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將來的文藝應取什麼方針進行？當來的文藝的進路怎樣？與其發些這樣旁觀底的豫言者似的疑問，不如一徑來決定文藝的將來應當如何，倒是今日的急務。時勢是日見其切迫了。今日已不是問文藝究將怎樣的時候，而是決定今日的文藝，怎樣才是的時候了。而且其實也並非究將怎樣，卻是借了文藝家的積極底的努力，要他怎樣，將來的文藝就會成為怎樣的。我就想在這樣的意義上，簡單地試一考察當來的新時代和文藝的關係。
說到當來的新時代，問題過於大，不易簡單地處理。然而改造又改造，則是今日的中心傾向了。改造的根本精神是什麼？什麼目的，非行社會改造不可呢？倘並這一點也不了然，則連那為什麼叫改造，為什麼要社會改造，都是很不透徹的。當這時候，我們也不必問將來的社會生活將如何，應該一徑決定使將來的社會生活成為怎樣。將來的社會生活——正確地說，則是現在還是無意識地潛伏在人心的深處的理想，乃是全然隱藏著的理想和傾向，什麼時候在事實上實現，目下是全然不得而知。但是將來總非實現不可的理想或要求，幾乎無意識地在今日人心的深處作用著，則我以為殆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我在這裏，不能將這要求或理想明確地說明。但那大概是怎樣種類的東西，在今日的人們，也自己都已認識領悟的。
十九世紀特是產業主義的時代，現在已沒有再來說明的必要了。當來的二十世紀，也就永是這產業主義一麵，時代就推移進去的麼？自然，產業的發達和工商業的進步，在現今和今後的人類生活上，是必不可缺的要件，倘沒有這一麵的文明的進步，將來的社會生活是到底無從想象的。但是，產業底生活，果真是人類生活的全體麼？人類生活單以產業生活一麵，果真就能滿足麼？這其間，就特有文藝家和哲學家所懷抱的大問題在。十九世紀者，除卻那最初的理想主義底文明，大體就是產業主義一麵的時代。物產生活的擴充，便是十九世紀文明的主要傾向。借了羅素的話來說，就是隻有占有欲望這一麵得到滿足——或者不得滿足——而創造欲望幾乎全被壓抑，全被中斷者，乃是十九世紀文明的特征。人心便偏向著可以滿足那占有欲望的手段——金錢財寶這一方麵而突進了。在十九世紀，為人心的中心底要求者，不是理想，也不是神，而大抵是曼蒙神——金錢。今日的人們，還有應該十分領悟的事，便是十九世紀時，自然力——自然的機械底的力是幾乎完全壓迫了人間的力，人類的自由就被“自然”奪去了。自然科學占了哲學的全野，實證主義風潮主宰了一切人心，各種的機械和技術，則支配了精神活動的全體。一切都被自然科學化，被自然化，被機械化，人類特殊的自由幾乎沒有了。智識——機械化的智識占了精神活動的主要部，感情和意誌的力幾乎全被蔑視。世間遂為幹燥無味的主智主義——浮薄膚淺的唯理論所支配，人心成為很是冷靜的了。
在文藝上，則一切意義上的寫實主義支配了全體。不特此也，當十九世紀的後半，自然主義且成了一切文藝的基調了。冷的理智底機械底的觀察和實驗，就是支配著文藝全體的傾向和精神。
二十世紀就照著十九世紀的舊文明一樣前進麼？彌漫了現世界的改造的大機運，不過將舊文明加些修繕，就來進行於當來的二十世紀麼？人心將始終滿足於十九世紀的產業底文明麼？對於前代文明的甚深的不滿，現在並沒有半無意識地支配著人心麼？用了銳敏的直觀力，來審察今日的世界底動搖，則對於十八十九世紀以來支配人心的偏產業主義偏理智主義的不安和不滿，已經極其鬱積了，而其大部分，不就是想從這強烈的壓迫下逃出來，一嚐本來的人間性的自由這一種熱望和苦悶麼？那麼，最近的世界底大戰，豈非就照字麵一樣，是決行算定十九世紀文明的大的暗示麼？當十九世紀末，對於十九世紀文明的不安不滿的傾向，已經很顯了。世紀末文藝，就可以看作這不滿懊惱的聲音。社會主義底精神和各種社會政策，就可以看作都是想從物質底迫壓下救出民眾來的方法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