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常時期，國家沒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這時多半是和平發展時期，史官們的記載，對國家對自身名譽也不會有什麼大的影響，因此這時對史官的控製不會那麼嚴密，史官的工作也相對輕鬆，都是一些小事照直記下也就是了。
但是在非常時期，情況就不一樣了，特別是王朝交替的時候，這一段時期的曆史，特別是關於亡國之君的記載評論，就相當地令人生疑了。
有史以來的第一個亡國之君，是堯帝；第二個亡國之君，是舜帝。
我讀中學那時候，曆史課本上的說法大致是：夏朝建立以前，國君的產生是靠禪讓製，堯舜禹的接替就是禪讓製，之後啟廢了禪讓製搞起了家天下，我國就進入了奴隸社會。中學曆史課本的說法，也對也不對，說它對是它說的基本是真相，說它不對是它說的並不是真相的全部。
《史記》是從黃帝時期開始記的，從黃帝傳到堯帝，他們就是家天下，一直沒有停。堯帝的帝位得自於他的哥哥帝摯，而帝摯之位得自於他們的父親帝嚳，可見這就是家天下。到了堯帝晚年，“禪讓”給舜帝。舜帝雖說也是黃帝的子孫，可是他和堯帝的關係已經很疏遠了，到他這一代已經是七世為庶人，所以說堯帝是亡國之君，並不過分。
“禪讓”是怎麼回事？觀古而知今，觀今亦能知古。曹丕篡漢自立，說了一句話：“堯舜之事，吾知之矣。”從曹丕及其以後多次“禪讓”的事實來看，“禪讓”就是和平方式的奪位，這個和平方式，也是在一麵倒的武力及政治保障下的奪位。
結合到當時的情況。堯舜之前是家天下，堯舜之後還是家天下，正好在堯舜的那個時候，他們就不搞家天下了，搞“禪讓”，還是真正的、不帶虛情假意的“禪讓”，說得通嗎？唯一說得通的，就是堯傳位於舜以及後來的舜傳位於禹，都是被迫的行為，而絕非自願。
堯和舜這兩個亡國之君的曆史評價相當的高，簡直是聖賢中的聖賢。後世人們談起某個皇帝把國家搞得很好，總是會誇他“陛下乃堯舜也”。
亡國之君的評價，也有不好的，夏桀、商紂、秦二世，這幾個人，簡直就是惡棍中的惡棍。
《史記》對夏桀的記載比較簡略，罪名之一是“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罪名之二是“虐政淫荒”，指的就是他寵愛妹喜，讓妹喜撕帛玩兒的這件事。
商紂的惡行就更多了，“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裏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钜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並脯鄂侯。”
至於秦二世胡亥，則更是過分。商紂的暴行，隻是對於百姓，並沒有加諸自己的親人；秦二世上台不久，就殺光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
《史記》的這些記載，真實可靠嗎？
我絲毫不敢懷疑太史公的治史態度，他所處的時代，離堯舜桀紂也很遠了，沒有必要害怕遭到齊太史的命運。我懷疑的是太史公的資料來源，即第一手的現場直播，是否準確。
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一個新的王朝推翻前麵的王朝，當它成功以後，需要向當時的老百姓以及千秋萬代的曆史回答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為什麼要推翻它？”如果被我推翻的這個皇帝沒有做壞事，沒有好女色，沒有酒池肉林，沒有炮烙大臣，沒有殺害兄弟姐妹，甚至走路都沒有踩死一隻螞蟻，那麼我為什麼要推翻他？我的正義性又在哪裏？我不代表正義，老百姓憑什麼要接受我的統治？
新統治者能做的，也必須做的，就是告訴千秋萬代：“這個皇帝真的很混賬，做了很多缺德事，老百姓在他手下都快活不下去了，我響應老百姓的需求，所以把他幹掉了。”
新統治者怎麼樣告訴千秋萬代？很簡單，修改現場直播的內容，現場直播本來好的，說成不好的；本來不好的，說成更不好的。曆史，就這樣被強奸了。
我這麼說有證據嗎？沒有，一條都沒有。證據早就被消滅得無影無蹤了，即或現在能有新的文物出土，恐怕也難以還原真相。
我這麼說是憑空猜測？當然也不是，我是在事實基礎上進行的合理推理。
秦始皇消滅東方六國，收天下之書，焚書坑儒，所為何來？無他，毀六國史冊，一任我言爾。清初大興文字獄，前後近百年，所為又何來？也無他，曆史由我來寫。
對於新統治者而言，推翻前朝的最重要的宣傳，隻要強調其最後一個實際在位的統治者是暴君，就足夠了。而前麵的非亡國之君，一是由於年代相去較遠，二是由於沒有太大的宣傳需要，所以對他們的醜化相對較少。而亡國之君，年代較近，加上新統治者極高的宣傳需要，被刻畫成魔鬼，也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