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認為，在以前各個時期，探討曆史發展的動力是很困難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關係簡單化了，階級鬥爭作為曆史發展的動力越來越明顯了。自從1830年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以來，資本主義社會三大階級——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利益衝突和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
經濟利益是階級的產生和階級鬥爭的根源。恩格斯分析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產生及其相互關係後指出：“任何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任何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40]恩格斯認為政治製度、國家、哲學、宗教等上層建築，雖然與經濟的聯係有直接有間接，同經濟關係的距離有遠有近，但都是由經濟關係決定的。
最後，恩格斯指出，作為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在哲學領域實現根本變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一開始就主要是麵向工人階級，並且得到工人階級同情的。工人階級沒有對地位、利益的任何顧慮，沒有乞求上司庇護的念頭，科學愈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作為主要是麵向工人階級的著作，“是每個覺悟工人必讀的書籍”。[41]
六、唯物主義方法是研究曆史的指南
恩格斯晚年的時候，繼續關心哲學思潮的發展和哲學領域的鬥爭。他於1890-1894年寫的幾封書信中，在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者巴爾特和德國“青年派”的錯誤觀點時，論述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闡明了意識形態發展的特點和作用，指出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字字句句閃爍著革命辯證法的光輝。
恩格斯指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是辯證統一的關係。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歸根結底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但是，不能認為隻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等等，都對曆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這就是說，經濟基礎是第一性的，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是第二性的。但是，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一旦產生出來，就有相對獨立性和特殊發展規律，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
國家權力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以國家權力為例，具體說明了它對經濟發展反作用的三種可能情況：“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二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並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42]同國家權力一樣，法律既依賴於生產和貿易，又具有反過來影響這兩個部門的特殊能力。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是由於它的各個因素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對獨立性和自己特殊的發展規律所決定。當然，無論上層建築有多大的反作用，生產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