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於社會逐漸進入青銅時代，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漸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他們麵對紛亂的社會狀況，希望通過思索和鑽研前人治世理念尋找到一條可以使社會安定，百姓不再流離失所的救世之路。於是產生了諸多的學派學說，並撰寫出無數著作，史稱諸子百家。
公元前221年，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集權王朝——秦朝建立。由於當時社會上百家爭鳴，嚴重的阻礙了秦始皇對征服的原六國民眾思想的統一，並威脅到了秦朝的統治。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進言，說愚儒“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於是，秦始皇為了統一原六國人民的思想，於當年開始銷毀除秦記以外的所有六國史書和私藏於民間的《詩》《書》，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史稱“焚書”（《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需要特加注意的是，從李斯的上書可知，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包括明令燒毀的在內，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朱熹也雲：秦焚書也隻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則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
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說，論中國曆代圖書被焚毀，首當其衝即為秦始皇焚書，二是西漢末赤眉起義軍入關，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劉石亂華，五是魏師入郢。而劉大魁作《焚書辨》，毫不客氣地指出：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羽之罪也。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引兵西屠鹹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帝國的珍貴藏書，就此付之一炬。可憐唐、虞、三代之法製，古先聖人之微言，最終隻化為若幹焦耳的熱量而已。
而在焚書開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當時秦首都鹹陽將四百六十餘名術士坑殺，即為所謂的“坑儒”。
這件事是由兩個術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來，秦始皇十分迷信方術和方術之士，以為他們可以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長生不老之藥。他甚至宣稱：“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盧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極力誑稱自己與神相通，可得奇藥妙方。但時間一長，他們的許諾和種種奇談總是毫無效驗，騙局即將戳穿。而秦法規定：“不得兼方，不驗，輒死。”因此，侯生、盧生密謀逃亡，在逃亡之前，《史記》記載的侯生、盧生非議始皇的話來看，，諸如:“始皇為人……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上樂以刑殺為威”，明顯是用儒家口吻批評偏重法家的秦始皇。未可為之求仙藥。始皇知道後大怒道：“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是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遂下令拷問鹹陽400多名書生，欲尋侯生、盧生。事後，將相關460名書生全部坑殺。此一事件，後世往往和焚書並列，合稱為焚書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謂坑儒，本隻是對方士的一次坑殺而已。當然不能說被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中沒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殺的主體應該是方士，但被殺者也有儒生。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故秦始皇主要坑殺乃方士術士,並非儒生。
除了坑殺在鹹陽的四百六十餘人外。同時還謫遷了一批人至北方邊地。事情發生後，始皇長子扶蘇進諫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既然扶蘇以術士法孔子替術士求情，更加有力的說明了坑的是“術士”）始皇不僅怒而不聽，還使扶蘇離開鹹陽，北監蒙恬於上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