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資本理論角度，大學生的家庭關係對其就業區域的選擇有著重要的影響，這也成為構成大學生就業區域流向的外在推力。
當代大學生多為獨生子女，父母的觀念對他們的就業地區選擇有著重要的影響，家庭是畢業生擇業的考慮因素，高校畢業生在大學四年雖然學會了獨立生活的能力，但是現代社會的獨生子女的數量增加，父母自然而然會傾盡全力來幫助子女就業。另外當前巨大的就業壓力使大學生就業時也需要家庭的支持和幫助，因此父母在大學生就業區域流向上會產生影響。同時，家庭對大學教育的較高投入期望得到相應的回報也是造成大學生就業區域流向差異的重要因素。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學生家長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期盼也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光宗耀祖的意識已基本消失，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盼，主要集中在“為子女未來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平台”和“教育投資，改變家庭現狀”兩大期盼。父母的期盼不可避免的影響著學生的就業選擇，滲透著家庭教育的印跡。在他們剛剛萌芽的職業思想中，更多地反映了父母對職業價值的認識。因此，在中國現階段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家庭因素在大學生就業區域流向選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構成了大學生就業流向的外在推力。
三、大學生就業流向的內在動力
大學生就業流向主要表現為一種“個體行為”與個人的理性選擇。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大學生是“理性人”，其行為是“理性行為”，其選擇是理性選擇的結果。根據社會心理學理論，個體行為受到其心理因素影響。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表現出的不同就業心理傾向、就業心理素質和就業心態等，會對就業流向產生影響。從合理性概念出發，韋伯對社會行為的四種分類與大學生就業行為有不謀而合的地方。大學畢業生對就業區域怎樣選擇、如何選擇，是其微觀行為的個體理性選擇與宏觀社會結構製約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個人因素是大學生就業流向的內在動力。
但是，因為信息不對稱以及大學生對社會的認知不夠全麵和深入，在就業區域選擇中也存在有限理性，如就業中的群體極化現象、社會助長現象等，從而加重了大學生就業流向的不平衡。就業中的群體極化現象，即群體成員中原已存在的傾向性，通過群體的作用而得到加強，使一種觀點或態度從原來的群體平均水平加強到具有支配性水平的現象，對大學生就業流向也有影響。在大學生畢業的當年，由於就業工作是各方關注的焦點，所以有太多的輿論和聲音做一些探究，同時畢業生群體內部關於就業也成了大家的見麵問候語和共同心聲。就業選擇問題通過群體討論，群體中原來被大多數人同意的意見就得到了加強，所以，原來同意這一意見的人就會更相信自己意見的正確性。群體討論的結果使群體的意見出現了“極端化”，使群體的態度或意見傾向朝向兩極方向運動，使原來的不同意見之間的距離加大。另外實力突出的“增長極”具有“支配”效應，對周圍的區域發生“支配”的作用。具體表現在我國近幾年出現的人才三個“集中”現象：即向沿海發達地區集中，向大中城市集中和向培養學校所在地集中就是“群體極化現象”產生的效應，加劇了畢業生的地域流向差異。
社會助長是指個體與別人在一起活動或有別人在場時，個體的行為效率提高的現象。在大學生就業就體現在做就業區域選擇時，如果選擇發達地區時，有周圍同學做同樣選擇的支持，或者社會、家庭及學校的關注和肯定，這樣就增加了個體的活動驅動力或動機，另外因為人的決策和選擇的反應是以前經曆多次的或天生即會的行為動機，所以這種動機的增強將對大學生的區域選擇起到了助長作用。例如，近幾年媒體對“東南飛”就業部分人員高薪的不當宣傳，刺激了學生和家長的攀比心理，認為上大學就一定要到東南地區就業才算有出路，導致多數學生硬著頭皮，專心致誌、全力以赴地撲到一個地方，使大學生流向的區域差異有不斷擴大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