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貨幣統一工作首先從統一各解放區的貨幣開始。在鄰近或連接解放區之間，把幾種不同的通貨實行固定比價流通，或實行混合流通，或以一種通貨為主，然後逐步合並統一。如1948年1月，西北解放區停止了陝甘寧邊區幣的發行，而以西北農民幣作為西北解放區的主要貨幣。在東北解放區，規定東北幣、關東幣、長城幣三種通貨混合流通，以東北幣為主等。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剛剛解放的石家莊市宣告成立，並在成立的當天發行新版人民幣，以此作為全國的統一貨幣。這就是新政權發行的第一套人民幣。各解放區已初步歸並統一的貨幣，先與人民幣固定比價流通，最後以人民幣代替。
中國共產黨從國民黨手中接管的確實是一個經濟爛攤子——工業基礎薄弱，農業落後，市場物質匾乏，民不聊生，通貨膨脹嚴重。嚴峻的經濟形勢新政權提出了生死考驗。“馬背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馬背上治天下。”失敗的國民黨當局瞅準了共產黨經濟這一薄弱環節，力圖在新政權立足未穩的時期，用製造、投放假人民幣的手法，製造經濟上的通貨膨脹和政治上百姓對共產黨的不信任心理，挑起內亂，趁機反攻大陸。這一招可謂煞費苦心，陰謀已極。
1950年春夏，解放軍攻占了舟山群島。國民黨力圖在定海縣印製假人民幣的陰謀未來得及實施就慌忙潰逃。解放軍在定海縣銀行辦事處的保險櫃裏繳獲了國民黨政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的決議案。這份重要情報為以後我公安部門打擊國民黨的偽鈔侵害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剛剛成立的新政權處在西方列國和國民黨勢力的團團包圍和封鎖中。經濟建設百廢待興，方方麵麵都需要資金和扶持。當時人民幣的發行不可能象現在這樣通過大眾傳媒手段廣泛地向民眾宣傳。對於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的大多數中國百姓來說，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第一版人民幣的圖案式樣特征，很少會有人去關注。百姓隻聽說有新幣發行，但不知道何時能擁有幾張新幣花花。因此，在那時，信息閉塞，經濟落後，科技不發達的年代，偽鈔的流通是輕而易舉的，更何況是偽造技術極高的人民幣。貧窮的百姓更難分辨其真偽了。
國民黨在定海縣的印製基地被解放軍摧毀後，軍統特務在台灣島內建起了一個龐大的印製基地，幾乎搜羅了所有能找到的造偽專家專門印製假人民幣。美國、英國等西方列強對新政權早已咬牙切齒，因此，對偽造人民幣一事和國民黨一拍即合，不僅在技術和人員上提供援助，而且美國特務在日本也開始親自印製假人民幣。國內不法之徒趁新政權立足未穩之際，也大發不義之財。國內外兩股勢力遙相呼應。麵對氣勢洶洶的造偽勢力，共產黨在風雨飄搖的大地上迎接了這場挑戰。
本人走訪了當年參加反擊國民黨偽造人民幣的公安幹警翻閱了當年的公安史檔案。下麵不妨摘錄幾例案卷，可見當時偽鈔嚴峻形勢之一斑。
例一：（1950年3月2O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報我政府擬用港幣和黃金吸進美鈔，台灣特務已製造拾圓與伍拾圓麵額的偽鈔分運我大陸各地行使，套取港幣和黃金。該項鈔已於2月下旬由華中區分發該區之特工人員於市麵秘密投放。3月6日有一批數額10O萬元已運抵澳門交由麥英幹（英國特務）保管，計劃分發華南區各區土匪以充糧餉，並擾亂金融，圖謀民反。
例二：（1950年7月20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報近兩個月來，浙江紹興、江蘇。上海均發現5000元偽券，成都、昆明市發現10OO元偽券正麵係雙馬耕地圖，及50O0元曳引機圖券。
定海破獲台販運案1起，共319萬元。膠南破獲一案係3、4個特務每人均帶有七、八十萬元，係千元雙馬耕地圖。據稱，台派來八九十人都帶有大宗偽幣是蔣匪為開展敵後遊擊及倒亂我貨幣之用。
例三：（1950年8月20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報7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破獲行使千元票麵假人民幣案一件，據人犯梁義、李貫照供稱：該項偽鈔係彼等在香港時，受港友梁卓之托攜帶來滬（計梁義50萬，李貫照百萬元）又稱梁卓共有同樣鈔票五千萬元，正在托人陸續攜帶往各地行使。
例四：（1950年5月21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報西南公安部破獲李時民、李正民、帥青榮（從犯8名）偽造人民幣案，獲假幣500張400萬元，石印機2部，石板6塊及全部印票子用具。經初審該犯等於去年農曆12月初印了360萬元（1000元麵值）。於今年陰曆正月26日又開印5000元麵值2100萬元。該犯企圖大量印造，運往西安及寶蓉線推銷。這次印造二千餘萬元是先作一個試驗。
例五：（1950年8月5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報遼西省綏中縣局發現賣假票犯共十人。據供，該已販賣假人民幣四十餘億元。等以一億元真幣購買假票十億元。造假票者係北京前門外崇貞觀二十九號增興閣鴻記印刷所，現彼等攜款四億前往北京購買假票。
從以上案情報告可以分析：國民黨政務委員會的決議案已落到實處。國民黨軍統遷移台灣後被改組成保密局。偽造人民幣的計劃仍由保密局承擔。台灣特務在台灣島內和香港大批量地印製偽人民幣。采用的投放手段為：將假人民幣運往香港，再在香港由國民黨特務帶給大陸上還沒有被剿滅的土匪區，一者充當土匪的糧晌，二者假借土匪之手把偽鈔投放到商品市場。還有在香港按一定比例以真換假拋售給商人或者港人，然後由這部分人帶回內地花銷。這一時期，國民黨特務的造偽活動還隻是一個試探性階段，規模較小且行動謹慎。但由於有大陸造偽分子充當馬前卒，為台灣特務的的偽鈔大舉進犯大陸“趟路”。此時，雖然國民黨特務的造偽活動隻放出了一個試驗氣球，但在謹慎的背後正醞釀著一場更大更險惡的計劃。
●以順擊逆布陣深秘
中央公安部1949年10月4日在北京成立。第一任部長由戰功顯赫的大將羅瑞卿擔任。建國之初，國內治安形勢相當嚴峻，國民黨軍隊潰退大陸，潛伏下了大批訓練有素的特務；數十萬頑固的殘兵敗將躲進山林，占山為王，為患一方；城市不法商人趁機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擾亂市場；這一切都是擺在公安機關麵前的緊迫任務。而在這世事紛繁的時刻，國民黨在境外偽造人民幣投放大陸市場——這是一支看不見卻能致人於死地的暗箭。行伍出身的羅瑞卿雖然對經濟、市場、金融等一係列國計民生的大事沒有專門的研究，可對造假錢這種行徑的認識還是非常敏感的。自打從貨幣誕生後，不論哪朝哪代，對偽造貨幣的犯罪都是嚴懲不貸，共產黨的政府也概莫能外。
1950年6月9日，羅瑞卿接獲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轉發來的在定海戰役中繳獲的國民黨政務委員會第六號決議案後，反偽的任務立即被他列入重要工作日程，並馬上向有關部門作出了指示。中南公安部接到羅瑞卿的指示後，立即派員赴香港調查。
1951年3月14日，中南公安部向中央公安部上報了一份《關於匪特在港大量偽造人民幣企圖破壞我金融之通報》。羅瑞卿部長接到通報後，對情況又重新作了進一步的核實。
3月24日，羅瑞卿親自起草了一份《關於匪特在港偽造人民幣企圖破壞我金融問題向總理報告》。這份報告在當天就遞交給了總理辦公室。
報告全文如下：
周總理：
據中南公安部三月十四日發文公（5l）政通字第四號通報略稱……據報……匪保密局“駐港聯絡專員”陳傑、羅樹人及英、日在港特工，相互勾結，並通過港英政治部於九龍設廠偽造人民幣，對外以“東亞貿易公司”名義掩護活動。由保大皇叔阮疆柢（阮福民）任總經理，鶴田底雄（原日昭和公司特工）任經理主任，其實際負責人及正副經理則係陳、羅二匪，技師多為日人。先後印出三版，其中第一、二版約十六億元，但紙質很差，第三版票麵為一萬元，均按二、三成或對折賣給匪徒，推銷內地。如係匪“遊擊隊”購買，則索價更微。大部從汕頭經海陸豐滲透我市場，聞已輸入巨大數額。
根據以上情況，說明蔣匪特務在英、日特務支持下，正積極從事大量偽造我人民幣，企圖搗亂我市場，破壞我金融。除中南公安部已通報該區各地高度警惕，嚴密防範，並協同有關機構作出杜絕入境的有效措施，及鑒別真偽的妥善辦法，同時組織主要力量進行偵破，予特務匪徒破壞金融之陰謀以有力打擊外，我們亦已將此情況通報全國各公安機關。為周密設計，擬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通報各地財政金融機關加以注意，並作適當防範布置。
特此報告。
此與同時，羅瑞卿另外還抄寫了兩份，分別送交給了北京市市長彭真和國家財經委主任陳雲、副主任薄一波。
周恩來詳細地閱讀了報告全文，並當即批複了同意意見。
4月1O日，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公安部聯合向全國轉發了中南公安部《關於匪特在港大量偽造人民幣，企圖破壞我金融》的通報。這份通報公開地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嚴重警告，也向全國以及全世界人民表明了中國政府打擊偽鈔的堅強決心。這也是公安機關和銀行係統第一次聯手反偽鈔的行動。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偽鈔宣傳活動在全國各地開展起來。
活動開始之初，中央有關部門領導圍繞反偽宣傳曾展開過激烈地爭論——支持者要求把事實真實地告訴世人，以此喚起全國百姓共同參予這場抵製和反對偽鈔的鬥爭。反對者則擔心宣傳會使百姓感到恐慌，影響人民幣的信譽。兩派各持己見，相持不下。據說，最後官司打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權衡再三後，同意了支持派的意見。事實證明，那次反偽宣傳沒有引起百姓的恐慌，相反，借此機會，在全國百姓中普及了一次人民幣常識，並通過這次機會，揭露了國民黨當局製造偽鈔的險惡用心，激發起全國人民對國民黨當局不法行徑的深惡痛絕。在東方大都市上海，各銀行、儲蓄所都在辦公樓外開辟出一塊地方，公榜介紹真人民幣的特征。各商店、公司的櫃台上都擺著一塊醒目的告示牌：“謹防假幣。”
7O歲的何四老漢現在家賦閑，頤養天年。剛解放時，年青的何四在繁華的南京路上的一家大百貨商店站櫃台。老人回憶當年的情景說：
剛解放時，發行的人民幣麵值都很大，有萬元的、千元的、百元的，一天營業結帳時，一部算盤不夠用，經常要兩部算盤連起來使用。老百姓手頭的貨幣既有國民黨的，也有共產黨的；既有人民幣。也有金元券什麼的，五顏六色，各式各樣。識字的人，尚能從票麵上的文字分別清楚人民幣和金元券，不識字的文盲以及盲人等就很難說能分清楚這些貨幣了。在大城市，商業發達地區，市民尚能見到和使用新人民幣，而在一些山區和貧困地區的老百姓，辛勞一年還見不到錢的影子。再說，那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商品不流通，貨幣的作用也不很重要，物物交換倒還方便，還更直接。因此在這些地方的百姓對人民幣的認識不知道要到什麼年代。
有一次，在營業時，一位農村老漢來買布匹，需要一萬塊錢。老漢從內衣兜裏抓出一把紅紅綠綠的票子來。老漢不識字，就讓我拿一萬元錢。我拿起來一瞧。嘿，這一堆有十幾萬元錢。我仔細地查找，隻發現有一張500元的票子是人民幣。其餘的都是早已廢止了的國民黨法幣和金元券。老漢不信這事。我問老漢這錢是從哪裏來的。老漢先是猶猶豫豫不願張口，後來張望四周無人才神神秘秘地告訴我：這錢是早晨在街上的垃圾桶旁撿的。我聽後，哭笑不得。望著眼前這位衣衫破爛的老漢還是直言相告。老漢聽後，臉色馬上變得難看起來。
要說到偽鈔，我打解放前就站櫃台，認識人民幣已有好長時間。但是對一堆紅紅綠綠的票子，什麼雙馬耕地圖、什麼曳引機圖，我也很難分清哪是真幣哪是假幣。商店老板也分不清。再說上海剛解放，誰會去想在共產黨印製的人民幣裏會有假貨。因此顧客掏錢買東西，不管真幣假幣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公買公賣。後來，政府自己提出來有國民黨特務把假人民幣混入真人民幣，提醒百姓注意防假。警察還到商店，召集職員開會，教我們如何認識真幣，如何識別假幣。還別說，政府這一招還真給我提了一個醒：上班時，特別留神真幣、假幣，老板也時不時地轉悠，翻看錢箱。當年三大改造還沒有開始，因此，商店等仍為私人所有。所以在政府提出反偽幣的口號下，工商界、金融界對反偽特別積極。可以說，在以後的幾十年裏，我對人民幣都很留神，真擔心會有假幣出現。
從何老漢的回憶中可以想象，那次反偽鈔的宣傳活動對提高人民幣的信譽，幫助百姓反對偽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關於匪特在港大量偽造人民幣企圖破壞我金融》的通報廣布全國，表明了共產黨人打擊偽造貨幣的決心，也對國民黨當局起到了震懾的作用。台灣特務在大陸通報公布後，也停止了活動，靜觀事態的發展，事情的結局完全出乎國民黨當局的預料。偽鈔並沒有給大陸政府製造混亂和恐慌，隨著1950年大陸匪患的平息和1950年鎮壓反革命的全麵展開，可資台灣特務在大陸利用的勢力和派遣特務都遭到共產黨專政機關的嚴厲鎮壓。國民黨用以在大陸投放偽鈔的基地被鏟除了。第一回合，以國民黨的失敗而告終。◎第二個回合
●凶猛的偽鈔攻勢
國民黨當局逃到台灣島後，在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保護下，依托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終於得到了喘息的機會。1950年，以美國為首的聯合軍把戰火燃燒到了鴨綠江旁。新生的政權正麵臨著外來侵略的威脅。曆盡戰亂的百姓渴望和平，渴求休養生息。蔓延的戰火破碎了人們重建家園的夢想。迫於無奈，中國人民誌願軍開赴朝鮮戰場和朝鮮人民軍一起戰鬥。台灣的國民黨當局遙望朝鮮戰火，不失時機，設計反攻大陸。1952年，國
民黨組織精銳的王牌軍，選擇了福建的東山島作為反攻大陸的
突破口。不料，守備東山島的解放軍早已“森嚴壁壘”。戰鬥僅持續了三天三夜，一萬多國民黨軍隊被擊斃或俘虜。最後，進犯的國民黨兵從海上逃回了台灣。國民黨當局原本指望東山之戰能勝，藉此壯軍威，振民心，不料如此兵敗。從此以後，國民黨當局再也無力組織力量“反攻複國”了。軍事上的再次失敗後，國民黨當局又一次想到了“救命稻草”。
1954年，台灣當局發起了新一輪凶猛的偽鈔進攻。
這一次，台灣特務改變了投放手段，先後采取了偷運、郵寄、空投、海上走私等手段。
偷運：
大陸及周圍的島嶼全境解放後，隻開放了幾個有限的口岸與境外通商聯係。羅湖口岸是首批開放的主要口岸之一。台灣特務選擇香港為基地，力圖把偽鈔從羅湖口岸偷運進大陸。台灣國民黨保密局在台灣島上印製了大量的偽人民幣，運到香港，然後以港幣一角五分比假人民幣一萬元價格暗中推銷給在港不法商販，然後由這些商販從廣州、天津兩地偷運到大陸投放。
1954年5月13日這天晚上，台灣保密局通過在香港的職業據點“中興行”與越南商人阮成以每萬元假幣兌二角港幣成交了一萬元票麵值的偽鈔3O億元。大陸警方通過工作，掌握了這一重要線索，立即組織警力在南海海麵張網等待。最後，阮成及其30億元假鈔，被廣東省公安機關全部查獲。
郵寄：
在有關公安部門的案情檔案中查找到了幾起這樣的案例：
一曾任南京大校場飛機場機械師，後隨國民黨軍逃往台灣，並繼續在軍隊中服務的曾山在通過香港寄給南京的五封家信中共夾帶有假人民幣25萬元。
——1954年5月25日，26日兩天，鞍山市第五中學的鄭宗經先後接到兩封從香港寄來的書信，信中共夾帶有人民幣7萬元。那位陌生人在信中表示今後還要繼續郵寄。鄭宗經收到來信後．立即報告給了公安機關。據公安機關檢驗，這7萬元紙幣全是出自台灣特務之手的偽造品。偽造技術非常高明，幾乎可以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