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山素季認為，人們不應羞於在政治上談論同情心和愛心，同情和愛的價值理應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因為正義需要寬恕來緩和。有人問她：“你和別人交談時總是對宗教談論很多，為什麼？”她的回答是：“因為政治是關於人的，我不能將人和他的精神價值分離開。”
1992年，麥當娜在與《名利場》談話中概括了自己性欲天性：“我愛我的性，我認為這是我生活的濃縮。”大多數人可能想著這個，可能考慮把這種肆無忌憚的表達講給朋友聽，但如果要公之於眾則是另當別論。麥當娜說：“性主導世界。”
費裏尼說：“我一天不拍片，就覺得少活了一天。這樣說來，拍片就像做愛一樣。”
納博科夫說：“我天生是一個世界公民，我的俄國隻比一個祖傳莊園的園林稍大一點。”他跟人說過：“我是美國作家，出生於俄國，在英國受教育修習法國文學，然後在德國住了15年，卻不太懂德語。”
經曆了“二戰”的地下抵抗運動，在斯大林時期不與官方合作，長達十幾年的默默寫作，在西方人眼中，赫伯特是鐵骨錚錚的“異見詩人”。盡管赫伯特並不回避政治，也不怯於表露自己的立場，但他的“持異見”與其說是政治的，不如說是文化的。赫伯特曾這樣表示：“詩的語言不同於政治的語言。畢竟詩人的生命比任何可見的政治危機更長久。”
阿裏是一位拳擊手，但是他時常能夠跳出拳擊台來看待這項運動。他說：“我們隻不過是拳擊台裏的兩個奴隸罷了。老板從黑人當中挑選了兩個健壯的奴隸，讓他們進行打鬥，而白人們則開始進行賭博，他們爭著說：‘我的奴隸肯定能打敗你的。’”
曼德拉呼籲黑人“將武器扔到海裏去”，而不要“將白人趕到海裏去”。有人說，曼德拉拯救了一個新南非，他的一生正是博大胸懷的自然寫照，書寫著一個坦蕩而豁達的胸襟，體現著一種包容萬事萬物的海量。南非總統姆貝基說過：“曼德拉隻有一個，他是英雄、巨人，我不可能是他，我隻能是塔博·姆貝基。”
離開權力中心之後的戈爾巴喬夫自承：“追求權力的人應該有一種不能濫用職權的精神意誌。在這方麵，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讀書是博爾赫斯生活中一項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活動，而且對於他的寫作意義重大。他曾說：“我是一個作家，但更是一個好讀者。”在被任命為國立圖書館館長的時候，他已經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無苦澀地寫了一首詩向上帝致敬：“他以如此妙的諷刺／同時給了我書籍和失明……”
貝利說：“我為足球而生，就像貝多芬為音樂而生一樣。”
伍迪·艾倫在英格瑪·伯格曼逝世時說：“因為我多年來對他的狂熱讚美，當他去世的時候，許多報紙雜誌約我作訪談。似乎除了再一次稱頌他的偉大，我還能給這個噩耗帶來什麼價值。他們問，伯格曼是如何影響你的？我說，他沒有影響我，他是一個天才，而我不是。天才是無法學習的，否則其魔術就能延續了。”
什麼叫命運？凱爾泰斯解釋說是“悲劇的可能性”。為了擺脫這種可能性，他作了最大努力的掙紮，然而仍然無法逃脫極權主義的可怕的境遇。他說：“我個人的空間是充滿失敗的勝利”，“我隻是勝利史書中沒有文字的黑色一頁”。他說：“慘敗是今天唯一可以完成的體驗。”
很多人視索羅斯為一個可怕的人，人們甚至叫他“金融大鱷”。索羅斯自己說：“我是一個複雜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區，我以迫使英格蘭銀行屈服和使馬來西亞人破產而出名，即作為投機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區，我被視做‘開放社會’的捍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