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從來沒有參加過同性戀解放運動，也沒有研究過同性戀的成因一類的問題。有一次，有記者問他，同性戀是先天還是後天形成的，福柯說：“在這個問題上我絕對無話可說，無可奉告。”他這樣說的原因則是：“我隻是不想談論我專業知識以外的問題。”“注釋1”有人曾經埋怨福柯，身為一個同性戀者，卻不為同性戀運動做點什麼。福柯之所以如此，有他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在我看來是他對身份政治所持的否定態度。他從沒有隱瞞過自己的性傾向，但是對於身份政治卻存有極大的疑慮。
在福柯關於同性戀問題不多的幾次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在這一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首先，關於身份政治。
福柯極為明確地指出：“我認為‘同性戀者’這個詞已經作廢了，因為我們關於性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我們看到我們對快感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套強加給我們的詞彙限製住了。人既不是這種人也不是那種人，既不是同性戀者也不是異性戀者。我們稱之為性行為的東西有一個無限廣闊的範圍。”“注釋2”在古希臘羅馬，成年男子愛慕少男是普遍的社會實踐，女女相愛也不成問題，有薩福的女子學校為證。一個人並不會因為同性間的愛情和性關係被認定為一個同性戀者。我們中國古代也是這樣。史書上記載無數皇帝與男寵相戀的史實，而並沒有人因此認為某個皇帝是同性戀者。同性戀者這一身份是近代才出現的，對人們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談到過“同性戀者”這個身份種類產生的具體日期和標誌。他寫道：“我們不應忘記，同性戀在心理學、精神分析、醫學上的自成一體，是當它以某種程度的性感受、某種自身的性逆轉方式為其特點，而不是以一種性關係為其特點時形成的——1870年威斯特福關於‘逆反的性感覺’的一篇著名文章可作為它誕生的標誌。當同性戀從反常性行為實踐被轉位到一種內在的兩性同體，一種心靈的兩性共存時，它便以性狀態的一種形式出現了。好男風者隻是暫時的錯亂，同性戀者現在則已成為一個種類。”（XS，第43-44頁）
在不同的場合，福柯多次表達過“同性戀”這個範疇是一個不完備的範疇這一思想，他說：“我認為談論同性戀風格沒有什麼意義。即使在本質的層次上，同性戀這個術語也沒有很多的意義……我認為它最終是一個不完備的範疇。之所以說不完備，是因為一方麵我們不能真正地對行為進行分類，而這術語也並不能真正地反映某種類型的經驗。我們也許可以說有一種‘同性戀樣式’，或至少可以說有一種正在進行的努力，要重新創造某種存在的風格，某種存在的形式，某種生活的藝術，它也許可以稱作‘gay’。”“注釋3”像古希臘人一樣，像古中國人一樣，福柯將同性戀看作是一種存在的風格，是一種存在的形式，是一種生活的藝術，而絕對不是一種性身份、性本質或性的種類。
按照上述邏輯，福柯順理成章地反對同性戀身份政治中所倡導的“現身”（被形象地稱作“走出壁櫥”）的行動，因為這個行動的前提恰恰是：每個人都有一個固定的性身份，而且這種身份是應當公開的。他在1982年一次與同性戀行動主義分子的會談中指出：“我們和我們自己的關係，不是認同的關係，而應該是變異的關係，創造的關係，革新的關係。保持同一，實在令人膩煩。”他認為，承認“我是同性戀者”的要求是對“一種樊籠、一種陷阱的肯定。終有一天，‘你是同性戀嗎’這個問題，將顯得如同‘你是個獨身嗎’這個問題一樣自然”。“注釋4”我們都知道，獨身隻不過是人們自願選擇的一種不結婚的生活方式，不會有人瘋狂到去研究一個獨身者內心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本質的程度。那麼，對同性戀也是一樣，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人們將不會再去追究一個人所鍾情的對象是男人還是女人。美將成為未來人們選擇伴侶的主要標準。
在反對身份政治的基礎上，福柯又進一步提出，應當反對把同性戀問題歸結為“我是誰，我的欲望的秘密是什麼”這樣的問題，而主張將問題改變為“透過同性戀，可以建立、發明、增殖、調整哪些關係？”因為同性戀“不是一種欲望形式，而是某種可欲的東西”。正如前文所論述過的尼采意義上的“成為自己”，那就是“對某種生活方式的探求”。“注釋5”同性戀並不是人的內心中某種先驗的本質，而是一種經人選擇可以進入的狀態，是一種在形成過程中的自我，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