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指出：“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是一種主要由個人和私人企業決定生產和消費的經濟製度。價格、市場、盈虧、刺激與獎勵的一整套機製解決了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市場經濟的極端情況被稱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經濟，即政府不對經濟決策施加任何影響。……與市場經濟不同，指令經濟(command economy)是由政府做出有關生產和分配的所有重大決策。……簡言之，政府通過它的資源所有權和實施經濟政策的權力解答基本的經濟問題。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完全屬於上述兩種極端之一。相反，所有的社會都是既帶有市場經濟的成分也帶有指令經濟的成分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從來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的純粹的市場經濟（盡管19世紀的英國也許很接近）。”
[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蕭琛主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7頁。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尖銳指出所謂的自由貿易實質上並不“自由”，“我們聲稱我們信仰自由競爭和自由市場，但我們卻設立貿易壁壘，以‘保護’國內生產者免受競爭的威脅；我們聲稱我們信仰政府最少地幹預經濟活動，但我們的政府卻製定了進口配額，並實行政府支持農產品的價格政策而向國外進行出口傾銷……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把我們看作是偽君子，它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
[美]米爾頓·弗裏德曼：《弗裏德曼文萃》，胡雪峰等譯，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0頁。。以市場經濟不同發展階段和技術水平為主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不是恒定的，而是具體的、曆史的。準確把握政府與市場關係的一般規律，必須循著市場經濟邏輯的和曆史的發展線索。從邏輯上看，政府與市場各有其功能及缺陷，隻有發揮好二者的互補作用和雙重調節，市場經濟才能良性運行。從曆史上看，在古典市場經濟時期，政府幹預程度較低；凱恩斯主義風行以後，政府幹預成為經濟運行的常態。伴隨市場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政府與市場的共生互補關係愈發緊密，綜合運用兩種力量更是不二選擇。資本市場是現代經濟運行的軸心和中介，在市場經濟中擔負極其重要的角色。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資本市場中究竟如何，更具體地說，二者作用的形式或邊界究竟如何，需要我們深入進行研究。
一、政府與市場關係：市場經濟運行核心問題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市場經濟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市場經濟產生伊始，學者們就從不同視角探討這個問題，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實踐不斷深化認識、豐富拓展，形成為數眾多的學派。當資本主義發展處於以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階段，手工技術仍居主導地位，企業的產權關係也非常簡單，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企業通過市場機製展開競爭和博弈，實現優勝劣汰。由於資本主義剛剛脫胎於封建的生產關係，開啟資本原始積累進程，企業發展還沒有掙脫行會製度的束縛。1776年，亞當·斯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當時的政府與市場關係提出自己的見解。其核心觀點是，“自利”是人的本性，“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麵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
[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14頁。。人們從事經濟活動都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每個人都有這種“經濟人”的屬性。為了使手中資本增加、實現自身利益，人們積極參與經濟活動，客觀上促進了市場經濟發展、擴大了社會整體利益。斯密指出，“由於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於寧願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隻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於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於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隻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
郭大力、王亞南譯，
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7頁。。斯密認為，工商業者通過市場機製這隻“看不見的手”展開自由競爭，能夠有效配置社會資源，國家盡量不要幹預或者少幹預經濟，確保商業社會自由運行。應當說，斯密的主張契合當時市場經濟的運行與發展，奠定了古典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礎。
工業革命的興起使工場手工業逐漸向機器大工業過渡，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大大提高，以技術進步為顯著特征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方式居於主導地位，資本主義生產取得了自身的典型形式，資本主義經濟憑借機器技術最終確立了統治地位。與此同時，企業的產權關係從單一走向多元，所有權與經營權從合一狀態到相互分離，特別是修建鐵路等巨大募資需求催生了股份製這種全新的企業組織形式。與此相適應，市場必須從傳統的、簡單的運行機製向現代的、複雜的運行機製轉變；政府也需要製定相應的產業政策和管理措施，規範市場主體的行為。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生產和資本高度集中，資本主義製度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日趨加劇，經濟危機頻繁發生並愈演愈烈。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激化了資本主義各國嚴重的社會危機，打破了“市場萬能”的神話，傳統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走進了死胡同。1936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出版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批判和抨擊古典市場經濟理論，提出解決經濟危機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凱恩斯提出，政府並非消極保護社會秩序的“守夜人”，而應該成為社會秩序和經濟生活的積極幹預者，特別是要熟練地、有效地利用政府的財政職能刺激經濟發展。凱恩斯的理論及其實踐，開啟了現代市場經濟時代。二戰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奉行國家幹預經濟的政策，進入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到20世紀70年代初卻普遍出現“滯脹”現象，經濟增長停滯、大量失業與通貨膨脹並存，凱恩斯主義遭到質疑。圍繞政府是否需要幹預、幹預什麼、怎樣幹預，學者們展開激烈爭辯，形成新古典綜合派、貨幣主義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諸多流派。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經濟學各流派爭論不休的焦點，也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核心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唯物史觀出發，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規律、內在矛盾和曆史趨勢，並對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做出科學預見。馬克思、恩格斯曾盛讚市場機製的作用，稱其為神奇的“法術”，資產階級正是使用這個“法術”，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創造遠超過去一切時代的全部生產力。他們進而揭示了市場機製盲目性的一麵，“單個的商品生產者隻有通過產品的跌價和漲價才親眼看到社會需要什麼、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麼”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頁。。這不僅會導致社會再生產比例關係失調，更蘊藏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巨大風險。曾經如同“魔法師”的資產階級愈發控製不住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越來越難以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以消滅私有製為前提，“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7頁。，“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8頁。，“在一個和人類本性相稱的社會製度下，除此之外，就不會有另外的競爭。……社會那時就應當考慮，靠它所掌握的資料能夠生產些什麼，並根據這種生產力和廣大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來確定，應該把生產提高多少或縮減多少，應該允許生產或限製生產多少奢侈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4頁。公共職能在未來社會將失去政治性，變為簡單的管理職能即製定生產計劃、組織社會生產。“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1頁。由於未來社會消滅了競爭，人們的利益是一致的，就能夠根據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製訂社會的生產計劃和生產比例，對勞動時間進行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根據社會需要有計劃地組織生產，也能夠根據社會需要的變化而變化。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階段
我們黨始終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道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立足於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逐步破除計劃經濟體製弊端，不斷深化對計劃與市場、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認識。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大，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過渡期”，先後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等，改革的市場化方向愈加清晰。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政策主張，一直延續到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重新構建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厘清政府與市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和邊界，指明了全麵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方向。首次提出“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必須遵循這條規律”。不僅更完整、更準確表述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也提出具體要求，“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著力解決市場體係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並將“政府的職責和作用”歸納為“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等八個方麵。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強調，“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我們仍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從“基礎性作用”上升到“決定性作用”，這是我們黨對市場作用的全新定位、對政府與市場關係認識的曆史性飛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標誌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行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科學認識這一命題，準確把握其內涵，對全麵深化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並非彼此分割、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的，二者的作用不可偏廢，應當優勢互補、協同發力。
對政府與市場關係新的科學定位，基於深刻把握市場經濟一般規律、認真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經驗以及有效應對新形勢新任務新問題。市場經濟發展史就是政府與市場關係在具體條件下共生互補的曆史，特別是進入現代市場經濟階段，政府與市場各自的作用發揮得越徹底、越充分，這種共生互補關係就愈緊密。我國確立經濟體製改革目標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後，在實踐中不斷拓展和深化對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認識，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製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科學論斷正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合乎邏輯的新概括、新定位、新飛躍。隨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在增速調整、結構優化、動力轉換取得積極成效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體製性、結構性矛盾還比較突出，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較大，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的任務尤為緊迫。在市場機製方麵，存在市場體係不完善、市場秩序不規範、市場競爭不充分等問題；在政府調節方麵，越位—政府幹預過當、缺位—政府不作為、錯位—政府亂作為的現象不容忽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出發，緊緊抓住經濟體製改革的這個核心問題，凡是市場能夠解決的一律交給市場，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更不能錯位，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
三、資本市場中的“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
資本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發展的“晴雨表”、技術創新的“孵化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明晰政府與市場的職能邊界，真正使“兩隻手”的作用正向疊加。“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主要表現為通過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供求規律等實現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引導供求、促進創新、傳遞信息、提示風險等方麵，市場機製能夠發揮其他方式難以比擬的巨大優勢。但市場並不是萬能的，盡管在理論上完全競爭的市場機製能使資源均衡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實現最佳經濟效率，在現實中卻無法滿足諸如完全競爭的市場、信息完全對稱、沒有外部效應等一係列前提條件，市場失靈無法避免。“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主要表現為科學有效監管和適時適度幹預，克服市場缺陷，彌補市場失靈，當好資本市場發展的推動者和資本市場穩定的守護者。政府應當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健全資本市場監管體係，及時查處和有效防範市場主體的違法違規行為，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保障資本市場高效有序運行，進而把保護投資者尤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作為重中之重真正落到實處。當資本市場發生劇烈波動、有可能發生係統性危機的時候，政府必須果斷出手調控，維護資本市場穩定，增強投資者信心，堅決守住不發生係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2015年我國股市出現異常波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相關問題做出闡述。2015年9月22日，在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書麵采訪中表示，股市漲跌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一般情況下政府不幹預。政府的職責是維護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促進股市長期穩定發展，防止發生大麵積恐慌。前段時間，中國股市出現了異常波動，這主要是由於前期上漲過高過快以及國際市場大幅波動等因素引起的。為避免發生係統性風險，中國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遏製了股市的恐慌情緒，避免了一次係統性風險。境外成熟市場也采取過類似做法。在綜合采取多種穩定措施後，市場已經進入自我修複和自我調節階段。發展資本市場是中國的改革方向，不會因為這次股市波動而改變。2015年10月18日，在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習近平主席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表示，麵對近期國際國內金融市場形勢變化，我們陸續出台降準降息、完善人民幣彙率形成機製等一係列舉措。目前，市場風險得到相當程度釋放，內在穩定性增強。下一步，中國將按照市場化、法治化方向穩步推進金融改革，培育公開透明和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完善風險管理，穩定市場預期，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限製，更好支持實體經濟發展。2015年10月26日—29日召開十八屆五中全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起草的有關情況向全會作說明。他指出，近來頻繁顯露的局部風險特別是近期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說明，現行監管框架存在著不適應我國金融業發展的體製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們必須通過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範係統性風險。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現代金融特點、統籌協調監管、有力有效的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堅守住不發生係統性風險的底線。
資本市場有其自身運行邏輯，通過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供求規律等能夠高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政府無須越位幹預，市場導向應居首位。政府過度幹預容易扭曲資本市場的運行機製，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甚至嚴重挫傷技術創新的動能和活力。然而，市場調節並不是萬能的，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後性等弊端，“看不見的手”有失靈的時候。譬如，當某項技術創新成果邁向產業化的中期，技術創新與金融資本結合的造富效應顯現，利潤預期促使更多金融資本狂熱湧入，但技術創新驅動的真實財富增長跟不上投資者集體信念中的高額回報期待，這種永無止境繁榮的錯覺容易導致金融資本狂熱投資的風險。政府不越位絕不意味著缺位、退出、不作為，政府實施科學有效監管和適時適度幹預是十分必要的，“兩隻手”須各就其位。為確保資本市場健康有序運行，必須緊扣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和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大力推進依法監管、全麵監管、從嚴監管，切實維護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當市場調節機製出現功能障礙難以自我恢複，甚至可能引發金融風險時，政府必須予以幹預，防止發生區域性係統性金融風險，防止對資本市場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造成災難性的影響，這從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發展史中可以得到證實。應當看到，由於我國資本市場處於“新興加轉軌”階段，中小投資者為主的投資者結構特征鮮明，與成熟資本市場相比不穩定性更強烈。對於政府在資本市場危機時刻積極出手幹預，我們應當理直氣壯，關鍵是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對資本市場的危機幹預機製，科學掌握幹預的時、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