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大學讀書的時候，馬克思開始研究黑格爾哲學，參加黑格爾派博士俱樂部的活動，同青年黑格爾派的著名人物布魯諾·鮑威爾、卡爾·科本等建立聯係。這個時期，他大量閱讀黑格爾的著作，深入到黑格爾哲學的大廈中，在那裏發現了閃爍著天才光芒的辯證法，內心無比激動，決心緊緊抓住被發現的東西。1841年春，他寫成畢業論文《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差異》，獲耶拿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表明他對黑格爾哲學有著精湛的研究，在學術思想上已經比黑格爾哲學和青年黑格爾派大大前進了。
大學畢業後，馬克思原來打算發表《博士論文》，在波恩大學任教，同布·鮑威爾共同編輯《無神論文庫》，但由於普魯士國王威廉第四登上王位後，反動統治加強，一些進步學者被迫離開大學，鮑威爾也被解除波恩大學教授的職務，這使馬克思不得不放棄在大學任教的計劃，於是，他把“批判的熱情”轉到新聞界，參加剛剛創建的萊茵地區資產階級激進派機關報《萊茵報》的工作，決心以報刊為武器，對封建專製製度進行鬥爭。
馬克思在新聞戰線上的革命活動，是從反對普魯士書報檢查製度、爭取出版自由開始的。1842年，他先後寫成《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和《評萊茵省議會關於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兩文，尖銳抨擊了普魯士政府於1841年底頒布的新書報檢查令。馬克思指出，新書報檢查令是虛偽而反動的。它一方麵聲稱“堅決反對加於寫作活動的各種無理的限製”、“承認公正而善意的政論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另一方麵卻對寫作活動規定了種種的限製，要求人們在寫作時必須“嚴肅和謙虛”，嚴禁發表“有害傾向”的作品。馬克思指出，所謂“嚴肅和謙虛”，就是不許人們去探討和發現真理，不許人們用自己的風格寫作，這是對作家的無理限製。對於這個扼殺一切進步出版物的製度不需要放寬或改變，而需要根本廢除。馬克思也反對資產階級把出版自由降低為行業自由的主張，認為這是在未保護之前先行扼殺的一種對自由的保護。如果把出版自由降低為行業自由，把出版物當做掙錢的手段，這樣的出版物，即使擺脫書報檢查的束縛，也決不是自由的。因此，“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於不要成為一種行業。”[49]
在《萊茵報》發表的論文中，馬克思還堅決捍衛“政治上和社會上備受壓迫的貧苦群眾的利益”。當時，德國正處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地主階級對森林、草地和從前由農民公共使用的土地進行大規模掠奪。農民為了反對掠奪，便到處砍伐林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就所謂“林木盜竊”問題進行激烈的辯論。馬克思根據會議記錄，嚴厲譴責林木占有者貪圖私利的階級本性和剝削階級國家維護剝削者利益的反動實質，指出等級國家不過是大私有者統治和掠奪人民的工具，私人利益就是國家機關的靈魂，一切國家機關不過是大私有者的耳、目、手、足，為大私有者的利益探聽、窺視、估價、守護、逮捕和奔波。正是研究“林木盜竊”和摩塞爾河農民的處境，推動他由純粹政治轉向研究經濟關係，並從而走向社會主義。
從1842年8月15日起，馬克思正式擔任《萊茵報》主編。他主持編輯部期間，報紙的革命民主傾向日益濃厚，在社會上的影響不斷擴大。他在報上發表的論文，矛頭指向普魯士封建專製製度，表明自己是一個堅定的革命民主主義者。
1843年3月17日，普魯士反動政府查封了《萊茵報》，馬克思利用這個時機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6月19日，他與燕妮在克羅茨納赫結婚，並在這裏住了幾個月，進行廣泛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法的關係正像國家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50]
1843年10月，馬克思偕夫人燕妮來到法國巴黎。在這裏，他參加了工人運動，並且認真研究曆史，研究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思想認識和政治立場發生了根本的轉變。1844年2月他在自己主編的《德法年鑒》上發表的《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等文章中，論述了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和無產階級的偉大曆史使命，要求先進哲學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強調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武器的批判。這就表明，他已經完成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偉大轉變，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