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畢加索創作了石版畫《鬥牛》係列，從中可見他深受東方繪畫藝術影響的痕跡。《鬥牛》係列極似中國的寫意畫，用筆奔放，畫麵大量留白，畢加索用細點腐蝕技法的反差，充分運用了空間、色彩與線，凸顯了鬥牛場麵的激情，充滿西班牙風情。畢加索曾說過：“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會成為書法家”。
1962年，在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意大利黨的領導人直接批評中國共產黨的觀點，並聲稱：“像我們這樣的一個黨不需要指桑罵槐。”陶裏亞蒂警告中國代表團：“當你們說資本主義已經在南斯拉夫複辟時，大家都知道這不是真的——就沒有人相信你說的其餘一切了。”中國為此發表多篇文章，“陶裏亞蒂同誌同我們的分歧”。
1964年，費正清很有感觸地對一位中國學者說：“學者第一位的責任是保持學者的品格；我們都麵臨著危險，即我們的社會活動可能損害我們對社會的長期價值。”
1965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毛澤東，毛說：“我現在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斯諾理解成毛澤東說自己是“一個撐著破紙傘雲遊世界的孤僧”。
湯因比在最後的一本著作《人類與大地母親》中說：“如果中國人真正從中國的曆史錯誤中吸取教訓，如果他們成功地從這種錯誤的循環中解脫出來，那他們就完成了一項偉業，這不僅對於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且對處於深淺莫測的人類曆史長河關鍵階段的全人類，都是一項偉業。”
1971年，基辛格從北京返回美國後給馬思聰帶來了周恩來總理的一句話，周總理說：我平生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就是馬思聰50多歲離鄉背井去美國，我很難過。聽完這些，馬思聰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失聲痛哭。
高本漢晚年見到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李約瑟問：“你最近一次去中國是哪一年？”高本漢回答：“1928年。”“為什麼近幾十年都沒回到中國去看看？”高本漢沉默了片刻，仿佛自語般地說：“我更喜歡古典的中國。”
據說，安東尼奧尼在中國隻拍攝殘舊或過時的事物。他“專門去尋找那些殘牆舊壁和早已不用了的黑板報”，“田野裏奔馳的大小拖拉機他不拍，卻專門去拍毛驢拉石碾”；他拍攝難堪的時刻，“窮極無聊地把擤鼻涕、上廁所也攝入鏡頭”；還有無紀律的時刻，“他不願拍工廠小學上課的場麵，卻要拍學生下課一擁而出的場麵”。有人說，這是“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
1971年，韓丁見到周恩來。一次，周恩來對韓丁說，到農村考察，不但要看成績，還要看陰暗麵，中國農村還有很多落後陋習。韓丁的女兒卡瑪說：“這年頭誰敢考察陰暗麵呀，回頭再說你別有用心。”周恩來笑了：“卡瑪，你太敏感了。”
小澤征爾訪問北京時，在中央音樂學院聆聽《二泉映月》。據說，聽著聽著，小澤征爾情不自禁地掩麵而泣：“這樣的音樂隻應當跪下去聽啊。”並且真的從坐著的椅子上順勢跪下去。有人說，這話可能是“出於對民間生命力的禮讚，有由衷的敬意，也有某種場合下的客套”。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說過“不要怕中國”的話，她說：“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進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的具有‘傳染性’的學說。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
伽達默爾認為：“中國人今天不能沒有數學、物理學和化學這些發端於希臘的科學而存在於世界。但是這個根源的承載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學今後將從其他根源找尋養料，特別要從遠東找尋養料。”他預測：“200年內人們確實必須學習中國語言，以便全麵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
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說：“我同中國文學的淵源很深，從12歲起就一直讀魯迅的作品。”那時的大江生活在日本四國島上一個森林和山穀環繞的小村子裏。他說：“我還專門把《故鄉》的最後一段抄寫在了學校發給學生的粗糙的寫字紙上。”
德國漢學家顧彬，接受德國權威媒體“德國之聲”訪問時，突然以“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中國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等驚人之語，炮轟中國文學。後來在接受中文媒體采訪時，顧彬說，他並沒有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他說的是，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垃圾。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法國前總統德斯坦曾用中文在吊唁簿上一筆一畫地寫下“深切哀悼四川死難者”，他曾經說：“中國的曆史和文化與西方迥然不同。僅通過一些數據，我們不可能理解中國。中國毫無在全球攻城略地的野心，不像美國那樣對世界其他地方興趣盎然。此外，中國的形而上學思想也與西方哲學截然不同。所以，我們不應用西方的標準來‘思考中國’。中國不是價值觀的輸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