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回到科倫後，於1月26日被法院傳訊。當局找不到對他進行法律追究的借口，初審法官宣布不再對他在1848年9月的活動提出控訴。
但是反動派並未放棄對恩格斯的迫害。1849年2月7日，他不得不以被告身份出席科倫陪審法庭。同時受到控告的還有馬克思和《新萊茵報》發行人科爾夫。被控的罪名是在《新萊茵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侮辱科倫檢察長和憲兵。
事實是：1848年7月5日，《新萊茵報》發表了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逮捕》，揭露司法當局非法逮捕進步人士的暴行，指責最高檢察官魏茨費爾妄圖取消三月革命的成果，取消俱樂部和出版自由的反動行徑。文章的結尾這樣寫道：
“總之，辦事內閣所辦的事，中間派左翼內閣所辦的事就是如此，它是一個向舊貴族、舊官僚、舊普魯士的內閣過渡的內閣。隻要漢澤曼先生扮演完過渡的角色，他就會被解職。
“而柏林的左派應該懂得，隻要舊政權能占據一切真正有決定意義的陣地，它是能夠放心地讓左派在議會裏獲得小小的勝利和擬定大大的憲法草案的。隻要在議會外解除了3月19日革命的武裝，它是會在議會裏大膽地承認這一革命的。
“左派總有一天會相信，當它在議會裏獲得勝利的時候，它在實際上卻遭到了失敗。德國的發展或許也需要這種對比吧。
“辦事內閣在原則上承認革命，是為了在實際上達到反革命的目的”。[53]
這篇文章的觀點，已被德國形勢的發展證明正確無誤。但反動派卻以此為借口，多次進行傳訊。在1849年2月7日的公開宣判會上，馬克思、恩格斯作了精彩的演說，對反動派進行了審判，“用他們自己的武器來打擊他們”。[54]
馬克思在法庭上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55]《新萊茵報》揭露反動政府的專橫、暴虐、侵犯人權和肆意妄為，不過是履行了自己作為社會捍衛者和人民喉舌的職責。因此，對《新萊茵報》的控告完全沒有理由；“帝國內閣在其起訴書中把《新萊茵報》稱為一切‘壞報刊’中最壞的報紙。我們則認為帝國政權是一切滑稽可笑的政權中最滑稽可笑的政權。”[56]
恩格斯在發言中把捍衛《新萊茵報》與捍衛出版自由聯係起來。他說，檢察機關控告《新萊茵報》的法律根據，是在實行書報檢查製度時頒布的《刑法典》的一些條文。如果這些條文仍然有效，出版自由就會完全被取消。隻要報刊敢於揭露官員的暴行，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甚至要被判刑、罰款和剝奪公民權。在這種情況下，報刊怎麼能夠履行保護公民不受官員逞凶肆虐之害的職責呢？三月革命使人民獲得出版自由，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變。舊的法律與新的社會政治情況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陪審員是抱住舊法律不放，維護反動的書報檢查製度呢？還是挺身而出，根據變化了的社會政治情況對舊法律作新的解釋？很顯然，後一種態度是唯一正確的態度。
恩格斯指出，《逮捕》一文不是把科倫發生的違法事件看做一個孤立現象，而是看做反動派在整個德國同時進行的突然襲擊的鏈條的一環。文章沒有局限於揭露科倫的憲兵和檢察機關，而是力求揭露事情的本質，分析事情的根源。文章指出的論點，已經完全為形勢的發展所證實，漢澤曼已被當做多餘的人而解職；地地道道的“舊貴族、舊官僚、舊普魯士的內閣”——普富爾內閣接替了漢澤曼內閣；當左派的勢力在議會內增長起來的時候，革命已被解除了武裝。文章的光輝預言“左派總有一天會相信，當它在議會裏獲得勝利的時候，它在實際上卻遭到了失敗”，已經一字不差地應驗。這種被證實了的政治預言，是在整個德國同時也在科倫發生的暴行中得出的結果、總結、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