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重圍》reference_book_ids\":[6933945145771428871]}]},\"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在軍旅小說成長發展的50年曆史中，同時也伴隨著理論上的討論和論爭，這些論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部隊，或者涉及到部隊的作家和作品。如1951年開始的“文藝整風運動”，50年代以來“關於形象思維的討論”，50至60年代，“關於人道主義的論爭”，1956年關於“幹預生活”的論爭，60年代初開始的“中間人物論”的論爭，70年代，“寫與走資派鬥爭”的論爭，80年代的“文學主體性論爭”，等等。這些討論和論爭，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到部隊文學創作上來。下麵，我們選擇與部隊創作關係較為密切者加以闡述。
1．關於茹誌鵑小說創作的討論
茹誌鵑，是新四軍的一名老戰士，她1943年投身革命事業。作為一名女作家，她從1950年致力於文學創作，並以1958年創作的短篇小說《百合花》而稱著文壇，在深受讚賞的同時，也引起了有關文學風格化的較大爭論。因為《百合花》是一篇優秀的軍事題材短篇小說，因此，這場爭論在部隊文藝隊伍中的影響是很大的。
關於茹誌鵑小說風格的討論，始於50年代末，即她的短篇小說《百合花》正在文壇“走紅”的時候。率先引發討論的是《上海文學》雜誌1959年第10期發表的歐陽文彬的文章《試論茹誌鵑的藝術風格》。這篇文章對茹誌鵑小說的優點和不足明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後文藝界組織座談會進行了專門的討論。
報刊上也同時發表了一些討論文章，有代表性的有：侯金鏡的《創作個性和藝術特色》、細言的《有關茹誌鵑作品的幾個問題》、魏金枝的《也來談談茹誌鵑的小說》。擔負文藝領導職務的茅盾雖然沒有參加討論，但他散見於其他文章中對茹誌鵑小說的評析也代表一種重要意見。對於茹誌鵑短篇小說《百合花》為代表的作品的風格，評論界說法不一，有的認為，她的短篇小說尤其是《百合花》是不可多得的力作，也有的認為這並非是她成熟的作品。綜合所有的評論，歸納起來大致有三點：一是其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思想性格處於發展狀態的普通的、平凡的人，即使寫到先進、英雄人物，也著眼於其普通、平凡的一麵。二是描寫人物的成長，一般不放到尖銳複雜的矛盾衝突中，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加以表現。三是人物性格較為單純。作者往往抓住人物情感、心靈中某一因素進行深入細致的開掘。因此，其小說色彩柔和而不濃烈，調子優美而不高亢，色彩雅致、香氣清出，韻味深長，清新俊逸。然而，對茹誌鵑這一創作風格，理論上卻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一種意見認為，茹誌鵑的創作風格雖有長處，但卻存在明顯的不足。其一是作家對普通人物、小人物的興趣超過了對突出人物、英雄人物的興趣；其二是沒有把人物放到尖銳的矛盾中去表現，這樣就把創作限製在狹小的圈子裏，不能表現偉大時代的精神風貌。另一種意見認為，寫英雄人物與寫小人物，寫社會主要矛盾和不正麵、直接表現這種矛盾不存在長短高下之分，茹誌鵑的風格是特點而非缺點，應當堅持下去。第三種意見在肯定茹誌鵑風格的前提下指出，不能說其創作已經成熟了，已經和當代那些最好的作家、作品並駕齊驅了。應當把其創作和生活分開，要求其生活更開闊，更紮實，她的創作隨其生活的變化而變化。總起來看，這種討論是和風細雨的，是平心靜氣的，這次討論，對創作風格的多樣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這次討論後不久，軍旅文壇特別是短篇小說創作呈現空前繁榮的局麵，以汪斌武的《開頂風船的角色》、林雨的《五十大關》等一大批優秀作品相繼湧現，這與關於茹誌鵑創作風格討論的推動有著比較直接的關係。
2．關於現實主義深化論的討論
中國軍旅小說，是伴隨著其他題材的小說一同前進的，因此，當代文藝思潮和論爭，總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到軍事題材小說創作上來，並對軍旅文學創作產生一定的影響。1960年關於現實主義深化論的討論，就很能說明這一點。1960年，著名評論家邵荃麟提出了“寫中間人物”的觀點，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深化現實主義的主張。1962年，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邵荃麟在總結發言時對這一觀點作了更加明確的闡發。他針對當時文藝創作中不敢涉及現實生活中的矛盾，不敢揭示現實生活中的困難和挫折，粉飾生活，宣揚廉價的浪漫樂觀情緒的傾向，強調現實主義的深化。他是從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這一角度進行說明的，“如果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現實主義則是我們創作的基礎。沒有現實主義，就沒有浪漫主義。我們的創作應該向現實主義突進一步，紮紮實實地反映現實。”他指出，如何表現內部矛盾的複雜性，看出思想意識改造的長期性、艱苦性、複雜性，要深刻地去認識、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矛盾鬥爭，更正確地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是作家的新任務。邵荃麟的這一主張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對糾正當時假大空的文學狀況，恢複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具有積極意義。但是，《文藝報》1964年第八、九期合刊發表《“寫中間人物”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指責“現實主義深化”的主張曲解了“兩結合”這個最好的創作方法，認為邵荃麟“所提倡的現實主義，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現實主義”。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主持製定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將“現實主義深化”判定為“黑八論”之一。直至“文革”結束後，這一主張才得到了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