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哉典學，思睿觀通。有文有質，有農有工。兼總條貫，知至知終。成章乃達，若金之在熔。尚亨於野，無吝於宗。樹我邦國，天下來同。
1938年11月24日，雲南大學舉行改為國立後的第一次開學典禮。校長熊慶來心中的激情難以遏止，遂親自作詞校歌：太華巍巍，拔海千尋；滇池淼淼，萬山為襟。卓哉吾054校，其與同高深。北極低懸赤道近，節候宜物複宜人。四時讀書好，探研境界更無垠。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以作我民，文明允臻。
抗戰爆發後，河南大學幾經輾轉搬遷，最後停留在伏牛山深處的嵩縣灘頭鎮，辦學達五年之久。在抗戰最為艱苦時刻，河大決定創作校歌，利用歌曲形式，凝聚師生，鼓舞鬥誌，弘揚學術，堅持辦學。1940年，由時任文學院院長的嵇文甫作詞、陳梓北譜曲的河南大學校歌誕生了。其曰：嵩嶽蒼蒼，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長。
濟濟多士，風雨一堂，繼往開來揚輝光。
四郊多壘，國仇難忘，民主是式，科學允張，猗歟吾校永無疆，猗歟吾校永無疆。
民國之後，白話得以普遍推廣，但在正式場合，仍以文言為重。也因文言表述，微言大義，精深切要，意韻無窮，耐人尋味。無論配樂如何，但這些歌詞皆為一流學者的精心之作。
雖曰引據大義，正之經典，但其音律協和，意蘊深遠，遠非淺顯白話所能及，其與大學濃鬱的文化氣氛也十分的協調。
055西南聯大在征集校歌時，馮友蘭寫了白話體的歌詞：“西山蒼蒼，滇水茫茫，這已不是渤海太行，這已不是衡嶽瀟湘。
同學們，莫忘記失掉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趕緊學習，趕緊準備，抗戰建國都要我們擔當。同學們，要利用寶貴的辰光，要創造偉大的時代，要恢複失掉的家鄉。”但在校歌校訓委員會討論校歌歌詞時，一致同意選用羅庸的文言歌詞。馮在此事上有所悟，後來在撰寫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時，毫不猶豫地采用了文言體，被認為是民國時期最精彩的一段碑文。
劉半農是白話運動的極端倡導者，在他和趙元任合作的現代歌曲中，其歌詞無一例外都以白話寫就，但在被邀創作東北大學校歌時，卻違背己之一貫主張，寫出了文言的歌詞，似乎隻有這樣，才能載負起厚重的曆史感。劉半農撰寫文言，說明其古文底子也不薄，撰寫文言校歌，是校歌的固定格式慣然，還是白話的局限使然？隻有劉半農心裏最清楚，隻是沒有說出。類似的例子還有複旦大學校歌，歌詞由著名白話詩人劉大白創作，亦文言。
文言歌詞，蔚然時尚。1911年，上海革命軍外交總代表伍廷芳、上海軍政府民政長官李平書在上海張氏味蓴園發起禁戒紙煙大會，許多社會名流響應。當時還創作了戒煙歌：“紙煙056紙煙，害人不淺。精神錢財，損傷勝鴉片。勸同胞快快戒吸紙卷煙；紙煙不吸，空氣清新人不厭，紙煙不吸，名譽保全誰敢輕賤？”思路與校歌同出一轍，此即校歌產生的大環境。
057民國三碑豐碑或以巨碩或以威武醒目，名碑或以撰文或以書法赫然。以撰文流傳者，民國以來著名者有三，一為陳寅恪先生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一為馮友蘭先生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一為胡適先生的《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
1927年6月，王國維在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後，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兩年後，清華大學請同為“四大導師”之一的陳寅恪為其撰寫碑文。“我當時是清華國學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碑文不長：海寧王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鹹懷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058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誌事，以普告天下後世。
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53年，中央決定任命陳寅恪為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長，派陳的學生汪篯送信給當時任教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12月1日，陳口述了聲明式的《對科學院的答複》。答複特別對紀念碑中“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句做了解釋：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059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揚。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錯誤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也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給王國維的文中，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隻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060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由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其樹立於西南聯大正式解散的1946年5月4日。碑文洋洋1178字，概述了聯大從建立至解散的全過程。但精彩在碑文的後半部：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曆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此其可紀念者一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曆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恒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061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複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
精彩，確實精彩！古今一貫，血色蒼茫，首尾呼應，蕭然中立，真乃大師手筆加大師血淚之絕唱也，重要的是西南聯大所代表的學術自由精神在此被一語道破。“聯合大學之始終，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由胡適撰文，錢玄同書寫。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全國驚動。其間，中國軍隊在長城一線奮起抵抗，傅作義率部在懷柔一帶麵對兩倍於己，且有飛機、重炮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敵人，前仆後繼，拚死攔擊，場麵之慘烈令人驚駭，犧牲之巨大令人痛心。此次戰役我方戰死官兵367人，傷284人。至5062月，塘沽停戰協定簽署後，傅派人搜得烈士屍首203具，悉數運回綏遠，入棺木，衣殮服，公葬於大青山下，並樹碑紀念。
受傅囑托，胡適為之撰寫碑文。碑文詳述了戰事的前因後果，平實難掩悲憤，心潮幾欲澎湃，且以其倡導並擅長的白話文寫就。白話入碑，千古開篇，其讚詞也為白話：這裏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裏憑吊敬禮的，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麼報答他們的血！
1935年，《何梅協定》簽署，胡適得知此消息後，悲憤交集，提筆寫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詩：“霧散雲開自有時，暫時埋沒不須悲。青山待我重來日，大寫青山第二碑。”1962年2月24日，胡適逝世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為其樹碑，他身後贏得的也是一塊白話碑，碑文由原北大同事、時任中央研究院評議員的毛子水所撰：“這是胡適先生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穀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063遠存在。”以白話文為這位終身提倡白話者撰文，恰如其分，相得益彰，既明誌也寓意。
三碑固然為名士所撰，然其流傳還在於所述之信實質樸，且有見地，坦誠磊落，恰如其分。說的雖是碑中人碑中事，抒的卻是己之胸臆己之心曲，看似概括，實則流連於節點而瑣敘，看似扼要，實則失當於纖悉能透辟。碑者，悲也，由衷而起，悲從中來，故憐之切，悲之切也，恤之切，悲之切也。古之名士如韓愈、蘇軾等多有碑文撰寫，卻因獲潤而諛辭，而溢美有加，落實無著，冗贅有餘，把握何處，終未有流傳者矣。
064挽讚中的大度《洛陽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答好事者語雲：“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呂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為盜蹠，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慚逸此言。”有條不成文，有俗不成約，墓銘然，挽讚亦然。辭章之中，挽讚當數特別一類。既挽，乃生者對逝者的緬懷追想、顯揚評價，既讚，難免有溢美過譽、嘉尚謬獎之詞。挽讚之辭雖盛，卻非蓋棺之論。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去世。死時曾高喊“楊度誤我”，為此楊度寫挽聯自辯道：“共和誤中國，中國誤共和，千載而還，再評此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原可作，三複斯言。”死對頭蔡鍔送挽聯道：“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難容正人，懼我怕我，竟欲殺我；海內興師，上為065國，下為民，雄師炎炎，義無反顧，罵你笑你，今天吊你。”黎元洪於民國成立時勉為其難地被奉為大總統，之後的十年間，曾三任副總統、再任大總統。然其從未掌得實權，政治上自然也未有建樹。黎於1928年5月28日逝世後，各界所送挽聯二百餘幅，其中不乏過譽之作。章太炎曰：“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綏冠豈能幹正統；與五色國旗同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居正曰：“奠定河山，出為霖雨；炳靈江漢，上應星辰。”孔祥熙曰：“秉三民策略，崛起湖湘，運會啟金甌，牧野鷹揚光大業；集五族衣冠，奉安豐沛，風雲護華表，遼天鶴去有遺思。”何應欽曰：“首義擁旌旄，墓路肇興溯開國；歸葬安體魄，漆燈不滅識佳城。”李宗仁曰：“黨國重酬庸，漢水楚山，遙見元勳隆奠禮；馨香貽祀典，報功崇德，愴懷先烈動哀思。”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祭文更有“兩儀正氣，海嶽英雲”“業昭炎黃，勳重民族”之讚詞。
段祺瑞執政階段，曾有過鎮壓“二次革命”、槍殺請願學生製造“三一八慘案”之劣跡，段死後，國民政府念其辛亥倡率各軍讚助共和，袁氏僭號之時潔身引退，決定舉行國葬。期間，政府要員、在野名流紛紛讚文書聯。蔣介石曰：“國傷耆賢，世喪坊表，聞耗痛悼，寧唯私慟。”吳佩孚曰：“豐功偉業，勳在國家，標下優遊，名垂竹帛。”馮玉祥曰：“白發鄉066人，空餘涕淚；黃花晚節，尚想功勳。”李烈鈞曰：“碩德久為天下望；大雄終合佛家風。”王揖唐曰：“一代完人，蓋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萬方多難，是知其不可而輕耆歟。”辮帥張勳以忠於清室稱世，曾發動過臭名昭著的“張勳複辟”，其死後，鄭孝胥挽曰：“使我早識公，救敗豈無術；猶當歌正氣，坐得桑榆日。”鄭對張的舉止是讚賞的，鄭也是保皇尊清的死黨。王雨辰挽曰：“江西隻有兩個人：不幸李烈鈞敗亡！更不幸這位大師亡矣！這怎麼得了啊；在下要問一樁事：是從前清朝好呢？倒還是活在民國好呢？咦恐怕難說吧。”此聯看似詼諧有趣，津津有味，實則疾言厲色，令人沉思。
陳炯明早年參加同盟會，為中山先生得意門生，為廣東軍政首領，曾打響過護法戰爭，後與中山先生意見不合而相悖，發動“中山艦事件”。事件發生後，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致黨員書》，報告陳的叛變：“以陳炯明與文之關係而論，相從革命以來，十有餘年……及六年亂作，陳炯明來滬相見，自陳悃愊，再效馳驅，文遂盡忘前嫌，複與共事……此役則敵人以為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為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具其陰毒凶狠，凡敵人不忍為者，皆為之無恤，此不但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孫中山去世後，陳炯明也從退隱的香港發來一副挽聯：“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067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私情公義，全憑一寸赤心知。”看似評價別人，卻在為己辯解。邵力子認為此聯不妥，上聯意在抵毀先生，下聯則在美化自己，故妙改此聯：“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叛再叛，私情公義，全憑一寸黑心知。”易“戰”為“叛”，易“赤”為“黑”，誠點睛之筆也。陳炯明死後，吳稚暉挽曰：“一身外竟能無長物，青史流傳，足見英雄有價；十年前所索悔過書，黃泉送達，定邀師弟如初。”謂陳與孫中山地下相見，送上悔過書，關係當恢複了。恐怕，其願望善良矣。吳之挽聯還附有長篇跋文，述孫陳之再度合作所以不成，乃出於“陳為部下所持，遂未成”。是為陳開脫之言。但吳也不勝惋惜悔過書事，謂為“惜此一紙書竟未成也”，暗示了陳的堅執，孫的固執。
章太炎挽曰：“祭仲逐突，春秋不非，嗟斯人何獨蒙謗；項王玩印，英雄一短，願時賢借以自懲。”上聯引自《左傳》，祭仲立太子突（厲公），厲公以祭仲專政，使雍糾殺之，事敗，雍糾死，厲公出走，祭仲複立昭公。廢立無常，春秋不以非。其對陳孫二人決裂而罪盡歸之陳有所抱不平。下聯出典《史記·集解》，項羽吝於爵賞，玩侯惜印，不能以封於人。此乃隱指孫免陳職致決裂之失策。
日本占領北平後，企圖威脅利誘吳佩孚出山，但遭拒絕。
068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十分惱火，采取強硬手段強迫吳佩孚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吳在招待會上，展示親筆撰寫的一副長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接著他向在場的中外記者表示：“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麵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麵議和唯一交涉對象。”吳的態度，令日方大為不快。1939年11月24日，吳佩孚因晚飯時嚼米飯中石子引發牙疼舊病，誤中日本醫生毒招，高燒昏迷，後又被日本醫生強行手術，於12月4日，噴血而亡，享年六十六歲。喪事期間，各方人士送來許多挽聯，概括其一生：其一，“不愛錢，不蓄妾，不入租界，執簡以書，是為真不朽；同投軍，同就學，同拯國難，扶棺痛哭，豈獨念私情。”其二，“是奇男子，是真將軍，家國係安危，斯人胡可死？為天下憂，為民眾惜，行藏係劫數，天道競難論！”相對於上述爭議人物，君子宿望、誌士仁人所獲得的讚頌揄揚、謳歌推許便多得多了。孫中山去世後，各界譽音紛起，口碑載道，情形可想而知。章太炎曰：“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豈曾忘襲許；南國是吾家故物，怨靈修浩蕩，069武關無故入盟秦。”楊度曰：“英雄作事無他，隻堅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公。”孫傳芳挽曰：“大業垂成，宏願誓為天下雨；英靈永閟，悲思遙逐浙江潮。”段祺瑞挽曰：“共和告成，溯厥本源，首功自來推人世；革命而往，無間終始，大年不假問蒼天。”張作霖挽曰：“讀遍中華廿四史，詎少英豪，掃清君主淫威，誰曾倡首；喚醒同胞億萬人，彌留付托，抱定民生主義，死不灰心。”吳佩孚曰：“天高月黑風沙惡；誌決身殲軍務勞。”抗日名將宋哲元1940年病卒於四川綿陽，時值抗戰，葬禮雖從簡，規格卻不低。蔣介石挽曰：“砥柱峙中流，終仗威棱懾驕虜；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慟元良。”馮玉祥曰：“卅載故交相期報國；一生革命未嚐後人。”何應欽曰：“身兼剛段沉潛德；功在沙場樽俎聞。”周恩來曰：“失地收未回虎威昭垂盧溝月；綿陽驚不起鵑聲啼破錦江春。”孔德成曰：“火箭犯盧溝永為大將傷心地；客星隕涪水正是中原殲虜時。”《申報》總經理史量才於“九一八”事變後，主張團結抗日，且不斷抨擊當局內外政策，1934年被暗殺，疑為軍統所為，此事件當年曾轟動一時。其去世後，各界名流更是以題讚故人為機，抒己之見解。孫科曰：“明善誠身，恂恂儒者。人070群指導，椽筆如瀉。績著廿年，名聞九野。匪禍慘罹，傷哉大雅。”戴傳賢曰：“修德行惠，仁不逢時。路多荊棘，湯文所厄。車馳人趨，卷甲相仇。山崩穀絕，天理傷賢。”陳立夫曰：“具創造之天才，成出版之大業；社會正需其人，天何奪之以去。”杜月笙曰：“言論樞機，辭言而質。筆裏陽秋，風雲吒叱。蘭馨則摧，璞完者黜。英爽不渝，白虹貫日。”王雲五曰：“功在國家，業在社會。心寄寰中，誌在物外。咄彼橫逆，遽相殘害。輿論驚呼，萬方同概。”據《吳宓日記》雲：1944年11月，汪精衛客死日本名古屋時，陳寅恪正在成都存仁醫院治療眼病，吳宓前去探望，“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衛詩，命宓錄之，以示公權”，詩曰：“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句收枰勝屬誰。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除此之外，那些無大毀大譽、大恩大仇的人物死後，同樣能博得稱羨嘖嘖。1938年2月，京劇名伶楊小樓去世，各界所送的挽聯達八十五副，其中北京市社會局曰：“法曲接俞譚，定場管弦推賀老；元昔協鍾呂，超時歌舞媲蘭陵。”進報社曰：“菊徑荒涼冥漠秋郊悲雨泣；蓉城縹緲蒼茫野陌悵風淒。”晨報社曰：“擬垓下聲容，不複舉頭明月夜；向江南風071景，何堪回首落花時。”齊如山曰：“齒德俱尊，猶執謙恭維族誼；形神雖逝，尚留清白著鄉評。”餘叔岩去世後，前教育部部長景太昭的挽聯頗為工仗，且具文采：“應碎伯牙琴，亂世正詩寧有寄；遂絕廣陵散，伶官壓傳更無人。”頗具傳奇色彩的名妓賽金花於1936年去世，收得各界挽聯四五十副，前京師商會會長孫晉卿曰：“蟠桃被謫，三次臨凡為女身，隻憑口德返上闕；劫海宇籠，一誌非偶作乾傑，當有英名流芳年。”沈鈞曰：“鸚鵡慰寂寥，終古江亭無語暮；芙蓉衷夢幻，平生向筆有書傳。”署名讀律齋主的挽聯曰：“孽海波沉，地下欣逢曾孟樸；京華春歇，人間誰是劉半農。”較之政界人物，世人對娛界名流的評價，似乎也帶有幾分娛樂意味。
1941年，北京廣濟寺退居方丈現明和尚圓寂，弟子們依據佛教儀軌為其舉辦了圓寂法會和荼毗儀式。其間，江朝宗挽曰：“佛笑拈花今證果；人生落葉此歸根。”曹汝霖曰：“大德曰生千劫禪天人力補；法苑宛在百年淨業我聞詳。”殷汝耕曰：“弘法利生一片慈雲光大乘；拈花證果連朝風雨黯重陽。”王蔭泰曰：“一笑拈花歸淨土；十年麵壁證蓮台。”英籍猶太人哈同，乃清末民初上海灘最為傳奇的冒險家，他以十塊大洋為本錢，最後達到了富可敵國程度。1931年6月，哈同病逝於上海家中。這位外國人的喪禮上，同樣掛滿了072各式挽聯北。吳佩孚曰：“是西方佛，結東土緣，來去有因圓宿果；泛此海槎，曆南洋島，梯航無處不知名。”張安泰曰：“受天才戒，證菩提果；庇杜陵廈，被白衣裘。”對於哈同的誇飾之詞，多少有些過逾之嫌。這讓人想起了辜鴻銘《英將戈登事略》中的過甚。戈登曾隨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焚毀圓明園，後成為洋槍隊的首領。在與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戈登率領洋槍隊“遂與賊轉戰於江浙兩省，二年間凡三十三戰，克複城邑無算。江浙為中土最富繁之地，數年經賊蹂躪，至是兩省強寇始悉殲平。是役經時一十八月，僅費軍需一百萬金。人皆以為奇功，稱戈登為當時名將。戈登謙遜曰：‘平此烏合之賊，豈足稱耶？但緩以時日，中國官兵亦可以平賊也。然中國上官急奏膚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無業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賊。不知此輩既以利應，反複無常，幾將貽害中國，較土匪之禍尤烈耳。
鄙人得統此輩，嚴加約束，事後設法遣散，不使為患。此則鄙人所以有微功於中國也。’當時蘇州克複，江蘇巡撫今相國李公殺降賊，戈登不義之。中國賜戈登萬金，戈登辭之，曰：‘鄙人效力中國，實因憫中國百姓之荼炭，鄙人非賣劍客也。’”挽讚雖有誇飾的成分，卻非逢迎之諛辭，那是對生命的敬畏，對逝者的大度。倒是挽讚中的自挽，得意中多有自謙。袁世凱曾自挽曰：“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羅振073玉自挽曰：“畢世寢饋書叢，得觀洹水遺文，西陲墜簡，鴻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殘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淪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醜扈蹕，壬申於役，丁醜乞身，補無浴日竟何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人之已死，他言也善。皆是對生死的頓悟，懺悔與寬容便是擺脫了糾纏的洞見，繞開了煩擾的冰鑒。
對逝者的詠頌，不也是對生者的激越和勸勉。
魯迅去世前曾言：“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他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的散文《死》中有遺言七條，其中一條曰：“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這便是魯迅，鬥士的魯迅，驍勇的魯迅。為此，蔡元培感言道：“著作最謹嚴，豈惟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盡管如此，曾被他罵過的論敵，在他死後還是對他進行了照例的寬恕。徐懋庸便挽曰：“敵乎？友乎？餘惟自問；知我？罪我？
公已無言。”郭沫若挽曰：“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飲誦二心，憾於一麵，南天北地遍招魂。”魯迅與郭沫若在1928年初的“革命文學”論戰中，彼此唇槍舌劍，大動幹戈，文章中互相攻擊，甚至動用了近乎侮罵的詞語。郭沫若074與創造社其他成員，說魯迅是“封建餘孽”“資產階級最良代言人”“二重反革命”。魯迅則諷郭是“才子加流氓”。論戰尚未結束，郭因受到國民政府的通緝，亡命日本。“方懸四月疊墜雙星”說的是剛隔四個月，先後死去兩位文壇巨星：高爾基和魯迅。魯迅當時有“東方高爾基”之譽。“欽誦二心”說的是魯迅的兩部著名雜文集《三閑集》和《二心集》。接著郭又撰寫一聯：“孔子之前，無數孔子，孔子之後，一無孔子；魯迅之前，一無魯迅，魯迅之後，無數魯迅。”此聯靈感源於米芾《孔子讚》，其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挽讚是神傷時的心智，平和而玄遠，溫情而透徹，是處世中的哲理，淺顯卻入微，疏闊卻幽宛。挽讚對人的評價未必準確全麵、恰如其分，但挽讚卻能提純取精、鍘枝斫節，使明亮處更為閃爍，搖曳處能夠旌揚，這種豁然間的襟懷，見解為此通達，尺幅間的海納，心胸為之坦蕩。挽讚是一段有尊嚴的文字，孤單有涼意，誦之謹然，是一曲很肅穆的吟嘯，斷弦無窮音，詠者慨然。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白居易《秦中吟十首·立碑》雲：“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銘勳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勿笑“皆仲尼”式的濫譽誇飾，那可是一種大度。
075詩意社評武昌起義爆發後第三天，於右任在自己創辦的《民立報》上發表社論《長江上遊之血水》，文曰：“秋風起兮馬肥，兵刃接兮血飛。蜀鵑啼血兮鬼哭神愁，黃鶴樓頭兮忽樹革命旗。”又道：“嗚呼，蜀江潮接漢江潮，波浪彌天矣！吾昨日登吳淞口，而俯視長江，滾滾者皆血水也。此三日間，天地為之變色矣。”1962年1月12日，遷台灣多年的於右任在日記中寫道：“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裏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旁有自注：山要最高者，樹要大者。）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13日寫道：“早想辭職，種種事故，做不清楚，滯留而又滯留，謂之何哉！”22日寫道：“葬我在台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兩天後，天微明之時，他便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望大陸》：“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076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葬我於高山之上”，可“望我大陸”“望我故鄉”，雖眼枯昏花，所遇無故物，卻單單能千裏望鄉，此為“老將黯無色”之心望，草木黃落，相顧無言，語境盡管也具詩意，但較之“滾滾者皆血水也”的壯歌悠揚、管色淒涼，仍稍遜。這句話真叫絕，一下子將武昌起義的慘烈程度形象地道出，此乃詩人的想象。俯視長江，掬手血水，荻花瑟瑟，耳際哀鳴，誰人不為之動容。社論居然可以這樣寫，那時的文人很真誠。社論本無式，有情為法，法則達。於右任曾作《半哭半笑樓詩草》，觸語引起權貴的不滿，所謂“觸語”即詩中大呼的“換太平以頸血，愛自由如發妻”，即“昌言革命”，遂遭到通緝。
於右任為《民立報》所寫發刊詞，亦氣貫長虹、電激雷崩風格：“秋深矣！鳴蟬寂矣！草木漸搖落矣！萬籟無聲，時聞寒蛩，似斷似續，如訴如泣矣！此佳節乎？而有心人當之，頓生無窮之感。怨天歟？憫人歟？噫！如此乾坤，吾何獨為此佳節賀，吾亦悲憫中人也！……秋高馬肥，記者當整頓全神以為國民效馳驅，使吾國民之義聲，馳於列國；使吾國民之愁聲，達於政府；使吾國民之親愛聲，相接相近於散落之同胞。”在那個救亡圖存年代，青年人多交懣四海，充滿激情。勇077者，做刺客，行暗殺；仁者，引西學，改風俗；智者，辦報紙，發言論。對於革命理想，先行者提倡於先，無數人附和於後，可謂感受極速，轉瞬即成風氣。梁啟超曾以犀利筆鋒、淺顯文字鼓勵青年：“我告訴你，你懷疑和沉悶，便是你因不知才會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會憂；你覺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壓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懼。”此等不平之鳴，國人往往為之一警，激情言論，幾成報端常見。
1901年，由日本華僑辦主辦的《開智錄》登載《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的文章，除對動天下之兵、寒列強之膽、冒萬死以一敵八的義和團大加讚賞外，大膽號召反滿革命：“滿洲賊之盜我中華也，二百八十年於茲矣”；滿洲政府是“奪我之土，擄我之財，凡外人之要求也則順手與之”的“大賊強盜”，必須將其推翻；號召國民“腕力高揚，張自由之旗鼓”，使我國“勃然興起”，“辟創一新世界”。同時揭露帝國主義“明其眈眈之目，張其逐逐之膽，利其炮，堅其船，下眾暴寡強淩弱之方針，施屋人社墟人國之政策”。
1902年5月，陳範在自己掌舵的《蘇報》上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蘇報》主筆章士釗有《殺人主義》的078言論，長槍大戟，百步穿楊，公然宣揚“殺盡胡兒才罷手”，“借君頸血，購我文明，不斬樓蘭死不休，壯哉殺人”。
《浙江潮》1903年第1期《發刊詞》中疾呼：“不忍任其亡而言之”，“挾其萬馬奔騰排山倒海之氣力，以日日刺激於吾國民之腦，以發其雄心，以養其氣魄”。1903年10月10日出版的第8期有社評《近時二大說之評論》曰：“政府者，割地也，賠款也，礦約也，商約也，路約也，凡茲數端，無一事不可以使我世世子孫永失其立國之資格，而長為奴隸永永沉淪萬劫不複者也。”“中國之亡，其罪萬不能不歸之於政府。國民不責政府，國民之罪也。”1904年1月17日《女子世界》在上海創立，發刊詞雲：“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1908年8月31日，檀香山《自由新報》創刊，其發刊詞曰：“嗚呼，神州已矣痛黃裔其長沉；奴隸甘呼？哀人心之盡死……回觀大陸，盡是愁城。千重之毒霧重埋，半角之斜陽有限。新亭未作，哭已失聲；古國瀕危言其無罪。”“今者力唱民族，疾呼同魂。”“誰鳴警世之鍾，獨樹登壇之幟。先呼言論，繼收實行。文字收功之日，還我河山；英雄應運之秋，蕩079平醜虜。”針對民氣之捍，民心之憤，1910年《民報》第25號，汪精衛撰寫社評《論革命之道德》雲：“革命黨人隻有二途，或為薪，或為釜。薪投於火，光熊然，俄頃灰燼；而釜則盡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飯以供眾生飽食則一。”1911年9月3日《民報》評述：“今日中國之亂遍地皆是，如處火藥庫上，一觸即發。其危象真不可思議。”1911年4月，《婦女時報》創刊，由此成為主編包天笑鼓動革命的論說陣地，其號召女界參軍募捐：“敬告吾同胞姊妹，速組織紅十字會，以救吾全國同胞。……不分畛域，運藥遣醫，分布兩軍，此則我同胞姊妹今日應盡之急務也。……敬告吾同胞姊妹，速練習看護婦，以救吾全國同胞。”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遇刺，《民立報》主筆徐血兒撰討賊文：“以一死而可以雪三百年之大仇，報為奴為隸之深恥，男兒何樂而不為！以一死而可以為子子孫孫造萬世之幸福，男兒何樂而不為！男兒當以一人之死，救千百萬人之生！”黃遠生於1915年11月10日《東方雜誌》第12卷第11號發表社評《懺悔錄》，反對複辟：“今日無論何等方麵，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夫欲改革國家，必須改造社會；欲改造社會，必須改造個人。社會者，國家之根抵也；個人者，社會之根抵080也。國家吾不必問，社會吾不必問，他人吾亦不必問，且須先問吾自身，吾自身既不能為人，何能責他，更何能責國家與社會。試問吾自身所以不能為完全為人之故安在？則曰以理欲交戰故，以有欲而不能剛故。故西哲有言曰：寡欲者改革家之要素也。繼自今，提倡個人修養，提倡獨立自尊，提倡神聖職業，提倡人格主義，則國家社會雖永遠陸沉，而吾之身心固已受用不盡矣。”於右任在《民立報》發刊詞中也說：“有獨立之民族，始有獨立之國家；有獨立之國家，始能發生獨立之言論。再推而言之，有獨立之言論，始產生獨立之民族；有獨立之民族，始能為其獨立之國家。言論也，民族也，國家也，相依為命。此傷則彼虧，彼傾則此不能獨立者也。”禿筆焦舌，言論報國，那個時代的報紙，思想激進，觀點鮮明，辦報人頭腦新潔，誌氣不凡。其誌在開啟上下腦筋，濬發民智，采集東西善法，培進人格，激發愛國天良，振興精神，作酣夢之警鍾，倡導言論，鼓吹地方自治，伸張民權，圖謀社會公益，破除積弊。其氣於開明者，因明而醒；於頑固者，因罵而醒；於不進者，因驅而進；於後退者，因鞭策而前。文筆更是萬流濤奔，一瀉千裏，磅礴恣肆，不可遏抑，天地入胸臆，文章生風雷，勢頭可謂足矣。黃遵憲評價梁啟超文081筆，類當時之社評：“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不過於此者矣。”這時的報人，亦詩人，亦革命黨人，其深得舊文化的精氣真髓，又沐得新思想的絢爛清風，文風自然醇厚靜穆，慷慨悲歌，如祭天誓師，大義彰然，於是便有了此番不同凡響的麵貌。但在撰述宗旨、闡揚公理的同時，難免少了些許芬芳時發，婉轉節生，而如於右任者，既有五車詩膽，八鬥才雄，又有竹蘭逸氣，流水琴心，不多見。
082戒煙勸煙煙草於萬曆年間自呂宋舶來，很快流行開來。煙草種植也遍及南北，順治六年（1649），進士方孝標謫戍寧古塔，其以當地種植生產煙草款待賓朋，其作《吃煙》詩：“塞俗如同麻麥收，翠莖紅蕊種三秋。沙畦薰焙傳方法，上炕賓朋當款留。”此後人們漸識危害，久服肺焦，津涸液枯，枯槁憔悴，暗損天年矣。崇禎十二年（1639），朝廷即發布“禁煙令”。隨之，也就有了勸誡之辭。
鄭板橋有聯提及戒煙：“酉水為酒，若不撇出終是苦；因火生煙，丫能回頭便成人。”道光十九年（1839），蘇州太守李璋煜將其所作《戒煙歌》張貼於交通要道：“勸我民，莫吸煙，五髒六腑都熬煎。如同飲鳩毒，想一想，速死由己不在天！”李伯元《南亭四話》載《鵲橋仙》諷刺抽煙者：“樽前席上，明僮傳與，吹氣如蘭堪憶。山人腸肚轉車輪，這吃字虛名何益。偷閑忙裏，消除煩惱，也有些風力。醉鄉屍小不封083候，拚做個煙霞成癖。”辛亥革命後，上海革命軍外交總代表伍廷芳、上海軍政府民政長官李平書，在味蓴園發起禁戒紙煙大會，社會名流響應。伍廷芳的秘書朱文炳還創作有《竹枝詞》：“有人口插一支斜，或是香煙或雪茄。縱未逢人當麵罵，自低人格醜難遮。”此後不久，華航琛詞曲的《戒煙歌》廣為流傳：“紙煙紙煙，害人不淺。精神錢財，損傷勝鴉片。勸同胞快快戒吸紙卷煙；紙煙不吸，空氣清新人不厭，紙煙不吸，名譽保全，誰敢輕賤？”民元（1912）6月，此歌收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共和國民唱歌集》。
1946年，馮玉祥赴美考察水利，期間的一次會議上，被會場紙煙熏得頭痛，遂作打油詩斥之：“大會禮堂，又熏又臭，又臭又熏。既熏且臭，既臭又熏，熏而又臭。熏熏臭臭，臭臭熏熏。亦熏亦臭，亦臭亦熏。”此詩還被譯成英文，登載於《紐約時報》。
民間尚有勸誡歌：“洋煙開花一朵朵，教哥莫把洋煙學。
吃壞多少好小夥，玩壞多少少年婆。”《吸煙“十字令”》雲：“一嘴黃牙煙臭濃，兩眼發燥心朦朧，三口落吐吊精神，四時衣衫盡煙洞，五髒受害不必說，六腹煙熏捐身軀，七月秋涼咳嗽起，八成肺病煙起源，久久吸煙最危害，十萬錢財付東084流。”延安流傳一首戒煙歌：“騎馬不騎拐子腿，交朋友不要交煙鬼。煙鬼嘴臭心腸黑，煙熏火燎活受罪。”酒後茶餘香聞蘭蕙，風清月白味淡芭菰，有戒煙歌，便有勸煙歌，如“未謝人間火食，卻餐天上煙霞”“吞雲吐霧似仙，揚眉吐氣入神”“低頭三吸神遊天仙境界，仰天一噴氣壯雲霧山河”“銀棒幾燃渾致醉，烏絲一縷欲望饑”“呼吸間煙雲變化，坐讀處蘭桂芬芳”，最是“芭菰尋淡趣，香草思美人”一句，稱得上佳句。齊白石也有詩句“煙入水中去，詩從腹中來”。“停雲積雪芝蘭室，吸霧餐霞煙火仙”“淡淡煙雲歸一路，吸取水旱備雙枝”“煙醇味香上等煙，價廉物美優惠價”“會中滋味頻嚐取，紙上煙雲任卷舒”“領取會中好滋味，餐將洞裏古煙霞”等等，則適宜做煙店廣告。
陝西旬邑流傳有《一口煙》：“劉備抽了一口煙，帶上人馬進西川。孔明抽了一口煙，率領兵馬出袛山。關公抽了一口煙，封金掛印出五關。張飛抽了一口煙，當陽橋頭嚇曹蠻。趙雲抽了一口煙，長阪坡前殺的歡。黃忠抽了一口煙，掄刀大戰定軍山。”戒煙歌，勸煙也歌。歌者，朗朗上口，易於傳播，兩般目的，皆知其力。
知其害而無法避其害，無誌者常立誌，時戒時抽，愈戒愈抽，遂有人作疊字聯：“屢抽屢戒屢屢抽屢屢戒；日戒日抽日日戒日日抽。”橫批為“白費功夫”。
085護生即護心1927年，弘一法師便開始與豐子愷商議編繪《護生畫集》計劃。1929年2月，在法師五十歲生日時，《護生畫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集子收畫五十幅，適與大師壽數相合。之後，每隔十年，豐先生便要推出一集畫冊的續編，畫幅也隨之遞增十幅，最後出版第六集時，弘一法師冥壽百歲。
豐先生創作這些畫幅時，可謂用盡了心思。在畫集子的第三冊時，擬繪七十幅，但畫至第六十九幅後，一時因想不出畫材而輟筆有日。一天，廣洽法師給他寫信，說一次乘車途中，車內有一乘客帶有捆綁得緊緊的五隻雞，據說這幾隻雞是待宰的。有趣的是，這些雞見到廣洽後即哀鳴不止，似乎在求救，不忍再看下去的廣洽便出大價錢購得之，並將其飼於寺院，永免殺戮之禍。豐讀畢廣洽法師的信後，一時慨歎不已，即興鋪紙研墨，一幅題為《幸福的雞》的畫頃刻繪就，《護生畫集》第三冊也隨之告竣（見《弘一法師影集》，山東畫報社1999年08610月版）。廣洽法師曾受到過弘一大師的點撥，抗戰爆發後，退居新加坡，《護生畫集》後三冊的創作出版，便由他資助完成。
這部充滿佛教意味的畫冊，起初計劃交由佛門印刷並流布，後考慮到讀者對象是那些平日不信佛教、不喜閱佛書者，遂改由開明書店出版，其意在“導俗”。時隔七十多年，中華書局於1999年12月，楊柳新翻，編輯出版了《護生畫集選》，從而再次勾起了人們對弘一法師“導俗”一說的思考。那些“導俗”雖說爝火微光，呼聲綿邈，然則編繪者不棄照亮千年暗室、蘇醒百代懵懂的一線希望，深信隋侯之珠報之有時，荊山之玉終見識者。至於畫集中的諸多提示恰與時下倡導的環保意識、生態意識不謀而合，這隻不過是書之豐富內涵之冰山一角、恒沙一粒而已。書中提及的“護生即護心”思想，又讓人重新審觀了一番人與自然的關係。展開畫冊，抹去曆久的塵封，看到的卻是一副全新的現代胸臆。此時，對弘一法師、豐子愷們的深邃思索及超前理念，不得不由衷敬佩了。
“曲巷高簷避網羅，朝來飽啄隴頭禾。但令四海常豐稔，不嫌人間鼠雀多”，方孝孺的這首絕句寫得豁達坦蕩，豐先生的畫也配得恢廓大氣。鼠雀雖小，卻讓人生出方寸海納、容止汪洋的雅量來，這便是好詩配好畫的效果。還有一些詩由豐先087生自己創作，同樣生動感人。“閑看蝸牛走，親為築坦途。此君家累重，莫教步崎嶇。”讀罷這首白話詩，再回首感悟“護生即護心”一說，便不難理解了。
豐先生的畫簡約明快，純粹條暢，始終保持著一種童真至情的況味。他的畫別人不好模仿，這裏關鍵的已不再是技巧，讀罷這些充滿人道大愛的畫幅，再窺視緣緣堂裏那位須髯公的心，便也大概找到了“不好模仿”的緣由了。繪製《護生畫集》，豐先生是發過宏願的。1942年，弘一法師於泉州圓寂後，豐先生初衷不改依舊按原計劃宵旰筆耕。篤行不倦，精誠所至，到1973年終於功德圓滿地完成了第六集一百幅畫的創作，兩年後豐先生即如釋重負地黯然去世。這期間囿於畫材不足，他曾在佛教刊物上登廣告征集選題，還須克服因戰亂流離、運動幹擾不虞而至的困難。畫冊第一集創作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之際，第二集刊行後，又遇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第三集更是編繪於避警的岩洞內。經過萬裏奔命之苦，豐先生愈加體驗到了動物臨死時的驚怖滋味。原以為這一集的畫風畫意會有大的改變，出乎意料，全集充滿了和平之氣，一禽一獸、一草一木無不洋溢著生的喜悅。在腥風血雨、生靈塗炭大背景下，不除窗草、不踐蟲蟻式的護生意念，既顯得蒼白無力，又讓人感到鏗然有聲。正義之聲，再細微也噌088吰，所謂大音若稀者也。在長達五十年的創作過程中，豐先生把繪製《護生畫集》當作了大慈大悲的信仰，雖說稼穡惟艱，然使命在肩，不敢須臾歇憩矣，正所謂不懼纖弱繩鋸能斷木，不揣綿薄鐵硯終磨穿也。盡管後來國內已不可能有出版這類選題的機會。
繪製敦煌壁畫的畫工們、雕鑿雲岡石窟的匠人們，僅僅靠體力和技巧能否完成那些千古絕唱？雲居寺石經、廣勝寺趙城金藏的浩蕩從容，僅僅靠支付工錢或強迫勞動能否成就得了？宗教之於藝術，風助火勢，藝術之於宗教，圓滿玉成。
豐先生的藝術高度，根基裏處處踏跺著佛意的墊襯，豐先生的品性風操，潛質中時時映現著菩提的境域。回到自我、回到內心是任何形式的藝術創作必然的歸宿。回到自我，並不一定就能覓得福音，回到內心，尚不足以找到真諦，這要看你回到的是平靜熨帖的自我，還是踟躕猶疑的自我，要看你回到的是平易坦蕩的內心，還是偏頗委瑣的內心。不知在弘一法師、豐子愷們對護心所指的提示麵前，有人能否幡然有悟，能否醍醐灌頂。
韋其發表於1947年9月11日《華僑日報》上的《被衝淡了的仇恨——評子愷漫畫〈又生畫集〉》一文評價豐先生是“用迥異於其他悲憤著和呐喊著的漫畫家和木刻家的心情和觀照方089法，淡淡的甚至悠閑的描寫我們全民族所遭遇到的苦難和仇恨”。歐式語句雖冗長拗口，卻十分精準，道盡了豐先生的情懷。
090為誰送別戊戌變法後，廢科舉，興學堂，學堂樂歌隨之產生。最初的樂歌均由選曲填詞而成，即以歐美日本或中國民間現成的曲譜為基調，以填詞方式完成之。旋律力求簡約凝練、爽朗明快，且易記上口，具備兒童特點。歌詞雖是文白兼用，卻也通俗明了，婦孺能解。其間著名者有《兵操》《竹馬》《送別》《春遊》《黃河》《革命軍》《祖國歌》《我的國》等，詞作者有沈心工、李叔同、曾誌忞等。學堂樂歌是中國現代音樂的濫觴嚆矢，由於李叔同等一批大牌文人及秋瑾等一些革命家的參與，使之一開始就有了一個高起點。其文學與音樂的渾然天成、教化與情感的完美融合，著實秉承了唐宋以來的良好傳統。
至今仍在傳唱的《送別》，便是李叔同七十餘首歌中的一篇，其借用了英國作曲家奧特威《夢見家中老母》的曲調。雖說借用，但原曲意境與所填歌詞結合得貼切自然，珠聯璧合。
091“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這是首過目難忘的詞，其中的淒清蕭瑟、寂寥瘡痍，令人傷感慘沮、索然無援。其作於1913年，五年後，李叔同在杭州削發為僧，法號弘一。作此歌時，李還是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的圖畫、音樂教師，三十四歲，也就是這年，李叔同說出了那段被後人經常引用的話：杭州這地方，實堪稱佛地，因為那邊寺廟之多約有兩千餘所……（見《弘一大師影集》山東畫報社1999年10月版）。李叔同出家成為弘一大師，李夫人曾由楊白民夫人、黃炎培夫人兩位女眷陪同，到杭州約見李叔同，四人在嶽廟前臨湖的一家素食店用餐。飯間，三人問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頓飯吃完，李沒有主動說過一句話，也未抬頭看一回女眷們。據黃炎培的《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記述，飯畢，李便“告辭歸廟，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邊，叔同一人上船了。船開行了，叔同從不回頭。但見一槳一槳蕩向湖心，直到連人帶船一齊埋沒湖雲深處，什麼都不見，叔同最後依然不一顧。叔同夫人大哭而歸”。這是現實中李叔同的一次送別，淒然可成絕唱。
較之李叔同出家後隻言片語中流露出的超然出塵，這首詞顯然尚未達到蒼莽空靈的全然境地。俗界佛域間咫尺徘徊的李092叔同，作成了這首介乎孤芳自賞與遺身物外之間的唱詞，雖說虎跑的經幢已然在望，靈隱的暮鼓依稀可辨，但“人生難得是歡聚，惟有別離多”的句子，無論如何還搭不上偈語禪詞之界。送別三千世界，尚不足以達到毅然決然、堅貞不渝，但遠方“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的召喚，仍如此誘人。
篤佛禮釋的王維居士，在其多首詩中表露過送別之意：“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齊州送祖三》），“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臨高台送黎拾遺》），“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山中送別》），“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同上），“一步一回首，遲遲向近關”（《留別丘為》），而最著名者，當數《渭城曲》中的“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句了。這些送別，意有的發自悉心間，但更多的是在不經意間。
流連與向往交織，眷懷與期許縱橫，怯懦與果敢伴行，遊離瞻顧塵寰、踟躕躊躇佛域的王摩詰、李叔同，不約而同地寫出了古今最為纏綿悱惻、綢繆繾綣的送別詩，絕非偶然。此般送別中的靈犀感悟、刹那菩提，均源自二人深重濃鬱、揮之不去的佛教情結，以及對人生真諦的絞思冥索，隻不過李叔同在行為上終於又向前邁出一步罷了。正因如此，李叔同僅留下了093一首送別詞，而猶豫的王摩詰才有了在虛實間逡巡、在有無間忐忑地不斷不定地“送別”。
不過百餘年的時間，數以百計的學堂樂歌便被歲月的微風吹刮得無從辨跡了，唯有這一首《送別》，怎麼也“送別”不去。為誰送別？誰在送別，我看沒人能說得清。
094民國“百美圖”丁悚出名時，人稱丁聰是丁悚的兒子，後來丁聰博大名，人稱丁悚是丁聰的父親。父子二人皆漫畫大家。丁悚在民國年間的名氣，相當於丁聰在當下。
丁悚所繪《百美圖》，1918年由上海交通圖書館刊印。丁悚，字慕琴，自幼在上海的當鋪學徒，業餘進修美術，後從事月份牌與漫畫創作，故能中西技法兼具。遺憾的是，此《百美圖》已逸，而僅存者為《丁悚繪百美圖外集》。古不乖時，今不同弊，“百美”容貌一反傳統仕女定式，不泥於曉樓玉壺，爭馳新巧，而另辟他路，所繪皆現實中的女性，且以溫情化、家常化的生活場景入畫幅。光感透視，黑白分明，畫風工整，構圖繁複，此西畫技法。人物繁阜，金翠耀目，市井百態，神形畢肖，乃城市媒體圖像之典型表象，但從立意到構型，依然留有民間年畫“百美圖”痕跡，尤其是背景處理，仍是山水草木、茅亭籬牆的傳統表現，其顯然與吳友如的《海上百豔095圖》、沈泊塵的《新新百美圖》《新新百美圖外集》《續新新百美圖》、但杜宇的《百美圖》、錢病鶴的《世界百美圖》一路。明季仇英、清末費丹旭之後，“百美圖”之盛熾，當數這一時期。以傳統技法繪製火車輪船、聲光電化等等的機械文明及高樓廣廈、西洋醫術等等的洋場風情和風俗街井、奇聞逸事等等的市民趣味，自然會有一種方枘圓鑿、扞格不入之感，待事過境遷，間隔有年，其史料價值便會漸顯珍奇，魯迅便稱之為“了解新學的人的耳目”。
其作一畫一詩，畫為白描構圖，詩為竹枝詞樣。繪勞動婦女在水龍頭前淘米者曰：“誰遺奔湍入漏厄，碎沙淘盡但憑伊。江南熟飯方生米，休忘蘿中宣戰時。”繪學跳交誼舞者曰：“貼地紅毹比絮肥，電燈如雪照紗緯。翩躚錯認春三月，蝴蝶一雙相對飛。”繪電扇下納涼者曰：“電扇多風香汗消，獨特冰盞態妙條。回頭隻顧窺郎影，不見紅霞兩頰潮。”繪打電話曰：“佳期約定故遲遲，轉眼宵深到子時。壁角電鈴微響處，暫憑一線話相思。”繪開汽車者曰：“踏青人去折桃花，儂看桃花走鈿車。獨自飛輪何處似，刺天塔影指龍華。”繪拉小提琴者曰：“個人生小最聰明，能把新聲換舊聲。昨夜聽郎弄胡索，卻來譜入梵和琳。”繪下滾梯者曰：“浮雲西北與樓齊，百姓人家處處低。容我寫詩留一角，朝朝見爾下胡梯。”096繪拍照者曰：“鏡檻臨湖麵麵風，倚欄人坐桂花中。瓊簫一曲天雲紫，吹落天香作亂紅。”滑旱冰者曰：“不是淩波舊洛神，綠雲靴子展雙輪。阿儂自願居冰上，未識誰為冰下人。”騎馬者曰：“一騎長堤疾四飛，短襟窄袖勝征衣。綠陰深處停鞭看，不忍紅泥染馬蹄。”其作意淺而繁，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與清辭巧製、雕琢蔓藻的南朝宮體詩，似乎有著某種淵源。
為畫題詩者有丹翁（張丹斧）、天虛我生（陳蝶仙）、陳小翠（蝶仙之女）、陳小蝶（蝶仙之子）、天台山農等，皆鴛蝴派中人。張丹斧曾任《大共和日報》主編、《神州日報》編輯，後又在《晶報》工作十餘年，喜作打油詩與遊戲文章，由於其玩世不恭的態度，眾人稱之“文壇怪物”。1931年，上海《小日報》刊登了署名丹翁的五言絕句詩，題曰《第一詩人》：“詩人居第一，中國徐誌摩。徐君富理智，妙處固自多。我不工徐體，不敢評泊之。我苟效徐體，且以徐為師。”詩作發表不久，徐誌摩即因飛機失事罹難。張丹斧不僅給丁悚的“百美圖”題詩，之前曾為沈泊塵的“百美圖”題詩一百六十首。然書甚劣詩亦佻，言語趨俚，不以文飾，因而沈泊塵常以為張的題畫詩有玷汙尺幅之甚。他在《丁悚繪百美圖外集》付印時，甚至感激道：“丁君慕琴工繪時裝仕女久矣，餘每題劣詩其上097付石印時，不為剪去，厚餘甚矣！”然丁善畫而不能文，雖不一定認同於“籲嗟卿卿我我，嗚呼燕燕鶯鶯”一格的文藝見解，卻因欠詩文而師於鴛蝶派中人，故多與之私交甚篤。
縱使是照鏡子，其頭飾服裝也是民國式的，鏡子也是西式的。明窗讀書，所讀也西式精裝本，學畫則是排筆在握的油畫，飲茶所用，為咖啡杯，家中陳設要麼沙發，要麼石膏裸女，所過板橋，欄杆也西式幾何圖案。節物流年，人情和美，刻畫風氣，具體而微，其樂無涯，但成悵恨矣。圖中人物，或大家閨秀，或小家碧玉，或時髦女郎，或窈窕村姑，大抵短衣中褲，梳辮綰髻，足見時尚所在。張愛玲《更衣記》描述民國以來的服裝變化：“時裝上也顯現出空前的天真，輕快，愉悅。‘喇叭管袖子’飄飄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襖腰部極為緊小。……短襖的下擺忽而圓，忽而尖，忽而六角形。”時過境遷，類似的情形，若不參照丁先生畫集中的圖像，是難以理解的。狹窄修長的高領衣衫，配之以黑色長裙，襖裙均不施繡文，此乃所謂“文明新裝”也。
書名及序由王鈍根題寫。鈍根名晦，是著名的《禮拜六》周刊的主編，丁先生那時也為《禮拜六》一類刊物畫封麵，故與鴛鴦蝴蝶派的人物過從甚密。王序甚佳，其曰：“好色之性，人所同具，好色之事，人所難能。所謂難者，不難於好，098而難於色。西施毛嬙，古人稱為至美者也。然吾非親見，安知非古人之欺我？安琪天使，今人形之筆墨者也，然昵愛不明，安知非阿諛其所歡？吾生季世數十年，周旋於繁華佳麗之鄉，而竊歎絕色之難得，即得之，亦苦為期之短促。蓋朱顏白發轉瞬間事耳，僅此極短時期中，又有一切煩惱之事橫生間隔，於是快心適意之會益複無幾，甚矣。好色之事似樂而實苦也，吾故謂有色之色，不如無色之色，形骸之色，不如精神之色。丁君慕琴善繪美女，吾見之輒歎曰：‘畫裏真真，大堪慰寂，又何必人間秀色始可療饑耶？’丁君近有《百美圖》之作，乞序於吾，吾將俟其出版購取一冊，置之案頭，朝夕把玩。此中美人，無離別，有嗔怨，無需索，無嫉妒，無疾病衰老死亡；愛之者，無琵琶別抱之痛，無桃花人麵之悲，雖有沙叱利，不能攫而去之。吾願世界好色者皆作如是觀。”矯情自高，好色守德，發乎情止乎禮，與《登徒子好色賦》可有一比。
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舊上海市民生活的朗月清風愜意，羅綺飄香情調，從浩穰繁榮的“百美圖”中，似乎也可見得一斑。畫雖末技，卻也能貫通大道，然此大道非綱常之大道，乃世俗之大道也。
099立言須慎時下，學者作家每每談及學術成果，多以寫作字數、出版冊數計，隨便一部長篇小說，字數都能超過《紅樓夢》，而長篇小說的異常繁榮，一年付諸出版者竟在幾千部，待印者不計其數。有工夫閱讀長篇小說者已越來越少，能從頭至尾完整讀完者更是少之又少。有某暢銷小說作家，由於連續幾年每年推出兩部長篇而受到質疑，猜測其寫作為雇傭所為。在小說出版春色滿園、氣象萬千之時，以出版小說為專的全國眾多文藝出版社之經營，卻秋風凋零，每況愈下。何以使然，市場使然，小說家責怪人心大不如前，讀者申飭沒有好作品麵市，小說之衰微，衰在綠葉萋萋之間，微在枝條鬱鬱之時，現象好似蹊蹺詭譎，言之不詳，實則順理成章，並無怪誕。而在學界，學術成果每每以發表論文的篇數計，使得各類學術期刊的版麵收取費越來越高。這樣的論文除了自己，不知誰還有興趣卒讀。北大某社會學教授的學術專著，因抄襲於國外同行而身敗名裂，100斯文掃地，類似的例子還不斷有媒體爆料。究其故，有個人品行的原因，也有形勢所迫的借口。
賈島有“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詩句喻賦詩之不易，縱使洋洋萬言、連篇累牘的小說創作，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曾“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而在此之前的素材積累階段，他借《紅樓夢》第一回石頭與空空道人的對話表露：“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比為作者情愫之有感而發，胸臆之不得不吐。
對於安身立命、垂之千古的學術，更是一件嚴肅的事。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懸賞千金，不能增損一字。朱熹於四十多歲時，即已寫就四書注釋初稿，之後反複增刪修改，分合不定，直至六十多歲時，方在漳州將四書合刊為一，印行天下。
紹熙元年刻印之時，他又發現了一些問題，遂令刻工迅即修改，“鄉在彼刊得‘四子’‘四經’，當時校勘自謂甚仔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後在天’之‘三’誤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四書集注》奠定了其在學術上不可撼動的地位。當他看到友人草率出書時曾慨歎：“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嚐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101之不遠也。”申涵光《荊園小語》雲：“凡詩文成集，且勿梓行，一時所是，師友言之不服，久之自悟，未必汗流浹背也。
俟一二年朝夕改訂，複取證於高明，然後授梓。若乘興流布，遍贈親知，及乎悔悟，安能盡人而追之耶？若能不刻，剛更高。”此亦慎也。
持此態度者，尚有黃侃。黃平生謹於著述，曾說過“不滿五十不著書”之類的話。1936年他五十歲生日當日，老師章太炎為其撰一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娟初裁好著書。”上聯嵌孔子“五十讀《易》”之典，讚黃侃五十年來勤奮讀書，下聯用蔡邕《曹娥碑》之典，希望其今後可以潛心著述了。“不滿五十不著書”，看似激言，實則悃意，悃己之思想尚未成熟、學問尚未直立，著書過早恐妄下雌黃，於世無益。他在日記中曾言：“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已十過，《漢書》亦已三過，注疏圈識，丹黃爛然。《新唐書》先讀，後以朱點，複以墨點，亦是三過。《說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計遍數。”黃侃對新文學不存好感，對胡適抱有敵意，他曾在中央大學課堂上戲稱胡適為“著作監”，學生不解其意，黃侃的回答頗為陰損：“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學生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黃侃是存心諷刺胡適的著作隻有上部，沒102有下部。此喻遂傳為笑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中國白話文學史》均隻有上部，下部長期付之闕如，倒也是事實。林語堂曾幽默地誇讚胡適是“最好的上卷書作者”，這一“美譽”多少有些令人尷尬。如此尷尬，一則因其社會活動太多，朋友太多，占用了過多的時間，一則其精於考證，立言謹慎，“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說三分話”，便是他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據可信之材料，依常理之判斷”，可謂是那一代人的臨深履薄，字斟句酌。
著書立說、形諸筆墨之於朱熹黃侃隻是業餘，其正業乃設壇講學，教書育人。舒懷命筆、操觚稗官之於曹雪芹也是業餘，隻是今人無法考證其從事何種職業而已，但寫作《紅樓夢》他是沒有得過誰人稿酬的。
無意於佳乃佳的著作，看似偶然，其則必然，書教好了，學問大了，語句豈有不佳者，觀點豈有不明者，見解豈有不邃者，文字豈有不傳者。再則，他們將寫作當成了立言，賦予了崇高與神聖，臨事饉飭，三思不敢片刻孟浪，所謂“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也，所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即便小說創作也沒有虛應故事、胡編亂造之唐突，曹雪芹便言：“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朱熹更是將著述與明道聯係起來，103“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將文與道聯係一處者，早已有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便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之說。以此古訓為操守者，今日專事寫作的職業操手，尚有幾人經心在意、留神理會？尚有幾個念茲在茲、銘諸肺腑？一落言筌，便成謬誤；若經道破，已非真實。
104短文的分量文筆貴簡，“逸馬斃犬於道”，作“有犬臥於街中，逸馬蹴而斃之”，則贅矣。明祝氏《猥談》雲：“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雲：‘前不露邊，後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吏曰：‘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邊圈。’”斯旨可以喻大。《新唐書》《新五代史》，其較勝舊史，亦事繁文簡耳。
比起新時期專業作家動輒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字的高產出，舊文人那幾篇緊湊短文，實在有些寒酸窘迫，若結集出版，也隻能算個小冊子。藥靈丸不大，棋妙子不多，文章的分量不以字數多寡、篇幅長短衡量。《約法三章》“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為漢朝開國第一文，短文也；顧炎武八十萬言的《日知錄》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其前言不過寥寥六十一字，短文也。當年梁啟超向清華研究院推薦陳寅恪為導師，校長曹雲祥問：“他是哪一國博105士？”梁答：“他不是博士，連碩士也不是。”問：“那他總該有大著吧？”答：“也沒有著作。”曹為難：“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對曰：“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梁曹這般對話之所以被傳作美談而廣泛流行，除卻人們對梁先生惜才舉賢行為的讚許外，還因其中揭示了一個文理：長短不是評判文質的標準。為佐證梁先生這般話的確切，可舉出許多例子來。契訶夫說：“寫作的技巧，就是刪掉一切多餘字句的技巧。”他關於大海的描寫隻有兩字：“海，大。”北島更絕，那首短詩《生活》，隻有一字內文“網”，20世紀七八十年代過來的人對此至今仍津津樂道。弱冠之年的我也曾寫過詩，三十年了，能夠記起的隻有一首名曰《你》的四句詩：“追上行／拍你的肩膀／你回頭／你卻不是你。”這倒不光因它是拙詩中最短者。以前英國有一次征文，文章內容要求涉及“皇帝、宗教、性”，最後的獲獎者竟是篇短作：“上帝啊，女王怎麼懷孕了。”而據稱最短的科幻小說，譯成中文後隻有二十一個字：“當世界上最後一個人坐在屋裏時，他聽到了敲門聲。”魯迅先生在《答北鬥雜誌社問》如何創作小說時說：“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吝惜。寧可將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概要），不可將106Sketch的材料拉長成小說。”當年周國珍翻譯高爾基的小說，第一句“大海正在笑著”，伍蠡甫提筆圈去兩字，改成“海在笑”，令周驚歎不已。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一次聯歡會上，有人請他訓話，他說：“訓字從言從川，是信口開河也。
我不訓話。”林語堂曾言：“紳士的演講，應當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雖戲謔，而在理。
戰爭中那些擲地有聲、文無剩語的檄文無一長篇宏論，武王伐紂，一篇《泰誓》足矣，“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討周複唐，一篇《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振矣，當武則天讀至“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何托”時，也不得不折服駱賓王之才，國有顏回而不知，深以恥，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一篇好的檄書，不誇張地說能抵得上百萬軍。它文無雕飾，卻字字珠璣，話無贅述，而一字千金。其鼓動性就在於能順應大勢，切中肯綮，且行文幹練，感情充沛，其戰鬥力就在於聲成金石激活蟄伏，字正腔圓喚起內蓄，進而昂揚奮發之誌，投身硝煙之役。魯迅的那些短悍雜文，被認為兼具檄文的犀利、匕首的寒光，至今仍有現實作用。1938年，汪精衛主持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僑領陳嘉庚作為參政員從新加坡發來一提案：“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此提案幹淨利落，簡捷鏗鏘，使主和派人士聞風喪膽，暗自拭汗。此案恰由汪精衛宣讀。次日，107鄒韜奮發表題為《來賓放炮》的文章評論道：“此寥寥十一字，縱數萬字亦所不及，實乃古今中外最偉大之議案。”其實，寫作就是一種表達方式，因為有話要說，有情感要傳達，所以才啟筆開墨，行諸紙箋。黃山穀《答洪駒父書》雲：“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文章的分量最終取決於其思想是否深邃、觀念是否正確、情感是否充沛、言辭是否精彩，因了這一點，梁啟超先生那般精辟對答，便不僅僅是篇美談佳話了。
費米是20世紀一位泰鬥級的物理學家，有一次揶揄他的學生、1959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塞格瑞：“如果把你的全部成果拿去和狄拉克（量子力學家）的一篇論文交換，你不僅不吃虧，還會大賺一筆。”塞格瑞心裏盡管不舒服，卻又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遂反唇相譏：“別看老師您貴為泰鬥，若把您全部的工作拿去與愛因斯坦的一篇論文交換，你也是大有賺頭的。”費米聽後，哈哈大笑。相同的道理看來不僅隻存在於文學領域。
劉鶚《老殘遊記》有段描寫雲山的文字：“一層一層的山嶺，卻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幾片白雲夾在裏麵，所以看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隻因為月108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麵透過來的。那山卻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子的。然隻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東去，越望越遠，漸漸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來了。”真是冗長囉唆，拖泥帶水，若以詩句代之，隻王維《漢江臨眺》中的“山色有無中”半句，即可涵蓋其意。閻錫山有句名言：“長篇大論不是好文章，附耳低言不是正經事。”此話甚是幹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