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車之鑒，清末是一個很好的曆史教訓。
馬國川:在您看來，中國應該從辛亥革命中吸取哪些教訓?
餘英時:實質問題是，中國在現代化路上前進了多遠?比如，日本變革那麼大，雖然仍保持著天皇製度，但真正實現了君主立憲。中國雖然搞了民國，但是沒有實現憲政。二戰後，日本在美國壓力下實行了民主選舉，重寫了新憲法，軍國主義大體上不是亞洲和平的威脅了。多數日本知識界的人(就我認識的來說)是愛好和平的。幾年前大江健三郎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問，他便是反對原子彈的先鋒，給我印象很深。
馬國川:現在一些人相信，隻要有了錢，就可以打造一個大國，現在“大國崛起”的聲浪很高哩。
餘英時:我承認，現在大陸的經濟實力在增強。但是，是不是一個文明大國，要比文化，要比藝術，要比科學，比人文研究。並不是有錢了，就能夠成為現代國家。腰纏萬貫的暴發戶並不等於有教養、使人起敬的社會精英。
所謂普世價值，中國古已有之
馬國川:與宣揚“中國模式”相呼應，一些人極力反對“普世價值”，指責普世價值是西方的價值。
餘英時:所謂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之類中國古已有之，隻是沒有西方所流行的這些名詞罷了。比如，孟子講“明君製民之產”，就是講政府對人民應盡的義務，反過來說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其中不隻包括田產權、工作權，也包括教育權(為“庠序之教”)等。“民主”雖然不是中國名詞，但是要給老百姓權利，以老百姓為主體，這種觀念早就有，否則《尚書·泰誓》怎麼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實人人心裏都有、都向往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一種民主態度。人權的核心觀念是每一個人的尊嚴，能自己做主，這在儒、道兩家文本中都可找到。清末以來，許多學者，包括孫中山在內，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國傳統中找普世價值。胡適去美國演講(四十年代)，也強調中國的“民主”雖未發展成功，卻具有一些重要的“曆史基礎”。
不能說，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價值就是西方的。中國也有普世價值，應該把自己文化傳統裏的普世價值好好進行整理。不但中國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馬國川:普世價值的觀念在中國遭過了很大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