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就馬克思主義體係的哲學部分來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講究本體的（盧卡奇的社會存在本體論的思考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本體論，那麼，它的本體論超越了舊的本體論哲學；馬克思主義（古典馬克思主義、正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再是抽象地去研究存在及其特征，而是展現出一種基礎本體論，即隻不過是認同“自然界”或“感性的外部世界”是基礎性的東西，而不複去對這種基礎性的東西溯本求源，不去重蹈邏輯上無窮回歸的覆轍或不複陷入黑格爾所摒棄的“壞無限”（“惡無限”）的泥潭，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在強調“有米才有炊”，這就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超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新唯物主義。任何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類哲學”的做法實質上都是在背叛馬克思主義哲學。任何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同於舊哲學本體論的做法，都是沒有從根本上領會“新唯物主義”的精神實質。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稱謂問題，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著實將“實踐的唯物主義者”當作“共產主義者”看待，而隻有“新唯物主義”才標誌著馬克思創立了使樸素的、機械的唯物主義、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主義所無法比擬的新哲學（當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曆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曆史理論、曆史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這些都曾被當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稱謂看待）。在學術層麵，不管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采用何種稱謂，都不應損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更不應恣意闡釋甚至閹割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人在堂而皇之地自以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可以的（不能不讓這樣的哲學家們言說），而將不屬於馬克思的東西強加給馬克思，甚至將當年遭到馬克思無情批判的東西硬加在馬克思的頭上（有的學者隨心所欲地解讀馬克思），不管怎樣，這都是讓人無法容忍的。
在思辨哲學中，黑格爾為了自己唯心主義體係而到頭來卻扼殺了唯心主義辯證法；在黑格爾那裏，體係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是顯而易見的，不過並非體係肯定具有這樣的弊端，體係同樣可有自身的開放性，因此，我們大可不必談體係而色變。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體係哲學或是反體係哲學，誠如孫伯所說的那樣；因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是去建構什麼思想體係（包括哲學體係），而是在改變世界過程中留下了思想的軌跡，在穩定的語境中呈現出自身的科學體係。毫不誇張地說，將古典馬克思主義這個源頭性的思想體係理清了，其後的由完整馬克思主義譜係中各個支脈構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場域結構自然而然也就一清二楚了。在古典馬克思主義中，體係是沒有地位的，馬克思、恩格斯反對建構黑格爾式的流產的人類精神體係（盡管杜林惡意地讓馬克思拄著黑格爾的精神拐杖）；但是，這絕不等於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理論沒有完整的體係（而恰恰是具有科學體係的），更不等於馬克思主義完整的理論結構場域缺乏體係。應該說，體係不見得肯定具有封閉性，而應該具有開放性。就馬克思主義體係而言，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三個組成部分的說法隻不過是列寧對古典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的一種解讀，而應該說對古典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還可做出多種建構。可從基本範疇角度來理解或描述古典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或可用範疇作為基點來建構古典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從曆史主義發生學的角度，依靠“深層曆史解讀法”解讀或建構或描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係也構成一條新的路徑。誠然，較之描述，建構馬克思主義體係花費的氣力要更大些。還可以且應當從曆史主義發生學切入，對古典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乃至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的發展脈絡做出動態過程的觀照和把握。
馬克思主義體係及其基本範疇互通互聯。在確立或厘定馬克思主義基本範疇方麵，無論是從學理層麵來看，還是從社會生活的實踐過程來看，首要的是，這樣的範疇要能夠貫穿古典馬克思主義、正統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場域結構的始終，但不是要求個個基本範疇都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場域結構中的一根紅線或一以貫之的東西；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或“老祖宗”）的思想或古典馬克思主義則自始至終是原發性的、根基性的、初始的因素。十分清楚，在探究馬克思主義科學體係過程中，啟用古典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用其取代一直沿用的泛化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提法，這是與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譜係的在場密不可分的；唯有正視且認同馬克思主義譜係的真實樣態，才能彰顯古典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應有的曆史地位，才能避免淹沒、掩映或遮蔽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應有的曆史地位。置身於２１世紀的我們，不是要去高揚我國成熟的馬克思學（不要去津津樂道我國馬克思學堪與西方馬克思相媲美），而是要去強化和做實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繼續推進現已在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高端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古典馬克思主義）文本的研究是一項源頭性的研究；當代中國確實應該少些或弱化馬克思學而應該多些或強化馬克思主義。
2013年是我國著名哲學家孫伯逝世十周年。我們在這裏緬懷這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大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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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與資本市場｜前言
前言
兩年前，在恩師朱進東教授的精心指導下，我對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隱性邏輯即人與技術的關係進行了係統研究
朱斌：《遮蔽與在場——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著力彰顯相對剩餘價值理論中被“遮蔽”的理論內涵，辨識馬克思主義譜係內各家各派所持觀點，明確提出相對剩餘價值理論是全麵理解20世紀30年代乃至馬克思之後（馬克思創立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即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之後）整個西方文化特別是人與技術關係的重要理路，並就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在當代中國是否在場、何以在場做了探討。彼時關注點主要集中於人與技術關係這個被暫時“遮蔽”或“懸擱”的隱意。通過進一步研究，馬克思本人對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闡釋並非局限於後人解讀通常遵循的邏輯鏈條（即：個別資本家率先引進先進技術—贏得比較優勢—攫取超額剩餘價值—行業內競相普及該技術—實現相對剩餘價值），追逐與實現技術創新當屬其中應有之意，以往相關研究對此內涵挖掘和解讀尚不充分，難免有損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完整性和豐富性。
本書依托馬克思主義文本，致力於回到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原點，深度解讀古典馬克思主義
朱進東教授在《古典馬克思主義：一個新的話語範式》中首次主張，將“古典馬克思主義”話語範式納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視其為當前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話語體係的原初範式。“古典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曆史範疇，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闡述的經濟學理論、哲學理論和社會學理論。古典馬克思主義對此後形成的世界馬克思主義的譜係起到統領性和規範性的作用。啟用“古典馬克思主義”，有助於揭示由古典馬克思主義生成的話語範式鏈，有利於凸顯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應有的曆史核心地位，有助於打通從古典馬克思主義到正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理路。對相對剩餘價值研究的脈絡，首次彰顯蘊含其中追逐與實現技術創新的隱意，探究資本市場篩選評價技術創新規律。從追逐超額剩餘價值到實現相對剩餘價值，核心就是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和優化組合各類生產要素，關鍵在於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新產品的開發與使用。凸顯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毫不停歇地推進技術創新及其應用，既是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潛在主線，也是市場經濟的一般法則。實踐證明，在各種直接的、間接的融資方式中，資本市場匹配資金供需最有效率、最具活力。馬克思的經典名言深刻揭示了股份製的資本集中功能，“假如必須等待積累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麼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頁。。通過股份製的形式將分散的中小資本和社會閑散資金等集中起來，有力促進技術創新及其在廣闊領域的應用，從而高度契合社會化大生產的需求。
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支持技術創新的經驗可資借鑒。資本的本性就是逐利，在運動中最大限度追逐價值增殖。那些符合社會發展趨勢、具有廣闊市場前景、能夠帶來豐厚收益的技術創新，自然會得到風險投資的關注和青睞。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發揮著“指揮棒”作用，引導資本投向，實現優化配置。美國矽穀創新奇跡得益於風險投資價值發現、市場運作和擇機退出機製，本質則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對剩餘價值的實現形式；納斯達克為辨識高新技術項目創造平台，為風險投資功成身退塑造典範，成為技術創新的強力引擎。
我國資本市場孕育、發展、壯大，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曆史變革中的重要成就。生產和實現剩餘價值是市場經濟的共性特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是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存在的場域。必須明確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剩餘價值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剩餘價值有著根本的異質性，社會主義製度祛除了剩餘價值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餘勞動和剩餘產品”的資本主義特性。二者的本質區別是在不同社會製度、不同政治環境中進行的，追求的終極目的更是迥然不同。資本主義主張資本和剩餘價值的永恒性，而社會主義在承認資本和剩餘價值曆史合理性、注重發揮資本文明作用的同時，清楚地看到其存在的界限和最終消亡的曆史必然性。要科學認識、自覺運用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特別是追逐與實現技術創新的內涵，更好地利用和駕馭資本邏輯，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為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業融資困局，我國資本市場進行了積極探索，多層次資本市場體係雛形初顯，並從“倒金字塔”結構逐步轉向“正金字塔”結構。新時代資本市場承載著高效匹配技術創新投融資需求、切實維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積極拓展對外開放空間等使命擔當，必須在深刻把握我國資本市場“新興加轉軌”特征的基礎上，以融資功能完備、基礎製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為根本指針，沿著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改革方向，加快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係，統籌用好“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著力鍛造新時代“國之重器”，推動我國由資本大國躍升為資本強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提供重要動力和雄厚支撐，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創造更多中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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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與資本市場｜目錄
目錄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沉思（代總序）\/ 朱進東001
前言001
第一章回到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原點1
第一節研究緣起2
一、彰顯相對剩餘價值理論隱意2
二、推動我國創新驅動發展實踐5
第二節文獻述評8
一、國內研究現狀與評析8
二、國外研究現狀與評析14
第三節創新之處19
一、解蔽追逐與實現技術創新的理論內涵20
二、探究資本市場篩選評價技術創新規律22
三、呈現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當代在場樣態24
第二章古典馬克思主義對相對剩餘價值研究的脈絡
27
第一節馬克思青年時期思想探索28
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理論積澱28
二、《哲學的貧困》之科學路徑31
三、《雇傭勞動與資本》之初步表達33
第二節《資本論》及其手稿係統論述36
一、《資本論》前三卷集中闡釋36
二、“曆史文獻部分”批判與揚棄45
第三節“第二小提琴手”繼承與闡發52
一、捍衛曆史唯物主義根本立場53
二、豐富股份製“過渡點”論斷57
第四節短論61
第三章美國納斯達克支持技術創新的啟示65
第一節“矽穀奇跡”的現象與本質66
一、風險投資價值發現、市場運作、擇機退出機製67
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對剩餘價值實現形式70
第二節納斯達克：技術創新的強力引擎74
一、搭建高新技術項目辨識平台75
二、塑造風險投資功成身退典範79
第三節短論82
第四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相對剩餘價值85
第一節深刻把握我國資本市場“新興加轉軌”特征86
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偉大變革87
二、改革開放實踐呼喚資本市場啟航91
第二節科學認識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存在場域94
一、作為經濟發展手段的相對剩餘價值95
二、兩種社會製度下相對剩餘價值的根本異質性97
第三節辯證看待技術創新實現路徑99
一、企業的雙重身份：市場主體與創新主體100
二、資本市場的一體兩麵：直接融資與價值投資102
三、風險投資的雙贏交易：企業IPO與資本增值105
第四節短論107
第五章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係110
第一節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困局與資本市場探索111
一、“名不副實”的中小板112
二、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創業板114
三、新三板的前世與今生117
第二節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120
一、“倒金字塔”轉向“正金字塔”結構121
二、完善升降進出機製124
三、優化投資者結構126
第三節短論129
第六章鍛造新時代“國之重器”133
第一節新時代資本市場的使命擔當134
一、高效匹配技術創新直接融資需求135
二、充分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138
三、積極拓展對外開放空間140
第二節統籌用好資本市場中的“兩隻手”143
一、政府與市場關係：市場經濟運行核心問題145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階段149
三、資本市場中的“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151
第三節短論154
結語158
參考文獻160
後記173
技術創新與資本市場｜第一章回到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原點
第一章
回到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原點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和基石，剩餘價值理論既是打開資本主義生產迷宮的“金鑰匙”，也科學揭示了商品經濟發展和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規律，更是經濟學說史上的一場深刻革命，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偉大飛躍由此開啟。傳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將剩餘價值視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專利，較之簡單粗放、“技術”含量不高的絕對剩餘價值生產方式，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是一種更具隱蔽性、殘酷性的剝削手段。循此路徑，剩餘價值便與剝削等同起來，旨在闡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一般規律的剩餘價值理論僅僅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相聯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的諸多理論迷霧和實踐誤區均由此生發。回歸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原初語境，尤其是馬克思本人對相對剩餘價值的研究和闡釋，就是要深度探尋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本真意蘊，不以熟知為真知，不以已知為全知，致力將馬克思、恩格斯未予明示且後繼研究者挖掘尚不充分的理論內涵凸顯出來，以期為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些許參考。
第一節研究緣起
毋庸置疑，馬克思在創立剩餘價值理論時，主要著眼日益激化的階級鬥爭和蓬勃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旨在為日益覺醒的無產階級提供科學理論指導，特別是對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深入剖析，著力揭露和直觀呈現資本家（資本）殘酷壓榨工人（勞動力）的新手段。研究階級社會中的生產關係從來都離不開價值判斷和利益趨向，馬克思從唯物史觀出發、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以自然科學的精準性研究相對剩餘價值，實現了階級性與科學性相統一、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相統一，誠如恩格斯所言，“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頁。。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實力顯著增強，諸多科技創新成果躋身世界前列，與此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製約因素。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堪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範式的硬核之一
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吸收並發展了庫恩的範式概念，提出見解獨到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研究綱領由硬核、保護帶、反麵啟示法和正麵啟示法這四個有機聯係的部分構成。硬核意指不容置疑的初始給定，具有“堅韌性”“不可證偽”等鮮明特征，居於科學研究綱領的核心地位。硬核一旦遭受反駁和否定，便會動搖整個理論體係的科學性。本研究認為，相對剩餘價值理論與勞動價值論均屬“不證自明”的公理，貫穿古典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和闡釋的始終，構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範式的“硬核”。，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充分發掘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內涵並對其當代在場進行深入探究。這項研究理論性實踐性兼備，既要深耕理論土壤，又要緊扣發展實踐，在深化研究中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延著螺旋式上升的軌跡慎思明辨篤行。
一、彰顯相對剩餘價值理論隱意
資本具有無限追求價值增殖的貪婪本性，與生俱來地竭力裹挾一切自然的力量、技術的力量，彙聚到資本擴張的滾滾洪流中。就連資本家本身，也不過是資本的化身和代言人。根據馬克思對相對剩餘價值的述說，個別資本家源於追逐超額剩餘價值的內在驅力和迫於資本主義競爭規律的強製壓力，積極采用先進技術手段，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商品的個別價值低於社會價值，二者之間的差額即為超額剩餘價值，個別資本家借此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當然，這種狀況不會一成不變，該企業短暫的領先狀態很快就會被打破。隨著這種先進技術被廣泛采用，勞動生產率得到普遍提高，生活資料價值從而勞動力價值降低，必要勞動時間隨之縮短，剩餘勞動時間相應延長，由此剩餘價值相對地增加。可見，從追逐超額剩餘價值到實現相對剩餘價值，核心就是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和優化組合各類生產要素。在馬克思看來，“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可見，在決定勞動生產力水平的諸要素中，絕大多數直接或間接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緊密關聯。毫不停歇地推進技術創新及其應用，既是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潛在主線，也是市場經濟的一般法則。資本家若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嶄露頭角抑或維係生存不被淘汰，必須對新技術高看一眼、厚愛一分，既要注重率先引進成熟適用的技術，更要立足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積極開展自主創新，增強發展內生動力，搶占市場先機。現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新產品的開發周期縮短、更新換代加速，科技成果從實驗室到工廠、到市場的速度越來越快，生產過程的自動化、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企業技術創新的要求也日益迫切。從很大程度上說，誰能率先掌握核心技術，誰就能在行業中擁有話語權、占據引領優勢。
創新總與風險相伴而生，沒有風險就無所謂創新，創新愈大風險就愈大。企業在開展技術創新之初，無法通過生產和市場來檢驗成效，新技術尚未轉化為新生產力，也沒有同類產品相關數據參照，其價值認定隻有憑借既往經驗判斷。技術創新與風險利益緊密關聯，既可能給企業帶來利益增進，也會使企業蒙受損失。盡管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具有高風險、不確定等顯著特征，但從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和趨勢來看，正如從來沒有什麼能真正束縛人們對自由的向往、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也從來沒有什麼能真正阻擋企業開展技術創新的渴求與腳步。企業技術創新既要擁有創新精神、創新文化、創新人才和激勵機製，更離不開雄厚的資本投入。如果僅靠企業自身資本積累，遠不能滿足技術創新需求，這對企業的融資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商業銀行作為一種重要的間接融資途徑，素來注重信貸風險評估與控製，傾向於和實力雄厚的企業合作短平快項目。而中小微企業往往缺乏與商業銀行的戰略協作關係，那些耗時長、見效慢、風險大的技術創新項目更是難以進入商業銀行信貸的視野。諸多企業技術創新備受融資難、融資貴的掣肘，創新活動難以為繼，進而陷入生產經營困境，企業融資難題已成為研發創新及其成果轉化生命鏈中的瓶頸問題。
相對剩餘價值理論不僅深刻揭示作為市場經濟微觀主體的企業追逐技術創新的動力之源，更內在蘊含著技術創新得以實現的機製、路徑和動能。就本研究的主旨而言，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科學確立並係統闡釋了相對剩餘價值理論，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理論成就既涵蓋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實現兩個緊密關聯的方麵，也深刻論述了技術創新的追逐與實現這兩個邏輯的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實現技術創新的最優融資平台和機製便是資本市場，即股份經濟發展的高級形態。馬克思科學揭示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必然趨勢，高度關注資本主義新變化新動向，潛心研究信用製度、資本集中、股份公司、虛擬資本等一係列重要問題，形成了係統的理論觀點。在馬克思看來，伴隨機器大工業蓬勃發展以及分工協作日益複雜，科技革命和社會化大生產迫切要求突破單個資本的限製，迅速集中大量貨幣資本。信用製度的建立和發展，不僅極大地迎合了加速資本周轉、加快資本集中的發展需求，更直接促成股份公司和股份資本的形成。正是憑借信用，單個資本獲得在一定界限內撬動、支配其他資本的權力，從而為開展技術創新、進行風險投資、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發揮有力的杠杆作用。股份公司通過發行股票及其他證券將分散的資本集中起來經營，形成高度契合社會化大生產的企業組織形式和資本運作方式，生產規模從此驚人地擴大了，單個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以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形式存在、能夠為其持有者帶來收益的虛擬資本，是現實資本的紙質副本、所有權證書，是生息資本的派生形式。虛擬資本運動的平台或載體就是資本市場，隨著資本市場的交易更加集中、品種更加豐富、功能更加完備，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廣闊的直接融資平台，有力支撐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壯大，為向新的生產方式過渡創造愈加豐厚的現實條件。
二、推動我國創新驅動發展實踐
馬克思深刻指出：“資本的文明麵之一是，它榨取剩餘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製、農奴製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頁。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內在蘊含著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製度變革與人的解放的辯證關係，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和舊式分工，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屬性和價值追求，實現途徑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根本任務是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曆史性飛躍，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建立到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迅速攀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這兩條根本原則的基礎上，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最大實際，注重發揮資本的曆史的文明作用，推動全社會創新活力競相迸發、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還是要靠發展，將五大發展理念特別是居於首位的創新理念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各方麵，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積極適應和引領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新常態。實現經濟發展動能轉換，必須堅決摒棄高消耗、粗放式的發展模式，根除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低端產業、過多依賴低成本勞動力、過多依賴資源環境消耗等弊病，真正實現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牢固確立創新驅動戰略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對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作用，既要從宏觀上強化對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的政策支持、環境塑造和文化涵養，更要從微觀上凸顯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重中之重，通過掌控核心技術話語權提高市場占有率和國際競爭力。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為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暨重大科技項目啟動會公布了我國第一批國家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包括：依托百度公司建設自動駕駛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依托阿裏雲公司建設城市大腦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依托騰訊公司建設醫療影像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依托科大訊飛公司建設智能語音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這是貫徹黨的十九大報告關於“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要求的重要戰略舉措，我國首次明確提出以人工智能領軍企業為應用建設平台，充分發揮其技術、數據資源等優勢，推動人工智能技術與傳統行業深度融合，加快構建以技術為紐帶的產業價值鏈。上述四家赫赫有名的龍頭企業把握科技時代脈搏、勇立創新發展潮頭，國家規劃引領和市場高度認同兼備，必將為現代化經濟體係和創新型國家建設注入強大動能。然而，絕大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卻隻能望其項背、無法企及，技術創新活動所需的大量資金往往難以籌集，中小企業融資的“麥克米倫缺口”
為擺脫1929—1931年經濟危機導致的嚴重衰退困境，英國政府指派以麥克米倫爵士為首的金融產業委員會對英國金融業和工商業展開深入調查。該機構提交的報告認為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資金缺口，即資金供給方不願意按中小企業所要求的條件提供資金。此後，人們將中小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橫亙的難以逾越的融資壁壘稱為“麥克米倫缺口”(Macmillan Gap)。關於麥克米倫缺口成因的分析，後世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信息不對稱導致市場失靈，金融資源無法實現有效配置；治理路徑主要包括積極運用政策性金融手段、最大限度降低銀企之間交易成本、完善多層次直接融資體係等。仍在周而複始地上演。尤為突出的是，許多企業自主創新的意識和能力均差強人意，更多依靠直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在技術落地實施過程中也沒有很好地實現技術的吸收與轉化，加上一些國家熱衷設置名目繁多的新貿易壁壘，導致我國諸多企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型企業的高端技術競爭力不強。
破解創新發展中的難題亟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科學指導，相對剩餘價值理論蘊含的追逐與實現技術創新的邏輯理路在當代中國仍然熠熠生輝，既要旗幟鮮明支持企業對技術創新的追逐，大力營造有利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的政策環境和製度環境，最大限度激發創新活力和創造潛力；更要遵循新技術從導入期、成長期到成熟期各個階段發展規律、契合技術進步軌跡的融資需求，加快構建結構合理、功能完善、規範透明、穩健高效、開放包容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係，為企業實現技術創新提供最優融資支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資本市場對技術創新的加速功能和倍數效應日益凸顯，成功對接資本市場預示企業創新發展跨上新台階。從一定意義上說，誰能做好技術創新的融資文章，誰就有望占據行業製高點，從而掌握發展的主動權、主導權、話語權。從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視角來看，關鍵要依靠資本市場支撐創新驅動發展，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但凡成功跨進高收入階段的國家皆遵循一條重要經驗，即建立和完善以資本市場為核心、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融合共生的經濟運行機製，美國的矽穀和華爾街就是科技創新源泉與創新創業動力的融合發展典範。我國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度成為“世界工廠”，盡享人口紅利。伴隨中國經濟悄然遭遇人口紅利轉為人口赤字的“劉易斯拐點”，曾經極大展現勞動密集型產業低成本的優勢日趨弱化，而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優勢尚未形成，特別是資本市場對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支撐作用遠遠不夠。如何充分釋放資本市場功能，最大限度激發技術創新活力，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這是當前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重中之重。
第二節文獻述評
一、國內研究現狀與評析
關於相對剩餘價值與技術創新關係的研究。針對20世紀90年代後期大多數國企經濟效益不高甚至有些持續虧損的狀況，邱家洪提出要重視和運用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積極發揮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方法對優化企業組織結構和加快企業技術進步的重要作用，推動國企擺脫經營困境、實現扭虧為盈。柳昌清認為，按照馬克思的論述“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徹底的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頁。，那麼“相對剩餘價值的形成依賴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依賴於生產部門科技裝備水平的提高、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
柳昌清：《相對剩餘價值來源於知識的積累和創新》，載《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2年第1期，第26頁。。剩餘價值不僅是剝削的源泉也是積累的源泉，社會主義企業也應以創造更多剩餘價值為目標，根本途徑就是采取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方法，通過知識的積累和創新來實現。楊維、劉蒼勁認為，組織管理和科學技術都是生產力，“在近現代的資本主義大生產中，勞動過程的組織管理對勞動效率的提高、生產力的進步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合理的勞動組織和科學的管理方法，能夠節約社會勞動，提高產品質量，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促進生產力發展。生產過程的組織管理與科學技術和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關係可以表示為：生產力（生產成果）=[（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科學技術]×生產過程的組織管理”
楊維、劉蒼勁：《論剩餘價值的實現條件》，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2期，第170頁。。劉冠軍提出，相對剩餘價值不僅僅是身處企業現場的生產工人創造的，“相對剩餘價值在實質上是科學價值庫的價值伴隨技術創新和生產創新的不斷進行而在經濟係統中的再現，歸根到底來源於科學人員的創新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
劉冠軍：《科技創新與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一種現代科技勞動價值論視域的研究》，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9期，第72頁。。
關於中小微企業融資困境與資本市場關係的研究。樊綱認為，直接融資和資本市場是企業初創時期的主要融資方式，中國金融體係所缺乏的首先就是一個多層次的、能夠為廣大中小民營企業融資服務的資本市場。
樊綱：《發展民間金融與金融體製改革》，載《上海金融》,2000年第9期，第45頁。趙亞明等認為，金融業結構失衡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滯後是導致我國中小微企業陷入融資困境的重要原因，結構合理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既有助於解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題，還能夠為中小微企業的快速成長和技術創新提供公平透明的競爭機製。
趙亞明、張彤、衛紅江：《多層次資本市場與中小微企業融資研究》，載《金融教學與研究》,2012年第6期，第65頁。蘇峻等認為，揭示資本流向與資本原理反向的“盧卡斯悖論”也適用於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資本之所以未按照擴張逐利的原理流向報酬率高的中小企業，就是“因為金融支持體係的滯後而使得中小企業自身無法有效改善公司運營和治理結構，以致信息不對稱變得愈發嚴重，有效需求仍然有可能得不到有效供給”蘇峻、何佳、韋能亮：《創業板與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再探——基於盧卡斯悖論的思考》，載《證券市場導報》,2011年第6期，第10頁。。因此，必須充分發揮資本市場融資功能尤其是創業板的燈塔效應，形成濃厚的企業自主創新氛圍，從而帶動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吳元波認為，當前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尚未真正形成，同質化的製度安排難以有效滿足多樣化的投融資需求和風險管理要求，必須加快改革創新步伐、完善資本市場結構，使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成為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祁斌提出，資本市場從三個方麵為中小企業和科技創新提供重要支撐：資本市場為中小企業和科技創新型企業提供接力棒式的資金支持；資本市場的製度安排有助於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優化企業激勵機製；資本市場為中小企業提供並購平台、投行專業服務、市場信號導向等多方麵社會資源。要從積極發展場外交易市場、壯大和發展中小板和創業板市場、規範發展創業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加快推動公司債市場發展等方麵著力，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化解中小企業和科技型企業發展困局祁斌：《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化解中小企業發展困局》，載《金融市場研究》,2013年第5期，第1922頁。。
關於企業技術創新與風險投資關係的研究。呂煒通過對不同資源配置方式下既有企業組織技術創新效率的分析，揭示企業內源性技術創新在解決現代高科技成果商業化開發的諸多方麵存在機製障礙，進而深入探討了風險投資機製的技術創新原理。風險投資企業的新的合約方式從外部組織資源，其組織結構和投資機製能有效突破技術創新障礙。任何一項無形資產或準無形資產的價值在交易時總以潛在價值的形態存在，直接交易的雙方難以在價格上達成一致。最佳解決路徑就是交易雙方共同承擔延時估價和間接評估所無法避免的交易成本，即買賣雙方共同組建一個創業體，在未來潛在價值賦形於新產品和新服務市場銷售的真實價值確定時，計算出雙方的“產權剩餘收益”。這種新的組織方式在微觀上有助於實現企業獲取超額利潤的動機，在宏觀上有助於國家經濟增長獲得持續的技術創新動力。
呂煒：《論風險投資機製的技術創新原理》，載《經濟研究》,2002年第2期，第4856頁。王亮認為，風險投資在既有企業組織外部形成符合風險企業成長要求的資源支持係統，推動技術創新係統由慢變快，進而使國家整體技術創新能力大幅提升。王亮：《風險創業提升國家技術創新能力機理研究》，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第16頁。龍勇等認為，風險投資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形式，不僅能為高新技術企業解決“融資難”問題，還能提供一係列非資本增值服務，風險投資機構通過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和重大決策等方式，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龍勇、劉譽豪：《風險投資的非資本增值服務與高新技術企業技術能力關係的實證研究》，載《科技進步與對策》,2013年第3期，第6367頁。李俊江等實證分析了風險投資對美國小企業開展自主創新的促進作用，認為風險資本注重企業競爭潛力、甘於承擔風險，是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自主創新和做優做強的重要融資渠道，我國風險投資市場應積極借鑒美國小企業自主創新與風險投資的互動共榮，優化風險投資的運行和退出機製。李俊江、範思琦：《中小企業自主創新與風險投資的關係——美國小企業的經驗與啟示》，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年第5期，第6269頁。姚豐橋等針對風險投資和技術創新企業之間存在的委托代理、信息不對稱等問題，運用博弈模型分析二者的行為選擇，明確提出技術創新企業的實力是雙方合作的決定性因素。
姚豐橋、陳通：《技術創新企業與風險投資的演化博弈分析》，載《中國科技論壇》,2010年第11期，第3540頁。鄧俊榮等利用1994—2008年中國風險投資額、R&D研發經費支出和專利申請量作為指標建立實證模型，進行二元線性回歸分析，並得出如下結論：研究期間國內技術創新大部分歸功於R&D投入，風險投資推動技術創新作用甚微，中國風險投資對高新技術企業提供的支持遠小於發達國家。鄧俊榮、龍蓉蓉：《中國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作用的實證研究》，載《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3年第6期，第4652頁。司穎潔等以中國高技術產業2005—2014年數據為樣本，運用DEA模型考察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的作用，結論是風險投資相對於R&D來說對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更大。
司穎潔、李姚礦：《風險投資對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的作用研究——基於DEA模型的實證分析》，載《科技管理研究》,2017年第12期，第167171頁。隋振婥等認為，風險投資活動有助於推動技術創新，但單純依靠市場機製作用，風險投資的正外部性會使得投資的對象、區域、階段等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政府應審時度勢對風險投資市場進行必要、積極、有效的幹預。隋振婥、金春紅：《風險投資市場發展中政府幹預形式的比較分析》，載《黨政幹部學刊》,2012年第9期，第5662頁。
近年來，國內學界對相對剩餘價值、技術創新與資本市場進行了積極的、富有成效的探究，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就相對剩餘價值與技術創新的關係來說，絕大多數學者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重視采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方法，通過知識創新、技術進步推動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有的學者認為，技術創新與組織變革可謂資本擴張增殖的車之雙輪、鳥之雙翼，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主線就是資本家通過改進技術、分工協作、優化管理等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相對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從而最大限度攫取剩餘價值。關於相對剩餘價值創造主體不僅包括生產一線的工人更應包括相關科技管理人員的觀點，既堅持了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基本原理，又結合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實際予以豐富發展，做出了新的判斷和概括。就中小微企業融資困境與資本市場關係而言，學界普遍認同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尤其是加快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建設，是破解我國中小微企業融資困境、推動企業技術創新乃至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途徑。有學者提出，資本市場不僅能有效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狀況，為企業“供血輸氧”；更有助於完善企業的治理結構、經營管理、激勵機製等，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全方位的資源與環境支持。就企業技術創新與風險投資關係而言，國內學界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實證分析，通過建立數理模型、開展定量研究，以期使理論觀點具有堅實有力的數據支撐。一些學者開始嚐試並日益積極地運用線性回歸模型，量化分析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的影響，這對深化理論研究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但目前更多地從以創新產出為因變量與以資本投入等為自變量的直線性關係予以考慮，得出的結論往往差別較大甚至大相徑庭。這一過程一方麵反映出，擷取不同機構在不同時期、不同範圍的統計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往往導致迥然不同的結論；另一方麵說明，企業技術創新是一項複雜的係統工程，具有整體性、集合性、相關性等鮮明特征，總是受到企業內部和外部多種因素的製約，因而難以確定具體的投入產出關係。有的學者另辟蹊徑，著力探究風險投資對創新效率的影響，為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還有的學者提出，風險投資是一種新的合約方式、新的組織方式，買賣雙方以創業共同體的形式存在，在合約範圍內共擔技術創新風險，當技術成果得以實現時依照約定分享收益。從相對剩餘價值理論視域審讀，該觀點實質上將風險投資視為推動企業技術創新、深度契合企業追逐超額剩餘價值的組織方式和實現機製，無異於將馬克思曾讚譽有加的分工協作從企業內部延伸至外，從優化企業資源擴展為利用市場資源、社會資源。不僅如此，風險投資的組織方式還順應了單個企業實現超額剩餘價值，進展為該行業普遍獲得相對剩餘價值，直至整個國家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邏輯理路和發展趨向。
二、國外研究現狀與評析
（一） 關於資本市場與技術創新關係的研究
Hicks(1969)率先提出，金融革命是產業革命的必要前提，新技術誕生不足以催生產業革命，新技術的持續研發及其廣泛應用需要接連不斷、大規模投資，這種投資離不開恰當的金融安排。他還予以詳細例證，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端於英國，正是因為18世紀早期英國金融市場已有較快發展，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將流動性的金融證券轉化為長期資本投資，從而為新技術應用提供了密集資本支持，有力地推動了工業革命興起。
Hicks J.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Glarendon Press, 1969.SaintPaul(1992)強調資本市場對於分散企業技術投入風險的重要功能，認為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對企業選擇技術創新層次具有顯著影響。當資本市場欠發達時，企業出於短期利益考量，自然會偏向對短平快、風險小的技術項目投入，這樣就在低端技術投資領域形成均衡，製約技術創新向更高層次發展；當資本市場較發達時，能有效分散企業技術創新與應用的風險，企業也會傾向於選擇風險值較高、更具創新性、潛在收益更大的技術項目，從而推動高端技術投資領域形成均衡。
SaintPaul, G. Technological Choice, 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2, 36(4): 763781.Allen(1993)通過建立理論模型，論證美國金融體係有利於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並且美國股票市場對技術創新的支持大大優於銀行體係，因為股票投資者“用腳投票”，能夠較好地反映社會公眾的判斷力，而銀行融資隻能倚賴少數銀行家和貸款審批者的態度及專業水準。
Allen F. Stock Market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A]. C Mayer, X Vives. 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Perez(2002)指出，盡管現代創新理論之父熊彼特的後繼者可能承認重大創新的擴散必定是個投資問題，新技術若無金融燃料無法成為推動經濟的引擎，卻一直忽略金融與技術之間的關係。而她的研究聚焦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的關係，側重於金融資本在“技術—經濟”範式變革中的作用。她認為，金融資本起先支持了技術革命的發展，繼而加劇了可能引發衝突的技術—經濟領域和社會—製度領域之間的互不協調。當上述兩個領域之間的協調建立起來時，金融資本又成為展開期的推動力；當一場技術革命行將結束，它又有助於催生下一場革命。
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Cheltenham: Edward Elagar, 2002.Brown、Fazzari和Petersen(2009)采用高科技企業的動態R&D模型，對1990年—2004年美國七個高科技產業的1347家上市公司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在美國，年輕的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研發投資幾乎全部來自內部或外部的股權融資，發行股票是其最後的資金來源。股權融資作為一種極為重要的融資手段，促進了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繁榮，也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增長。
Brown, James R., Steven M. Fazzari, and Bruce C. Petersen. Financing Innovation and Growth: Cash Flow, External Equity, and the 1990s R&D Boom.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9, 64(1): 151185.
（二） 關於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作用的研究
Kortum和Lerner（2000）以美國1965年—1992年間20個產業數據為樣本，選取專利申請量、研發支出、風險資本投資額度為變量，采用專利產出函數進行多次不同的回歸分析，並將結果平均起來，結論是風險投資對專利申請有促進作用，其效應是R&D投入的3.1倍。
Kortum S, Lerner J.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to Innov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31(4): 674692.Hellmann and Puri(2000)以美國矽穀173家新成立的高科技公司（包括風險投資公司和非風險投資公司）為樣本，綜合公司初始產品市場策略、後續融資模式、公司將其產品推向市場花費的時間等方麵的數據，運用Cox比例風險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和Probit模型(Probit Model)分析後發現，創新型公司比模仿型公司更容易也更快地獲得了風險投資，有風險投資參與的公司特別是創新型公司將產品推向市場的速度更快且更容易上市發行股票。他們進而指出，風險資本不但為企業創新提供“貨幣形式”的資本，也為企業管理決策帶來不可或缺的“知識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