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讓弗裏德裏希·威廉四世仍然頑固下去吧！那時一切都贏得了，過幾個月就會發生德國革命。看他敢牢牢抓住自己的封建形式不放！不過鬼才知道這個可笑而瘋狂的家夥會幹出什麼來。”[8]
1848年3月13日，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爆發武裝起義，推翻反動政府，奧皇被迫罷免反動首相梅特涅。3月18日，柏林武裝群眾與反動軍警發生衝突，包圍王宮，迫使國王威廉第四下令撤軍停戰，任命大資產階級代表康普豪森、漢澤曼組織內閣。人民革命的風暴，沉重地打擊了各國封建反動勢力。
麵對風起雲湧的人民革命運動，恩格斯精神振奮。從1848年初至1849年夏天，他滿腔熱忱地奔波於比、法、德、瑞等國，為打倒封建反動勢力而衝鋒陷陣，成了德國和全歐革命民主派的靈魂。
二、從布魯塞爾到巴黎
二月革命爆發時，馬克思、恩格斯都在布魯塞爾。當時，比利時也出現革命危機，資產階級準備發起爭取共和國的運動。整個布魯塞爾都在竊竊私語：國王利奧波特必須下台，隻有共和國才能拯救國家。
為了轉移人民視線，小小的比利時王國統治者竭力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感情，挑撥比利時人與僑居布魯塞爾的外國人的關係，用逮捕、抄家、驅逐等等極端暴虐的方式對待德國民主主義者。2月28日，馬克思、恩格斯的親密戰友威廉·沃爾夫在布魯塞爾被捕並被毒打，翌日被驅逐出境，而驅逐令竟是在他被捕前簽署的。3月3日下午5時，比利時政府限令馬克思24小時內離開國境。深夜一點鍾，警察搜查了馬克思住所，以所謂“身份證不妥”為借口把他逮捕。馬克思夫人去找著名律師、布魯塞爾國際民主協會主席（馬克思是這個團體的副主席）采取必要措施。當她回到家門時，警察竟然以“遊蕩罪”逮捕了她，極其粗暴無禮地把她與一群流浪女人關在一起。這些令人發指的卑劣行徑，遭到比利時廣大公眾的強烈抗議，迫使當局於第二天釋放了他們。當他們從獄中出來時，24小時的期限已滿，隻好匆匆離開布魯塞爾。
恩格斯料定比利時當局早晚會對他采取措施。3月5日，他寫信對英國憲章派機關報《北極星報》編輯說：“我時刻都在等待著驅逐出境的命令，如果沒有更壞的遭遇的話，因為誰也不能預料這個俄國式的比利時政府還會采取什麼手段。我已作好準備，驅逐令什麼時候下來都行。”[9]
即使沒有驅逐令，恩格斯也已決定離開布魯塞爾，到巴黎參加由馬克思主持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工作。
當時，共產主義者同盟誕生不久，人數不多。同盟在德國大約有三十個小組和支部，在許多地方還有個別盟員，在國外領導著一些公開的工人教育協會。但是，“這個不大的戰鬥隊，卻擁有一個大家都樂於服從的第一流領袖馬克思，並且賴有他才具備了一個至今還保留其全部意義的原則性的和策略性的綱領——‘共產黨宣言’。”[10]
由於法國爆發革命，設在倫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決定將自己的職權交給馬克思領導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以便就近指導歐洲大陸的革命運動。這個決定傳到布魯塞爾時，當地已實行戒嚴，不可能將盟員尤其是德國盟員加以聯合；同盟領導人不是已被逮捕或被驅逐，就是隨時都有被驅逐的可能；而巴黎是整個革命運動的中心；因此，布魯塞爾中央委員會在3月3日作出決定：解散布魯塞爾中央委員會，把中央委員會遷到巴黎；授權馬克思在目前獨自實現中央對同盟一切事務的領導；委托馬克思親自選擇人員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員會。
馬克思於3月5日到達巴黎，3月8日召開同盟巴黎支部會議，決定建立德國工人俱樂部；3月11日在巴黎組成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馬克思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恩格斯當選為中央委員。
1848年3月21日，恩格斯從布魯塞爾來到巴黎，立即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的活動。由於德國出現大好的革命形勢，他打算隻在巴黎短暫停留。
當時，馬克思、恩格斯特別關心德國的運動。這不僅因為德國是他們的祖國，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奏。資產階級準備推翻政府，無產階級則準備隨後再推翻資產階級。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共產黨人現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是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是因為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更發達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所以，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