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必須要首先解決的，”福爾摩斯回答說，“至於我呢，我準備這樣著手。我覺得我的推論是正確的，並且這看起來是一樁雙重謀殺案。一隻形狀纖巧，穿過耳環，是一個女人的耳朵。另一隻曬得很黑，已經變了顏色，也穿過耳環，是一個男人的耳朵。這兩個人很可能已經死了，不然他們的遭遇早就傳遍大街小巷了。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今天是星期五。那麼，可以推斷，悲劇大約發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也許更早一些。假如這兩個人已經被殺，那麼，將這謀殺的信號送給庫辛小姐的就一定是凶手。我們暫且這樣設想，那個寄包裹的人就是我們要找的人。他之所以將包裹郵寄給庫辛小姐，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到底這個道理是什麼呢？一定是在暗示她，事情已經辦完了，也可能是為了讓她更加痛心。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她就應該知道這個寄件人是誰。她到底知不知道呢？我在懷疑。假如她知道的話，為什麼又要通知警察呢？她完全可以將耳朵埋掉了事，誰也查不出來。假如她想包庇罪犯的話，就應該這樣做。可是，假如她不想包庇他的話，她就應該會說出他的姓名。這就是案件的症結所在，也是需要我們去查明的問題。”福爾摩斯說話的聲音高而急，茫然地瞪著外麵的花園籬笆，可是突然，他又輕快地站起身來，向屋裏走去。
福爾摩斯說：“我想問庫辛小姐幾個問題。”
“那麼，我先起身告辭了，”雷斯垂德說，“我手上還有些其他的事情要辦。我覺得我沒有進一步向庫辛小姐了解什麼的必要了。你隨時可以去警察所找我。”
“我們上火車的時候，會順路去看你的。”福爾摩斯如此回答說。很快，他和我走進前屋，那位冷淡的女士依舊安靜地在繡她的椅套。我們走進屋時，她把手中的椅套放到膝上，坦率地直視著我們。
“先生，我確信，”她說，“這件事是一個誤會，包裹根本不是想寄給我的。我已經對蘇格蘭場的那位先生多次說過這樣的話了，可是他總是對我的話一笑置之。據我所知，在這個世界上我沒有任何敵人，可是為什麼有人要這樣捉弄我呢？”
“這也是我想知道的，庫辛小姐，”福爾摩斯一邊說，一邊坐在這位女士旁邊的椅子上。“我想更可能的是——”說到這裏，福爾摩斯突然停住了。我吃驚地發現，他正緊緊地盯著這位小姐的側麵。突然，他原本急切的臉上呈現出一種驚異而又滿意的神色。當這位女士發覺之後，抬起頭來探尋他不說話的原因時，福爾摩斯又恢複了他那原本平靜而又認真的神態。我認真地打量著她那光滑的，已經灰白的頭發，整潔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環以及她那看起來溫和的麵容，可是，無論如何，我始終沒有找到福爾摩斯激動的原因。
“我有一兩個問題……”
“啊，又是問題！你們已經問得我很煩了！”庫辛小姐顯得很不耐煩。
“我想，你是不是有兩個妹妹？”
“你是怎麼知道的？”
“就在進屋的時候，我看見壁爐架上放著的照片，那是一張三位女士的合影。其中的一位是你本人，另外兩位看起來與你長得很像，所以我猜測出了你們之間的關係。”
“是的，如你所說。我有兩個妹妹，薩拉和瑪麗。”
“在我旁邊還放著一張你妹妹的照片，拍攝於利物浦。照片中的男子，從所穿的製服來看，應該是海輪上的船員。我看，當時你妹妹還未婚。”
“你的洞察力太敏銳了！”
“這是我的職業。”
“嗯，你說得對。不久之後她就嫁給吉姆·布朗納先生了。拍這張照片時，他正在南美洲航線上的船上工作。但是他太愛她，舍不得長期與她分離，所以就轉去利物浦-倫敦這條航線上做事。”
“哦，應該是‘征服者’號吧？”
“不是。上次我聽說是在‘五朔節’號上。吉姆在開戒之前有一次曾來看過我。後來他上岸後就開始喝酒，喝點酒就撒酒瘋。唉！他重新喝起酒之後，日子就難過了。起初，他跟我沒有什麼往來，一直跟薩拉吵嘴，如今連瑪麗也不寫信給我了，他們的近況我並不知道。”
這個話題顯然是庫辛小姐深有感觸的話題，與很多獨自生活的人一樣，她在起初時很靦腆，慢慢就很健談了。她跟我們講述了很多關於她那個當服務員的妹夫的情況，隨後話題又扯到她之前的幾名醫學院學生房客的身上，有關他們的問題談論了很久，她甚至還告訴我們那些學生的姓名，在哪兒工作。福爾摩斯認真地聽著，同時偶爾也提出問題。
福爾摩斯說：“既然你與你的二妹薩拉同是未婚婦女，你們為什麼不住在一起呢？”
“唉！假如你認識薩拉，知道她的脾氣，就不會這麼問了。來到克羅伊登後，我們也嚐試一起住過，大約兩個月前，才不得不分手。她總是愛管閑事，我本不想說自己的親妹妹一句壞話的，可她確實很難伺候。”
“你說她跟你在利物浦的親戚吵過架？”
“是的，不過他們曾經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到利物浦去住，原本是想投奔他們的。可如今，她對吉姆·布朗納，甚至連一句好話都沒有。她和我一起居住的後半年裏，每天隻是說他喝酒和愛耍心機。我猜，可能是他發現了薩拉愛管閑事，並且教訓了她，所以才發生這樣的事情的。”
“謝謝你，庫辛小姐，”福爾摩斯站起身來點點頭，“我想，剛才你說你的妹妹住在瓦林頓的新街，是嗎？再見。像你說的那樣，你被一件與你根本無關的事折磨得十分苦惱，我也很擔心這件事。”
出門後，剛好有一輛馬車經過。福爾摩斯叫住了車夫。
問道：“到瓦林頓有多遠？”
“隻有半英裏，先生。”
“很好。華生，上車。我們應該趁熱打鐵。盡管案情簡單，但還有一兩個與此相關的意義重大的細節要搞清楚。車夫，到了郵局門口請停一下。”
福爾摩斯在郵局發了封簡短的電報，然後一直安靜地靠在車座上，用斜放在鼻梁上的帽子遮擋住迎麵而來的陽光。在一所住宅前，車夫停下了馬車。這座房子與我們剛剛離開的那座非常相像。福爾摩斯吩咐車夫在外麵等著，他剛準備舉手叩門環的時候，門自動打開了。一位身穿黑色衣服、戴著一頂有光澤的帽子、表情嚴肅的年輕紳士出現在門口。
“庫辛小姐在嗎？”福爾摩斯問。
“薩拉·庫辛小姐病得很重，”他說，“昨天開始，她得了非常嚴重的腦病。我是她的醫藥顧問，她現在不可以見任何人。你最好十天後再來。”他戴上手套，關上門，大步地向街頭走去。
“好吧，不見就不見。”福爾摩斯看起來很高興。
“或者她根本不能也不會告訴你什麼。”
“我沒想從她那裏得到任何消息。我來隻是想看看她。現在，我想我已經證實了我的想法。車夫，送我們到一家上好的飯館去。我們要去吃午飯，接著再去警所拜訪我們的好朋友雷斯垂德。”
這頓便餐我們吃得很愉快，吃飯的時候，福爾摩斯沒有說其他事情，除了小提琴。他饒有興致地講述他是如何買到他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的。那把小提琴少說也要五百個畿尼。而他隻花了五十五個先令就從托特納姆宮廷路的一個猶太掮客手裏把它買了下來。接著，他又從提琴談到了帕格尼尼。我們在飯店待了一個鍾頭，其間我們一邊喝著紅酒，福爾摩斯一邊對我談起這位偉大人物的軼事。炎熱的下午過去了，原本灼熱的陽光現在也變得柔和起來，這時，我們邁進了警所。雷斯垂德正站在門口迎接我們。
“福爾摩斯先生，你的電報。”他說。
“啊，是回電！”他撕開電報看了看，隨後揉成一團放進口袋裏。“這就對了。”他自言自語地說道。
“你查出什麼了？”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什麼？”雷斯垂德驚愕地望著他，“你是開玩笑吧？”
“我這一生都沒有這樣嚴肅過。這件案子十分驚人，我想我現在已經弄清楚了案件經過。”
“那麼罪犯在哪兒？”
福爾摩斯在他的一張名片後麵寫了幾個字，然後扔給雷斯垂德。
“這就是罪犯的姓名，”他說，“你最快也要等到明天晚上才能拘捕他。提起這個案子，我倒是希望你始終都不要說起我來，因為一直以來，我隻參與那些破案有困難的案件。華生，我們走吧。”我們向車站方向走去，隻留下雷斯垂德站在那裏，他滿臉喜悅，目不轉睛地盯著福爾摩斯扔給他的紙片。
“這個案子，”當天晚上，我們重新回到貝克街的住所裏一起抽著雪茄聊天時，福爾摩斯說，“與你撰述的《血字的研究》和《四簽名》一樣，偵查方法相同，我們不得不從結果開始去推測原因。我已致信給雷斯垂德，讓他為我們提供我們所需要的細節，而這些細節隻有在他抓到罪犯之後才能揭曉。雖然他毫無推理能力，但是他做這種抓捕工作還是安全可靠的。的確，正是具有這種強勁兒，他才能在蘇格蘭場具有如此高的身份和地位。”
“這麼說，這個案件還沒有徹底結束？”我問道。
“大體上已經結束了。我們已經知道罪犯是誰，盡管此案一個受害者的情況我們尚不清楚。當然，相信你也有自己的結論了。”
“我在想，或許利物浦海輪的那個名叫吉姆·布郎納的服務員，是你的懷疑對象吧？”
“嗯！何止是懷疑？”
“但是，除了些模糊不清的蛛絲馬跡外，我看不出其他的線索。”
“完全相反，我認為案件是再清楚不過了。我來給你簡單地解釋一下吧。你記得，我們在剛接手這個案件的時候，可以說毫無頭緒。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固定的看法，隻能憑借觀察作出推斷。我們首先觀察到的是什麼？一位十分溫和可敬的女士，她似乎並不想把守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接著就是那張告訴我們她有兩個妹妹的照片。我頭腦中立刻閃過的一個念頭就是，那盒子是要寄給她們姐妹當中的一個的。我暫時將這個念頭放在一邊，推翻它還是肯定它，都由我們做主。然後我們去了花園，你記得，在黃紙盒子裏，我們看到了非常奇怪的東西。
“繩子是輪船上縫帆工人使用的那種。我們在調查的過程中還聞到一股濃重的海水氣味。我發現繩結的打法通常都是水手使用的方法，包裹是從一個港口寄出的，那隻男人的耳朵有耳洞，而男人穿耳洞這種行為在水手中比較普遍。所以我堅信，這場悲劇的所有男演員都要從海員中搜尋。
“我在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時，發現寫著寄給S.庫辛小姐的。如今，三姐妹當中，老大自然是庫辛小姐。盡管她的縮寫字母是‘S’，但這個字母也有可能是另外兩個妹妹當中的一個的。因此，我們的調查隻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展開。所以我前去拜訪，希望弄清楚這一點。正當我準備向庫辛小姐擔保，說我確信這裏麵存在誤會的時候，你還記得，我突然打住了。事實是，剛好這時，我發現了某種讓我大為驚訝的東西，它的發現，大大縮小了我們的調查範圍。
“華生，你是一名醫生，你清楚，人的耳朵有多麼的千差萬別。每個人的耳朵都有不同之處，這是常理。去年的《人類學》雜誌上，我發表了兩篇關於這個問題的短文。我在檢查盒子裏的兩隻耳朵時，是以一個專家的眼光來檢查的，我認真觀察了這兩隻耳朵在解剖學上的特點。當我注視照片中的庫辛小姐時，竟然驚愕地發現她的耳朵與我檢查過的那隻女人的耳朵十分相似，這並不是巧合。兩隻耳朵耳翼都很短，上耳的彎曲度都較大，內耳軟骨的旋卷形狀也很像。綜合所有的特征，它們幾乎就是同一隻耳朵。
“我當然立即察覺到這一發現十分重要。受害者是庫辛小姐的血緣親屬，這是很明顯的，很可能是很近的關係。所以我開始與她談起她的家庭，你記得，她很快就告訴了我們一些極有價值的詳細情況。
“首先，她的妹妹叫薩拉，她們在不久前住址是相同的，因此，為什麼會有這個誤會，包裹是寄給誰的，已經很清楚了。接著，我們又聽說那個服務員最終娶了老三，而他曾一度和老二薩拉小姐交往甚密，因此她才去利物浦和布朗納一家人住在一起。後來因為一場爭吵他們才不得不分開，幾個月來，他們沒有任何聯係。因此，假如布朗納要寄包裹給薩拉小姐，他肯定會寄到她原來的舊址的。
“至此，真相逐漸大白。我們已知有個服務員，他感情豐富，且容易衝動——你記得，他甚至為了能夠和妻子經常在一起而拋棄了一個待遇很好的差事，並且他簡直嗜酒如命。我們可以推斷，他的妻子已被謀害，而一個男人——假設他是一個海員，同時也被人殺害了。那麼，這一係列犯罪行為的動機顯然就是妒忌。然而，為什麼要將這次凶案的證據寄給薩拉·庫辛小姐呢？可能是因為她在利物浦居住的那段時間，曾經對這一悲劇的事件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你知道，這條航線的船隻在貝爾法斯特、都柏林以及沃特福德等地靠岸，所以，假定罪犯是布朗納，他在作案以後立即返回‘五朔節’號上，那麼，他可以寄出那個可怕的包裹的第一個碼頭隻能是貝爾法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