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林整整三大卷著作中，充滿著“高超的胡說”。他用惡毒的語言謾罵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對曆史上曾經為人類文化發展作出貢獻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十分妒忌，全盤否定，胡說他們是“白癡”、“怪物”、“江湖騙子”，指責他們的著作是“無聊的蠢話”、“荒唐的老生常談”、“神經錯亂的產物”。他自吹自擂，恬不知恥地吹噓自己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天才”，自己的理論是“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其實，他在哲學上是一個形而上學唯心主義者，在經濟學上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者，在社會主義理論上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正如恩格斯所說：“這個人用吹號打鼓來吹噓自己的手藝和商品，不亞於最鄙俗的市場叫賣者”；他“竟敢把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這樣的人叫做江湖騙子，他們當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來也還是巨人。”[20]
當杜林的謬論出籠時，德國工人政黨在理論上還不成熟。1875年愛森納赫派與拉薩爾派實行無原則合並後，黨內滋長了對機會主義的遷就情緒。雖然杜林的全部作品及其瘋狂的妒忌心在科學上的價值並不比一個空蛋殼大，但是他的謬論卻在黨內和工人群眾中迅速傳播。以伯恩施坦、莫斯特、恩斯、弗裏切等為代表的黨內機會主義分子，對杜林的著作大加讚揚，成了狂熱的杜林分子的代表。他們胡說，“杜林用比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語言與形式來敘述社會主義”、“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學的激進主義補充了馬克思，也可以說繼續了馬克思”；吹捧杜林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為社會主義立下了非常特殊的功勞”。
杜林的流行病，也傳染給了黨內一些革命同誌，甚至迷惑了黨的一些左派領導人。倍倍爾就曾經匿名發表《一個新的“共產黨人”》，吹捧杜林“用嚴謹的科學形式”教導人們“認識社會的運動規律及其後果”。他寫道：杜林的“基本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完全讚同。因此，我們毫不猶豫地宣布：繼馬克思的《資本論》之後，杜林的最新著作屬於經濟學領域最近出現的優秀著作之列”。
在一段時期內，德國工人黨的報刊上充斥著杜林的謬論。一些雇傭的煽動家和淺薄之徒跟著杜林大肆攻擊馬克思，妄圖用謬誤百出、荒唐之極的杜林主義代替科學社會主義。這種情況理所當然地引起廣大黨員和工人群眾的嚴重不滿。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左派領導人白拉克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柏林到處都有杜林的信徒，在有才幹的同誌中間，也不時聽到讚揚杜林的話，因此，批判杜林的工作“必須馬上動手，不然就太遲了”[21]。德國工人哲學家狄慈根說，杜林是“滿嘴胡說八道的庸俗經濟學糊塗蟲”，經常把自己“拙劣的東西重複不知多少次”。黨的著名活動家、《人民國家報》主編威廉·李卜克內西寫信告訴恩格斯，杜林的謬論已在黨的隊伍中造成思想混亂，清算杜林是十分必要的。1875年2月1日，李卜克內西對恩格斯說：“你是否願意寫篇文章（嚴厲地）清算杜林？他在他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史第二版中重複了他對馬克思充滿忌妒的全部愚蠢讕言。我在聖誕節前曾聽到了此人的一次講課：狂妄自大，咬牙切齒地忌妒馬克思，無非是這類貨色。他在我們許多人當中（特別是在柏林）影響很深，必須徹底收拾他。”此後，他又多次請求恩格斯：“你必須下決心收拾杜林”，“急需在《人民國家報》刊登詳細批判杜林的文章”，“請盡快和盡量徹底地批判杜林的著作”，“附上莫斯特的稿件，它將向你表明，甚至頭腦清醒的人也會傳染上杜林瘟疫；清算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