弱下去的生命為著眼點,很明顯,這些作品的主題是屬於浪漫派的。
關於浪漫派與結核病的關係早已被SusanSontag與ReneDubos所關注。ReneDubos在《健康幻想》(MirageofHealth)中指出:19世紀“肺病所致的消磨與衰弱增加了婦女們的魅力,也為很多浪漫派藝術家與詩人帶來了魔力。”①結核的浪漫氛圍擴大,唯結核為上品、纖細、高貴,健康幾被視為野蠻的趣味。疾病成為一種新的時髦意識———服裝裝飾身體的外表;結核則裝飾身體的內麵。當然,實際上結核是一種非常痛苦的疾病,幹咳、咯血、高燒、體力減退等症狀反複折磨著病人,最終奪走病人的生命。結核患者常是蒼白的臉上時而泛著紅暈,時而激動,時而失去活力。“結核是一種崩潰、發熱、肉體的軟化。”(TBisdisintegration,febrilization,dematerialization.)②。但結核的這些症狀又恰恰大大地刺激了文學的發展。
文學中結核病的隱喻有幾個側麵。1.戀愛的隱喻。SusanSontag指出:“結核病,表露在外表的高燒正表示了內心的燃燒。結核隱喻首先從描寫戀愛開始———‘病了的’愛、‘燒毀’的激情等意象。”③因此,結核以愛之威力的變形的意象被應用於文學。2.提高死的品位。“結核病的死使肉體解體,使人格靈化。圍繞結核的想象美化了死。結核成了一種充滿魅力、每每連接了抒情詩式的死。”④3.成為新的自我態度的比喻。結核病裝飾身體內麵,基於這個觀點,它便充當了表白內心意識的用語,充當了表現自我的手段。人們內心熾烈的欲望和過剩的感情以疾病的表現功能而被展示於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我們說“結核病便是病了的自我”(TBwasthediseaseofsickself)⑤。
結核是激情的病,同時又是壓抑的病。在結核病的描寫中,常常表露出被壓抑的強烈的①
ReneDubos,『健康的幻想』(MirageofHealth),田多井吉之助訳,紀伊國屋書店1988年,p186。
②SusanSontag,『作為隱喻的疾病』(IllnessasMetaphor),p13。
③同上(IllnessasMetaphor),p20。
④同上(IllnessasMetaphor),p20。
⑤同上(IllnessasMetaphor),p102。
3欲望;來自傳染、隔離、恐怖的壓抑。SusanSontag指出:“疾病的隱喻並不在於表示社會平衡的崩潰,而是用於表示社會的壓抑。這樣的隱喻不斷地出現在浪漫派的對峙———心與頭、自發性與理性、自然與人為、田園與都會———的修辭法中。”①伴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結核病在文學的世界中更多地承擔了宣揚現代自我的角色。
三、郭沫若《殘春》中結核病的隱喻郭沫若來日兩年後,同鄉陳龍驥患結核病在聖路加醫院住院,郭沫若去探望他,勸他轉院到北裏病院去,並親自陪他轉院,但不久陳就去世了。1920年郭沫若在給田漢的書信中寫道:“他睡在車中,被車輪震蕩著,不斷地隻是幹咳,他那大理石一樣的慘白的麵孔一陣陣地暈起桃紅色的血潮來。他那兩隻玲瓏的含著眼淚的眼睛,隱含著無限的希望,不斷地隻是望著我,咳!他那種可憐的樣兒,我至今———我一生終不能忘懷。”②這個體驗對他來說是殘酷的。不難想象,目睹朋友的痛苦和死亡,年輕的郭沫若定然切身感到結核病的可怕和人生的不測。但同時這次殘酷的體驗又為他帶來了戀愛的機會。他在聖路加醫院偶然遇見了護士佐藤富子。郭沫若將這個偶然的相遇稱為“bitterishsweetness”。他在給田漢的書信中寫道:“我以為上帝可憐我,見我死了一個契己的良友,便又送一位嫻淑的膩友來,補我的缺陷。”③郭沫若與異國女性的戀愛從朋友的死開始,這個體驗對他日後的文學寫作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他來說,結核病意味著兩層意義———苦痛、殘酷的死與甘美的戀愛。這兩層意義時常交疊出現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圍繞郭沫若文學,探討“醫學·文學·身體”這一課題時,結核病的這兩層意義應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郭沫若最初描寫結核病的作品就是《殘春》(1922年)。主人公愛牟的一位同鄉留學生精神失常,在回國的途中在門司跳海自殺,被救後送進門司的一個病院。在博德灣讀書的愛牟接到白羊君的通知趕到醫院探視,在病院裏認識了女護士S並產生了戀愛之情。故事的高潮是後半部分的夢境,兩個人的約會和愛牟之妻的發瘋、殘殺兒子的事件都以夢的形式描繪出來。夢境在作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部作品中具有幾個重要的要素,結核病就是其中的一個。在進入夢境之前作者已設下了伏線:1.自殺未遂的朋友被送進醫院,這個病院叫“養生醫院”。
“養生醫院”在明治時代至昭和中期普遍存在於日本各地。這些醫院本來是專門收容結核患者的。前述郭沫若致田漢書信中曾涉及他陪陳君轉院到北裏病院去。信中寫道:“轉住養生院裏去就北裏醫治”。“養生院”是北裏大學創始人北裏柴三郎於明治26年開設的日本①
SusanSontag,IllnessasMetaphor,p73。
②《三葉集》,《郭沫若全集》收,p40。
③同上,p41。
4第一個結核病醫療設施。北裏柴三郎明治18年留學德國,師事於結核菌發現者RobertKoch。回國後在福澤諭吉的援助下,在東京白金開設了治療結核病的醫療設施,名叫“土筆岡養生園”。大正3年(1914年)又在“土筆岡養生園”旁邊設立“北裏研究所”,即現在的北裏研究所附屬病院。北裏醫院在當時是治療結核病的權威醫院,非常著名。陳龍驥轉院到北裏是在1916年,正是“北裏研究所”開設2年之後,可見郭沫若當時對日本的結核病研究和治療已有一定的了解。《殘春》中的“養生醫院”就已暗示給結核病設下了伏線。
2.護士S暈著粉紅的兩頰。
文中說這是“處女的誇耀”,但同時也可以表示結核患者的普遍症狀。
3.白羊君說護士S肺尖不好,怕會得癆症而死。
這個猜測在夢境中明確地被斷定為肺結核。
4.護士S的父母死在美國。
夢境中護士S說她的父母在美國死於肺結核,並認為結核是有遺傳的。
小說通過這些伏線進入夢的世界,逐漸展開戀愛與愛牟妻子發瘋的情節。護士S的結核症狀在這裏被明確地描寫出來。盜汗、體力衰退、消瘦、食欲不振、月經失調。這些症狀對醫科學生愛牟來說明顯地表示著結核的初期症狀。再加上護士S的腺病體質及結核的遺傳性等,科學的與迷信的結核病觀都表現在這裏,切實地反映了當時結核病的社會影響。對護士S的身體有以下的描寫:她把眉毛皺成八字。她的眼睛很靈活,暈著粉紅的兩頰。
S姑娘的麵龐不知是什麼緣故,分外現出一種蒼白的顏色。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袒著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殼的荔枝……①在這裏,結核病的身體特征反而將護士S纖美的形象刻畫得十分豔麗。實際上,結核病這個要素在這裏暗示了戀愛。這個小說的重要構造就是夢境。1923年郭沫若在《批評與夢》一文中對《殘春》的構造作了說明:《殘春》的著力點並不是注重在事實的進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寫。我描寫的心理是潛在意識的一種流動。我在《殘春》中做了一個夢,那夢便是《殘春》的頂點。②也就是說,郭沫若在這個作品中刻意描寫的是護士S姑娘對愛牟的戀愛感情———一種被壓抑的心理。他說這是“意識流”。作為文學手法的“意識流”開始於JamesJoyce的Ulysses,其手法便是“內心的獨白”(Interiormonologue),就是將起伏在心靈深處的思念以連寫的形式如實地描寫出來。Ulysses1918年登載於雜誌LittleReview,1922年單行本出版。1918年野口米次郎發表評論《畫家的肖像》(雜誌《學燈》1918,3),第一次介紹了JamesJoyce的“意識流”。1925年堀口大學發表《小說的新形式內心的獨白》(雜誌《新潮》1925,8)《殘春》,第28,29,31頁。《郭沫若全集》第9卷所收。①《批評與夢》,第236頁。《郭沫若全集》第9卷所收。②5
具體介紹了JamesJoyce與他的“意識流”。Ulysses的日本譯本出版於1929年。這樣看來,郭沫若在1922年就已經在《殘春》中嚐試了“意識流”的手法,可謂這個領域的先驅。當然,實際上郭沫若如何具體地涉及JamesJoyce的Ulysses及“意識流”,這個問題還有待今後的研究。他所說的“意識流”毋寧更多地傾向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心理學。
在《殘春》中,郭沫若重視各個要素的暗喻、聯想與全體的有機的統合性。比如以下例子:醫科學生愛牟→有結核病的醫學知識。引S姑娘注目。
愛牟之妻→戀愛的障礙(壓抑)白羊君的存在→戀愛的障礙(壓抑)朋友的精神失常→妻的發瘋為S姑娘打診→肉體的接觸血紅的晚霞→被殺兒子的血Sirens的聯想→Medea的悲劇凋零的紅薔薇→S姑娘的命運題目“殘春”→S姑娘的纖美、青春的短暫夢的形式與這些要素的隱喻都為描寫終不得實現的戀愛埋下伏筆,但同時結核病也為升華戀愛感情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連愛牟的醫學知識也都為誘發戀愛發揮了作用。護士S姑娘和愛牟有以下的對話:“那麼,愛牟先生,你就替我診察一下怎麼樣?”“我還是未成林的筍子呢!”“啊啦,你不要客氣了!”說著便緩緩地袒出她的上半身來,走到我身畔。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袒著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殼的荔枝……①在這裏護士S姑娘迫切地、大膽地來接近愛牟,正如SusanSontag指出的那樣:“因為結核源於激情過多,便常會誘惑惑溺於官能的人。結核以激情之病而著名,同時也同等程度地被視為壓抑之病。”②護士S姑娘與愛牟的戀愛感情都是通過結核病這個要素表現出來的。很明顯,在夢境中結核病構成了一個特別的心理環境,使登場人物的告白吐露得更切實,內心世界表現得更真實。
結論作為隱喻的要素,結核病與其他傳染病一樣,在現代文學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郭沫若作品的“醫學·文學·身體”課題中,凝結了現代文明與科學精神的問題,現代科學與自我①
《殘春》,p31,《郭沫若全集》第9卷所收。
②SusanSontag,IllnessasMetaphor,p21。
6意識在這裏交錯。社會病結核在他的作品中充當了一個重要的隱喻性角色。對結核病的描寫見於郭沫若的早期作品,這與這個時期郭沫若嚐試心理描寫、告白,重視自由戀愛、宣揚“個我”都有著密切的關聯。《殘春》中有關結核的寫實性描寫與隱喻都體現了郭沫若的浪漫作風。可以說這個作品是探討“醫學·文學·身體”課題的一個恰當的例子。
7身體的再現、醫學與解剖:20與30年代郭沫若小說裏的一種含混的態度[瑞士]宇樂文(VictorVuilleumier)*(巴黎狄德羅大學—第七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係,法國巴黎)內容摘要:對於郭沫若而言,正如對於其他一些中國現代作者也是同樣的情況,身體的再現在文學現代性的訴求裏起到一種重要的作用。身體與精神的現代範式如何影響文學的創作,而在根源處的非文學性的再現,又如何被中國現代作者所重新加工?對於郭沫若,解剖與文學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醫學與身體究竟再現了什麼?麵對它們的態度又如何?
為了提示對於這些問題的一些回答,筆者將談論以下幾點,從他最早在日本期間撰寫的那些短篇小說開始:1.文學的科學化;2.身體、疾病與醫學,作為隱喻來運用;3.解剖學。身體的再現很明顯構成一種漢字或中文的意象,是漢語書寫的素材庫。通過解剖的再現而得到象征化的斷裂,也可以在一種文化的提問的視野裏來理解:漢語的字體可以包容或者表達怎樣的新意涵?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應當保存他們原有的字體(漢字)還是加以改變(轉化成拉丁字母)?如何把漢語的字體現代化?如何把書寫的素材庫與漢語的語言糅合?換言之:如何使用醫學的範式,將其作為從西方引入的現代性的符號?如何把它運用到漢語的字體、身體之上?
關鍵詞:郭沫若小說;身體;醫學;解剖學;現代文學;現代化;文化身份?????????????
關於現代醫學、醫生的再現,生物學的、解剖學的身體的現代範式,在中國現代文學裏起到重要的作用,乃至於一些作者,比如魯迅或郭沫若都陳述自己在開始寫作之前,曾先去日本學習醫學———郭沫若在《創造十年》裏說,他是在剖檢一具屍體時,產生了最初的書寫欲望①。
在19世紀下半葉,關於身體的新範式被引入中國,主要是可稱作“現代西方科學身體”作者簡介:宇樂文(VictorVuilleumier),現任教於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第七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係*(LCAO,Paris7),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副教授,法國東亞文化研究中心(CRCAO,Paris)成員。
參見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頁。①8
的範式:這種身體觀得到陳述;它是依照在肌肉、神經係統、大腦之間的機械聯結的模式來組織的,也被視作意識發生的地點。這是一種作為客體(對象)的身體,並沒有絲毫宇宙論或倫理的意涵,與世界相分離。這種身體觀的客觀化與主體的個體化進程相平行。這種現代的再現主要立足在有關解剖學的實踐與認知的基礎上。明確地講,解剖學在有關身體的這些新範式的引入方麵起到重要的作用。
關於解剖學的再現,在近代中國曾接納了意識形態與文化的新意涵:對於1890年代的自強運動,解剖學是國家與民族精神的現代化的有效工具。事實上,身體采取一種知識論的價值:轉變身體的再現,即是轉變對事物的認識,從而轉變文化與政治的現實。比如康有為把中國古代醫學裏的身體再現與西方的、醫學的再現相對立①。這種再現是現代的,因為它是寫實的,奠基在實驗的知識基礎之上②。
然而,解剖學隻屬於從國外引入的新範式中的一個元素:它與社會達爾文、生物學、心理學以及關於種族、民族主義與優生學的現代理論相結合。在民國時期,身體被構想為體現確定的身份:個體擁有一個身體,被賦予性別、民族與種族的固定屬性。關於身體的科學再現,伴隨著身份的生物化的形成過程③。對於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而言,解剖學的模式構成一種現代化的承載工具。事實上,當維薩裏(Vesalius)計劃在歐洲形成時,從最初就具有一種人文主義的規劃綱領:解剖學是一種方法,是方法的隱喻,是重新組織和承載詞與物的話語④。
我們在此暫不展開談論中國與歐洲文學史中醫學與文學之間的重要關係,但是,卻可以提出以下幾點。文學的身體是一種符號,對照從最平庸的所指(譬如,身體作為民族)到最獨特的所指:“疾病的語言”(讓·斯塔羅斌斯基的術語)⑤被轉化成文學的話語。如同文學,醫學生產一些詞語,創造一些術語,(重新)構成一段段曆史,探求一些符號,來詮釋一些症狀⑥。描述病情的專家也是一個作家;當作家對他的內心疾病進行細致的日記參見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4頁:“人之一體,讀《素問》,考名堂;《全①體新論》不知也,外國有人身全體,一見則立明矣。”參見呂澂與陳獨秀:《美術革命》與《獨秀答》,載《新青年》第6卷第1期,1919年1月:“近年西畫東②輸……徒襲西畫之皮毛,一變而為豔俗,以迎合庸眾好色之心。……海上畫工,唯此種畫間能成巧;然其麵目不別陰陽,四肢不成全體,則比比皆是。蓋美術解剖學,純非所知也。……”“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
因為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采用洋畫寫實的精神。……畫家也必須用寫實主義才能發揮自己的天才,畫自己的畫,不落古人的窠臼。”③
參見FrankDikoetterFrank,Sex,CultureandModernityinChina,MedicalScienceandtheConstruc-tionofModernIdentitiesintheEarlyRepublicanPeriod,Hurst&Co.,London1995.
參見AndreaCarlino,Lesfondementshumanistesdelamédecine(“醫學的人文主義根基”),載Andrea④Carlino,AlexandreWenger(主編),Littératureetmédecine,approchesetperspectives[XVIeXIXesiècles](《文學與醫學,方法與視野》[16—19世紀]),Droz,Genève,2007,第19—47頁。
⑤參見JeanStarobinski,L??ilvivantII,larelationcritique(《靈動的眼睛II,批評的關係》),Paris,Gal-limard,1970,第230頁。
參見AndreaCarlino,“醫學的人文主義根基”,見前引書。⑥9
書寫時,他也借助於醫學的語言。個人的疾病,無論是身體的或心理的疾病,如諸位所知,都是一種重要的文學命題。此外,疾病的命題也被經常與內省式書寫、自我表達結合在一起。
我們也可以援引歐洲文學的一個例子,來闡明感性、內省與病情書寫之間的聯係,即盧梭(Rousseau)在他的《懺悔錄》裏的情況①;但他麵對醫學也表現出一種含混的態度,正如在《愛彌兒》裏所見②———在此列舉這個例子,因為筆者認為,郭沫若曾經受到《懺悔錄》這部著作的影響,即使郭沫若與德國和英國浪漫主義的關聯或許更明顯。在現代中國,眾多知識分子與作家都引用盧梭的作品作為參照。郭沫若很可能也同樣把盧梭作為參照:如同盧梭,郭沫若對醫學持有曖昧的態度,這也顯露在他的自傳性與虛構性作品裏。③五四時期以及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國現代作者曾采用關於身體、醫學與解剖學的現代再現。這些模式完美地對應於意識形態與文化的構想:寫實主義、現代化、民族與個體的解放。
他們欣賞關於身體的這些新範式中對身體的客觀再現;尤其因為這種再現可以把身體從任何的“傳統的”、“儒家式的”或“封建”的價值意涵裏釋放出來。中國現代作者因而創造出有關身體、主體與身份的全新文學再現,在其中容納這些範式,並將之文學化。鬱達夫與郭沫若的例子尤為如此。
解剖學與疾病的主題也彙攏了關於自我的書寫(受到西方浪漫主義的啟發,也受到日本私小說的影響);有一種綜合的形式,即我稱之為在20、3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常見的“疾病日記”。我們也需要把這一點與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文學理論在當時的影響聯係在一起,依據廚川白村的觀點,藝術與文學構成對於“苦悶”的體驗的象征化表達④。
然而,有關身體的客觀化、主觀化的觀念糅合,產生出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內省式書寫的情況裏,肯定主體性與個體主義的價值。此外,這或許是為什麼在一些以身體或疾病為命題的中國現代文本裏會揭示出麵對醫學的含混的態度的理由之一。另一個理由則是由解剖學的範式所帶來的象征性斷裂(在下文中還將展開論述這個問題)。
而且,中國現代對於文學身份、作者的形象的建構,在某種程度上與醫生相競爭;新作家在《懺悔錄》裏,盧梭描述他自身生病時的身體症狀,並講述他在童年時代讀過幾本醫學書後如何嚐試對①自身作以診斷。他也講述他曾經嚐試學習解剖學的知識,但後來對此感到惡心。參見Rousseau(盧梭),LesCon-fessions(《懺悔錄》),(第6章),Paris,Gallimard,1995,第314頁。參見AnneVila,SomaticizingtheThinker:Biography,Pathography,andtheMedicalizationofgensdelettresinEighteenth-CenturyFrance,載《文學與醫學,方法與視野》(16—19世紀),見前引書,第89—111頁。
在《愛彌兒》裏,盧梭認為醫學是無用的,而且最好不要閱讀醫學書籍。參見Rousseau(盧梭),Emileou②del?éducation(《愛彌兒或論教育》),第1章,Gallimard,Paris,1995,第106—108。
盧梭的《懺悔錄》早在1910年代已被翻譯成日文(堺利彥訳:《赤裸の人:ルソー自伝》,丙午出版社,③1912;石川戯庵訳:《懺悔錄》,大日本図書,1916)。因此,當時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有機會先讀到日文版的《懺悔錄》(中文版1920年代末才首次出版)。關於郭沫若對醫學的含糊態度,也可參見《漂流三部曲》(1924),《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