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難得的是，馬國川能夠邀請到以下十二位學者作為他訪談的對象:周有光、李澤厚、餘英時、許倬雲、劉香成、楊天石、章開沅、朱維錚、蕭功秦、袁偉時、雷頤、高全喜。這多位學者，不是學界名宿，就是在學術專業領域卓有成就的名家，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馬國川與這多位學者共同譜寫的《告別皇帝的中國》必是言之有物，大有可觀的。誠然，在我閱讀之後，我覺得這個訪談錄是對辛亥百年的重思與反思，有深度，有廣度。
令人驚訝，也不令人驚訝，十二位受訪學者對於辛亥百年的某些大事件(如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的解讀與評價是很不一樣的，甚或是針鋒相對的，這當然不止是受訪者認知層次上的岐異，也涉及到“價值觀”的不同。
在這個訪談錄中，在馬國川的叩問下，各個學者闡抒了獨立的積學定見，可以說是馬國川與各個學者間的對話，但全書展現在讀者麵前的便不啻是一場精彩的論辯。閱讀這場論辯，讀者不止可以看到同中之異，也可以看到異中之同。讀者閱畢這場論辯，對於“辛亥百年”在整體認識上必不能不大有增益。不誇大的說，通過這本訪談錄，我們對於辛亥革命的本質、成因與遺產;對於憲政民主作為人民共和國之製度體現上的必要性都會有深一層的理解。不寧唯是，閱讀這本《告別皇帝的中國》，更會深信中國今後必須撥開“不斷革命”、“繼續革命”的思想迷霧，在經濟改革與現代化之後，再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實踐自我改革，尋求一條建造中國現代政治文明、長治久安的道路。
這是我讀、我思“辛亥百年”的感想，並以此報答馬國川先生索序之雅意。
金耀基
2011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