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特·維利希是一個頗為特殊的人物。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同其他流亡中的大人物比較起來，維利希無疑有著值得誇耀的曆史。他率領的誌願部隊在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中英勇戰鬥，使他獲得一定的聲譽。自從流亡倫敦後，他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流亡者勾勾搭搭，在無產階級隊伍中散布小資產階級的毒菌；他用革命的空談代替對形勢的客觀分析，製定了一個又一個荒謬絕倫的冒險計劃；他大搞陰謀，製造分裂，瓦解共產主義者同盟。總之，這是一個以堅強的性格來掩蓋自己欺騙行為的偽君子，也是一個進行小戰鬥和搞小陰謀活動的“英雄”。
在馬克思、恩格斯筆下，司徒盧威也遭到無情的鞭撻。小資產階級政客、巴登臨時政府成員司徒盧威在自己的傑作《告德國流亡者》中，號召建立德國流亡者中央局，以此對抗馬克思、恩格斯領導的社會民主主義流亡者救濟委員會。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命不凡的司徒盧威，是思想僵化、愚蠢不堪的反動文人；他為了在自己的同胞中顯得出類拔萃，不擇手段地時而充當預言家，時而充當投機家，時而充當修腳師，把最離奇古怪的工作變成自己的主要職業，甚至醉心於麵相術、骨相學等荒誕無稽的東西。流亡倫敦期間，他宣布自己發現了人類的六大禍害：君主、貴族、官僚、常備軍、錢袋和臭蟲！馬克思、恩格斯諷刺地寫道：發現這些“禍害”的司徒盧威先生對這些禍害不僅不痛恨，反而與它們非常友好。雖然君主是禍害之首，他卻心安理得地領取了下台君主卡爾公爵一筆相當可觀的酬金；雖然貴族被列為重要禍害，但他在任何社交場合，總不忘記自己“男爵”的貴族頭銜；雖然他充當官僚的時間不長，但卻千方百計為自己的錢袋增光。這個庸俗無聊的家夥，其實就是第六個禍害——臭蟲！
《流亡中的大人物》一書的手稿完成後，馬克思曾經委托給一個自願效勞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亞在德國出版。後來發現這個人是警察局的暗探。於是馬克思在報上對此人作了公開揭露。這份手稿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沒有發表，但手稿中的許多思想，已經貫穿在他們當時發表的一些論文和給朋友的書信中，在反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流亡者的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五、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朋友
在曼徹斯特，恩格斯基本上過著離群獨居的生活。這是由當時的客觀形勢造成的。經過1848-1849年激烈的階級搏鬥，一些同誌犧牲了；一些同誌流落他鄉，很難聚會；一些人把流亡當做營生，庸俗無聊，爭吵不休；一些人心灰意冷，遠離運動，雖生猶死。這種種情況，使性格熱情開朗的恩格斯決心做一個“真正的獨身者”。這樣做，既可以避免出於禮貌而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進行應酬，也可以擺脫流亡者之間的各種糾紛和爭吵，還可以不必承擔那些不可救藥的蠢材們所幹的種種冒險活動的責任，並且可以擠出更多的時間從事學習和研究。他到曼徹斯特不久，就寫信對馬克思說：“我們現在終於再次——長時期以來第一次——有機會表明，我們不需要任何名譽，不需要任何國家的任何政黨的任何支持，我們的立場不取決於這類小事情。從現在起，我們隻對我們自己負責。”[29]
當然恩格斯決不是一個隱士。盡管商行的瑣碎事務占去他大部分時間，他仍然以萊茵人的歡樂性格，一有空暇就到郊外狩獵、跑馬，參加文學藝術俱樂部的活動。這個時期，他除了與馬克思保持頻繁的通信聯係外，還與為數不多的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朋友經常往來。
前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新萊茵報》編輯威廉·沃爾夫是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的親密朋友。他比恩格斯大十一歲，1869年6月21日誕生於德國西裏西亞一個世襲的農奴家庭，從小就為封建領主服勞役。1829年他考上布勒斯勞大學，畢業後在家鄉當家庭教師和新聞記者，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揭露封建官吏、莊園主和工廠主的罪行，批判基督教這個德國封建專製製度的思想支柱的反動性和虛偽性。他知識淵博，性格幽默。有一次他在報上刊登一首從舊詩集中選出的懺悔詞，辛辣地諷刺和嘲笑宗教虔誠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