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旅小說，是伴隨著其他題材的小說一同前進的，因此，當代文藝思潮和論爭，總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到軍事題材小說創作上來，並對軍旅文學創作產生一定的影響。1960年關於現實主義深化論的討論，就很能說明這一點。1960年，著名評論家邵荃麟提出了“寫中間人物”的觀點，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深化現實主義的主張。1962年，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邵荃麟在總結發言時對這一觀點作了更加明確的闡發。他針對當時文藝創作中不敢涉及現實生活中的矛盾，不敢揭示現實生活中的困難和挫折，粉飾生活，宣揚廉價的浪漫樂觀情緒的傾向，強調現實主義的深化。他是從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這一角度進行說明的，“如果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現實主義則是我們創作的基礎。沒有現實主義，就沒有浪漫主義。我們的創作應該向現實主義突進一步，紮紮實實地反映現實。”他指出，如何表現內部矛盾的複雜性，看出思想意識改造的長期性、艱苦性、複雜性，要深刻地去認識、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矛盾鬥爭，更正確地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是作家的新任務。邵荃麟的這一主張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對糾正當時假大空的文學狀況，恢複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具有積極意義。但是，《文藝報》1964年第八、九期合刊發表《“寫中間人物”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指責“現實主義深化”的主張曲解了“兩結合”這個最好的創作方法，認為邵荃麟“所提倡的現實主義，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現實主義”。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主持製定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將“現實主義深化”判定為“黑八論”之一。直至“文革”結束後，這一主張才得到了公正的評價。
盡管這一討論後來遭到了粗暴的壓製，但開始階段，確實給部隊文學創作帶來了較好的影響，其表現是，在這個階段集中出現了一批表現部隊現實生活的作品，如《歐陽海之歌》就是這個時期比較優秀的作品之一。但是，無論怎麼說，由於接連對現實主義深化論的批判，對文學創作特別是軍事文學創作的影響是較大的。在此之前，軍事文學創作曾經出現過的“百花齊放”的嶄新局麵，以及軍事題材的小說一度在整個文學創作中獨領風騷的大好形勢，都被暫時地扼殺了，特別是到了“文革”時期，軍事文學乃至整個文學創作走向蕭條，一些優秀的作品遭到無端批判，一批優秀的作家遭到打擊和迫害，文藝園地一時百花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