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德國農民戰爭的啟示
1850年夏天，恩格斯完成另一部重要著作《德國農民戰爭》。這部刊載於《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5、6期合刊號上的著作，利用進步曆史學家威廉·齊美爾曼《德國農民戰爭史》的材料，通過分析300年前一次偉大農民戰爭，論述了1848-1849年革命時期同樣碰到的許多重要問題。
恩格斯指出，1525年德國農民戰爭所反對的敵人，大部分也是1848年革命的對象。他運用唯物主義曆史觀，對16世紀初期德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和錯綜複雜的階級矛盾進行深入的分析，說明德國工業在14世紀和15世紀雖然有了顯著進步，但16世紀時無論工業或農業仍然十分落後。在封建農奴製度下，農民遭受種種可怕的壓迫和剝削。壓在他們頭上的是整個社會階層：諸侯、官吏、貴族、僧侶、城市貴族和市民。他們被當做牛馬，甚至比牛馬還不如，除了以絕大部分時間在主人田莊上勞動外，剩下來歸自己支配的勞動時間的所得還必須用來繳納什一稅、地租、雜捐、賦稅、戰爭稅、本邦稅、帝國稅等等。主人可以任意打死農民，用“割鼻”、“挖眼”、“車裂”、“火焚”等毒刑折磨他們。這種情況，必然引起農民的反抗和鬥爭。
封建統治階級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往往披上一層神聖的外衣。教育也滲透著神學的性質。要反對封建製度，就必須反對教會統治。正如恩格斯所說，宗教戰爭實質上是有著十分明確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如果說這許多次階級鬥爭是在宗教的標誌下進行的，如果說各階級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還隱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下，這隻能用時代的條件來解釋。[21]由此可見，把這場激烈的階級搏鬥歸結為“神學上的爭論”是完全錯誤的。
《德國農民戰爭》用大量事實說明，以路德為代表的市民反對派，在偉大農民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與他們的後代門徒資產階級立憲派在1848-1849年扮演的角色完全相同。中世紀市民要求廉價的教會，19世紀資產階級要求廉價的政府。路德在從事活動的最初階段曾經發表了激烈的革命言論，號召人們“運用百般武器來討伐教皇和僧侶”，但是當革命的烈火在德國大地上燃燒起來的時候，這位托庇於薩克森選帝侯保護之下的維登堡名教授，這位一鳴驚人聲勢顯赫的偉大人物卻背叛了下層人民，倒向貴族和諸侯。1848年自由派資產階級也是如此。革命前夕，他們還自命為社會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熱衷於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當革命高潮到來時，他們立即與反動派妥協，出賣人民。由此可見，“路德在1517年到1525年這幾年間所經曆的轉變，恰恰就是現代德國君主立憲派從1846年到1849年所經曆的轉變，恰恰就是一切資產階級黨派經曆的轉變。資產階級黨派總是在領導運動時，一轉眼就被站在它背後的平民黨派或無產階級黨派拋到後麵去了。”[22]曆史清楚地表明，“1848年和1849年到處叛變的那些階級和那些階級中的某些集團，其實早在1525年就已經是叛徒了，不過當時是在較低的發展階段而已。”[23]16世紀市民階級和19世紀資產階級的背叛，是造成德國兩次強大人民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市民反對派是資產階級立憲派的前身，那麼平民革命家閔采爾卻是無產階級的萌芽的代表人物。他攻擊宗教的一切主要論點，否認聖經是正確無誤的啟示，認為天堂非在彼岸，地獄根本不存在，信徒的使命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他要求消滅階級差別，消滅私有財產，消滅高高在上統治人民的國家政權，實行最完全的平等，用武器去推翻和消滅阻礙在世上建立天國的諸侯和貴族。這個被恩格斯稱為接近於共產主義的綱領，“與其說是當時平民要求的總彙，不如說是對當時平民中剛剛開始發展的無產階級因素的解放條件的天才預見。”[24]當然，要實現他的理想，無論當時的運動或整個的世紀，條件都還不成熟。他所代表的階級剛剛形成，根本沒有能力去推翻和改造整個社會；他所幻想的社會變革，不僅由於缺乏必要的物質條件而根本不能實現，而且當時的物質條件正好準備著發展資本主義這個和他所夢想的社會製度恰好相反、貧富更加對立的社會。盡管如此，他的理想和計劃，仍然使後代驚歎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