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整個綱領錯誤百出，差不多每一個字都應當加以批判。以這個十分糟糕的綱領為基礎所實現的統一，拉薩爾派將會增強，德國工人政黨將喪失自己的政治純潔性。
恩格斯對待合並和綱領的態度，同馬克思的態度完全一致。在恩格斯寫信給倍倍爾之後不久，馬克思於1875年5月初抱病寫了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在這篇出色的著作中，馬克思通過對《哥達綱領》逐條分析，徹底批判了拉薩爾機會主義理論和路線，進一步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第一次指出了共產主義發展兩個階段的理論及其產品分配原則，指出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麵都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因此個人消費品的分配隻能實行按勞分配。
以李卜克內西為代表的愛森納赫派領導人，熱衷於表麵的統一，無視馬克思、恩格斯的嚴厲批評，竭力為自己的錯誤態度辯解。李卜克內西看到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後，在4月21日寫信對恩格斯說：“當你如此粗暴地寫信來的時候，我正好有時間，但自然沒有興趣回答；現在卻沒有時間了，所以隻談最必要的事。你的責怪是完全多餘的。你所指出的綱領的一些缺點，毫無疑問是存在的，而且我們從一開始就是清楚的——但是，隻要不想使合並的協商破裂，這些缺點……就是不能避免的。”他還自我安慰地說：“合並就是拉薩爾主義的死亡，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對拉薩爾的宗派主義的徹底勝利。”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李卜克內西等人不顧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再警告，在1875年5月底舉行的哥達合並代表大會上拿原則做交易，僅僅略加改動，就通過了《哥達綱領》。在組織問題上，愛森納赫派領導人也作了無原則讓步。根據倍倍爾的建議，新建立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中，拉薩爾派占三名，愛森納赫派隻有兩名。拉薩爾派頭目哈森克萊維爾、哈特曼擔任黨的第一主席和第二主席，占據黨中央主要領導地位。恩格斯氣憤地指出，愛森納赫派不僅接受了一個充滿拉薩爾詞句和口號的綱領，而且在黨的領導機構中，“我們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權利的同盟者，而是戰敗者，並且從一開始就決定了要處於少數地位。”[19]
馬克思、恩格斯對李卜克內西等人“拿原則做交易”的做法十分不滿，原來打算發表聲明，公開表態，但是由於綱領的遭遇比它應該有的遭遇要好些。“一方麵，資產階級愚蠢地把它當做一個革命的綱領加以攻擊；另一方麵，工人群眾從革命的願望出發，對綱領作了共產主義的解釋，從其中領會出它本來應該有但實際卻沒有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公開聲明與這個綱領毫不相幹。不久，德國反動政府頒布反社會黨人法令，工人政黨被迫轉入地下，不可能公開討論修改黨綱問題。
19世紀90年代初，反社會黨人法取消後，德國黨內又重新進行黨綱問題的討論。1891年1月，恩格斯不顧李卜克內西等人的反對和阻撓，毅然在黨中央理論刊物《新時代》上發表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為反對拉薩爾機會主義，傳播馬克思主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四、收拾無聊的杜林
1876-1878年，恩格斯撰寫和發表了一部論戰性巨著：《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上完成的變革》（即《反杜林論》），在批判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杜林的謬論時，概括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最新成就，全麵、係統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部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式的偉大著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柏林大學私人講師歐根·杜林是一個善於鑽營的投機家。他把自己打扮成熱心的社會主義者，有時在講課和著作中對資本主義製度進行不痛不癢的批判，對巴黎公社活動家進行虛情假意的讚揚；但他又竭力投靠普魯士反動統治者俾斯麥，在非常法時期積極參加反社會黨人大合唱。杜林也是一個狂妄自大的無知之徒。60年代中期，他開始著書立說。1875年前後，他以社會主義的行家，同時兼社會主義改革家的麵貌出現，連續出版《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1871年）、《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教程，兼論財政政策的基本問題》（1873年）、《哲學教程——嚴格科學的世界觀和生命形成》（1875年）等著作，攻擊馬克思主義，揚言要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中實行全麵“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