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露說：“別‘韓大夫’‘韓大夫’的。大家都叫我名字。”兩個人風卷殘雲，仿佛隻一眨巴眼的工夫，兩菜一湯都見了底。李晉川要幫忙收拾，韓露說：“就這麼巴掌大塊地兒，我一個人都磨不開，你就別摻和了。到裏間兒呆著去吧。”
一會兒韓露進來，見電視開著，已經換到了福克斯台，李晉川正在端詳書架上的照片。韓露就說：“這是我先生，叫劉煒。”
李晉川道：“果然是外交家，好風度。”
“其實他這人再實誠不過了，也可以說是比較正統那種。”
“不會吧。”李晉川狡黯一笑，“實誠人會把又有文化又有形象的韓大夫弄到手？”
韓露微微紅了臉，說：“認真論起來，我們也算得是青梅竹馬。我爸原是他父親的保健醫生。文化大革命他們一家人倒了黴，真的是妻離子散。那時他剛滿兩歲，被保姆帶到了鄉下。保姆是個好人，待他比親兒子不差。但你知道，農村缺醫少藥。他四歲那年得了急症，聽我媽說，高燒幾日不退，保姆急得沒轍，湊錢買了車票把他送來北京。那會兒我爸已經停職反省，我媽剛懷上我。聽我媽說，保姆抱著他一跨進我們家門就跪下了，磕頭作揖地央著我爸把他救活，否則沒法兒跟老部長交代。我爸又抱著他跑醫院，找熟人，守了整整三宿，愣是把他那條小命兒從閻王爺那兒給撿回來了。從此他就住在了我們家，直到他父親平反才領回去。”
李晉川噓了一聲，說：“看來人人都跟我似的，苦孩子出身。，’
又問是怎麼做上外交官的。韓露說：“他是七十年代外交部送出去的小留學生，在西班牙呆了五年多。回國後先在幾個南美國家的大使館工作，也就過了五六年吧，就派了駐外。”
“那你們在一起的日子不多嘛。”
韓露想了想：“滿打滿算，我們結婚以後相處的時間還不到三個月。上次聖誕節我去南美四個星期，就算是最長的了。其實我來美國之前，他母親本來想把我活動到他們使館當醫生，但我左思右想，還是給推掉了。你知道，使館的醫生也就瞧個小病小痛什麼的，真有了事還是得往當地的大醫院送，學不到什麼東西。” 李晉川頻頻點頭道：“幸虧你沒去，不然我們在這茫茫人海中就算失之交臂了。”
韓露正要說什麼，“全美通緝令”開始了。韓露看了兩眼， 說要燒水沏茶，轉身又進了廚房。
就聽見李晉川大呼小叫的，一會兒中文，一會兒英文，一會兒“哇塞！”，一會兒“Great（真棒）！，”韓露想，也不知道他平時看電視是不是也這樣，還是跟小孩似的，發人來瘋。也許是出於職業習慣，韓露總愛把大人的舉止和孩子的行為打比方。也難怪，大人都是從小孩子長起來的。
等到中間播放廣告時，李晉川迫不及待地跑過來，嘴裏連稱“奇案！奇案！”也不等韓露發問，就開始比手畫腳急急地講：“有那麼兩口子，也可能隻是兩個搭檔，一男一女，在拉斯韋加斯。男的是一慣犯，有前科的，他教會了女的怎麼打槍，怎麼開大卡車，然後讓她進了一家銀行當司機，專管往各個賭場的自動提款機裏送錢。兩個人不住正經房子，在郊外租一座廢品倉庫住下。案發那天是星期五，由那女的開車，裝了八百萬美元現金送往各賭場。車上還有兩個男的押運，都別了槍。他們要去的第二家賭場有一圈像故宮一樣的護城河，車開不進去，隻能停在河邊上。兩個男的就下車，拎著錢袋子過橋，去賭場門口的自動提款機裏裝錢。前後不到三分鍾，女的就開著大卡車跑了。車上還有整整六百萬美元，全是現金啊！那女的在銀行填的是假地址，警察過了三天才在那座破倉庫裏找到大卡車。後來才知道，兩個人事先租了一架私人飛機。把大卡車開進倉庫後，女人換了衣服， 假裝是殘疾人，由她的搭襠推著輪椅，坐出租車去的機場。最後的線索是，飛行員把他們送到了丹佛，從此兩個人蹤影全無，就跟從地球上蒸發掉了似的。你說神不神？有人講，最完美的方案常常是最簡單的。你說這案子，它算不算簡單？算不算完美？令人拍案叫絕啊……”
李晉川感慨還沒發完，節目又開始了，韓露也放下手裏的活計，和李晉川一起進了裏屋。李晉川反客為主，將韓露讓到單人沙發上，自己盤腿席地而坐，一麵講解，還不時殷勤地遞茶送水。
這個案子講兩個不相幹的路人，在新澤西州某地一片小樹林子裏發現了幾截已經開始腐爛的人體斷肢。警方複原了死者手臂上的刺青圖案，查出此人是一名剛從東歐某國移民過來的年輕女子，但對凶手的情況卻一無所知。一張豔麗的洋妞照片在熒屏上停留了足足半分鍾，下麵打出警方舉報熱線的電話號碼，號召人們提供線索。其實，韓露對不管被肢解成什麼樣的屍體都不怵，畢竟是做醫生的，但她不喜歡那些太過於暴力的血腥場麵，坐了一會兒就又退回到了廚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