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住在芝城的“上海酒樓”，孫中山自然與這裏的華僑接觸最多。後者受孫思想的影響也最大，孫從大局計，並非僅盯著籌款一事。比如當他意識到在這裏有條件發展同誌加入同盟會時，即正式成立了同盟會芝加哥分會。“上海酒樓”老板梅耀富、梅旭耀、經理梅光培等人成為第一批會員。同盟會芝加哥分會成立以後，主要活動即放在籌款支援革命事業上。由於有所發動，還是出現了成效，陸續募到不少款項。這些捐款由芝加哥同盟會分會寄往同盟會香港機關部。軍事戰略站
除了芝加哥，美國舊金山同樣也留有孫中山奔波革命的足跡。時間差不多也是在辛亥武昌起義前的1910年初。其時舊金山已成立有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創始人為李是男、黃伯耀、溫雄飛。此時溫因前往檀香山另有任務，故孫到舊金山後便由李、黃迎接。孫因覺得住旅館不安全，李、黃商量後，取得黃好支持，最後孫中山即住進了他家。黃好正是溫雄飛的母親。當年才十歲的溫雄飛的胞妹溫徵德在耄耋之年猶清楚地記得當年她第一次見孫先生的情景。
孫中山住進溫家的日子裏，小溫徵德和她的幾個姐姐還負有輪流為孫先生望風和送信的任務。其時舊金山清政府的領事還有相當勢力，華僑也多，各色各樣的堂口也複雜，相互之間時有格殺和械鬥。清領事也收買了一些堂口大佬和師爺，伺機暗殺和綁架革命人士。溫徵德從李是男、黃伯耀口中得知，當時清政府駐華盛頓公使館就直接雇有偵探，跟蹤孫先生。
所以孫先生每到一處講演結束，即由同盟會負責掩護，迅速離開。李當時屬壟西堂，黃屬江夏堂，這兩個堂口都派有槍手擔任警衛。當時全美致公堂都擁護孫先生，舊金山洪門致公堂是華僑中最大的堂口，辦有《大同日報》鼓吹革命。但是整個舊金山致公堂裏沒有一個同盟會員，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和舊金山洪門致公堂之間沒有統一組織，這讓孫中山深為鬱悶。所以當他秘密來到舊金山後，即召開大會，發展會員，而且親自帶領同盟會員一起加入致公堂。這樣的舉措當然會給他的人身安全帶來風險，但他已顧不得許多了。
同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46歲，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在北美“致公總堂”支持之下，組織個“籌餉局”，到處巡回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複）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台”（粵語，即茶房）。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消息，並未有太強烈的反應。
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並無直接關係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果然，兩個多月以後，企台（跑堂小二）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見唐德剛《晚清七十年》）
孫中山先生當年在餐館打工原不是什麼秘密。隻是在清末民初勞工並不神聖的中國社會，如說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怕引起國內守舊分子的誤會，所以諱言之。在曆史學家唐德剛看來，“在美打工，何損於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地，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而這樣的艱難曲折，通過孫中山於辛亥革命爆發前，在美國諸多城市留下的跌宕起伏、充滿凶險的行跡，已足可讓我們領略到洋溢在他身上的為革命殫精竭慮，傾盡獻身的精神。
當轟轟烈烈的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其時正在美國一家餐館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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