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也十分關心理論宣傳工作。2月下旬，他審讀和修改了勞拉翻譯的《論早期基督教的曆史》法譯本。3月底4月初，他又為拉法格的《財產的起源與發展》寫了評論，指出這部著作的優點和不足之處，改正了書中的一些錯誤。5月21日，恩格斯寫信給考茨基，指出考茨基《現代社會主義的先驅》一書的缺點，並對他的研究工作給予鼓勵。
恩格斯對同誌和戰友關懷備至。他寫信給當時在獄中的奧地利工人運動活動家阿德勒，詳細指導阿德勒學習《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他也十分關心貧病交加的巴黎公社唯一活著的將軍符盧勃列夫斯基的生活，認為保證這位老將軍免於極度貧困是“涉及到整個革命的法蘭西的榮譽問題。”[77]他甚至應普列漢諾夫的請求，為俄國女革命家查蘇利奇延醫治病。
恩格斯在生命最後七個月所做的事情是如此之多，說明他晚年仍然保持堅強的意誌，旺盛的工作能力。他對自己的身體十分樂觀，臨終前幾個月還為未來製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作計劃。
首先，他計劃編寫馬克思的政治傳記。這個打算由來已久，還寫過幾份篇幅不大的東西。馬克思逝世後，他看到報刊上發表的有關馬克思的傳記文章，有的粗製濫造，歪曲事實；有的過於簡單，語焉不詳，深深感到編寫一部馬克思的政治傳記是多麼必要。
其次，他打算繼續完成《資本論》第4卷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早在1889年初，他在編輯《資本論》第3卷時已經考慮第4卷的整理和出版問題。考慮到自己年事已高，身體不好，打算從年輕一代中找出一兩個精明之士在他的指導下學會辨認馬克思的筆跡。原來他想讓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做這件事。這兩個人都表示同意，但考茨基並不熱心，伯恩施坦工作又忙，所以1894年底在第3卷出版後，他決定指導馬克思的幼女愛琳娜進行辨認筆跡的工作，以便為整理和出版第4卷作準備。
再次，他還準備把馬克思和他自己的文章以全集的形式重新獻給讀者。由於文章數量很大，又散見於各個時期，許多國家的報刊和出版物上，收集起來十分困難；而且，為了出版全集，必須對這些著作進行大量研究工作，加上必要的注釋和說明，幫助年輕的讀者了解著作的曆史背景等等；同時，還要慎重挑選最合適的出版者。他認為“重印曆史文件以及早期著作的叢書，不容許任何書報檢查——要麼完整無損，一字不改，要麼根本不印。在發表馬克思和我過去的著作時，我決不能同意做即便是最小的刪節以適應當前的出版條件”[78]。
此外，還要再版馬克思和他自己的一些重要著作。例如他早已答應再版《德國農民戰爭》，為此需要對這部著作的開頭和結尾作許多曆史補充。大約在1884年最後幾個月，他寫了《論封建製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看來就是為《德國農民戰爭》修訂版準備的。後來這件工作一直未完成。1894年底，他又重新提起此事，打算就此問題進行深入的鑽研。
這樣龐大的計劃，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1894年底，他十分感慨地寫到：“我的狀況如下：七十四歲，我才開始感覺到它，而工作之多需要兩個四十歲的人來做。真的，如果我能夠把自己分成一個四十歲的弗·恩格斯和一個三十四歲的弗·恩格斯，兩人合在一起恰好七十四歲，那麼一切都會很快就緒。”[79]
雖然1895年春，他身體健壯，精神飽滿，但他已經不無預感地認為，“誰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情；不應當認為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80]這個預感不幸很快成為現實。
八、一盞明亮的智慧之燈熄滅了
當恩格斯正在慶幸自己自我感覺還好、勞動能力也不差的時候，病魔已一步步向他襲來。
1894年冬天，恩格斯寫信告訴老朋友佐爾格：“說實在的，進入七十五歲的人，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精神飽滿了。……從前我蠻不當回事的胃病和感冒，現在卻要求我十分重視了。”[81]1895年1月12日，又寫信給弟弟海爾曼，抱怨一年來身體大不如前，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飲食隨便，不加克製了，“而且當不斷擴大的禿頂越來越蔑視地從鏡子裏望著你的時候，你就不能不承認七十四和四十七完全是兩回事。”[82]當然這並沒有影響他的樂觀情緒，也不會妨礙他多方麵的工作和活動，但畢竟使他不得不嚴格遵守一套適宜於老年人的生活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