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56頁。
③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56頁。
080有多少社會批判內容逃過了高德溫和布裏恩的‘篩子’。”①說具體一點兒就是，《死路》的街道雖然幹淨整潔了，人物雖然不再說粗話，性病雖然不被提起，但是骨子裏的東西——窮人的絕望仍在。執行局和製片人百密一疏，忽略了這部影片的DNA。
各位會說，影片大獲成功，這是甜，不是苦呀。就算這個是甜，也是苦換來的。就說那高德溫吧，他是被執行局“修理”出來的，吃了苦頭，才學聰明。再說，要跟舞台劇比，《死路》實際上是一大失敗。它在電影史上算是佳作，可在文藝史或文化史上卻是偽劣品。《死路》算是幸運的，比它慘的影片多矣。《國家的三分之一》就是一個好例子，這部“揭露貧民窟慘狀”的優秀話劇被閹割成一個通俗的愛情故事才允許搬上銀幕。美國資產階級對共產傾向和寫實主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天主教道德聯盟中的重要人物，約翰麥克克拉弗蒂·
神父就敏銳地意識到：“讓社會問題和寫實風格登上銀幕的傾向”“是在為政治宣傳的出籠鳴鑼開道，而政治宣傳對心靈健康的毒害則要比淫穢和不道德大得多。”②他為此專門致信給大①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67頁。
②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69頁。
081主教，希望引起上峰的高度重視。邵先生用下列數字告訴我們執行局的重視程度：“布裏恩的辦公室，1936年審讀了1200個劇本，與製片人、導演和編劇開了1400次會，審看了1459部影片（有許多是看了許多遍的），寫了6000多份意見書，否定了各製片廠22個劇本。片廠送來的劇本無例外地都經過幾次改寫才得到了批準。此後幾年的數字也大致如此。例如在1939年，執行局審讀了2873個劇本，開了1500次討論會，寫了5184份意見書，審看了1511部影片，否定了53個劇本。”①我不知道，中國的電影局與美國的執行局比起來哪位更辛苦，更敬業。但是，我知道，比起美國當年的同行來，今日中國的編導幸福多了，他們享受著關注下層、關心貧窮、關心兩極分化的充分自由——隨處可見的《安陽嬰兒》《小武》《十七歲的單車》光盤就是明證。盡管它們像李揚的作品一樣，上不了台麵，因此也不可能產生什麼社會影響。但是據學者專家博導教授的研究，這完全要歸咎於中國的觀眾，像李澤厚說的那樣，中國人更喜歡樂觀地眺望將來，望著望著，就做起了白日夢，所以老謀子、陳凱歌、馮小剛才去拍《英雄》《無極》①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11頁。
082《夜宴》這些七不挨八不靠的大片。
現在不興憶苦思甜了，我擔心，中國的心理疾病會因此多起來。
二○○六年九月一日083關於於丹“心得”的心得——兼論《百家講壇》及媒介體製一、《論語》心得：回到內心於丹從《論語》中悟出了許多道理——天地人之道是“神於天、聖於地”；心靈之道是“三省吾身”；處世之道是“不抱怨社會不公，不抱怨處世艱難”；君子之道是“不是苛責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時間、精力，用來‘苛責’內心”；交友之道是“修身養性”，理想之道是“一個淡定的起點，給我們一點儲備心靈快樂的資源”；人生之道是“越到後來越回到內心”。可以說，於丹的《論語》心得就是八個字“修身養性，回到內心”。自孔子以降，曆代儒家們就一直在這方麵做文章，於丹獨到之處是把《論語》與時代結合起來，讓孔子為現實服務。
中國文化尚靜而向內，西方文化尚動而向外。這是近百年084來中國鴻儒碩學對中西文化特征的共識。於丹的《論語》心得弘揚了尚靜向內的傳統，試圖以講故事的親切方式，將傳統文化直接嫁接到意識形態上去。
“幸福快樂隻是一種感覺，與貧富無關，與內心相連”就是這一工程中的壯舉。朱維錚說於丹的心得都是人家的，有失公允，他說於丹膽子大則是事實。十博士說於丹有多少錯誤，說明的隻是於丹知識的缺陷。於丹的要害不在知識，而在於思想——幸福快樂確是一種感覺，但是這種感覺離不開物質。
物質決定感覺。“各種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時候，收入與快樂之間關聯度更為緊密。”這是華裔經濟學家黃有光在《東亞快樂鴻溝》一文中的觀點。“在中國，無論城鄉，人們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貧窮——有54.6%的城鎮居民和66.4%的農村居民將貧窮列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這是零點公司的調查結果。這兩條信息提醒我們，在當下，至少有一半國人的幸福快樂與貧富密切相關。在這種情況下，大講特講向內心尋找幸福是麻木，是欺蒙，是諛世，還是殘忍？無論它是什麼，都讓我想起了那位驚詫百姓為什麼不食肉粥的皇帝，想起了大學生調查礦難後得出的結論——“貧窮比礦難更可怕”，想起了魯迅的名言：“自然，喜怒哀樂，人085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倉廩實而知禮節，有恒產者有恒心。孔子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居陋巷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的隻有一個顏回。“人不堪其憂”恰恰說明多數人的幸福快樂與物質條件密切相關。
個別不是一般，特殊不是普遍。“六億神州盡舜堯”是浪漫詩人的幻想，向內心尋找幸福是白領小資的雅興。財富不一定帶來幸福快樂，但是貧窮肯定與快樂幸福無緣。
因為無緣，所以不平，所以仇富，所以怨天尤人——“中國社會調查所2005年的一項調查稱：民眾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貧富差距。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發現，市民已連續4年把‘貧富差距過大’列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首。人大代表向兩會呈報‘心理特別不平衡，更缺少幸福感’，“貧富差距太大，仇富心態正在產生”。①而於丹給大眾帶來了的是什麼呢——“三省吾身”的心靈之道；“不抱怨社會不公，不抱怨處世艱難”的處世之道；不是苛責外在世界，①《“幸福指數”量化和諧社會》，《瞭望》2006年3月16日。
086而是苛責內心的君子之道；堅持“一個淡定的起點，給我們一點儲備心靈快樂的資源”的理想之道……如果她麵對的不是攝像機，而是下崗工人、失業學生、討薪民工和礦難死者的家屬，將會得到什麼？
我相信，以於丹的修養，無論得到什麼，她都會微笑地麵對。但是，我不得不提醒沉浸在幸福快樂中的於丹：幸福快樂不但與物質條件有關，還與生活環境有關。最早提出國民幸福總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的不丹國王認為幸福指數是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
2005年兩會期間，在中科院院士程國棟提交的提案中，國民幸福總值由六類要素——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構成。美國學者告訴人們，幸福包括對生活的的基本需求：“健康的身心，不錯的財務狀況，個人安全感，擁有選擇的自由和高度的自我實現。”①健康的身體依賴於生態；健全的心態依賴於社會公正，個人收入的增加依賴於經濟發展；個人安全感來自於社會的安定；選擇的自由和自我實現來自於一個健全合理、民主自由、尊重人權的國度。
①王默存：《幸福是什麼》，《讀者》2005年第3期。
087這些，我們做到了多少？
電影《生死牛玉儒》裏麵有這樣一個情節：牛市長看望下崗工人，工人們七嘴八舌訴說不平憤懣和委屈：廠長賣完了設備賣廠房，賣完了廠房賣地皮，他撈足了，我們下崗了，黨費也就沒交……牛市長正色道：不能怨天尤人，不能光發牢騷。
黨費還是要交的。牛市長生前無幸拜讀《論語》心得，但其尋找幸福的手段卻與於丹不謀而合。
二、《莊子》心得：回歸本性於丹在《莊子》中講了許多故事，她用故事闡釋莊子的思想，宣講她“乘物以遊心”的心得，說明“順乎自然，回歸本性”的主旨。有人批評於丹誤讀了莊子，錯解了《莊子》的文字；有人指摘於丹斷章取義，歪曲了莊子的意思。在一片批評者的吵嚷聲中，李澤厚說話了：“十幾處錯誤也不算什麼”。①我一向敬服李澤厚的學識和睿智，但是，我不得不提請李先生注意這樣一個事實——於丹的曲解誤讀，是她強迫莊子為她服務的結果。換句話說，她要自圓其說，就必須誤讀，就必須斷①《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李說的雖是《論語》心得，其原則也應該適用她的《莊子》心得。
088章取義。於丹關於支離疏的讀解足以證明這一點①。顯而易見，於丹的誤讀曲解不僅僅是學識的問題，而且與學風有關。
退一萬步講，即使我們把學識學風全放到一邊，正心誠意地跟著於丹做現代逍遙遊，她的論證方法——故事與心得之間的邏輯關係也會讓我們時不時地從天上掉到地上，來個嘴啃泥或者仰巴叉。
於丹在心得之一中告訴人們，莊子是一位超名利、齊物我、同生死，追求精神自由的真人。其心得之二給我們講了莊子的大境界。但是，於丹並不想一語道破天機，而是在境界的功能上繞起了圈子——她強調“一個人境界的大小決定了對事物的判斷，也可以完全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站在大境界上，就會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隻能一生碌碌無為”。為了區別大小境界，於丹講了兩個故事，其一來自《莊子》，講的是以漂洗為生的某宋國人，把製不皴手之藥的秘方買給了某客人，得到的隻是百金。而此位客人將秘方買給了吳國，得到的卻是“裂土封侯，立致富貴”。其二來自於《隱藏的財富》一書，講的是兄弟二人從德國移民美國，循常規辦事的哥哥種菜維生，打破常規的弟弟在紐約一邊打工一邊上①詳見解璽璋：《於丹是怎樣煉成的》，《中國青年報》2007年3月26日。
089學。四年後，畢業於地質專業的弟弟來到了哥哥的菜地，驚異地發現他哥哥是在一座金礦上種卷心菜。於丹用前一個故事告訴人們：“一個人境界的大小，決定了他的思維方式。人們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規地去判斷事物的價值。而隻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價值。”於丹用後一個故事啟迪世人：“我們以一種常規的思維，束縛了自己的心智……隻有打破這種常規思維，我們才有可能去憧憬真正的逍遙遊。真正的逍遙遊，其實就是無羈無絆的。”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於丹筆下的“大境界”虛實莫測，矛盾支絀。有時它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有時它是“事物的真正價值”，有時它又變成了“無羈無絆的”“真正的逍遙遊”。
人們還會發現，雖然於丹再三強調大境界必須超越世俗，世俗卻不肯放過任何境界——把祖傳藥方賣了百金的，隻曉得在地上種菜的是小境界；“裂土封侯，立致富貴”或者看到地下埋藏的金礦是大境界。說來說去一句話：小名利是小境界，大名利是大境界。僅就論證方法上看，於丹的論據隻能證明“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無法證明“真正的逍遙遊”。論據的無能源於論點之間的戰爭——“天生我材必有用”與“真正的逍遙遊”一實一虛，一矛一盾，虛實儼成敵國，矛盾勢同水火。好事者不禁要問：於博士，咱不打自己嘴巴，好不？
090為了掩蓋偷換概念造成的漏洞，於丹把讀者領上了“瘋狂的老鼠”，“老鼠”帶著讀者穿過“有用\/無用”的隧道，掠過蘇軾\/李白的詩詞，飛越“核心競爭力”的水窪，停留在佛禪的“覺悟”麵前。乘著人們頭昏眼花之際，於丹以循環論證法向人們莊嚴宣布：“莊子的人生哲學，就是教我們以大境界來看人生，所有的榮華富貴、是非紛爭都是毫無意義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有一個快樂的人生。”這條“光明的尾巴”並不足以讓於丹鳴金收兵。她還要引導眾生“感悟與超越”：“名利二字，是多少人一生的追求。但是，要想真正感悟莊子逍遙遊的境界，就一定要能夠超越名利。而有一個淡泊的心態，是超越名利的基礎。”那麼如何淡泊呢？許由讓天下的故事派上了用場——“淡泊的心態”就是“一種寧靜致遠的淡泊心智”，超越名利就是放棄名利。哇塞！心態與心智，超越與放棄在這個語境中有什麼區別？好事者忍無可忍，起身發問：於教授，咱不說車軲轆話，行不？
於丹並不認為自己在說廢話，她急於告訴人們“生活的大道理，人生的大境界，有的時候，都是從生活中的最細微處去發現，去感悟的”。而這種發現和感悟的前提“在於我們有沒有安靜的心靈，有沒有智慧的眼睛”。於丹舉了帕瓦羅蒂的例子——這位歌唱家名聲鵲起之時老擔心嗓子不堪重負。在世界091巡回演出的某個晚上，老帕從隔壁嬰兒的哭聲中受到了啟發，學會了用丹田之氣發聲，“不僅這一次巡回演出大獲成功，而且奠定了他在世界歌劇舞台上的地位”。這裏的“大獲成功”，“奠定……地位”雲雲，顯然與於丹在上下文中鼓吹的淡泊為大，放棄名利，耐住寂寞相衝突。
於丹要求人們像莊子那樣“外化而內不化”，“隨遇而安，不與世爭”。我心向往之，而不能至——我不知道應該對國人的理性感到失望，還是應該對媒體的威力表示敬意——央視的編導、出版社的編輯、報刊的記者以及成千上萬的擁躉粉絲居然看不出來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努力號召人們進入空靈之境的於丹，自己的內心卻亂成一團——她教導人們如何超越名利，而舉的例子卻是如何獲取名利。
不止一個人對我說，於丹是一個天才的演說家，聽她講話是一種享受。確實，電視裏的於丹，健美精明，明眸利齒，卓勵風發；似乎是一位超拔眾生的教士，一名排憂解惑的精神導師。然而，當你細心拜讀她的大作的時候，你就會痛苦地承認，從聲畫並茂的屏幕上退下的教士，原來是一個頭腦混亂，心勞日拙，顢頇糊塗，絮絮叨叨的凡婦；你會悲哀地發現，這位讓你心儀神往的導師，原來是個叫賣精神安慰劑的小販，她所承諾的“逍遙遊”不過是一場免費的心理谘詢，她帶你參觀092的景點，全是本國的“出土文物”——程朱的牌位、賈桂的衣冠，遁世者的棺槨、阿Q的墳地、逆來順受者的墓誌銘……三、心字頭上一把刀於丹讓我想起了營口教育學院教授、副院長曲嘯。這位高大結實、聲如洪鍾的漢子，以其“當代牧馬人”的事跡和聲情並茂的演講，紅遍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他的坎坷人生，他的愛黨之情，他的“母親錯打兒子”的理論，他的《任何挫折也動搖不了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的演講，曾經令無數浩劫的幸存者涕淚橫流。為了挽救崩潰的信仰與沉淪的道德，他以布道者的熱情奔波於大江南北，先後做了2500餘場報告，所到之處，聽者如雲，掌聲雷動。而他從來不取分文，直至癱瘓失語。
80年代是一個思想繽紛的年代，那時，有關於“第二種忠誠”的思考，有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的爭鳴，有《芙蓉鎮》，有《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有理論務虛會上的離經叛道，也有曲嘯、李燕傑等布道傳教者……如今，風流散盡，大樹飄零。曲嘯走了，於丹來了。聽眾依舊如雲，掌聲依然雷動。然而，她講的不再是舶來的主義，而是自產的經典，不再是外在的理念，而是內化的身心。江山代有才人出，你方唱罷我登場。從這些風雲人物的表演和思想093文化的變與不變之中，我們悟到了什麼？
李澤厚支持於丹，認為她“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講生活快樂，安貧樂道”普及了《論語》（等經典）。使國人有了類似《聖經》佛經和其他宗教讀物一樣的東西。①我不知道這是老人的圓滑還是智者的昏話。他顯然忘記了二十年前，他對孔學的評價：“所謂‘安貧樂道’、‘何必曰利’，以道德而不以物質來作為價值尺度……就不僅是封建和農業小生產社會的產物，而且也確與孔子仁學原型有關。它始終是中國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的嚴重障礙。不清醒地看到這個結構所具有的社會曆史性的嚴重缺陷和弱點，不注意它給廣大人民（不止是某個階級）在心理上、觀念上、習慣上所帶來的深重印痕，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魯迅的偉大功績之一，就是他尖銳提出了和長期堅持了對所謂中國‘國民性’問題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Q精神’，揭露和斥責那種種麻木不仁、封閉自守、息事寧人、奴隸主義、滿足於貧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雖然這些並不能完全和直接歸罪於孔子，但確乎與孔學結構有關”。②李澤厚認為，“每個傳統都有壞的東西”。（《南方周末》①《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②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頁。
0942007年3月22日）當年他也確實批判了這種壞東西：“莊子哲學認為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生存活動竟完全可以如同大自然那樣無意識無目的的自然運行，這是完全謬誤的；從而它所提出的絕對自由的理想人格，如前所述，便隻能是一種虛構。因為個體的人的真正身心自由來自人類集體在實際上支配事物的必然性並使自然人化的結果。莊子所采取的所謂‘超越’，恰好是對物的必然性（包括所產生的各種‘物役’現象的曆史必然性）的逃避，這當然不可能成功。莊子哲學的確給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帶來許多消極影響，它與儒家的‘樂天知命’‘守道安貧’‘無可無不可’等等觀念結合起來，對培植逆來順受、自欺欺人、得過且過的奴隸性格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①記得洪子誠說過，李澤厚的觀點在變②，卻記不得他怎麼變。李澤厚對於丹的稱讚，讓我豁然——二十年前，他認為的“始終是中國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的嚴重障礙”的孔子仁學原型，二十年後，可以變成“慰安人際、穩定社會、健康身心”的妙藥靈丹；二十年前，他認為的“給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帶來許多消極影響”並“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的莊子超越哲①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頁。
②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三聯書店，2002年版。
095學，二十年後，可以具有利國利民的“積極功能”。
逃避社會，退回內心，從中尋找人生的出路和答案，不是於丹的發明，是我們的老祖宗人生智慧的結晶。更準確地說，是無數代人在鼻子碰扁之後，總結出來的“無奈真經”。
這部“真經”的思想源頭在孔子、莊子，其關鍵詞就是一個字——“忍”。
我不認為人性之惡之劣是國人的專長特產，但是，我堅信，某些劣根性在中國人身上格外深固，格外突出。比如說這個“忍”，從“唾麵自幹”到“難得糊塗”，從“百忍流芳”的鎏金漆匾到“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從閻敬銘的《不氣歌》到石成金的《莫惱歌》，從明代大儒陳白沙的《忍字箴》到清朝名士張公的《百忍歌》……拜托專製皇權和文化傳統之賜，國人不但創立了“忍學”，而且在實踐上也高踞世界各民族之上。
忍，可以養生，可以延年，可以睦鄰，可以齊家，可以慰安人際、穩定社會、健康身心……忍的好處多多，卻終於有人忍無可忍。於是有了陳勝、吳廣、綠林、赤眉、黃巢、朱元璋、李闖王、洪秀全、孫中山及其無計其數的擁戴者和前仆後繼的昭續者，他們為什麼不向內心尋找幸福，不隨莊子去逍遙遊呢？為什麼最能忍的民族隻忍出了一個落後挨打、一窮二白、十年浩劫和後發國家呢？於丹絕不會想到，她在為小資服096務的時候，卻把常識當成了垃圾；在向現實暗送秋波的時候，卻大大地得罪了曆史。一個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擺在於丹的製造者、信仰者和鼓吹者麵前——要讓一個扭曲、單向、貧富懸殊、有法不依的社會走上和諧大道，靠忍，靠宗教，靠經典的“聖經化”，還是靠全麵地深化改革？
四、於丹為什麼這樣紅近來的“紅樓熱”引起我的胡思亂想：設若賈母愛好炒股，為討老太太喜歡，林妹妹發明了一種炒股理論，四處宣講之餘，又著書立說。姨娘、小姐、高級丫頭一幹人正閑得慌，聽林妹妹說炒股的種種好處——如何使人超越名利，如何使人淡泊明誌，如何使人進入大境界，馬上群起響應。賈政本想反對，一者出於孝心，二者聽說炒股有利於大觀園內的團結祥和、敦睦穩定，也就順水推船，表示支持。盡管薛寶釵妒火中燒，到處嘀咕黛玉的壞話；盡管丫頭、老媽子、焦大一類的下人沒本錢沒功夫也沒炒股的知識。但並無礙大局，一個滿府皆說林妹妹的文化熱潮依舊轟然而起。
這個拙劣的比喻足以揭示一個淺顯的道理——無論何人，要想紅起來，必須上附威權，下順輿情。
90年代以降，啟蒙幾成絕響，多元歸為一元，大眾文化勃097興，消費主義占據主流，“日常生活走向審美化”（陶東風語）。占有文化資源的專業人士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一階層以其獨特的身份，與政治、經濟資源的占有者三分天下，而躋身於“中國十大階層”的第三四位①。新中國自己生產的第一批中產階級由此誕生，八十年代的先銳之士所熱情企盼的理想終於變成了現實。然而，這個以小資白領、專業人士和“新型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階級並沒有成為推進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和主持社會公正的中堅，卻成了政治冷漠、回避現實、熱心消費，因此與主流意識形態合流的主力。他們的穿著要追求格調，談吐要富有情趣，生活要講究方式，一言以敝之：“從廣場回到了身體”②。當美容、服飾、休閑、旅遊、家庭裝修等外在的消費完成之後，對身體內部的需求就成了當務之急。於丹的心得應運而生，既滿足主流，又滿足中產。大眾文化發現這是個寶貝，馬上撲上來，錄像出書訪談……於丹被綁到了消費、娛樂的戰車上，就是她不想紅，又豈可得乎？
上麵說的隻是一般原因，於丹走紅還有其特殊性——她站①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②（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頁。
098在了中國文化鼻祖的肩膀上，講的是中國人的“聖經”——《論語》。對於生活在禮崩樂壞，道德滑坡，信仰掃地而精神無所皈歸，心理難得安撫的國人來說，這個“聖經”散發著無窮的魅力。而近百年來孔子戲劇性的遭遇——從“大成至聖先師”到“打倒孔家店”，從民國的尊孔奠孔，到“批林批孔”，也吸引了無窮的好奇心。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同樣在《百家講壇》上侃侃而談的教授學者們無法像於丹那樣一夜成名。由此也可以斷定，於丹的《莊子》心得沾了孔子的光。
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對於《論語》的創造性轉換，聖人的肩膀是站不上去的。這裏所說的“創造性轉換”，絕非新儒學大師們所主張的以現代化為參照的學理性改造，而是按照大眾文化的標準，將孔、莊低俗化、零碎化、簡單化、實用化。正是這“四化”使於丹把她的心得變成一個集勵誌篇、故事會、心理谘詢、人生漫談、思想修養、《讀者文摘》和養生之道之大成的大雜燴。大雜燴固然會吸引相當的讀者，但要把它們調製成中產階級餐桌上佳肴還需要投放“雞精”。這“雞精”不是別的，就是於丹從《論語》和《莊子》中提煉出來的八字真經——“回到內心，回歸本性”。此經一出，馬上受到了上下兩方麵的歡迎，上邊覺得這真經可以進行“能量轉換”，省掉099了許多麻煩，有助於和諧社會早日降臨；下邊——我指的是新興的中產階級——則更有理由在公共事務麵前閉上眼睛。就像哈維爾說的那樣，把能量轉向阻力最小的方麵。識時務者為俊傑，俊傑的另一個名字叫犬儒。外部阻礙重重，社會問題多多，從體製到生態，從教育到就業，從房價到看病，從兩極分化到公共品稀缺……當人們無法抗衡、改變、調整外界的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逃回自己的內心。當人們把“人生不怕百個忍，人生隻怕一不忍”“思前想後忍之方，裝聾作啞忍之準”（《百忍歌》）奉為傳家寶的時候，就會按照趨利避害、避難就易的本能行事。偉大的哲人說：最困難的是戰勝自己。我鬥膽補充一句：最容易的也是戰勝自己。
大雜燴的適用麵無疑是廣大的，但是，如果沒有高妙的演講技巧——簡單有力的概括和不知疲倦的絮叨，這道菜也不會那麼有滋有味。易中天說，上《百家講壇》除了會講故事之外，還得有天賦。這個天賦是什麼呢？我想起了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所說的動員群眾的三大法寶：斷言法、重複法、傳染法①。“幸福快樂是一種感覺，與貧富無關，與內心有關”。
①〔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第二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100“逍遙遊”“大境界”“超越名利”“順乎自然”……於丹沒有意識到，當她站在屏幕前，手臂在空中優雅地揮舞，目光清徹而堅定，沒有猶豫，不憚誤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①，果斷大膽地闡述著她的心得的時候，勒龐所說的第一個法寶——“斷言法”已經嫻熟地在她的掌握之中了。“一個斷言越是簡單明了，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②正是這種強人而非學人式的表達，滿足了大眾心理的需要。但是，要想讓斷言深入人心還得不斷重複。於丹的絮絮叨叨無意中暗合了勒龐所說的第二個法寶——“重複法”，“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複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做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③。最後，在大眾傳媒的共同努力之下，勒龐所說的第三個法寶——“傳染法”發揮了效用，於丹的心得就像病菌一樣具“有了強大的傳染力”。④①〔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第二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
②〔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第二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
③〔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第二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
④〔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第二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頁。
101有人會這樣質問我：“於丹的書印了250萬冊，外埠乃至外國都請她去開講座。這些現象你怎麼解釋？”我的回答是，於丹的心得是對內不對外的，它在私人領域，或者說，在“清官難斷”的事情上會起作用——增益家庭感情，彌合夫妻裂痕，化解鄰裏矛盾，改進代際關係，失意者、厭世者會從中得到心理安撫，迷茫者、碰壁者會從中獲得精神慰藉……大千世界，數億之人，清官難斷之事何止二百五十萬！私人領域不諧者何止北京外埠新加坡！明乎此，就不會為於丹的擁躉之眾，粉絲之多而大驚小怪。
群眾者，從眾之謂也。就此言之，群眾是盲目的、喪失理性的人群，是被大眾傳媒玩弄於掌上的木偶，是向希特勒高呼萬歲的“普通法西斯”。所謂“‘全民閱讀於丹’，其實是社會轉型時期整體道德焦慮背景下的非理性選擇，是媒體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共謀”。①所謂“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不過是政治家進行社會動員的策略。所謂“十年浩劫”，實際上是領袖與群眾、上層與下層共同合作的產物。明乎此，就會進一步理解於丹為什麼這樣紅。
我相信於丹的走紅會吸引一些學者湧向《百家講壇》。我①解璽璋：《於丹是怎樣煉成的》，《中國青年報》2007年3月26日102也相信，出於自愛，出於惜時，出於對學術的尊重，對低俗的反感，會有更多的學者會遠離電視。葛兆光說得不錯：“媒體是喜歡嘩眾取寵的……如果你在媒體講得不夠嘩眾取寵，它就不會喜歡你……一旦推出一批人，形成一個明顯的風格後，自然將另外一批人拒之門外。”（《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林妹妹並不在意薛寶釵的不屑、寶哥哥的冷漠、焦大的惡言惡狀。胸懷著大境界，她走出了賈府，走到了外埠，走向了海外。一邊宣講著炒股中的超越、淡泊、大境界，一邊收著大把大把的銀子。偶有餘暇，還要向貼身丫頭紫鵑痛陳內心的痛苦：“人怕出名豬怕壯，自從出名以來，我沒過一天好日子！”五、既打鳴又下蛋據易中天說，上《百家講壇》得先學會編故事，要做到“三分鍾一個興奮點，五分鍾一個高潮”。以“講故事”帶學術的製片策略挽救了這個欄目，兩年前因為收視率倒數第一而麵臨下課的《百家講壇》起死回生。活過來的講壇發生了三大變化：第一，方向變了。從百家變成一家。丁肇中、李政道、周思源、龍應台、霍金、比爾蓋茨這些片頭人物所代表的學·
科、範圍和視野成了虛設的招牌。科學沒了，外國沒了，當代沒了，隻剩下了“國粹”。第二，講法變了。主講人千方百計103地製造戲劇性，一句話可以交代清楚的事情，偏偏要起承轉合，弄出很多玄虛，直至搞成了美國情節劇。第三，內容淺了。無論是高深的經典、複雜的人物，還是遙遠的曆史，統統簡化；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古人逸事、曆史趣聞倒成了賣點。不知道別人感覺如何，反正我看這個欄目的時候，常常覺得台上的要麼變成了蒙學教師，要麼變成了田連元的弟子，台下的則相應地成了黃口小兒或村夫村婦。台上的唯一任務就是讓台下坐滿，台下的唯一資格就是為台上的教授學者抱屈——為什麼講台上不放塊驚堂木。
《百家講壇》的改革彰顯了大眾文化的威力和精髓，它告訴我們，這裏的民族不能承受嚴肅、真實、沉重、深刻、高雅與神聖，這裏的國民隻配與消遣、造作、低俗、扭曲、逃避和犬儒為伍。《百家講壇》的新生撥開了文化媒介人的假麵，他們效力於大眾傳播，卻把社會公器變成了與官商調情的資本；他們以知識分子自居，卻放棄了知識分子的批判職能；“他們沒有多少文化資本，但善於把真正的文化重新包裝倒賣給媒體”；①“他們扮演著新的知識文化精英角色，操縱著新的話語霸權，引導著新的生活方式，塑造著關於‘幸福生活’的新的①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頁。
104定義和神話。”①《百家講壇》的選擇揭示了中國媒介“一元體製，二元運作”存在的問題——“一元體製就是指媒介為國家所有製，二元運行就是既要國家撥款，更要利用國家賦予的權利去獲取廣告利潤，而後者已經成為所有媒介的主要收入來源。這種體製下的媒介既要完成現行政治結構所要求完成的意識形態宣傳任務，又要通過廣告等市場經營收入支撐媒介的再生產。簡言之，用國家所有製賦予的政治優勢在市場上獲取經濟收入，又用市場上賺取的經濟收入完成意識形態領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務。”②早在十年前，人們就說中國傳媒是“既要打鳴又要下蛋”的“怪雞”。生出這種“怪雞”的正是上述體製。於丹教誨讀者要“天下擔當”。讀者是否可以反問一句：作為影視博士、大學教授、文化媒介人、知識分子，麵對著“怪雞”橫行的局麵，您擔當了什麼？
大凡發達國家的媒介都分商業和公共兩種，前者走市場，後者非贏利。美國70年代創立的有線衛星公共事務電視網①陶東風，徐豔蕊：《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頁。
②胡正榮：《媒介尋租、產業整合與媒介資本化過程——對我國媒介製度變遷的分析》，蘇誌武、丁俊傑主編《亞洲傳媒研究2003》，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
105（C—SPAN），兩個頻道24小時播出。經費來源為政府資助、各種基金會捐贈、企業資助（非廣告方式）等。所播多為教育性節目，如各種紀錄片（包括科學、風土、文化、社會等內容）、嚴肅音樂、兒童教育等。其“任務就是將電視業中的強調娛樂的風氣轉變為強調信息和教育，向受眾提供更多的了解政府行為的機會和渠道，讓受眾看到政治程序以及政府活動的全過程，從而最終讓受眾形成自己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和觀點。”①中國有三個公益出版社，卻沒有一個公益電視台；中國有數千萬文化人，其所納之稅卻養不起一個嚴肅文化的欄目；我們天天高喊與國際接軌，卻獨獨自外於普世性體製。我們念茲在茲於大國的崛起，卻抽掉了崛起的思想文化根基。經過近十年的折騰，我們才認識到醫療、教育不能完全推向市場。還要經過多少年，我們才會認識到，作為社會公器的大眾傳媒不能全部淪為唯利是求的工具？
2007年4月10日，有關部門發文，要求電視台抵製低俗文化，不要唯收視率是求。諷刺的是，正是同一個機構授予了①胡正榮：《競爭·整合·發展——當代美國廣播電視市場、產業及其走向》，《媒介管理研究廣播電視管理創新體係》，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
106《百家講壇》2006年度的最佳製片、最佳人文節目兩個大獎。
以“科學教育”命名的頻道，卻沒有科學的影子；號稱“百家講壇”的欄目整天翻閱的卻是自家的陳年老賬；為中產小資特製的“心靈雞湯”卻得了最佳人文獎。
事已至此，夫複何言！
二○○七年四月三十日於北京107風雨蒼黃《武訓傳》《武訓傳》批判是新中國成立後發動的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它從電影發端，橫掃整個思想文化界。運動深入到所有的文化部門，持續了將近一年。對電影事業而言，這場運動造成的後果是極其慘重的。首先，私營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受到批判，私營影業隨即消亡。其次，電影審查愈發嚴苛，電影指導委員會更加謹小慎微，以致在一年半內沒有一個劇本通過。國營電影廠被迫停產。最後，“對電影人的思想和精神心理的影響。新中國電影界普遍流行達幾十年之久的‘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的心理病，由此開始。”①公式主義、概①陳墨：《百年電影閃回》，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頁。
108念化從此盛行。①盡管1985年胡喬木代表中共中央對這場運動做了“基本錯誤的”結論，但這場運動留下的陰影至今沒有完全散去。《武訓傳》不能公演，不能出音像製品，絕大部分文學史和電影史著作仍舊按照主流話語來解釋這場運動，把問題局限在所采取的方式、態度上。
一、武訓其人武訓（山東堂邑人，1838—1896）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以乞丐之身而行興學之事，艱苦備嚐，終身不渝。為表彰他的義學善舉，清政府賜其“義學正”之名號，“樂善好施”的匾額和象征最高榮譽的“黃馬褂”。清國史館將其事跡列入清史列傳孝行節內。新中國成立前，各界要人和社會名流對他都備極推崇。蔡元培、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樸、①趙丹在《地獄之門》之中談到：“我怎麼會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路上來呢？……影片《武訓傳》受到全國性的大批判後，我在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幾個概念。一，‘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因此藝術本身就沒有其他職能，藝術即政治。二，隻能歌頌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不能歌頌其他階級的人物，對其他階級的人物隻能是批判性的；而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則必定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高尚的道德品質，不具有缺點與錯誤。如果稍微寫一點缺點錯誤，就犯了立場、傾向性的原則錯誤。三，‘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因此一招一式、一舉一動、一顰一蹙，都有階級的內容。因之一切人物的內部素質與外部形體都隻應該是壁壘分明的表演，否則就混淆了階級的界線啦……”（《戲劇藝術論叢》（第二輯）1980年4月，第60頁）109陶行知等民主人士，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人物，馮玉祥、張學良、楊虎城、段繩武、張自忠等軍界要人，郭沫若、鬱達夫、臧克家等文化名流，或為他題辭著文，或為他的義學捐款。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更是以他為榜樣，創辦育才中學，提倡“武訓精神”，抵抗國民黨當局的壓力，反對當時的教育體製。1945年，中共主辦的《新華日報》曾發表過稱讚他的文章，①1943年至1949年間，中共冀南行署還設立過武訓縣，成立了武訓縣抗日民主政府。總之，武訓是一位有著巨大影響的曆史人物，山東民眾稱其為“武聖人”，知識界視其為平民教育的先驅楷模，國外教育界稱其為“無聲教育家”，②在遭到批判以前，他在曆屆政權和不同的社會中都是正麵的、被褒揚的、受崇敬的形象。
1944年，孫瑜受陶行知先生之托，決心把武訓的事跡搬上銀幕。1948年7月中國電影製片廠（“中製”）投拍此片。11月初，在影片拍攝三分之一的時候，“中製”因政治形勢和經濟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紀念武訓特刊上為武訓題辭：“武訓是中國的裴士托洛齊，中國人民應該到處為他樹銅像。”同月6日，《新華月報》發表黃炎培、鄧初民、李公樸、潘梓年等人紀念武訓誕辰107年的文章。
②轉引自薑林祥：《武訓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張明主編《武訓研究資料大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頁。
110困難停拍。1949年2月，昆侖影業公司以低價購得此片的拍攝權和底片、拷貝。孫瑜加入昆侖公司接拍此片。在1951年2月拍成前，這個劇本經過三次修改。
二、孫瑜三改《武訓傳》第一次修改是在1949年底，在參加了新中國的第一次文代會，征詢過周恩來對武訓的看法之後，孫瑜采納昆侖編委會陳白塵、蔡楚生、鄭君裏、陳鯉庭、沈浮、趙丹、藍馬等人的意見，對劇本做了第一次修改。
這是一次根本性的修改。37年後，孫瑜撰文談到主要修改的內容：“1948年我在‘中製’所拍的《武訓傳》劇本是一部歌頌武訓‘行乞興學’勞苦功高的所謂‘正劇’。陳鯉庭感到，武訓興辦‘義學’可以作為一部興學失敗的‘悲劇’來寫。大家也認為，隻要指出興‘義學’是失敗的，勞而無功的，而武訓本人到老也未發現和感到他失敗的痛苦，才能成為一個大‘悲劇’。鄭君裏建議把周大作為當時的太平軍北伐被打散、隱身在張舉人家中當車夫的一位壯士；沈浮也想到，周大以後還可以‘逼上梁山’帶領一支農民武裝，對地主惡霸索還血債，燒殺報仇——這些修改意見我都一一接受。我認為，封建統治者不準窮人念書，但武訓說‘咱窮人偏要念書’，他111那種‘悲劇性的反抗’能揭露封建統治者‘愚民政策’的陰險刻毒。同時，劇本的主題思想和情節雖然做了重大修改——改‘正劇’為‘悲劇’——武訓為窮孩子們終身艱苦興學雖‘勞而無功’，但是他的那種舍己為人的、艱苦奮鬥到底的精神，仍然應在電影的主題思想裏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頌。”①1950年初，“上海電影事業管理處”的領導之一陸萬美在聽取了劇本的主題思想和劇情後，提出建議：“我感到影片提出的問題，和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已隔離得太遠。老區農民翻身後自覺學習文化非常熱烈，民辦公助的‘莊戶學’，新型的人民大眾學校已成千上萬地建立。武訓當時的悲劇和問題，實際早已解決。但武訓艱苦興學，熱忱勸學的精神，對於迎接明天的文化熱潮，還可能有些鼓勵作用。因此建議，在頭尾加一小學校紀念的場麵，找一新的小學教師出來說話，以結合現實，又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②孫瑜按照陸的意見，對劇本做了第二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