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與維利希、沙佩爾等人的分歧，明顯地表現在對形勢的估計上。不錯，革命失敗後不久，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認為歐洲大陸和英國會很快發生經濟危機，從而爆發新的革命。在1850年3月發表的《國際述評（一）》中，他們認為，英國的經濟危機可能發生在春末，最遲不過七八月，“危機將是現代英國革命的開端”。[37]在隨後發表的《國際述評（二）》中，他們對大陸各國作了同樣的估計，認為危機和革命一並產生的現象愈來愈不可避免。[38]實踐證明，這個估計並不正確，但在當時卻難以避免。這一方麵是由於事變剛剛過去，既缺乏必要的經濟資料，又缺乏必要的時間對引起政治事件的經濟狀況進行徹底的研究，“不言而喻，這種對經濟狀況（所研究的一切過程的真正基礎）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為產生錯誤的源泉。”[39]另一方麵，由於法國從1789年以來在歐洲曆史上起了主要作用，人們關於革命運動的條件和進程的觀念，都受到法國經驗的影響。巴黎六月革命及其在整個歐洲引起的震動，等等，使人們有理由認為，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其結局隻能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但是，馬克思、恩格斯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們在1850年夏天係統深入地研究了各國經濟發展史和經濟現狀的大量資料，認為歐洲經濟繁榮時期已經到來，最近的將來不可能發生真正的革命。同馬克思、恩格斯的正確觀點相反，維利希、沙佩爾等人否認革命是由一定的經濟原因引起的，而是可以由少數人的意誌和願望“創造”出來的。他們不顧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時代已經到來，革命暫時不能發生的事實，硬要人為地去掀起革命高潮，製造革命形勢。
由於對形勢的看法根本不同，馬克思、恩格斯與維利希、沙佩爾等人在黨的任務和策略上也有嚴重分歧。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既然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無產階級還不能奪取政權，就應該充分利用這段時間，積蓄力量，提高自己改變現存條件和進行統治的能力。為此，必須進行刻苦的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擁護者李卜克內西、埃卡留斯、施拉姆等都把學習作為頭等重要的任務。“學習！學習！再學習！”這是在新的形勢下馬克思、恩格斯對無產階級革命者提出的至高無上的要求。恩格斯告訴魏德邁：“一般說來，馬克思派學習是相當刻苦的，當你看到流亡者間還有些蠢驢，到處獵取一些新詞句，因而最後把自己弄得糊裏糊塗的時候，我們黨的優越性絕對地和相對地增長就顯而易見了。”[40]維利希、沙佩爾這些蠢驢，完全不理解黨的任務和策略轉變的重大意義。他們把革命當作兒戲，主張采取冒險的行動，在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發動起義，奪取政權。他們對工人說：我們必須馬上奪取政權，要不然我們就躺下睡大覺；“問題在於，是我們自己動手去砍掉別人的腦袋，還是讓人家來砍我們的腦袋”。[41]他們的革命空談和冒險活動，危及實際的運動，為反動派幫了忙。
在未來革命的性質上，馬克思、恩格斯與維利希、沙佩爾等人的看法也完全不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將來如果發生革命，也不可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不會導致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假若在時機不成熟時政權落到自己手中，就會使自己陷入最糟不過的境地。維利希、沙佩爾等人“不讚成那種認為資產階級將會在德國掌握政權……的說法”，認為德國新的革命將具有無產階級性質，工人階級必將掌握政權。這種觀點完全是主觀唯心主義，脫離客觀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