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觀的市盈率。（根據第六章和第九章的敘述）。
·價格接近或低於賬麵價值。
·價格遠低於先前的市場高價，比如僅為前兩年中最高價的1/2水平。
·基於先前收益增長率分析，目前的價格很低，比如，市盈率低於公司前7年或10年的平均水平。
·如果你很關注分紅，必須考慮可持續的分紅收益。記住，股票投資的總收益來自股票溢價和股息收入，所以股息不是可有可無的。
投資中的失誤
“從充滿泡沫的10年中能夠吸取的教訓，我們還在總結。”歐文在《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中寫道，“美聯儲的高官吸取的教訓就是監管不應成為真空；監管重點不是個別機構的行為，而是整個銀行體係給經濟造成的風險和弱點，然後好好化解這些風險。”
華爾街和政府目前麵臨的問題是，如何防止零增長的再次發生，如何恢複經濟的活力。
“我們麵臨的挑戰之一。”奧巴馬總統說，“是如何形成有可持續性的‘後泡沫時代’的增長模式。”
塞思·卡拉曼認為前幾年“瀕臨死亡的經曆”，應該教會華爾街一些東西。“然而，2008年市場崩潰後近一年，人們又投入熱火朝天的投機中去了。”
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觀念具有很多優越性，資本主義所具有的創新、實驗、合理承擔風險等特征應該好好培育。老的哲學教授們愛說：“自由應有一定的度。”當企業和金融服務開始欺騙和誤導人們，用投資者的錢進行冒險，給投資者造成了不公平的傷害時，就需要進行嚴加管束。
最難的莫過於管理中的平衡。2007～2008年的危機告訴我們，單單靠自律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對銀行經營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特別是針對金融衍生品和其他較為複雜的金融新產品的開發和銷售。
“這一切都很瘋狂，因為人們從短期行為中獲取巨大的收益。”查爾斯·布蘭帝說，“短期行為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更多的人失業、投資失敗，甚至失去一切。”
2010年年初，美國國會和監管機構忙於製定對消費信貸業務、投資銀行業務和金融市場加強監管的法案。該法案是否可以通過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需要新的法律。
希臘總理喬治·帕潘德裏歐說，人們總是害怕“監管”這個詞，似乎監管就意味著放慢發展速度，其實，監管是非常必要的。他做了個簡單的比喻：交通信號燈帶來了道路通行的規則和可預見性。“人們或許會說，我們不需要交通信號燈，因為它降低了汽車通行的速度。汽車通行的速度的確是放慢了，卻很好地防止了交通事故的發生。所以，它實際上是在幫助我們。”
帕潘德裏歐於2009年10月當選希臘總理，很快，他就發現前任政府提及國家債務水平時總是輕描淡寫、避重就輕。當時希臘實際的國家債務已達4100億美元，是希臘國民所認為的4倍之多，公共債務已經占到希臘國內生產總值的12.7%。更令人震驚的是，幫助希臘前任政府設計掩蓋國家債務問題金融衍生品和其他產品的，恰恰是美國的金融公司。更有甚者，相同的投資銀行運用信貸違約掉期業務來打賭希臘政府不能償還由它們親自安排的這些債務。這就好比一名拳擊手暗自打賭自己會輸掉比賽。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克裏斯多夫·多德說：“正是這些金融公司的交易，在謀求私利的同時，擴大了公共危機的範圍和強度。”
熊市悄然而至，經濟衰退不請自來，平日裏穩健的股票也開始步履蹣跚。運用自己的智慧，人們一定可以渡過難關。所以，振作起來，積極尋找好的投資機會。在2009年5月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年會上，巴菲特承認在投資上“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同時，他也宣稱了自己對長期投資的樂觀看法。“美國國家在過去曾經曆過更艱難的時刻。”他說，但毫無例外，“我們都成功地戰勝了困難。”
“美國最好的時候在未來。”他說。好像是為了印證巴菲特的觀點，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在當年以218億美元的淨利潤，19.8%的淨投資回報率創造了又一次佳績。巴菲特於1964年10月1日創立了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你在公司創立之初投入的1萬美元，等同於目前的6萬美元，現在的資產大約為800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