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葉小坷聽到泰勒·卡克斯一款一款地道出了她的經曆，心頭又是一喜。這就是說，他們已經調查過她的背景和資曆，準備正式接納她了。葉小坷可是知道進檢察長辦公室有多不容易，難得空出一個缺來，寄求職信申請的人能繞著法庭大樓外的廣場排三大圈長隊。就算在第一輪淘汰中能幸免於難，還有接下來的那些橫挑鼻子豎挑眼的麵試，不厭其刁不厭其怪的問卷，令好多人往往過五關斬六將，脫掉了幾層皮，到頭來也隻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但等到下一次再有機會時，這些落榜者仍然會厲兵秣馬、躍躍欲試。因為檢察長辦公室就是一個門檻，一個台階，隻有跨越了這一步，你才有可能升到那些政府部門中令人羨慕的位置上去，比如檢察長，比如法官，等等。雖說葉小坷性情淡泊，與世無爭，從不以功名為念，但有這等送上門來的機會，又何樂而不為呢？
葉小坷從文件櫃裏翻找出所有關於丁玉嫻的檔案和錄音磁帶。從為她女兒辦移民的第一次麵晤開始，一頁一頁往下讀，直到最後一頁法庭下達的正式離婚判決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不單是丁玉嫻在美國全部經曆的寫照，也濃縮了她的一生。葉小坷手勤，筆頭也快，每次與丁玉嫻見麵時都詳細記錄了她們之間的問答、對話。因為兩個人常常是泛泛而談，交談中的許多內容在辦理移民和離婚的過程中都沒有派上用場，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現在用了心細細地重新讀來，便有了與往常不同的感受。
丁玉嫻是在上海長大的，高中畢業正碰上文化大革命，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不敢跟同學們一道上山下鄉，便趕在學校派人上門動員之前把自己匆匆忙忙地嫁出去了。丈夫是哥哥在大學裏的同學，學的是工科，卻喜歡文學藝術，頗有些才氣。也是因了“文革”的緣故，還沒畢業就被發配到了貴州的大山裏去搞三線建設。丁玉嫻本來是不舍得離開上海的，無奈家中的老房子被造反派沒收，二家三代擠在一間不足十平米的亭子間裏，實在是沒有立足之地。
丁玉嫻在貴州一呆八年，養了兒子，做了八年的家庭婦女。別的家屬都會到食堂或采石場找點零活兒補貼家用，但是丈夫心疼她，不叫她出去，還常說上海的女人都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更何況從小嬌生慣養養尊處優的丁玉嫻了。好在婆家還算寬裕，每每寄些錢來，也順帶捎來些上海流行的“奇裝異服”，逢到端午中秋，還會有城隍廟的粽子、杏花樓的月餅。過了好多年，丁玉嫻仍時常和兒女們講起，每次郵遞員在她家門口高喊： “丁玉嫻，蓋章！”左鄰右舍的女人們便會探出頭來，用了羨慕的目光盯牢她手裏的包裹，努力地想猜出其中的內容。丁玉嫻講完總不忘加上一句：“在貴州人的眼裏，上海就跟美國一樣。”
丁玉嫻跟著丈夫到香港的時候，兒子已經上小學了。夫妻倆原本是想回上海的，跑了兩年都沒有辦成，公公和婆婆就說：“要不往香港試試？”一試，還真成了。丈夫雖說進過大學，但隻念到了二年級，最要命的是英語，除了“哈囉”一句不會，隻好在親戚開的一間碼頭貨棧裏打打雜。丁玉嫻本來也想出去找事做，無奈很快又懷孕了，不到兩年，家裏添了個女兒。丁玉嫻有時候忍不住要發幾句牢騷，說：“講起來好聽哦，香港，日子過得還不如貴州適意。”不過總算他們夫妻感情不錯，畢竟是患難過來的，到後來過習慣了，也還能似從前一般，於茶餘飯後談詩論畫，撫琴弈棋，在捉襟見肘的拮據中享受一份難得的情趣。
慘就慘在連這樣的日子也沒能過得長久。兒子上高中的第二年，從大海上吹來一股極強勁的台風，掀塌了貨棧，梁折瓦崩，把丈夫給活活地埋在一片破磚碎礫斷垣殘壁中了。保險公司的賠償金發下來的時候，正值兒子考大學，丁玉嫻連眉頭都沒皺一下，便將所有的錢一個銅鈿不剩地替兒子繳了學雜費，她知道這也是丈夫的畢生心願，隻盼著兒女們能受到不錯的教育，今後比父輩混得出息些。等那場台風的印象在人們的記憶裏變得模糊起來了，就有熱心的熟人朋友開始起勁地給丁玉嫻介紹對象，其實應該叫做老伴兒更合適，見過的幾個，全都上了一把年紀，全都透出些許龍鍾老態，這倒也罷了。或許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吧，丁玉嫻過去的日子窮是窮點，但她始終懷念已故丈夫的那股子儒雅勁兒，便也始終挑不上一個稱心如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