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們感到特別親切的是，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馬克思、恩格斯還對中國革命寄予極大的希望。1850年，中國剛剛發生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馬克思、恩格斯正確指出，起義是由於封建主義這個社會條件和帝國主義侵略所引起的社會危機造成的。他們嚴厲譴責用武力侵略中國的歐洲反動分子，十分同情赤貧如洗的中國人民，指出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已經處於社會變革的前夕，預言中國革命必將勝利。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裏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麼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
馬克思、恩格斯還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發表許多書評，通過批判一些資產階級學者的謬論，具體而深刻地闡明科學社會主義的許多原理。
經曆了革命震動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力圖用資產階級觀點說明革命發生的原因、性質，提出預防革命的靈丹妙藥，英國資產階級作家托馬斯·卡萊爾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1850年出版的《當代評論》中，發表了許多“純粹是胡說八道”的言論，遭到馬克思、恩格斯嚴厲的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卡萊爾從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出發，對1848年革命大肆誣蔑，發表了大量狂怒的胡言，但他對這場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完全不了解。他把清除傳統的封建殘餘、精簡國家機構、實現資產階級自由競爭、消滅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等這些性質完全不同的東西不分青紅皂白地混為一談。這就表明他自己對曆史發展和周圍事物的無知。
卡萊爾對人民群眾要求解放的呼聲深惡痛絕。他不僅反對民主革命，而且反對普遍民主和普選權。在他看來，隻有少數貴人和賢人，才能發現永恒的自然規律，組成強有力的政府，對國家進行有效的治理。這樣，他就完全否認了活生生的人民群眾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暴露了自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分子。
從唯心主義曆史觀出發，卡萊爾認為整個曆史過程是由永遠不變的自然規律所決定。一切實際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就是認識了永恒自然規律的賢人和貴人與不能認識自然規律的愚人和賤人的矛盾。因此，曆史上產生的階級差別是自然的差別，整個社會應該由貴人、賢人和智者來統治。馬克思、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謬論完全是為了維護資本家階級的統治，“當卡萊爾……用最激烈的詞句對利己主義、自由競爭、人與人間封建關係的廢除，供給與需求、聽之任之、棉紗的生產、現金等一再地大肆攻擊之後，我們現在才恍然大悟，所有這些詭詐的主要代表人物工業資產者不僅屬於可敬的英雄和天才之列，甚至是他們中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而在卡萊爾對資產階級關係和思想的一切攻擊中都隱藏著對資產者個人的歌頌。”[6]
資產階級思想家卡萊爾毫不掩飾自己對勞動人民的憎恨。他要求建立一整套關於貴人和窮人的等級製度，從貴人中找出最高貴的人，從窮人找出“壞人中的壞人”加以絞殺。按照他的邏輯，所謂“壞人中的壞人”被殺之後，另外一個又會被作為“壞人中的壞人”處死。馬克思、恩格斯諷刺地寫道：如果按照天才的卡萊爾的辦法類推下去，那麼“最後就會輪到高貴的人，更高貴的人，結果就隻剩下一個最高貴的人——卡萊爾，他是惡棍的迫害者，同時也是貴人的謀殺者，他連惡棍中的高貴的東西也消滅了；剩下的這個高貴人中最高貴的人，突然變成了惡棍中最卑賤的一個，他作為這樣的人便必須絞死自己”[7]。當然，如果所有的人都已絞殺淨盡，所謂永恒的自然規律也就最後“實現”了！
剝去卡萊爾的偽裝，他的整套理論實質上都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剝削製度。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天才的卡萊爾和任何獄卒或窮人的監視人不同的地方隻是他有正直的義憤和道德的意識，他盤剝窮人隻是為了把他們提高到自己的水平。這裏我們看到，愛發高論的天才怎樣在他的救世義憤之下荒唐地維護甚至加深資產者的一切醜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