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整書
最苦惱的是找書。我常常說，如果有書而找不到，還不如到圖書館去借更方便些。但說起圖書館裏的“書”來，實在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談起好。
圖書館裏的“書”，找起來又何嚐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圖書捐給北京圖書館之後，自己要用，再去借，卻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書的人對趙萬裏先生說：你們盡量把書挑選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們。在我們這裏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見天日”。的確，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書，東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時還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趕到東，或被遷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萬冊的圖書，沒法整理、編目，與讀者們見麵，供研究者們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書，也不完全是複本的“朱批諭旨”
之類，盡有很重要的，現在正在需要的圖書，甚至包括若幹新的俄文書籍在內。有一位外國專家到北京圖書館參觀，問道：“你們館裏藏了多少冊書？”
“有四百萬冊上下”，館長答道。
“有多少冊已經上架了呢？有多少冊已經整理、編目，可供讀者們閱讀的呢？”
館長答道：’‘有二百二十多萬冊已經上架，已經整理、編目，可供讀者們的借閱，其餘一百八十萬冊還沒法整理。”
“那麼”，那位專家說道，“你館的藏書數量，隻能說是二百二十萬冊，不能說，是四百萬冊”。
這是很尖銳的批評，也是很正確的意見。不能流通使用的書，的確難於統計到圖書館的藏書數裏去的。更慘的是，有的書，因為長久擱在箱裏，十多年不見天日，有一次偶然開出幾箱出來看看，箱裏的書卻已經碎成紙屑，沒法收拾的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呢！
也曾作過幾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現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幾年，為了整理十萬冊不到的俄文書，還曾動員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隻是斷斷續續地，有時鬆時緊之感。總之是，勁頭不大，沒有徹底解決的辦法。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地方供給他們整理，即使陸續整理出來了，也沒法上架。
是不是永遠沒法解決這個困難？不是的！應該可以解決，而且本來已經可以解決的了，而突然的阻礙橫生，忽有變卦，致使可以解決的困難，又成了不可解決的。原來在北京市政規劃裏，文津街一帶是劃作北京圖書館區的，這是我親自和北京市幾位市長們談定的。首先說定的是，北海裏的肺病療養院遷出後，即歸北京圖書館使用。這個療養院麵積不少，有二百多間房子，雖不能全部解決北京圖書館的問題，但對於目前的困難，得此二百多間房子是可以解決的。不知什麼時候，據說是，經過一次市長辦公會議的決定，這個療養院的房子便劃歸北海公園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園要這二百多間房子何用。市長辦公會議的決定未必便是“法律”，盡可以再議再變的。北京圖書館如能發揮更大的作用，能夠更好地、更多地為科學家們服務，也便是北京市的一個光榮，其間並無矛盾之處。我希望他們能夠維持原定計劃才好。
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其關鍵性所在是科學研究的進展。而科學研究工作的進行，其基礎之一是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乃是中國唯一的最大的國立圖書館，必須克服一切困難，使庫藏的四百多萬冊書都能為科學家們和其他專家們使用才好。
以上多談了些北京圖書館的事，那是因為我對它比較熟悉，且特別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鴉一般黑”。我們看看天下的圖書館，能夠充分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的，能夠盡了為科學服務的責任的到底有幾個？死氣沉沉，暗無天日（指沒有陽光而言）的不在少數。西安市是一個那麼重要的地方，但其圖書館是何等樣子呢！他們和我談過，新書少極了，外文書更少，購書的費用少得可憐。如何能夠盡其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學研究服務呢？即舊有的塵封的古書，也有許多還沒有整理出來。我曾經把他們的意見反映過，不知這一年來有沒有改進。
就在北京，把書堆在那裏沒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圖書館的單位，自己去檢查一下吧。每一萬冊裏已經編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冊？從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始，把束之高閣的未編目上架的書籍，全部陳列出來，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徹底的整理工作吧。有書而不加整理，不給人使用，不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不讓它們為科學研究服務，那就是把持資料，壟斷學術的霸道行為。也許，這句話說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還是為了種種的客觀條件所限製，特別是，房子問題，不能全怪主持的人們沒有誠意，沒有計劃。
有一個外省的大學的圖書館，曾經向北京大學圖書館提意見道：“兩年之內，你們的圖書館如果還沒有整理好，那麼，我們就要來分了。”
“不激不發”。我相信，有一百萬冊或數十萬冊書還沒有整理的圖書館，應該盡量發揮主動的力量，做好整理編目的工作，使之在兩年之內，把那麼許多不見天日的有用的圖書，從箱子裏，從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裏解放出來，給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們的讀者們閱讀。
有一個督促加速整理的辦法，凡新書沒有整理好的，暫時停止買新書，古舊書沒有整理好的，暫時停止買古舊書，外文書刊沒有整理好的，暫時停止買外文書刊。等到把舊的整理好了，才能買新的。否則越積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畢呢？再者舊的沒有整理好，特別像古舊書之類，也沒有法子再去購買，因為不知究竟已經有了沒有這些書。這雖是“因噎廢食”，但未嚐不是一個好辦法。新書、外文書待用迫切，也許不適用這個辦法，但像古舊書，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關於整理編目的方法，應該是“卑之無甚高論”，不要高談什麼式的“分類法”，隻要能找到書就行。一本排架目錄，比沒有目錄總強得多。書按整理的先後上架，目錄就照此寫下去。這個工作就是沒有學過任何分類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後，再寫“著者索引”和“書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讀者們的檢書了。“行有餘力”，然後才再從事於“分類索引”的編製。現在的整理工作，進行得十分緩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類編目，然後再分類上架。這是最笨的方法。應該學習別的國家的大圖書館的排書上架的辦法。小型的圖書館當然應該分類編目，但大型的圖書館則不妨先行按大類上架，甚至全不分類即行上架，然後再編“著者”、“書目”、“分類”三個索引。
古書的分類編目，大可不必“中外統一”，那是王雲五的壞方法。史記、漢書固然應該歸到“曆史類”去，但像占古書裏分量很大的夢溪筆談、西溪叢話、紫桃軒雜綴、分甘餘話等等，應該歸到那一類去？我的想法，古書的分類，還是不要多生枝節，老老實實地照“四庫”編目，先行編出，供給需要使用這些書的人應用為是。不必老在“分類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總編不出“書目”來。
談分書
書是要讀、要用的。從前的藏書樓，像寧波範氏天一閣，隻是藏書而已。
不要說外邊的人，即範氏的子孫們也隻許每一年在曬書時候和書見麵一次。
清初，錢謙益藏有奇書，常常“諱莫如深”，不肯給人知道，更不肯借給人看。但現在卻大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書家，已經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幹小藏書家，即有些珍罕的好書，也藏不住，總得借給需要它的人使用。許許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圖書館，更是彼此互通有無，誰也沒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書是天下之公物，誰也不能擁而私之。古語所謂：“坐擁百城，雖南麵王不易也”的“私諸個人”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專家們的書房裏，多多少少地總會有些書，那是自己使用的東西，像家俱、茶杯似的，用慣了的，總不能老去借用別人的。也可能，在其間有些光彩煥發的好書，甚至僅僅對於他，那個專搞這一行業的專家，十分有用的書。除了他和他的徒弟們，是不必引人人為“同行、同道”的，那麼，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傳。
在把“不見天日”的許多大圖書館裏的未編目上架的書整理出來之後，一定會有許多複本。據我所知，北京圖書館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諭旨，不過沒有多大用處而已。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裏也有不少部鉛印的清代各帝禦製文集，聽說，也都分配到各個圖書館去了。
把複本書，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書，分配給了別的圖書館，那是“功德無量”的事，那是使“書”發揮了更大的更廣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無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談訪書一文裏所說的廣州圖書館把宋版楊誠齋集送給了北京圖書館的事，就是典型的一個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調整的時候，原來也預備分書的，因為爭奪得太厲害，甚至有一個音樂機構，要把北京大學圖書館裏所有的音樂書籍，包括許多要從整套叢書裏拆散出來的本子在內，全都提了走。結果是不歡而散，一部書也沒有分成。
像那樣枝枝節節地“分”書，當然會發生問題。應該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書籍，根據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別先後緩急，一批批地調撥出去。絕對地不應該有地方觀念或“肥小公而忘記大公”的思想。各個大圖書館的複本書或待分配的書，也應該先行編個草目，以待統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張，先行分配出去。那是會造成混亂現象的。全國有多少個圖書館需要朱批諭旨或禦製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圖書館還存在著本位主義。自己不用，也不許別人用。像一個工業學校圖書館，收藏著十分豐富而重要的關於西洋文學的圖書，就是不肯調撥出去，給十分需要這些書籍的研究機構或學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
何在！這也是屬於把持或壓積研究資料的一類行為，對於我國科學研究工作的進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圖書，當然首先要供應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從前說，“宰相要用讀書人”。我們現在深切地感覺到，專署的專員或縣裏的縣長應該要用些有文化的讀書人才好。每個縣長，至少要了解他那個縣的一切事情才是，換一句話說，他首先必須翻翻那一個縣的“縣誌”——即那一個縣的“百科全書”——才能明白那個縣的古往今來的事，那個縣的地下、地上的資源，各種土特產，以至地理知識和古跡名勝之區。否則，就會做錯了事，連他自己也還不知道。像紹興市的某些負責同誌，連陸放翁和紹興的關係也還不知道，寧波市的負責文化部門的幹部，連天一閣在那裏也還茫無所知（這是1950年〔？〕我到寧波去的事，現在當然是已經很熟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