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無產階級政黨怎樣對待農民？
勞動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19世紀9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階級鬥爭日益尖銳，農民同盟軍問題日益成為重要問題。為了闡明無產階級政黨的農民綱領，批判法、德兩國工人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恩格斯於1894年11月寫成了《法德農民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視農民問題。早在19世紀50年代初，馬克思在總結1848年革命經驗的時候就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如果得不到農民的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後來在總結巴黎公社革命經驗時，又進一步論述了工農聯盟的必要性和無產階級對待農民的正確態度。但是，第二國際中的機會主義者，特別是法、德兩國工人黨內的機會主義者，違背馬克思、恩格斯的教導，在農民問題上提出了錯誤的理論和政策。1892年9月，法國工人黨在馬賽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個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土地綱領；1894年9月，又在南特代表大會上對這個綱領作了補充，加深了綱領中的機會主義傾向。其主要表現是：把爭取農民隻看做議會選舉的需要，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工農聯盟的重要性；無視農村居民中包含有很不相同的組成部分，籠統地提出聯合農村中的“一切成分”，把富農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土地經營者都聯合起來；犧牲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原則，提出維護農民私有製，“保護自食其力的農民的小塊土地”的錯誤主張。南特代表大會後不久，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蘭克福代表大會上，巴伐利亞黨的領導人福爾馬爾援引法國黨的《南特綱領》，主張在黨的土地綱領中不僅要反映勞動農民的利益，而且要反映富農以及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且散布謊言，說什麼《南特綱領》“得到了弗裏德裏希·恩格斯的直接讚同”。
恩格斯對德、法兩國工人黨內機會主義者的錯誤主張十分不滿，對福爾馬爾的謊言非常憤慨。他在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編輯部的信中寫到：“我不得不聲明……福爾馬爾所掌握的關於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如果我就這個問題發表了意見的話，那麼我所說的就恰好是同福爾馬爾所聽說的相反的東西。”[44]他指出，福爾馬爾是叛徒，其農民政策甚至比小資產者的政策還右。他十分讚賞倍倍爾在代表大會上對福爾馬爾機會主義觀點所持的原則立場，批評李卜克內西袒護福爾馬爾的錯誤態度。他對李卜克內西說：“如果倍倍爾正是在黨代表大會把黨置之不顧的時候抓住了這些問題，那麼你們應當為此而感謝他。如果他把黨代表大會所造成的這種難以容忍的狀況看做是黨內的庸俗習氣日益增長的結果，這不過是他從正確的總觀點出發來看這個具體問題，這一點也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他急於進行辯論，這不過是他履行自己的重大的職責，注意使下一次黨代表大會正確地解決法蘭克福代表大會對之束手無策的那些刻不容緩的問題。”[45]針對李卜克內西認為福爾馬爾不是叛徒的看法，恩格斯寫到：“就算是這樣吧。我也認為他自己不會把自己看做叛徒。但是你把一個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使擁有十至三十公頃土地上的巴伐利亞大農和中農的目前狀況（這種狀況的基礎是剝削雇農和短工）永遠不變的人叫做什麼呢？無產階級政黨是專門為了使雇傭奴隸製永久不變而建立的嗎？這種人可以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巴伐利亞分立主義者，隨便叫什麼都可以，但是難道可以叫做社會民主黨人嗎？！”[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