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港渝漢行
玉樓瑤影照秦淮，山光海色映蓬萊。
嘉陵江畔水天碧，黃鶴樓前百花開。
自2000年6月到2001年6月，一年之內，我走遍了東南西北：東到南京大學，南到香港中文大學，西到四川外國語學院，中到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到清華大學；後來還去了秦皇島東北大學分校和燕山大學、大連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真是行程萬裏，滿載而歸。
一、憶南京之行
我第一次到南京是1947年7月7日，住在我大表姐家裏。表姐夫黃育賢當時是全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處長，還是修建中國第一個水電站的總工程師。他家住在新街口附近的慈悲社，是一棟花園小洋房，有三層樓，出入有小汽車，屬於當時少數的汽車階級。我那時從昆明來南京，準備出國留學。日記中說：
理想像你熱戀的情人，雖然未必成功，但你總舍不得丟開。就是為了一個達到了未必好的理想，我離開了沒有夏天的昆明，放棄了自由與安定。這裏是有好女如玉、銷魂場所，但要的是錢。這裏我已有了留學證書、出國護照，但缺的是買外彙的錢。為了錢，我每天出賣了七小時的自由，犧牲了自己的興趣，甚至損害了身體的健康。
每天清晨，沒有驕陽來喚醒我的好夢；一做早操，總不能忘記席子營的陽台；痔瘡出血
，更想起到醫院床前來看我的那雙含情脈脈的眼睛；豆漿雞蛋，又勾引起聯大南院的往事；辦公室雖好，終不如天祥惟我是尊；辦公回家，何處叫“劉嫂打水”？更不用提月白風清，花園舞會！
但現實永遠填不滿理想的空穀，所以杜朗特說得好：“平靜的秘訣不是使我們的成就等於我們的欲望，而是把我們的欲望降低到我們成就的水平。”我常常不滿意別人：這個太小氣，那個太多話，但自己又有什麼令別人滿意的呢？要把責備別人的態度來責備自己，把原諒自己的態度去原諒別人，那世人的煩惱至少可以減少一半。同樣地，把看待現在的心情去看過去，過去又何曾理想？再把對過去的心情來看現在，不要等到現在成了過去再來追尋美麗的回憶啊！
幻想著的未來：一所新蓋的花園洋房，鬆柏成蔭蔽天，綠草如茵鋪地，會客室的沙發軟綿綿的，使你坐著不想起來；地毯厚墩墩的，使你聽不見一點噪音。冬天，壁爐裏的火光熊熊；夏天，遊泳池裏波光粼粼。門外，一條濱海的林蔭大道。結婚時，酒席上一盤盤整隻的烤乳豬。未來不也要變成現在的嗎？隻怕幸福好比太陽，不戴上過去的墨鏡是看不清的，人不屏住呼吸，哪裏又感覺得到空氣的存在呢！？
現在，五十年前的“未來”早已成為過去，把過去的理想和現實對比一下
，倒也不是沒有意思。當年夢想的海濱別墅，住過聯大南院的林同端倒在美國使夢成為現實了，但她隻出版了兩本英譯詩詞。我住的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公寓，門前是綠草如茵的暢春新園，西邊是雕欄玉砌的萬泉河，出門可以打電話給北大的小車班，結婚時兩個人吃了個鐵扒雞，雖然不如烤乳豬又香又脆，但是也可聊以自慰。最重要的是：二十年來，我出版了五十多本著譯，而且多是世界名著，這是在美國連夢想也做不到的事，所以如果把理想降低（或提高）到現實成就的水平，也可以自得其樂了。
至於如萍，她的理想是平靜的生活，據她妹妹告我：她現在美國撫養第三代，生活也很幸福。她對我的著譯並不感興趣，這也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了。回想自己當年的舊夢，假如成了現實，會不會比現在更幸福呢？假如我當年沒有離開昆明，那也不大可能實現把天祥辦成清華大學的夢想，恐怕也要經曆張燮、煜然、熊子、彭兄等老朋友所經曆的磨難。以我的性格，能不能勝利過關呢？那也隻是未定之數了。
我第一次離開南京，去了巴黎。第二次從湖北五七幹校經過南京去張家口，那是二十四年之後，主要是去看長江大橋。第三次是1977年，我在廬山度假之後，去南京空軍氣象學院看謝光道，回洛陽前遊了無錫和蘇州。第四次
是1980年暑假，我同照君、明懷去遊黃山，來回都經過南京。不過這三次時間都很短。
第五次是1981年11月，我代表洛陽外國語學院去南京大學開全國法文學會，見到南京大學何如教授，北京大學郭麟閣教授，上海外國語學院漆竹生教授（南昌二中校友，我堂兄的同班）等。何如曾把《毛澤東詩詞》三十七首譯成法文，基本押韻，符合格律，頗有詩意，我覺得勝過了散體的英譯本。我的論文就是研究唐宋詞法譯的，當時提出了翻譯詩詞要傳達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的理論，並舉陸遊《釵頭鳳》的“錯錯錯”（tort, tort, tort）和“莫莫莫”（non, non, non）為例，得到大家的好評。
郭麟閣說，許的理論很好，但是很難做到。他在《文學翻譯百家談》中說：“康德的《純理性批判》原文晦澀難懂，柏林大學學生都舍原文而讀法譯本，所以說好的翻譯有時是可以勝過原文的，至少在理解方麵。許淵衝同誌說：翻譯是兩種語言的競賽，也是這個道理。”他是前輩學者中公開支持“競賽論”的第一人。文中談到傅雷的譯文，他說傅譯“都是嘔心瀝血之作，但可惜有多處譯得過於拘泥，過於‘形似’，不能擺脫原文的束縛，讀起來生硬不自然，如……‘很結實的聰明’在漢語中不
可理解。許淵衝建議改為‘溢於言表的才智’，可以考慮。”傅雷提出過兩條翻譯原則：一是神似重於形似，二是在最大限度內保持原文句法。在他重神似時，往往出現妙譯；在他保持原文句法時，往往出現敗筆。後來我重譯他譯過的作品，就學其長而避其短了。
我在南京大學還見了副校長範存忠教授，他在《中詩英譯》一文中說：“有些譯詩經過譯者的再創造，還可以勝過原作。”這給我的“再創論”提供了支持。他介紹我和他在耶魯大學的學生孫康宜通信，孫教授送了我一本她的英文著作《唐宋詞的發展》，主要研究民間的歌曲如何演化成文人的雅詞，使我對國外的研究工作有進一步的了解。此外，我還見了南京外文學會會長陳嘉教授，陳教授是我在聯大時的老師，他在《南京大學學報》發表了一篇研究莎士比亞的論文，有不少獨到的見解。總之，我第五次到南京來，和南大的前輩學者交流，覺得收獲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