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私立中學始建於20世紀初，與現南昌十中前身的葆靈女中，同屬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外洋女布道會所創辦的教會學校。
1907年，美國傳道士長孫維廉先在南昌搞了個“豫章備館”，籌備辦學事宜。1909年，開辦小學及英語補習班，名為南昌高初兩等學校。後聞訊其畢生從事教育的祖母瓊斯小姐欲投資興辦教育，便爭取到了瓊斯小姐的投資，建起了瓊斯樓。因校址在南昌，古屬豫章郡，遂定名為“南昌私立豫章中學”。
學校由教會主持，學生便要接受宗教觀念和西方文明，每天的祈禱是少不了的，星期日更要做大禮拜。學校教職員皆穿西服，初二班級以上學生也提倡穿西服，若是穿中裝也必須熨得筆挺。儀表的端莊整潔也是該校的一大要求和特色，所以在當時社會上看來，豫章中學是一所“少爺中學”。
與“少爺中學”相對的，自然就是同為教會所辦的“小姐中學”的葆靈女中了。
說豫章中學和葆靈女中純粹是“洋小姐、闊少爺”的學校也不盡然。據我所知，這兩所學校裏當年也有平民子弟就讀。它們之間最顯著的共同點是教會學校，最大的不同點是，前者隻收男生，後者專收女生。葆靈女中是1902年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外洋女布道會派遣的女布道使郭愷悌來南昌開辦的第一所女子中學。最初，隻有幼稚園和小學，為紀念美國人葆靈先生，故取名為葆靈女書院。辛亥革命以後，改為葆靈女校，正式開辦了中學。1931年，中學和小學分開，各為“葆靈女中”和“葆靈附小”。葆靈女中校舍高軒，校園優美，生活舒適，學生整潔，又有不少官僚和有錢人家的小姐在裏麵就讀，人們自然就把它和豫章中學連在一起統稱為“貴族學校”。這兩所學校的校風和影響在今天許多老人的記憶裏，都相當深刻。南昌的女子學校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還是風行一時的，除了葆靈，還有省立南昌女子中學、南昌女子職業學校、南昌女子師範等。
遙想當年女校學生的形象，即使現在也很令人心動。上海女作家素素在她撰寫的《前世今生》一書中，描寫了那個年代的女學生的樣子：濃密的劉海下，是一張圓圓的臉，臉上戴副無框的圓形眼鏡，短襖長裙，腳蹬一雙黑皮鞋。素色上衣四周鑲著鮮豔的緄邊，斜襟上插著一支自來水筆。在當時，這是一個最時髦漂亮的女學生呢。也許，並不真正漂亮，但是女學生——這般新潮的人物，自有一番新潮人物的光彩和魅力，那是別的漂亮女子望塵莫及的。
素素筆下的當時新潮女生，今天想來已是舊式人物了。但素素細膩的文筆把她勾勒得很有光彩。記得今年年初，一位上了年歲的朋友打電話來告訴我，當年葆靈女中的學生、曾兩次任該校校長的世紀老人周蘭清女士逝世了，我當時的感覺是：一個曆史的博物館又坍塌了。隻是她們留在後人記憶中的形象依然年輕、風采依然。
魯迅先生曾用沉痛的筆調寫過的在“三一八慘案”中犧牲的烈士劉和珍，也曾經是那個年代裏南昌第一女子師範的學生，該校的校歌也有著一股不讓須眉的巾幗豪氣。“優美的百花洲，雄偉的滕王閣，豫章佳氣，多鍾在巾幗。”“偉哉一女師！女界之先覺！美哉一女師！婦界之木鐸。”這樣的校歌唱起來是足以令學子們陡增驕傲與自豪感的。唱著這種校歌的學生無疑會挺胸走在曆史的前列，讓我們在對曆史歲月中的她們行注目禮的同時，更加肅然起敬。
近百年來，南昌也興辦了造就過不少人才的名校。名校效應，在今天看已是越來越明顯了。那些曆史淵源深厚，曾經人才輩出的名校，而今已為莘莘學子心向往之。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當年南昌除了“豫章”和“葆靈”之外的另幾所名校吧。
所謂名校，我一向以為，衡量是否是名校的標準隻有兩條：一是師資力量，有沒有真正的教育家（不是簡單的教育工作者，而是在自身學養、施教、影響等方麵都具備全麵的教學主持者，而非濫竽充數之輩）；二是是否培養出真正傑出的對社會做出過貢獻或產生過影響的人才。這二條為上，其他都是其次。
根據這兩條標準來考察，南昌名校首推今日南昌二中的前身心遠中學。心遠中學的曆史源頭要追溯到1899年熊元鍔創辦的樂群學堂。1904年該學堂由熊育錫接辦，1911年正式更名為心遠中學。心遠中學不僅是江西最早的一所新式私立中學，也是全國最早出現的私人創辦的三大學堂之一。如果它僅僅是因其曆史最早而出名的話，那還不足以成為南昌的名校之首，其最突出的地方還是在於它培養了大批人才。以著名人物計，我們一提起心遠中學，就會把一長串響當當的名字——吳有訓、趙醒儂、袁玉冰、黃道、方誌敏、鄒韜奮、夏征農、張國燾、饒漱石、朱大貞、曾天宇、歐陽恪、彭學沛、程孝剛等和它連在一起，而心遠中學的施教首功也自然該屬曾任該校50餘年校長的熊育錫先生。此外，還有一大批他延攬到該校來任教的人才，如黃道腴、李幼堂、陳伯瓚、曾伯雄、漆裕元、蕭矩鬆、劉方由、熊正玖、劉泳臻、傅味齋、趙國、章諸照等。
一座名校真正的重心和分量在何處？看看心遠中學校史裏的那一串串著名人物的名單，就再清楚不過了。物以人名，名以物留，道理就是如此。
談到師資和學生方麵的著名人物，不能不提南昌一中。南昌一中前身是1901年設立的江西大學堂。中間經過三次改稱，1912年始改為中學，1921年稱江西省立第一中學。曆史上南昌一中的老師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學有專長的知名人士，如著名的楚辭專家遊國恩曾為該校國文教師，國學專家熊公哲，以及後任廈門大學、中央大學、中正大學、東南大學的名教授餘謇，還有汪國垣、龍沐仁、胡光廷、廖季登、葉仲槐、陳伯瓚、傅求學、饒鐸鳴、孟琦、吳敬臨、餘心樂等人也在此任教。在這樣一批大師門下受教的學子是有福的，所以曆屆學生中都有一些著名人物，如邵式平、夏征農、熊式一、羅時鈞、劉振群、鄧從豪、曾振、桂永清、張雪中、陳方等。費如此多的筆墨來提及如此多的名字，我不僅僅隻為說明名校之“名副其實”，更是想重申一種在學校乃至在教育中應不能遺失的名譽感。近年來，人們愈來愈明顯地感到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需要改革。我想教育改革的最終目的還是需要更好地培養出人才。培養人才的第一課，就是教會他們首先要樹立人才的名譽感。而名譽感的樹立過程，就是他們在校門內的整個的學習過程，更包括他們步出校門後將其所學貢獻出去的全部過程。曾幾何時，我在兒子讀的小學語文課本上驚訝地發現，所選唐詩《登鸛雀樓》和《靜夜思》竟連作者的名字都沒有標明，也無對此的注釋，好像成了無名氏之作。我想，是我們教科書編者的一時疏漏呢，還是根本就認為沒有必要讓孩子們費心去記住作者的名字。但我認為，李白、王之渙的名字早已不是代表他們個人，而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偉大象征。他們的名字所代表的可是我們民族文明的高度啊！當我們的孩子剛剛踏進校門與他們邂逅時，你能蒙住孩子的雙眼嗎？
一種沒有名譽意識的教育，使我們一步入校門就很可能產生迷失。這種迷失比校門外任何道路上出現的迷失都更可怕。一種不知名譽為何物的教育，能造就什麼樣的人才，令人擔憂。二次大戰中，當莫斯科被德軍重重圍困時，為激勵全體人民抗擊法西斯的意誌，蘇聯紅軍毅然在紅場舉行十月閱兵式。當時，斯大林對全軍和全蘇聯人民發表演說，他說道：“我絕不相信一個產生過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庫圖佐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偉大民族會被法西斯打敗。”在一個國家與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支撐起人民自信心和榮譽感的，正是幾個傑出者的名字。
走出校門多年的我，此時提起筆來，仍然像是站在高大的校園門前反思……
不久前，我大學的導師——江西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著名文學評論家陳良運先生來電話告訴我，他已調往福建師大任博士生導師，放下電話前他仍諄諄囑咐我：“不要迷失了自己，要堅持創作，我仍會一直關注你。”日前，我在朋友送來的一本書中看到了良運先生為之作的一“序”，那篇“序”其實是先生惜別江西、惜別南昌、惜別他從教多年學校大門的一片深情。
他在最後一段說：“寫下這些文字時，我已經不再是江西師範大學教授了，十天前正式調往福建師範大學任教，隻因本學期工作尚未結束，還羈留舊棧。”先生特別寫道：“還要將三個研究生送出校門，送出江西，放飛於祖國高遠的天地。”“今後，我將在閩江與烏龍江入海處的小島上，在一個學術力量強健的大學城，不時翹首，‘西北望南昌’，祝願故鄉土地上教育、文學事業繁榮興旺，人才輩出，茁壯成長！”
好一個“西北望南昌”，先生對南昌這塊土地上的教育、文學之情殷殷切切，欲舍還留，對即將步出校門和已經走出校門的學生，情牽萬縷。
“靄靄南浦之雲，明明西江之月，天鍾靈秀，男女複何擇，趁風雨雞鳴，及時努力”……一段老校歌從遙遠的歲月裏飄出校門，又開始在我的耳邊縈繞。寺與宮寺與宮
古寺，空門；道宮，太極。當我走進南昌的寺廟與道宮的神秘之門時，裏麵繚繞的嫋嫋青煙，給人縹緲與蒼茫的感覺，完全有別於其他地方，無怪乎寺廟內被稱為“佛門淨土”，道宮的所在也自稱為“淨明真境”了。南昌城內的佑民古寺與城外的西山萬壽宮都是有千年以上曆史的著名寺宮，前者建於公元502—519年，後者建於公元376年。過去社會上有“三教九流”的說法，“三教”是指儒、釋、道三家，“九流”可分為上、中、下九流，一共二十七種職業或身份：“上九：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燒鍋六流當，七商八客九莊田；中九：一流舉子二流醫，三流風水四流批，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下九：一流巫蠱二流娼，三流神漢四流梆，五流剃頭六吹手，七戲八丐九賣糖。”過去“釋”與“道”都屬“上九”裏的“一流”。
一說到古寺，我就很自然會想到空門，一想到空門，又會聯想到空山。寂寂空山本不空，卻是被藏在老林的一座古寺的鍾聲，一下一下敲空的；數聲鍾響，驚飛了山鳥，也驚落了滿山的秋葉，於是想到光禿禿的和尚的腦袋，空空如也，涼風吹過，一定不勝薄寒，又如何禁得住空門這空的苦熬？如此想來，心底便對出家人懷有一種別樣的心情。而一提起道宮，就覺得有很濃的人間煙火味在繚繞，道士不僅不用理光頭，還留長發，穿長袍，身負太極長劍，到處忙著驅鬼抓妖，在世俗的空間裏頻繁活動，全沒有光頭和尚的清寂態，倒真正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老子所言的“道可道，非常道”。過去南昌寺廟道觀，乃至教堂等有近百座，是中國宗教重要發源地之一，道教中許遜創立的淨明派、龍虎山的天師道，佛教中的馬祖道一、曹洞宗、淨土宗、臨濟宗等派，皆在這塊土地上弘揚光大，明末利瑪竇亦帶來天主教。於是，南昌城儒有文廟，道教有鐵柱萬壽宮、建德觀、開元觀、元妙觀、紫極宮、雷祖壇等。釋(佛)教有佑民寺、供觀音的南海行宮、水觀音亭寺、普賢寺、圓覺寺、應天寺、總持寺、望仙寺等。李濱《中興別記》被時人稱為“過去記太平天國曆史最完備之作”。其記中提到當時“進外如繩金塔寺、法華堂、圓覺堂、宿覺堂、百福寺、天壽寺、法雲律堂、隻園庵、珠林庵，惠外如圓覺寺、觀音庵、西方庵，德外如天寧寺、泰定寺、龍光寺、龍河寺、悅仙堂、北蘭寺、藥師院，章外如石亭寺等，類不可勝數，皆焚毀殆盡。其餘未焚者，亦遭土匪殘敗”。可見有許多寺院在這塊土地上出現又消失。
有趣的是，當下南昌的第一大古刹，不在老林，更不在空山，而是身處紅塵鬧市的中心，其大門兩側，右是紅蘋果美容院和娛樂城，左為款爺富商常光顧的“豪亨來”大酒店。每次我路經那裏都為寺內的和尚擔心，深恐他們受不住萬丈紅塵的誘惑，會生還俗之念，但一看其寺名，我又心下釋然。佑民寺，顧名思義，理所當然應該處在民眾聚集的地方庇佑萬民了。另一座馳名中外的道教宮觀“西山萬壽宮”，卻實實在在是坐落在南昌城外西山之南的逍遙山下，每至進香之日，遠遠近近的進香者便會背著“萬壽進香”字樣的黃布香袋或乘車或步行去萬壽宮進香朝拜。
一座古寺，一座道宮，其千年不絕的香火在嫋嫋娜娜的飄繞與上升中，寄托著南昌人千年不變的良好祈願。這祈願雖有時會被風吹歪，但曲曲折折中它總是在倔強地上升。這上升的青煙，帶著世人的各種願望在空中飛翔，那古寺與道宮也便成了世人心願的起飛場，其香火之盛也在自然之中了。
先說具有鬧市裏的一方“淨土”之稱的佑民寺。記得兒時隨父親從該寺門前的馬路經過，父親指著當時已頗為破落的寺門告訴我：“裏麵有大菩薩，它專門保佑好人。”從此，我便知道南昌最大的菩薩在佑民寺，而佑民寺又仿佛是保佑好人的。後來我獨自從那兒經過，寺門竟然都被人拆下扛跑了。透過門洞，寺院裏最顯眼的是一根光光的旗杆，以及占住在裏麵的居民搭住的屋棚。再後來，我帶著兒子經過佑民寺，突然發現寺門十分高軒光鮮了起來，朱紅漆的大門很引人注目。我好奇地領著兒子從旁邊的小門走進了佑民寺，隻見院中的正殿已蓋起來了，並新塑了金碧輝煌的佛像，後殿和附屬建築正在施工之中，我深有感歎。4歲的兒子跟在我的屁股後頭，用驚奇的目光打量著高大的佛像。走出殿門時遇到一位年輕和尚，兒子又盯著他的光頭瞧。和尚手上拿著幾顆光鮮滑溜的大葡萄，見我兒子的神態有趣，便笑著把葡萄遞給他。我那平時膽小的兒子此時卻大大咧咧伸出小手將葡萄接了過來。我趕緊叫他謝謝師傅。兒子謝過和尚後，便手握著葡萄一顛一顛地跟我走出了寺門。
可以說這就是我對佑民寺的感性認識，但佑民寺本身遠不是如此簡單。
佑民寺曆史悠久，是一座經七度毀興、九次易名的古寺。佑民寺最初建於南朝梁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是我們至今能背誦的有關那個時代的唐人詩句，可見其時寺廟之盛。倡議出資興建該寺的，是當時的豫章王蕭綜，而真正出資的則是他的老師葛鰾，他用捐宅的辦法把寺興建起來，初名為“上藍寺”。公元551年8月，豫章王蕭棟被立為帝，國號天正，該寺因而名聲日隆。唐開元年間改為“上藍院”，由令超和尚任住持，南嶽懷讓禪師曾駐錫於此，創建叢林，弘揚“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的禪法，廣收門徒達139人，這些門徒後來多成了一方宗主。其中以馬祖道一宗師為著，世稱“洪州禪”，又稱“馬祖”。宋真宗鹹平年間改名“承天寺”。至宋政和年間易名“能仁寺”。明景泰年間遷寺於元代原“帝師殿”，取名“永寧寺”。又由於寺內塑有一座大佛，以鎮蛟龍，清初改名“大佛寺”。清順治年間，巡撫張朝粼重新修繕，更名“佑清寺”。嘉慶年間，寺院後殿鑄一尊銅製接引佛，高1.6丈，重36000斤，因此南昌民謠有說“南昌窮是窮，還有三萬六千銅”。民國初年，佑清寺被軍閥占為營房。後國民革命軍軍隊將寺內殿宇劃作軍火庫，成為禁區，僧人被驅逐。寺內火藥數次爆炸，寺內建築遭到破壞。1927年，南昌起義戰鬥期間，起義軍攻打國民革命軍彈藥庫——佑清寺。1929年，南昌居士姚國美、曾非歟等與南海行宮住持恒定和尚一起捐資募款修複佑清寺。姚國美捐出診金數萬元，合眾重修大雄寶殿，改建山門，複建念佛堂，重塑佛像等。姚國美還在山門右側房開設診所，用藥金供給寺中香火。山門左側房則為佛經流通處。寺內西側還建有花崗岩結構的四層四角形鍾樓，原普賢寺內的銅鍾被安置於其上。修複完工後，姚國美等倡議改寺名為“佑民寺”。後來，姚國美等在念佛堂成立南昌居士林，又名“覺集念佛林”。此後，釋慈舟、釋印光和居士梅光羲等先後入寺講經。西藏諾那呼圖克圖及其弟子貢噶上師也在寺內啟壇，灌頂傳道。“文革”初，佑民寺被夷為平地（僅存山門即今天王殿），僧人被驅出山門，寺院建築被其他單位與個人占有。這期間，銅像的一隻手被鋸，到1970年前後，銅鑄接引佛被當作廢銅爛鐵處理，大部分被熔化。1986年9月後，佑民寺逐步重建。1991年初，天王殿、大雄寶殿、藥師殿、鍾樓修葺竣工，對外開放，佑民寺香火複又繁盛。直到1994年，銅鑄接引佛才被按照原來的樣子重新複原了。
康熙二十五年（1686）寺僧募建藏經寶閣，共建十六間，迎請《大藏經》供奉其中，後僅存金粟、華嚴、興隆、普惠、普安、大士、留香、圓通、普覺等九堂。乾隆五十五年（1790），寺遭火焚，寺僧廣梅募款重建。嘉慶年間，巡撫秦承恩、布政使陳預等先後修葺大殿，鑄接引銅佛，並建造了東西廊房。至民初以來駐軍不斷，損壞尤巨。1929年，著名中醫姚國美居士等倡議捐資重修，乃改名為現在所稱的“佑民寺”。
有一個流傳較廣的“明太祖遊寺題詩”的故事，就出自此。說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入得南昌城來，帶點微服私訪的意思走進了這所寺院，他穿著尋常裝束，大模大樣在寺院內周遊細玩，旁若無人。或許是他大咧咧的樣子，太惹眼，招人反感，一個寺僧便上前以一種很禮貌的方式問其姓名，想提示他在佛門之地至少要保持肅靜吧。誰知他老兄連瞧也不瞧寺僧一眼，寺僧隻得硬著頭皮再問一次。該兄乃很瀟灑又十分霸氣地在殿壁上題詩一首：“殺盡江西數萬兵，腰間寶劍血留腥。野僧不識山河主，隻管叨叨問姓名。”就詩而論，應該說這是一首不錯的詩，其帝王之大氣確非常人所能出。他將詩題畢，把筆往後一擲，甩袖而去。一雲遊僧細讀壁上大作，趕忙將詩抹去，並在上麵複題詩曰：“禦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唯恐鬼神愁。好將法水頻頻洗，猶有毫光射鬥牛。”可見，這雲遊的野和尚不僅是個識貨的主兒，更是個大膽心細、機智勇敢的人物。明知是當今聖上的禦筆，他卻敢一把抹去，卻找了一個相當巧妙的拍馬屁借口，居然將“鬼神愁”“法水”“毫光射鬥牛”這樣的詞句都用上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果然，翌日朱元璋欲加罪此寺，一抬頭，咦，見到了壁上野和尚的題詩，便自忖“寺固有人”，遂赦免了僧眾。此故事《江城名跡記》有所記載，對當年的佑民寺來說雖是一場“虛驚”，但也可見曆史翻雲覆雨之手對一座即便是跳出三界之外的空門的影響。然而，我卻很欣賞這個小故事，不論其真假，但它有皇帝，有野僧，有以詩這種溫文爾雅形式展開的一場寺僧與帝王針鋒相對的較量，其內在情節的張力和漂亮的詩句實在有著不小的魅力。在佑民寺牆上題詩的朱元璋和雲遊僧，我感覺像是同一個人的正反麵，那麵牆就似一麵鏡子，照出了他的內心。“所有人是同一個詩人，記述著命運的偏執打算。”(史蒂文斯)
掉過頭來再回味一下明太祖朱元璋的行徑，寺院裏確實沒有見過用如此凶橫的口氣題詩的人，簡直像個一夜發跡的強盜和暴發戶。但細細想一想，剛剛從鄱陽湖與陳友諒決戰得勝而獲得天下的朱元璋，身上自是有一種不可一世的暴發戶的霸道之氣，否則就不像是他在詩中自稱的“山河主”了，若是想從這種人身上尋出點斯文來，無異於緣木求魚。好在這個人凶悍是凶悍，但他畢竟沒有對那位叨叨問姓名有眼不識泰山的野和尚環眼圓睜，拔出腰間殺了“江西數萬兵”的寶劍來問斬，而是提筆用詩這種形式對野和尚“教訓”了一頓。也就是說，在寶劍與筆墨之間，剛得天下的朱元璋還是選擇了後者。
不久前，在意大利的一個古老的城市裏舉行過一場別開生麵的象征性的儀式，來紀念舊千年的結束和新千年的到來。這個儀式名為“劍與筆之戰”，即一個全副戎裝的中世紀武士和一個雙手持一支大筆的老婦在台上開戰，戰鬥當然是虛擬性的。獲勝者是持筆的老婦，也就是筆戰勝了劍，文明戰勝了野蠻與暴力。
朱元璋當時應該是領悟到了這個道理的，尤其當他見野和尚複題於壁上的詩之後，暗忖“寺固有人”，於是打消了加罪的念頭，可見他知道筆墨的厲害。一把殺了數萬兵的血腥寶劍，終於在佑民寺的看似柔弱的筆墨麵前退卻了。
佑民寺曆史的演變與滄桑興衰是很令人感喟的，至為難得的是，在它每一度衰毀後，總有人站出來為其捐資重修，這其中也體現了一種在涅槃中再生的精神。
過去有所謂的“南昌三寶”，其中“二寶”就在佑民寺。這“二寶”，一是那座我父親當年對我說的“大菩薩”，即身高一丈六尺，重達36000斤的銅鑄接引佛；另一“寶”是一口高七尺，圍一丈四尺六寸，重10064斤的銅鍾，此二物加上普賢寺鐵鑄大象，便是南昌三寶了。
我仍然常從佑民寺門前的馬路經過，每次路過這裏，耳邊都仿佛會響起小時候父親對我說的那句話：“裏麵有大菩薩，它專門保佑好人。”啊，佑民寺。
再說南昌西郊30公裏處的西山萬壽宮，古稱散原山，是“豫章十景”之一的“西山疊翠”所在處。這裏充滿著夢幻與神秘色彩。西山最高處名蕭峰，古稱紫霄峰，傳說為蕭史弄玉吹簫引鳳之處。這樣一個地方足以令人心曠神怡並滿懷翩翩遐想。山之東的緱嶺，有明寧獻王朱權的墓葬。葛仙峰傳說為晉代大化學家葛洪煉丹修仙之處，西山側有頗具神秘感的夢山石室。
這裏最突出最有影響的還要算萬壽宮。南昌城內洗馬池有鐵柱萬壽宮，城外新建縣地界有西山萬壽宮。萬壽宮是淨明道的祖庭，是為紀念江西的地方保護神——俗稱“福主”的許真君而建。許真君，原名許遜，字敬元。東漢末，其父許蕭從中原避亂來南昌。許真君天資聰穎又勤奮好學，喜好道家修煉之術，尤對治水感興趣。52歲雲遊歸鄉，匡扶正義，為民除害；根治水患，深受愛戴。據傳說今天鐵柱萬壽宮所在地是當年許真君鎖龍頭的位置（所以是祖庭），西山萬壽宮是鎖孽龍尾的地方，而三眼井、六眼井則是為觀察龍身而建。其實許遜是個治水專家，是依據水脈打井來觀察水位變化和水質變化，然後有的放矢。史記許真君活到136歲，一家42口“拔宅飛升”，這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成語的由來。
相傳許真君得道成仙舉家升天之際，屋上落下的瓦，便成為現在一名為“落瓦”的地方。新建縣屬的生米街，也與之相關，傳說是許家的人買米時米從布袋裏漏出來變禾穗的緣故。東晉年間，後人在許真君的老家金田村的住宅舊址上建立“許仙祠”。南北朝改稱“遊帷觀”，唐代沿稱此名。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升“觀”為“宮”，宋真宗親書“玉隆宮”匾額。政和六年（1116），崇尚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的徽宗詔令仿照洛陽“崇福宮”式樣重建，禦書“玉隆萬壽宮”題額。這次重建的規模之大，“埒於王者之居”，有正殿、三清殿、老祖殿、諶母殿、藍公殿、玄帝殿和玉皇、紫微、三官、敕書、玉冊五閣，以及十二小殿、七樓、三廊、七門、三十六堂，萬壽宮成為中國道教聖地之一。
明朝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皇帝題額“妙濟萬壽宮”，對宮內建築又做了重大修葺。寧王朱權六世孫朱多貴遊萬壽宮時有詩雲：“西山迢遞隱仙宮，誰信人間有路通。忽睹樓台蒼靄外，似聞雞犬白雲中。石幢苔滅三天字，澗道霜凋百尺楓。靈跡隻餘丹井在，清秋吟望意無窮。”至清朝，萬壽宮內又增建了關帝閣、宮門。此後曆經廢興，至解放時，隻剩下五殿和院牆、山門、儀門等。宮門之內，正殿琉璃為瓦，畫棟雕梁，金碧輝煌，氣勢雄偉。繡金帷裏，真君塑像端坐中央，坐像頭部是黃銅所鑄，重500斤。十二真人分列兩旁，吳猛、郭璞站立在壇前。高明殿等三殿之前，有六株參天古柏，蒼然遒勁，據說最大的一株為許真君親手所植。另有三株晉朝古柏和明朝古柏蒼勁挺拔，四季常青。宮門左側的八角井，相傳是當年許真君鑄鐵為柱，鏈鉤地脈，以絕水患。
曆代文人墨客吟詠萬壽宮和許真君的詩文很多。孟浩然、範成大、王安石、曾鞏、薑白石等都留有詩章。宮內尚存一塊清朝乾隆四年（1739）江西巡撫嶽浚寫的“不朽仙蹤”石碑。萬壽宮曆來香火極盛，為全南昌之冠。每年農曆八月初一許遜生日，宮門前便車水馬龍，遊者絡繹不絕，宮內香煙氤氳，香客摩肩接踵，蔚為大觀。
我祖籍新建生米，生米鎮亦有兩千多個年頭，老街尚在，已納入城區，呼籲保護，以免被推毀。我將生米老街定位為“贛江碼頭文化的活化石”“距城市零公裏的千年古鎮”，至今該古鎮命運堪憂。
現在我們到全國各地去走走看，凡有萬壽宮的地方，必有江西人。江西人是把許真君看成地位很高的仙人的，他雖短暫地做過一段時間的四川旌陽縣令，但更多時間是奔忙於鄉裏，為根除水患不辭辛勞，造福於民。這樣一個人，老百姓把他尊為神，並編造許多動人的傳說來頌揚他，可見對他的偏愛與崇仰之情。
萬壽宮的宮門之所以經常有人頻繁出入，是因為裏麵供奉的這位神仙本身就是從他們中來，並為他們做了很多好事。因此，在許遜成仙的地方，凡人也能找到一扇門來作為入口。
佑民寺梵樂不絕，萬壽宮香火氤氳。這一寺一宮，使千年南昌古城裏溢出了幾縷佛、道兩教的文化色彩，它從古樹的枝柯與琉璃的瓦縫間，寄托著南昌人一個個虔誠的善良祈願。木魚聲聲，古鍾陣陣。在每一聲木魚和每一陣古鍾的聲響裏，都昭示著一種願望的達成。生米鎮生米鎮
早該收手了，風景何其妖嬈
仙人指路，你不好意思向兩岸下手
再施一些粉黛，雷峰塔也就倒掉
西山眾神紛飛而去，沒留一點痕跡
傍晚的雲，也不知帶向何處，遺下的寺廟
承包給生米鎮，一個廚子榮升住持
用詞太狠，砧板上青菜也見血
桃木劍可以裁虹剪霓，生米煮成熟飯
一半自己填肚子，另一半施舍，我好靜
僧人掃落葉，一院深秋的聲音，一層比一層薄
你背著一袋月光上門，倒出雪白的米
銷聲匿跡，閣樓熟客不告而別
木頭梯子在塵暗處拐彎
一枕好席，鋪出桂花十裏，雨後散香
走到哪裏就認識，沙井的一隻土雞
把一些鳳凰帶進小區，還有幾隻流鶯
保安假裝沒看見，曉風殘月，租一所地下室
露頭的時候，都是親戚曬臘腸，老南昌的燦爛驕陽
後記後記
20年前，我在《豫章遺韻》後記中寫道：“曆史到有了文字為止，並不是意味著結束，而是象征著一種新的開始。一部書有寫完的時候，但有關一座城市的話題顯然還沒有完，因為城市在發展，曆史在繼續。”轉眼到了2019年，南昌幾乎已全麵刷新了，但過去的時光，那些沉澱在曆史中的人與事，仍然在時間的長河裏緩慢流轉，隱約中我們還能看到那些身影，聽到遙遠的聲音，聞到遠年的氣味。這些又足以讓我們感到過去在腦海中是慢的，我們唯有把握其慢，老南昌，老歲月，老曆史，才會在記憶裏深深地留住，成為城市高樓叢林裏的靈魂底片。當初寫完《豫章遺韻》時，從2200多年的南昌曆史中出來，並沒有絲毫解脫的輕鬆感，相反還陷得更深——“正是這種深深的曆史裹挾，使我進入曆史之河中，上溯2000餘年，再往21世紀的下遊流去”。現在我已在21世紀，回望寫過的文字和文字所書寫的過往，沒有“不悔少作”之感，囿於當時的能力與史料的匱乏，自然“少作”不盡如人意。我不可能以現在的經驗與感受力將原先的作品重寫一遍，那樣反失去了時間的公允判斷與人生的真實，也背叛了寫作的初衷。我還是一個把南昌視為故鄉，把生命的過往同樣視為原鄉的人，也許故鄉的房屋與草木已麵目全非，如同華麗的謊言。所以借此次出版《南昌慢》的機會，我在《豫章遺韻》的基礎上增加了幾篇文章，其餘稍做補充與修訂，我不希望文字速朽，而喜歡像老時光一樣，於緩慢中把記憶存留。
有一種哲學觀點認為：時間是不存在的，隻是生命乃至事物在變化，所謂公元年月等，隻是人類為了使行為有規律而設定的一種符號，是這種符號讓我們對時間產生了龐大的存在假象與幻覺。這種觀點我雖不完全認同，但覺得不乏意義。一座城市不正是以一種驚人的變化來陳述曆史抑或時間的嗎？正是事物的這種變化賦予了曆史與時間等抽象概念以具體內涵。
寫作與其說是在深入時間與曆史，不如說是在接觸、了解與洞觀事物的具體變化，從而使我對曆史與時間這些空泛的詞有了實在的認識，對我所熱愛的城市有了一份真誠的付出與投入。張愛玲說“曆史是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或許正是這個手勢的誘惑才使我一口氣寫了下來，在曆史中感受美麗，在美麗中又體悟到蒼涼，這兩種感覺糅合在一起，實在有一種驚人的魅力。
談到寫作，我仍想引用早年的一首詩來表達自己的體驗。一個寫作者的命運與其說像希臘神話中滾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倒不如說更像中國古典神話裏伐木不止的吳剛：
天授的刑徒，無始無終的苦役者
忍受寂寞、辛勞和被日光埋葬的愛情
伐開之後，旋即複合的傷口
欲說而又無言的嘴唇
沒有比這更永恒的孤獨
月亮裏的一個伐木工人
我一向認為，小說與詩在文學上是同等級的競技，而散文寫作隻是一種輕輕鬆鬆的散步，但這本書的散文體寫作，使我感到了沉重，那種沉重不可能是來於散步，而是產生於爬山，南昌2200年的曆史就是一座高山。爬這座山的難度，不是來自曆史本身，而是如何讓散文這種形式或者說讓曆史在散文這種形式中生動起來，使曆史煥發出滾燙的熱力，使人們將手伸過去觸摸曆史時，會感受到其心律跳動，使讀者在打開此書時，能夠感受到一種生命的活力，這些都是在寫作過程中我試圖做出的努力，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在完稿之際才會心中忐忑。寫作此書猶如戴著鐐銬跳舞，每寫一個章節的內容都必須查尋史料，考證史實，盡管此書文字隻能當作散文來讀，不可作史書觀，但南昌曆史的風貌仍是它的著力點。我是極不願重複既成的文字，但史實所限，此書有點破例，是為諸多遺憾當中的一憾！
我自問，如果寫作此書純粹是一次“媚俗”性的寫作，人雲亦雲，不投入自己的思想與情感，我絕對可以寫得比現在輕鬆得多。但我若是那樣做，就對不起南昌2000多年的曆史，更對不住生我養我的這方熱土。
我當年寫作《豫章遺韻》時，每天工作完走下樓來，正是當年豫章公園的所在地，古老的樟樹雖已不存，園景也不似當年，但地點未變，曆史文化的氣場在三尺之深的地下猶存。當時覺得“在這樣一個地方完成這部書的寫作，無疑是很有一番意味的”。而現在豫章公園早在十幾年前就被一座占地巨大的高樓覆蓋，我也遷至紅穀灘新區，昨天的事物都成了舊的，都成了過往。我在本書中所用的照片都是我在近20年中所拍，那些老街巷，多已不存，照片也就成了老照片，顯出了它們見證城市已逝現場的珍貴性。“世界因變老而日益開闊，未來縮小了。”(卡內蒂《鍾的秘密心髒》）
幾年前我寫的《南昌人》和這本《南昌慢》，與正在完成的《南昌記》，可以視為一個整體。《南昌人》著力點不言自明，重在當地人的生命狀態與處世特征。《南昌慢》即是在舊時光裏的城市中的人和事，也就是我們不小心叫作“曆史”的東西，《南昌記》純粹是以作者個體視角與肉身經受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南昌故事，所書、所思，和光同塵。
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