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2月，康有為在桂林與唐景崧、岑春煊等人發起組織聖學會。在代岑春煊寫的《聖學會後序》中，康有為指出聖學會的成立主要是為了尊聖：“今以《史記》例，當孔子生二千四百四十八年，侁侁士夫，開聖學會，舉庚子拜經之義，以尊至聖。”（《康有為全集》第二集，266頁。）關於為何要尊聖，康有為在闡述其今文經學立場之下以孔子為改製立法之教主及三世說等思想之前，首先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觀點，即人之三本以師為大：“人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宗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三本孰為大？曰師為大。人惡知天，聖師告我天而尊天；人惡知祖父，聖師告我祖父而親祖父；人惡知君，聖師告我君而事君。生與類皆由造物，治則在人道。君之所治人道，曰禮義名分，綱紀政令，教化條理，文章正朔，衣服器械，宮室飲食事為，無一不出於師，無一不在師治之內。然且從之則治，不從則亂；從之則永，不從則促；從之則安，不從則危；從之則存，不從則亡。神明聖王，師乎師乎，孔子乎！”（《康有為全集》第二集，265頁。）對師道的如此強調和重視，讓我們想起韓愈的《師說》，特別是其中“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著名言論。
在《兩粵廣仁善堂聖學會緣起附會章》一文中，康有為也明確提到在善堂內設立聖學會是以廣教為主：“本堂創行善舉，特奉孔子，如勸賑贈醫、施衣施棺諸善事，開辦有年。今欲推廣專以發明聖道，仁吾同類，合官紳士庶而講求之，以文會友，用廣大孔子之教為主。”（同上書，268頁。）至於聖學會的全部宗旨，康有為的陳述略同於前麵提到的他對強學會宗旨的陳述，而更強調了對庶民之教的關切：“今本堂創設此會，略仿古者學校之規，及各家專門之法，以擴見聞而開風氣，上以廣先聖孔子之教，中以成國家有用之才，下以開愚氓蚩陋之習，庶幾不失廣仁之義雲爾。”（同上書，268頁。）
由此可見，與之前的強學會和後來的保國會相比，聖學會更接近純粹的孔教會，以至於論者稱之為“近代中國最早的孔教會組織”（顏炳罡：《孔教運動的由來及其評價》，載《齊魯學刊》，2004（6）。）。在《兩粵廣仁善堂聖學會緣起附會章》一文中，康有為也提到了聖學會的成立有一個與實際處境有密切關係的重要參照物，即基督教：“外國自傳其教，遍滿地球，近且深入中土。頃梧州通商，教士蝟集，皆獨尊耶穌之故，而吾乃不知獨尊孔子以廣聖教，令布濩流衍於四裔，此士大夫之過也。”（《康有為全集》第二集，268頁。）在聖學會的會章中，康有為首先談到的就是庚子拜經：“本善堂於壬辰年，立有庚子拜經之會，奉馬中丞、趙學使批準，人士濟濟，惜久而漸洇。夫中國義理學術大道，皆出於孔子，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外國自尊其教，考其教規，每七日一行禮拜，自王者至奴隸，各攜經卷，誦讀嫫拜。吾教自有司朔望行香，而士庶遍禮百神，乃無拜孔子者，條理疏矣。今宜大複厥規，每逢庚子日大會，會中士夫衿帶陳經行禮，誦經一章，以昭尊敬。其每旬庚日，皆為小會，聽人士舉行，庶以維持聖教，正人心而絕未萌。”（《康有為全集》第二集，268頁。）論者多謂康有為模仿基督教“每七日一行禮拜”的教規而創立庚子拜經之例（參見喻大華：《論康有為的孔教思想及其創立孔教的活動》，載《南開大學學報》，2002（4）；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48~49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其實此論多有未審之處。首先，庚子拜經並非康有為所創。康有為此處明確談到廣仁善堂立庚子拜經之會是在壬辰年（1892年），這個時間距康有為第一次赴桂林尚有兩年之久。其次，庚子拜經並非憑空創設，而是其來有自。南朝時篤信儒學的臧榮緒（415—488）因尊敬孔子而篤愛五經，以孔子生於庚子日，於是每逢庚子日即陳列五經，具衣冠而拜之。這是庚子拜經的曆史淵源。因此，說庚子拜經可能受到基督教每七日禮拜上帝這一教規的激發，乃是持平之論，若說庚子拜經出於對基督教教規的模仿則持論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