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計劃地調節社會生產。資本主義私有製造成了生產與需求的嚴重脫節，出現了周期性的混亂和崩潰。當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以外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的時候，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有計劃的調節。這時，社會總勞動在各個生產部門的分配，是根據對各種產品的需要確定的。生產出來的產品，再也不是奴役人們的盲目的力量，而是按照計劃，“一方麵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麵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55]
恩格斯當時設想，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建立以後，商品生產將被消除。他說：“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並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於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一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生產與需要的關係，合理安排生產計劃，“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56]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觀點。這個觀點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原因，首先，在曆史上，除了原始社會末期處於萌芽狀態的商品關係外，商品生產都是與私有製相聯係。因此，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商品多多少少是私人生產者的產品。在消滅了私有製，建立了公有製的條件下，商品生產也就失去其存在的經濟基礎。其次，在現實上，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無論城市和農村，都已普遍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後，可以通過剝奪城鄉資產階級生產資料，建立單一的全民所有製。馬克思、恩格斯以英國的情況為依據，認為一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時，人們的勞動就將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從而商品生產將被消除。最後，在工人運動中，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蒲魯東和杜林，都大肆宣傳反對資本主義，保留商品經濟，企圖通過保存商品經濟來保存生產資料私有製，反對社會主義公有製。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將被消除的觀點，也是為了反對蒲魯東、杜林之流維護生產資料私有製的謬論。
十月革命以來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繼續存在和發展商品生產，而不能消除商品生產。特別是對於像我國這樣原來經濟落後，商品關係不發達，自然經濟占優勢的國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杜林硬說，社會主義不能消滅舊的分工製度和城鄉對立。恩格斯指出，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的時候，生產資料奴役人們的狀況將根本改變。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舊的分工也必須消滅。人們勞動的性質將發生根本的變化：“一方麵，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麵，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麵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57]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消滅舊分工已不再是毫無根據的幻想和虔誠的願望，而且有著客觀的可能。首先，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隻要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引起的破壞和浪費，實行普遍勞動的製度，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就可大大縮短。其次，大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它要求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發生變革，要求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正是大工業的發展，要求用全麵發展的個人來代替隻能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恩格斯確信，隻要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新社會，就能徹底消滅舊的分工，造就全麵發展的一代生產者，“他們懂得整個工業生產的科學基礎，而且其中每一個人都從頭到尾地實際閱曆過整整一係列生產部門，所以這樣的社會將造成新的生產力。”[58]
杜林不僅認為無須廢除舊的分工，而且認為城鄉的分離“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這實際上就是要繼續保持生產資料對生產者的奴役狀態。恩格斯指出，大工業的發展，已為消滅城鄉分離提供了條件。從前不得不受到地方局限性製約的生產部門，隨著工業的發展，交通運輸工具的完善等等，已經有可能使工業在全國平衡分布。隻是資本主義製度才使工業過分集中於大城市，使城鄉對立更加尖銳。隻要消滅資本主義，在生產資料公有製條件下，整個社會生產就可以按照統一的計劃進行協調，按照最適合於經濟發展的原則分布於全國。由此可見，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也不是什麼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