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學生時代的威爾遜，是不很有什麼特色的。這可對呢？”我問。
“是呀，”博士略略一想，說，“但是，從那時候，便喜歡活潑的氣象的嗬。當他中途從大辟特生退學，往普林斯敦大學去時，我曾經問：你為什麼到普林斯敦去呢？威爾遜卻道，就因為我想往有點生氣的地方去呀。這話我至今還記得。因為我覺得這正象威爾遜的為人。”
“聽說格蘭斯敦當惡斯佛大學時代，在同學之間，名聲是很不好的。威爾遜可有這樣的事呢？”我又問。
“不，毫不如此。要說起來，倒是好的。”他說。“後來，當選了大統領，就任之前的冬天，回到這裏來。就寓在這屋子裏，那實在是十分質樸的。喜歡談天；而且愛小孩，家裏的孩子們，竟是纏著不肯走開了。”
他講了這些話，便將話頭一轉，問起山東問題之類來。在宅門前，照了博士的像，我便再三回顧，離開這屋子了。
羅斯福死了以後，正是三個月。我忽然想起那兩人的事來。可哀的羅斯福是什麼事業也沒有留下，死掉了。他是壯快的喇叭手。當他生前，那震天的勇猛的進軍之曲，是怎樣地奮起了到處的人心嗬。然而，喇叭手一去，那壯快的進軍之曲，也就不能複聞，響徹太空的大聲音的記憶，大約逐漸要從人們的腦裏消去的罷。當此之際，威爾遜是默默地製作著大理石的雕刻。這並不是震天價的英雄底的事業。然而這卻是到個人底愛憎從地上消去之後，幾十年，幾百年，也要永久地為後來的人類所感謝的不朽的美術品。而誕生了這人的房屋，將成為世界的人們的巡禮集中之處的日子，恐怕也未必很遠了罷。我一麵想著這些事，一麵順著坡路，走下雪難陀亞之穀那方麵去了。
六 滑鐵盧的獅子
“的確，紀念塔的頂上有獅子哩。”我和同來的T君說。
我們是今天從勃呂舍勒，坐著摩托車，一徑跑向這裏來的。走著家鴨泛水的村路，我對於拿破侖的事，惠靈吞的事，南伊將軍的事，什麼的事都沒有想。單有昨夜在勃呂舍勒所聽到的話還留在耳朵裏。這聽到的話，便是說，那在滑鐵盧紀念塔上的獅子，是怒視著法蘭西那一麵的。但這回的歐洲戰爭，比利時軍卻和法蘭西軍協同作戰，以對德意誌，所以比利時的眾議院裏就有人提議，以為滑鐵盧的獅子，此後應該另換方向，去怒視德意誌了。這是歐洲戰爭完結後第二年的事。
我覺得聽到了近來少有的有趣的話。於是很想往滑鐵盧去，看一看那獅子的怒視的情形。到來一看，豈不是正是一個大獅子，威風凜凜，睥睨著巴黎的天空麼？我不覺大高興了：心裏想，誠然，這種睨視的樣子，是討厭的。我想，從這看去象有二百尺高的宏壯的三角式的土塔的絕頂，壓了五六十裏的平原，這樣地凝視著法蘭西的天空的樣子，是不行的呀。我想，倘將這換一個方向，去怒視柏林那麵，那該大有效驗的罷。如果又有戰事，這回是和遏斯吉摩打仗了，就再換一回方向，去怒視北極。如果此後又有戰事，就又去怒視那一個國度去，我想，大約是這模樣，每一回團團轉，改變位置的辦法罷。然而單是滑鐵盧這名目，就已經不合式。要而言之，在滑鐵盧，是比利時軍和德意誌軍一同打敗了法蘭西的，所以即使單將獅子來怒視德意誌，恐怕也不大有靈驗。也許還是將地名也順便改換了來試試的好罷。我想，那時候，這站在天邊的獅子，大約要有些頭昏眼花哩。
但是，那個提議，聽說竟沒有通過比利時的眾議院。恐怕大獅子覺得總算事情過去了，危乎殆哉，現在這才不再提心吊膽了罷。然而這也不隻是滑鐵盧的獅子。便是比比利時古怪得多的國度，也許還有著呢。將曆史、美術、文藝，都用了便宜的一時底的愛國論和近代生活論，弄成滑稽的時代錯誤的事，不能說在別的國度裏就沒有。到那時，大家能都想到毛發悚然的滑鐵盧的獅子的境遇，那就好了。
七 兌勒孚德的立像
初看見荷蘭的風磨的人，常恍忽於淡淡的欣喜中。尤其好的是細雨如煙之日，則眺望所及，可見無邊的牧草，和劃分著遠處水平線的黛色的叢林，和突出在叢林上麵的戈諦克風的寺院的尖塔，仿佛沉在一抹淡霞的底裏，使人們生出宛然和水彩畫相對的心境來。
我是將遊曆荷蘭街市的事，算作旅行歐洲的興趣之一的，所以每赴歐洲，即使繞道，也往往一定到荷蘭去小住。而旅行荷蘭的目的地，倒並非首府的海牙，乃在小小的兌勒孚德的市。這也不是為了從這市輸送全世界的那磁器的可愛的藍色，而卻因為在這市的中央，暴露在風雨之中的蕭然立著的銅像。
地居洛泰達謨和海牙之間的這市，無論從那一麵走，坐上火車，七八分鍾便到了。走出小小的車站，坐了馬車，在運河的長流所經過的石路上，顛簸著走約五六分鍾，可到市政廳前的廣場。就在這市政廳和新教會堂之間的石鋪的廣場的中央，背向了教堂站著的，便是那淒清的立像。周圍都是單層樓，或者至多不過二層樓的中世式的房屋，房頂和牆壁，都黑黑地留著風雨之痕。廣場的右手，除了磁器店和畫信片店之外，便再也沒有象店的店了，終日悄悄然閑靜著。在這樣的頹唐的情調的環繞之中，這銅像，就凝視著市政廳的屋頂，站立著。
這是荷蘭的作為比磁器，比水彩畫，都更加貴重的贈品，送給世界的人類的天才雩俄格羅秀斯（Hugo Grotius，or Huig van Groot）的像。我想，這和在背後的新教會堂裏的基石，是他在地上所有的惟二的有形的紀念碑了。
然而他留在地上的無形的紀念碑，卻逐年在人類的胸中滋長。在忘恩的荷蘭人的國境之外，他的名字，正借了人類不絕的感謝，生長起來。
他是恰在去今約三百五十年之前，生於這市裏的。當戰禍糜爛了歐洲的天地的時候，而豫言世界和平的天才，卻生在血腥的荷蘭，這實在是運命的大的惡作劇。他也如一切天才一樣，早慧得可驚的。十歲而作臘丁文的詩，十二歲而入賴甸的大學，十四歲而用臘丁文寫了那時為學界的權威的凱培拉《百科全書》的正誤，在後年，則將關於航海學和天文學的書出版了。十五歲而作遣法大使的隨員，奉使於法國宮廷之際，滿朝的注意，全集於他的一身。但當那時，已經顯現了他的偉大。他要避空名的無實，便和法國的學者們交遊。歸國以後，則做律師，雖然頗為成功，而他卻看透了為法律的律師生活的空虛，決計將他的一生，獻於探究真理和服務人類的大業。二十六歲時，發表了有名的《自由公海論》，將向來海洋鎖閉說駁得體無完膚。於是為議員，為官吏，名聲且將藉甚，而竟坐了為當時歐洲戰亂種子的新舊兩教之爭，無罪被逮了。幸由愛妻的奇計，脫獄出亡，遂送了流離的半世。在這顛沛困頓之中，他的所作，是不朽的名著《戰爭與平和的法則》。這是他四十二歲的時候了。這一卷書，不但使後世的國際思想為之一變而已，也更革了當時的實際政治。他詳論在戰爭上，也當有人道底法則，力主調停裁判的創設，造了國際法的基礎的事，是永久值得人類的感謝的。他流浪既及十年，一旦歸國，而又被放逐於國外，一時雖受瑞典朝廷的禮遇，但終不能忘故國，六十一歲，始遂本懷，乘船由瑞典向荷蘭，途中遇暴風，船破，終在德國海岸樂錫托克窮死了。象他那樣，愛故國而在故國被迫害，愛人類而為人類所冷遇者，是少有的。待到他之已為死屍，而歸兌勒孚德也，市民之投石於他的柩上者如雨雲。
恰如他的豫言一樣，調停裁判所在海牙設立，國際聯盟在日內瓦成就了。偏狹的國家主義，正在逐日被偉大的國際精神所淨化。然而他腦裏所描寫那樣的莊嚴的世界，卻還未在地上出現。將他作為真實的偉人，受全人類巡禮之日，是還遠的。
到那一日止，他就須依舊如現在這樣，蕭然站在兌勒孚德市政廳的前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