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恩格斯反對“青年派”的鬥爭較快取得了勝利，那麼，同以福爾馬爾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則要艱巨得多。
福爾馬爾曾經擔任黨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在黨內，主要是在巴伐利亞黨的組織中有一定影響，比“青年派”危險得多。非常法廢除後，他宣揚一整套右傾機會主義觀點。他認為，統治階級廢除非常法，實行自由主義改良政策，是“對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現；因此，應當“用友好的手歡迎善意”。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的實現是“始終不渝地和平發展的結果”。他竭力鼓吹議會道路，認為無產階級“通過議會可以達到一切目的”。在農民問題上，他主張滿足富農的要求，不必改變農村的雇傭奴隸製。
像福爾馬爾這樣的右傾觀點，在黨內由來已久，頗有市場。例如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論調，早在70年代末已經出現。187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的報告》就明確指出：“我們根本不想革命……我們沒有必要推翻俾斯麥製度。我們讓它自己去垮台！……本質上受不可抗拒的進一步發展所製約的國家和社會正在自然地長入社會主義。”這種反對暴力革命，鼓吹和平發展的謬論，甚至影響了黨的主要領導人李卜克內西。他在1891年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竟然宣稱：“革命不在於手段，而在於目的。暴力很早就成為反動的因素了。”更為嚴重的是，1891年6月，德國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起草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中，竟然容納了“現代社會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就使恩格斯深刻認識到，必須對黨內右傾論調進行徹底的批判。
為了揭露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謬論，捍衛和闡明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恩格斯采取了三個重大步驟：第一，公布馬克思的遺著《哥達綱領批判》；第二，發表《〈法蘭西內戰〉一書導言》；第三，向黨的領導機構提出《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
1891年1月，恩格斯不顧德國社會民主黨一些領導人的阻撓和反對，在《新時代》上發表馬克思1875年寫的《哥達綱領批判》。這部重要文獻不僅對拉薩爾主義作了徹底清算，而且明確指出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必須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哥達綱領批判》的發表，沉重打擊了各種機會主義論調，受到廣大黨員的熱烈歡迎。
1891年3月，恩格斯利用紀念巴黎公社革命20周年的時機，再版馬克思的著作《法蘭西內戰》，為該書寫了一篇內容豐富、論述深刻的《導言》，強調指出，“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製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製下差。”[32]例如在民主製的美國，那裏雖然沒有王朝，沒有貴族，除了監視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沒有常備軍，沒有一大批享受特權的官僚，但是，那裏輪流執掌政權的兩大幫政治投機家，卻用最肮髒的手段為最卑鄙的目的而利用這個政權。這就十分清楚地說明了國家的階級性。
恩格斯再次指出，巴黎公社的經驗證明，無產階級必須打碎全部舊的國家機器。他寫道：“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麵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麵應當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33]
針對迷信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右傾機會主義論調，恩格斯在詳細介紹巴黎公社的政治經濟措施及其經驗教訓時指出，“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喊救命。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