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準備怎樣整理編輯第4卷，他沒有直接說明。不過，他在1884年2月16日給考茨基的信中說，曾打算把第2、3、4卷的內容都包括在第1卷中。這樣就需要對手稿大加壓縮。1884年8月22日，他在給伯恩施坦的信中，也認為《剩餘價值理論》，“確實有很多要刪去”。但是，在編輯第2卷特別是第3卷時，他已認識到，必須盡量保留手稿的原貌，以便讓讀者按照馬克思的手稿自行得出結論。他說：“我把這種編輯工作限製在最必要的範圍內。凡是意義明白的地方，我總是盡可能保存初稿的性質。個別重複的地方，我也沒有劃去，因為在那些地方，像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樣，都是從不同的角度論述同一問題，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說法闡明同一問題。”[57]如果恩格斯親自編輯第4卷，他很有可能繼續采用這種方法。
在整理《資本論》第2卷時，恩格斯已經認識到，由於他是當時唯一能夠辨認馬克思潦草筆跡的人，但他年事已高，視力不好，因此，當務之急是謄清全部手稿。他說，“在沒有把全文謄清成在任何情況下其他人都能閱讀的東西以前，我就不放心。”[58]隻要把原稿謄清了，即使他自己不一定能完成整理出版工作，必要時就可以按照原樣出版。因此，從1884年開始，他就聘請一位秘書作記錄，由他口授手稿內容。
80年代末期，年近70的恩格斯工作繁多，眼疾加重，感到如果完全由自己口授原稿，不僅進度緩慢，而且一旦發生不幸，離開了他就無人能夠辨認筆跡，馬克思遺著的整理和出版就會遇到無法克服的困難。因此，1889年初，征得馬克思幼女愛琳娜的同意，他決定在他指導下，讓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學習辨認馬克思的筆跡，開始著手整理第4卷手稿。1889年1月28日，他在向考茨基正式提出這個建議時寫道：“我預感到，在最好的情況下，我也還需要長時期地保護我的眼睛，以便恢複正常。這樣，我至少在幾年內不能親自給人口授《資本論》第4卷的手稿。
另一方麵，我應當考慮到，不僅使馬克思的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離了我也能為人們所利用。要做到這一點，我得教會一些人辨認這些潦草的筆跡，以便必要時代替我，在目前哪怕能夠幫助做些出版工作也好。為此我能夠用的人隻有你和愛德。所以我首先建議，我們三個人來做這件事。
而第4卷是應當著手搞的第一件工作，可是愛德完全陷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的工作，以及同這裏的業務有關的種種困難和糾紛之中。但我認為，你會有充分的空閑時間，經過某些訓練和實習並在你的妻子的幫助下，比如在兩年內把大約七百五十頁原稿轉寫成容易讀的稿子……隻要你略微學會辨認筆跡，你就可以口授給你的妻子，那麼事情就會進展很快。
……
歸根到底，問題涉及將來某個時候出版馬克思和我的全集，這一點我在世的時候未必能夠實現，而這也正是我所關心的事。我也對杜西談過這一點。我們能從她那裏得到全力支持。一旦我教會你們兩人能容易地辨認馬克思的筆跡，我就如釋重負了。那時我可以少用眼睛，同時又不至於忽略這項非常重要的義務，因為那時，這些手稿至少對於兩個人不再是看不懂的天書了。”[59]
這封信充分表明恩格斯心地高尚、高瞻遠矚，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具有崇高的責任感，對年輕一代寄予殷切的期望。
考茨基同意並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議，從維也納來到倫敦，在恩格斯指導下學習辨認筆跡。考茨基先讀手稿，把它抄出來，然後由恩格斯審讀並根據其他手稿加以補充。恩格斯對這種工作方法表示滿意。但考茨基並沒有按照恩格斯的要求在倫敦工作兩年，不久就離開倫敦，並帶走一本手稿。有好幾年，他根本沒有從事這一工作，也不再向恩格斯提起此事。恩格斯對此很不滿意，要考茨基把手稿寄回。1893年3月20日，他寫信對考茨基說：“如果我知道你打算繼續整理《剩餘價值理論》的手稿，我會把它留給你，可是我已經好幾年根本沒有聽到此事了，而在整理第3卷的過程中經常需要核對手稿，所以我才要你把它寄來。既然你正忙於別的工作，那就很難肯定你什麼時候才能再來整理這本筆記和後麵的那些筆記。對這一點，最近我們要做出一個估計。”[60]當時恩格斯曾經考慮讓愛琳娜學習辨認筆記。這個計劃沒有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